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而采取的最激烈、最集中、最强硬的手段。当政治手段无法解决时，便诉诸武力手段。因此每场战争都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在现代战争中，媒体被当作政治工具纳入战争轨道，其政治功能被逐步放大。战时政治环境也演化为媒体重要生存环境之一，对媒体产生重要影响。
一、战时媒体听从于政治指挥棒未来局部战争与政治联系更为紧密。过去的全面战争是以打垮敌人为目的，手段具有极端暴力性，政治目标模糊。二战以来历次战争从发展趋势上看，未来战争将是人类理智控制战争规模的军事斗争形式，表现为一定有限目的下带有全面性特征的局部战争。未来战争受政治、外交因素的制约大，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在战争进行的进程中，交战双方往往同时进行紧张的政治外交活动，都企图通过政治外交活动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条件。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形式与军事斗争形势密切配合，共同服务于战争的政治目的;而战争的结局，或是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一方取得胜利，或是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从未来局部战争的全过程来看，它一刻也不脱离政治，为政治目的服务贯彻始终。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它实际上就是一场“地缘政治战争”。“倒萨”是美国整合中东战略构想的开端，美国寄希望于这个战略构思取得成功，从而产生它所期望的地缘政治效应。
在现代战争中，媒体作为舆论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战争轨道，服务于有限的政治目的。一战是人类历史第一次“总体战争”，其特点是，与军事行动相比，政治战、经济战和意识形态战也是决定性的。从一次大战开始媒体作为政治宣传工具开始明显介入战争。正如当时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言：“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顺从地为‘战争宣传务，以此来鼓动群众的战争狂热和战争仇恨。”科索沃战争时，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在接受美国休斯敦电视台的采访时所说的:“美国政府发动了两场战争，一场是军事战，一场是媒体战。”美国国际行动中心负责人也指出，“宣传机器也是美国战争机构的一部分”。在现代战争，媒体的介入已不是仅仅停留在报道新闻的简单层面上，而是表现为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战争体系中。在战争中，新闻宣传可以最大限度地争取盟友，孤立敌人，陷敌于众叛亲离之地，置敌于心理弱势、劣势境地，利用传媒大造舆论，对敌方实施攻心夺气乱谋的作战，展现出传媒心理战的重要效果。
在现实世界中，无论媒体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置身于政治之外。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的权能不断膨胀，它越来越成为一种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超级力量。“它拥有对其它一切人、一切组织或权利要求的权威，不会遇到来自于一个与之平起平坐的权利要求者的挑战。”[1]_战时，新闻媒体必定要置身于强大的隐性或显性的政治环境中，并被其影响和控制。在西方，哈贝马斯就曾明确指出，公共领域中大众传媒受到政府权力和私人势力的双重宰割。战时政治影响媒体是必然的，只是在方法技巧上变得更隐蔽，使受众更容易接受。
二、政治决定媒体报道的焦点“新闻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的功能，又使新闻业成为国家机器中的宣传机器。在任何制度下，国家以及政党都要掌握一部分新闻媒体直接为其活动服务，……对那些团体的新闻事业，国家则通过新闻权力机关实行间接控制。”正是由于政治这只无形的手对新闻媒体的操纵，战时政治斗争的焦点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媒体不遗余力表达着政治话语。
1•战争合法性。任何一场战争都会被区分为“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战争。如果一场战争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不合法的战争，战争发起国必然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因为国际社会代表的是一种集体力量，国际社会虽然不一定会团结一致对抗挑起战争的国家，但肯定会使该国进行战争的阻力更大。因此，战争指导者总是想方设法地使其战争合法化。
