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农民工一直都是我国社会结构中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一群体也越来越壮大，其主要原因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逐渐增加并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总数高达一亿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日益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他们跟传统的农民工一样处在社会的边缘，他们利益表达同样缺少有效的渠道和方式。
论文关键词 农民工 新生代 政治参与
“新生代农民工”指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在1.5亿外出农民工中约占60%，即近1亿的数量。在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第一次提到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词汇。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的农民工有着诸多不同，他们外出务工不再以追求生存问题为主要目的，更多的是个人行为的追求梦想，他们更加主动地想融入城市生活，希冀摆脱农民的原生角色，能够更加长期稳定地在城市中生活下去。这一切的成因在于他们本身存在的几个基本特征。
（一）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
第一代农民工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受教育水平很有限，据下表所知，农民工文化程度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占65.2%；高中或中专学历的不到20%；受过高等教育的极少，大专及以上程度的仅占1.4%，小学及以下水平为18.9%，参与职业培训的；相对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中受教育程度有了较大提高，不识字或者不识字的人数仅占0.4%，而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早已超越了20%，参加职业培训的人数也超越了30%；就整体来讲上一代的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仅有8.8年，低于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水平，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已经达到9.8年。
新生代的农民工越来越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观点，他们希望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知识，他们对学习有着强烈的渴求愿望，学习也成为他们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他们对下一代受教育的程度也有着极其厚重的希望，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显示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学历的期望都是大学学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历，三者合计达89.1％，其中希望子女将来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高达38.8％。
（二）归属感模糊，对家乡的认同逐渐减弱
新生代的农民工低龄化，出外打工的年龄平均在二十岁左右，且基本上都是未婚青年，大部分上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就走进社会开始打工，在婚恋、嫁娶、生育等诸多问题上基本上在打工所在地完成。由于他们外出打工的低龄化，他们往往不具备务农常识和经验，对农业劳动态度淡漠。新生代农民工的外无目的相对上一代农民工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不再为了生存而匆匆碌碌，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理想、开拓眼界走出农村，尽管在城市背井离乡，他们更愿意融入城市生活，希望摆脱自身农民的原生角色，这与上一代农民工安土重迁的思维观念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三）性格缺乏相对稳定性
新生代的农民工大部分是80后、90后，他们身上有着80后、90后的显著特征：自恋、物质化、责任感不强、感情丰富而又脆弱、承受能力弱、生存能力差，而这些特点在他们的工作当中也有所体现。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会选择或者不能长期忍受条件艰苦的工作，在工作和就业眼高手低。虽然新生代的农民工中不乏成功者，但是大多数仍在迷茫中摸索着，这就与他们的性格有所关联。他们往往在意得志满时飞扬激越，但一旦受打击时就又困顿迷茫却不寻找出路，甚至停滞不前。当然这些与他们的阅历、年纪等有关系，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性格上新一代农民工缺乏相对的稳定性。
二、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边缘化问题
农民工是一群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奔赴城市，但他们同样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新生代的农民工与上一代的农民工很明显的一个不同就是他们对自己所受到的待遇更为关注，不断寻求着融入城市人的生活，期待像城里人一样获取地位和尊重，不再希望被称作廉价劳动力，对职位有着更高的追求，一旦自身的利益受损就会采取必要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甚至一些不理智的人会采取一些极端手段。
新一代的农民工公民意识逐渐苏醒，对于自我权益的维护更为主动，在社会活动中不断寻求通过各种渠道来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参政意识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他们在社会实践当中不断开阔视野，接纳新事物，转变自身观念，提高了自我的参政能力。毋庸置疑的是新一代农民工的参政议政热情空前提高，然而面对现实却是新一代农民工在政治生活中话语权的缺失。2003年“总理讨薪”事件轰动全国，堂堂总理沦为讨薪使者，其中原因不得不引人深思，究其原因则在于农民工自身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政治上的边缘化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缺失，政治参与的缺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表达受到阻碍，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在城市环境中，新一代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没有获得城市人的一样的政策和条件，因此他们往往处于整个城市生活的底层，他们是城市中的“候鸟”型人群，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但是这也就是问题所在，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一方面他们无法取得务工所在地的户籍，无法参与当地的政治生活，与之相冲突的是新一代农民工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参与能力，打击了他们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他们长期在外务工，被排斥在农村政治生活之外，根本无法参与乡村的政治生活，而现有的法规政策和制度下，农民工根本无法通过有效途径表达和维护他们的自身利益，从这一点上来说是农民工政治参与相关制度的缺失。总之，新一代农民工是处在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区，他们无法享有作为公民的政治权利，面临着参政议政热情的提高与现行制度下政治参与困境的矛盾。这一问题的解决，就要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的相关制度，畅通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追根溯源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法和渠道。
三、走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困境
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变量。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政治参与能够推动政治民主的发展，满足社会多元化利益的表达需求，促进社会的稳定，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毫无疑问关乎国家的稳定、民主等重要问题，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课题。“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农民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才能够推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形成的多方面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困境的解决要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因素着手，一方面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素养，增强政治参与的能力；另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减少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社会阻力。
（一）大力发展乡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
新生代农民工远离家乡，宁愿身处城市生活底层的原因在于农村经济的不发达，农村资源的相对缺少，无法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需求，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首先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健全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其次，要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再次，要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创业的政策，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第四，要大力发展城镇一体化，引进更多社会资源，满足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发展的需要。
（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综合素质
“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个体的政治发展”“一个国家如果有许多人不识字，就不可能有现代式的民主”一个国家中公民受教育的文化程度越高，那么公民参政能力也越强，国家政治的民主程度也越高。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的能力就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实现对他们的继续教育再学习再充电。首先要加强他们的法律意识，提高他们依法维权的意识，多方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知法、懂法、用法，同时，应加大劳动法律普及工作力度，积极营造一种良好的法制环境；其次，要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意识，长期在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摆脱小农思想，要提高他们在思想上的认识，加强他们对城市文明意识的培养；再次，要进一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推进农村基础教育，提高他们就业技能和社会生存能力。
（三）优化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
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形成也基于社会环境的相对不完善，营造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良好环境就要积极调整公民、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氛围。首先要创新政府的管理模式，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政治生活，完善相关政策和法律，方便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增强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其次，营造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社会氛围，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偏见，加强城市市民和农民工的交流与沟通，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第三，要适应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热情，培养积极政治参与的社会文化氛围，提高农民工的政治文化素养。
（四）加快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建立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长期机制
现行的二元城乡户籍制度无疑是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原因，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尴尬位置。首先，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边缘化问题，就要统筹城乡发展，实施国际化的户籍制度，实行居住地户口登记制度，利用网络实现电子化户籍管理；其次，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为农民工政治参与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再次，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网络的熟悉状况，构建政治参与的网络平台，增加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机会，积极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建设，拓宽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的渠道。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股逐渐壮大新兴的社会力量，在新生代政治参与热情提高的背景下，面临的却是农民工政治参的尴尬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长期不畅通，无疑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走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困境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需要公民、社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长期化和有效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