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化为政治服务，儒家文化尤其如此。儒家文化在汉代封建统治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儒家文化自秦焚书坑儒走向低谷，又从汉地兴起逐渐强盛。自汉高祖刘邦起，儒家思想逐渐进入政治领域。陆贾作为汉朝早期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为汉初稳定社会提供了一系列的政治理念，并且与诸子百家融会贯通，使儒家思想达到另一个阶层。至西汉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为汉武帝大一统的雄才大略提供了多层面的思想理念以及政治策略。儒家思想由此站在了诸子百家的最高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文化”的概念极为广泛，儒家文化就某种意义而言是政治文化。首先，儒家文化为政治服务。汉初，由于长年的战乱导致生产力不足，统治者采取了修养生息的政治策略，推行黄老无为而治。待生产力恢复，为了巩固政权即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陆贾代表的汉初儒学家力谏刘邦“仁义为本”，陆贾在其著作《新语》中提出：“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席仁而坐，杖义而强。”，在他看来统治者必须注重仁义道德，这是施政之本。其次，儒家文化也是从政文化。儒家文化发展至西汉汉武帝时期达到顶峰。其他各家学说或被分流或被融合，如此，从政做官必须要学儒学，正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
早在汉高祖刘邦起义不久，就网罗了一大批忠实的儒生，以协助其推翻秦朝，建立新的王朝。儒生也因此开始进入政治领域，不断为新的王朝长治久安提供相应的策略。如陆贾，对汉朝政治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陆贾建议刘邦“行仁义，法先圣”，“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即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原则，彻底改变“秦以刑罚为务”的重大失误，以防“覆巢破卵之患”。
他强调，真正足以担当重建社会秩序之任，弥补思想空缺的只有儒学，只有儒家思想和儒家伦理才是治世良药。由此看来，陆贾对西汉王朝未来发展的对策性思考便主要是基于秦王朝速亡的教训，并由此得出抑法尊儒的原则性结论。这样的政策建议，对于饱受秦朝的严刑厉法摧残的百姓来说，极具安抚作用。
在当时，儒家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迎合了新生的统治阶级的想法。对于重建社会意识形态有极大地积极作用。而在当时，由于经过长年的战乱，社会动荡，民心不稳，在后期发展之中，由于黄老之术深得封建统治的意愿，因而，得到兴盛发展。
在这样的政治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儒家思想虽没有占据一定的政治地位，却也得到了发展的机遇。其思想的核心内容，在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之下，儒家思想吸收其长处，“仁”亦在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上有所展现。从汉高祖到窦太后，都没有废止儒家思想，而是任其发展壮大。
随着汉朝的兴盛发展，原来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无为而治”已经无法满足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经过战后的一系列恢复政策，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逐渐在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得到迅速的发展。
西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用以稳定社会。在这样的政治以及社会背景之下，董仲舒顺应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求，以儒学为主体和外壳，杂糅各家思想，以阴阳五行学为哲学原理建立起具有神学色彩的新儒学体系。
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春秋大一统”等观点，将君主统治影射到天道上，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这些思想，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各国家的巩固，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由此，儒家，在经历了秦朝的大洗劫以后，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西汉时期，董仲舒自举贤良政策踏上政治道路，儒家思想在董仲舒的改造之下，顺应汉朝的发展需求。首先，其“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思想主张，在对策中向汉武帝阐述以《春秋》正统王道的思想：“臣谨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尔”。这段话意思是要求皇帝秉承天意，以王道治理天下，这样人顺王意，王顺天意，天人合一，成为王道的起点。
从根本上确立了皇权至上，巩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将皇权与神的存在相结合，说明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性以及不可动摇性。这样的主张，在当时，对由于汉初实行的分封制而导致的中央权力的分散有很好的集中作用。在信奉神灵的封建统治之下的社会，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皇亲贵戚，都对神灵怀有畏惧感。
董仲舒结合儒学思想，解释皇权顺应天命，因而至高无上，从而起到加强皇权的作用。与此同时，又以“天”来限制皇帝的个人私欲，用“天人感应”这一理念制约皇权，将秦朝亡国的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
其次，其“春秋大一统”思想，董仲舒的这一理论继承了孔子关于“大一统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之上”的思想理念。汉朝在景帝时代曾出现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
汉武帝雄才大略，安内攘外并举。在西汉达到鼎盛时期时，一步步从匈奴手中夺回领土，使汉朝摆脱匈奴的牵制。“大一统”的思想为汉武帝的军事策略提供了必要的后盾力量。
根据这一理念，董仲舒认为只有思想的统一才有法度的统一，进而才有政治的真正的统一。用统一的思想来构筑统一的政治。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代思想界树立起儒学的权威。
再者，其“三纲五常”思想。董仲舒的“五常”与“三纲”统一排斥对伦理必然和道德原则的理性认识，对孔孟的继承同时否定了前人的“仁德”至上和“仁德”理性形式地认识，他的理论具有明显地实践形式性和实践片面性特征，如果讲孔孟的直接理论中还有诲人不倦和谆谆善导让人们知道仁与礼为何物，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就是要让仁与礼通过对君、父、夫的意志服从中得到绝对体现。
最后，儒家思想之中的“以德治国”在董仲舒的提倡之下，为汉朝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汉时期，封建统治阶级虽然信奉黄老的“无为而治”，但仍然不可避免地沿袭了秦朝严刑峻法，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
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为了防止社会动荡，董仲舒主张“更化”思想。就是以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维持和巩固汉王朝统治阶级专政。他提出：行礼义，施仁政，以德治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他视“德治”主张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
作者：刘志远 来源：金田 2014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