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在国际政治中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它又不能有效运用媒体在国际上宣传，不能得到大国的支持，无法阻挠安理会通过不利于自己的决议。而在美国的提议下安理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谴责伊拉克的侵略行为，使伊拉克处于联合国组织中被告的法律地位。
但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和英国为了获得联合国授权对伊拉克动武，使尽浑身解数也未能得逞。这使得美、英发动的这场伊拉克战争缺乏法理依据，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国际法准则。媒体也围绕着这场战争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大量报道，以此来谴责美英的行为。
2.战争正义性。战争的道义基础应该通过正当理由、正当目的、合法权威、成功可能、最后手段、对称性和区别性等正义战争理论的标准来判定，但由于各国民众并非每一人对于战争都具有辨别是非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宣传决定人们对待战争正义性的态度。几乎任何一个交战国为了自身利益，都要进行正面宣传，标榜其正义性，以此来鼓舞士气，征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同情。
越南战争，美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它进行的是不义战争，并被国内媒体报道，掀起反战浪潮，得不到国内国际的支持，美军官兵士气的极度低落，美国政府在巨大压力下最终决定从越南撤军。在海湾战争中，美国汲取越南战争的经验，十分重视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利用传媒宣传其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尚未开战，在道义上已先失利，战争爆发后世界民众的反战示威一直未停。
3.商船等证据在美国报纸上广泛宣传，对于促使美国参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海湾战争中，美国新闻界大量报道伊军在科威特抢劫、强奸、杀人放火等犯罪行为。伊拉克也不甘示弱，积极搜集和揭露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平民目标，特别是对宗教场所、医院、学校等被破坏情况，宣传多国部队对伊平民的伤害。伊拉克战争中，伊军利用媒体向国际社会大力宣传美军空袭造成的平民伤亡，而美军则矢口否认，宣称只有少量平民伤亡，使世界人民产生这是一场“卫生”战争的印象。
4.人道主义灾难。“人道主义”是现代战争中的关键词。它可以是粉饰发动战争的理由，也可以是战争引发的结果。它常常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同时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力。科索沃战争时，西方各主要新闻媒体开足马力，对南斯拉夫所谓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北约对南的空袭作了大量的报道，为北约的政治和军事行动起了极强的造势作用。而南斯拉夫的媒体也针对西方的报道进行了新闻反击，极大鼓舞了南斯拉夫军民的爱国热情和战斗勇气，争取到了广泛的国际舆论支持。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新闻发言人布鲁克斯在战况通报会，常图文并茂地介绍前一天的战绩，用电脑演示美军的精确制导武器是如何完美命中目标。使整个轰炸过程犹如一场电脑制作的游戏，掩盖了其中的血腥、毁灭与死亡等人道主义灾难。多数美国媒体也都在报道中有意弱化人道主义灾难这块内容，而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美军的伤亡情况等与美国公众情感上较为接近的内容。伊方发言人则经常在半岛电视台的节目中控诉，美军空袭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引发人道主义灾难。
5.战后重建问题。在许多战争的初期，战争指导者主要关注是军事上的胜利;但在战争后期，战争指导者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战后重建中实现既定的政治目的。在战争后期，经常出现政治性的外交谈判和军事斗争同时进行的情况，战争指导者以军事上的胜利促进外交上的胜利，又以外交的胜利保证军事上的胜利能够体现在战后和平的安排上。伊拉克战争中，由谁主导伊拉克战后安全与重建，国际社会与美国发生尖锐分歧。美国表示，美、英为推翻萨达姆政权付出了鲜血和金钱的代价，理所当然地应主导伊拉克战后安排和重建。法国、德国、俄国以及国际社会多数国家认为，发动伊拉克战争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伊拉克问题应该回到联合国框架内解决，应由联合国领导伊拉克战后的安排与重建。战后重建是实现政治目的关键环节，政治斗争的热战也是媒体报道的焦点。各国媒体成为本国政治诉求在国际社会的重要表达者，不遗余力为国家利益服务。
三、政治决定媒体报道的倾向性
“信息并不在真空中流动，而是在早已有所归属的政治空间中流动。”⑴奶如作为信息流动渠道的媒体无不掌握在一定的政党、政府或财团手里，因此无不具有一定的报道倾向性。这些基调和倾向性或明或暗地表现于传播之中。根据政治立场和倾向的不同，本国媒体可区分为：左派媒体、中间派媒体、右派媒体。国外媒体可区分为：敌对媒体、中立媒体和亲我媒体。当然这些倾向性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随着情况的发展而变化。
国内媒体，大的原则是与政府一致的，但由于每个媒体的派别倾向，因此也有不同的声音。伊拉克战争发动前，围绕着是否使用军事手段解除伊拉克武装问题，美国媒体大致分为三派：反战的左派、观望的中间派以及支持武力“倒萨”的右派。
国外媒体的政治倾向性主要由本国政府的倾向性决定的。敌对国家由于政治上的敌对性决定了其媒体宣传的特点是针锋相对，互相攻击，总是想方设法使对方陷入困境。拿破仑曾说过：“三份不友善的报纸比一千把剌刀更为可怕，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的对敌宣传产生巨大破坏力，以至于前德军总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称:“我们的敌人建立了一个‘德国自信心破坏部’。它的领导人是协约国中最大的流氓——北岩爵士。”中立媒体一般持孤立主义，或观望态度。孤立主义是外交政策的观点的一种。在美国历史上，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孤立主义曾经扮演过一个强大有力的政治角色。美国总是借用孤立主义政策来观察事态发展，研究制定政策，维护自己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迟迟不介人战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孤立主义的媒体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过程，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之间，对克林顿政府的军事干预政策，美国一些报纸也刊登了代表共和党孤立主义传统的反对文章，但终因这些“声音”太小，力量太弱，而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亲我媒体通常是同盟国或政治利益相同的国家。如在伊拉克战争中，日本、英国媒体对于美国而言就是亲我媒体。他们通常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在战时的宣传中能同仇敌忾，发出相对和谐的声音。
四、政治决定媒体扮演的角色
在平时，媒体是传递信息的渠道，其主要责任是做一个监督社会和政府的“看家狗”(watchdog)。但在战时特殊时期，由于政治诉求的异化，媒体的角色也开始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战时政府政策的代言人。政府需要借助媒体传递本国信息，影响外国公众舆论，争取对本国对外政策的理解，以此来贏得国内民众和国际舆论的支持。同时媒体还可以为政府战前动员造势、战争进程中配合军事行动，战后重建进行宣传等。在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中，北约新闻发言人谢伊就在78天内举行80次新闻发布会，他毫不掩饰其中的主要目的：
(1)要说服大众舆论，阐明北约行动的“正义”;
(2)要向米洛舍维奇表明北约的决心;(3)要安抚科索沃人民。W(P41)由此可见，战时任何政府都希望借助媒体来为自己代言。
2.媒体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国际政治斗争，是交战国全面对抗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战时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现代战争中直接的军事对抗越来越少，国际论坛上的辩论越来越多，媒体对政治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因为“一个好的宣传政策可能会节省—年的战争。这意味着会节省上千万英镑，无疑还有上百万人的生命。”
美国海军新闻局局长肯特尔•彼斯上将称全球性媒体是“军事力量的放大器”。“在时间紧急、情势危机下，全球性媒体是配合军方战术威慑的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宝贵资产。”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为争取强大的中立国美国的支持，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都对美国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宣传战。最终以协约国的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和戈培尔发动了被新闻学界称为“广播大战”的宣传战。“希特勒和戈培尔相信，广播可以激发人民为伟大的徳国而献身，同时也可以挫伤敌人的士气。”1999年，美国为贏得了北约主要成员国对轰炸南斯拉夫的支持，利用西方媒体，炒做“种族清洗”新闻，.进行政治动员。
有时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政治意图还会改写新闻的真实。真实性本是新闻首要要素，但当国家处于非常状态时，它不得不屈服于政治意图。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1917年说句名言：“当战争来临时，第一个伤亡者便是事实真相。”伊拉克战争时，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指责战时的新闻发言人为了政治目的而说谎。作者感叹道：“我们该从哪里了解事实真相?”科索沃战争中，北约方面的新闻媒体通过片面和虚假的报道，使得战争的面目在他们的人民和相当范围内的国际舆论面前发生了有利于北约利益的偏离。
五、政治决定控制媒体报道的规则
真实性、时效性、新闻自由是新闻传播的天然诉求，这与政府、军方对宣传口径和涉密报道的严格要求产生了矛盾。政府需要通过对媒体的控制来控制舆论，以保证战争能够持续进行，从而有机会取得胜利。按照国际法，一旦国家卷入战火之中，则须依法转入战时状态，可以制定相应的新闻管制和检査规程，或者在必要时设立相应机构，直至战争结束。因此与平时相比，战时政治以更大的力度控制着媒体报道的规则。
大棒加胡萝卜规则。对于那些有影响力，遵守游戏规则合作性的、倾向己方的媒体提供较多的特权。对于不合作，发表负面报道的媒体和记者采取报复惩罚措施：拒绝安排采访，停止消息供给，公开指责，甚至诉诸行政手段。新闻记者在战争中是弱势群体，他们无法保障自身的安全，要进入战场采访要经交战双方至少一方的许可。他们有时还不得不依赖官方的“信息源”来获得战场信息。他们通常面临着两难选择：是坚持客观中立而被驱逐或惩戒，还是暂时做妥协，换得报道到底的机会。记者如果想从政府或军方得到战场信息，或被允许采访，只有选择维护政府和军方的利益，否则将陷人无法报道的困境。
战时新闻法律规则。历史证明，建立松紧适度的战时新闻法律，对战时传播实施有效调控，是影响战局向有利方向发展的必然选择。以美国为例，“一战”中，威尔逊总统签署的《间谍法》涉及实施强制性新闻检査。1918年，《惩治叛乱法》赋予当时的公共新闻委员会全面文讯检査的大权。同年通过的《间谍活动法案》判定发表或撰写任何被认为有助于敌人的言论的行为有罪，按照这条法律，877人被判定有罪。新闻记者和普通大众最终接受了政府对信息的管理。其后制定的《战时美国定期报刊规程》则使美国的战时新闻管制和检査政策细节化和法制化。“二战”时，美国国会于1940年通过了《史密斯法案》，对言论自由只做了少数限制。1941年12月19日，罗斯福总统根据《第一战争权力法》设立了文讯检査局，1942年1月15日，《美国报界战时行动准则》和《美国广播界战时行动准则》出台。随着历次战争的实践，美军战时新闻法制日趋完善。
硬管控规则。主要是施行强制性的政策，设置专门机构，强化行政控制，协调与媒体的关系，监控媒体的报道，“净化”战场信息流通。以美军为例，美军在“一战”时施行“三重限制”(自发检査、国务院和陆军部的检査)相结合的管控制度。人侵格林纳达，为确保军事行动成功，美军实行了空前严厉的新闻封锁，事后才有12名印刷媒体的记者和摄影师在军方批准后进行了由其安排的实地釆访，但电视报道组不允许进人。海湾战争时，美军实行记者团制度，主要采取了以下做法：一是封闭战场敏感区域，建立“新闻记者团”，控制记者的活动范围，严禁记者个人自由采访;二是为每位记者发放基本规则表和准则表，配备专门的公共事务军官陪同，并对所有新闻稿件加以严格的“保密”审査;三是对记者资格审核认证，随时取消违反规定者的采访资格，甚至将其驱逐出战场。伊拉克战争，美军施行“嵌入式”报道，允许新闻记者全方位跟随美军作战部队，作全程跟踪报道。但美军同时也做了不少限制性规定。在战争爆发3天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美军司令部弗兰克斯就对记者规定了“三不政策”，即不得问美英联军的伤亡情况;不得提与目前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有关的问题;不得问与今后军事行动计划有关的问题。
软调控规则。实践证明，一味“封堵”的管制措施只能使媒体为敌所用，损害自身利益，不符未来战时的需要。因此还需要“软调控”，将“疏”与‘‘堵”、“合作”与“禁止”相结合。如有限有选择的信息公开、新闻传播中的“议程设置”、新闻发言人制度、策划新闻等。海k战争后，美国国防部在致美国国会的最后报告中指出：“新闻报道的原则一方面要考虑到作战行动保守秘密，另一方面也要让公众了解军事行动的进展情况”;“要及时准确地提供消息，让公众、国会和新闻媒体知道和了解有关国家安全与防务战略方面的具体情况”。由此可见，实行新闻软调控原则是明确的，既要让公众了解一些情况，又不能让公众所了解的情况产生负面影响。到伊拉克战争，美军的官方新闻发布会已经形成了极为成熟的运转机制。美军的战时宣传又素有“报道派”传统，建立在海量信息发布优势和高技术演示的基础上，最终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未来战争中，政治成为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媒体。无论媒体是否愿意承认，要想在战时的政治环境中舒适的存在，就要了解它，适应它。我们的新闻媒体要为未来战争做好准备，必须正视政治对媒体的产生的巨大影响，并加以研究和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