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阶级的价值诉求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变得更加清晰，随着整个英国经济的不断复苏、福利待遇的不断扩大、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受教育机会的增大等，这些都为工人阶级的子弟能够有机会从他们世世代代较为“封闭”、“落后”、“萧条”的乡村中“离家出走”。加之这部分人又聪明过人，通过有缘人搭建平台，凭借自身的努力，能够在众人中杀出重围，获得“奖学金”，实现他们的求学梦、升学梦，并在不懈的发奋图强中获得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这是他们的父辈未曾想过的。这批人以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1918-2014)、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为代表，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获得了“奖学金”，进入了利兹大学、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他们都带有“奖学金男孩”无限荣耀的光环，在各自的成长道路上刻写着重要的文化政治，并促使后人去思考他们成功背后的文化特质，以及这些特质所蕴涵的“文化身份”。霍加特、威廉斯和霍尔都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们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启蒙、建构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成就自我的过程中，有很多人生的相似，比如都因成绩优异从乡村走向城市，从边缘走向中心，这都源于英国当时对英国本土和所属殖民地人们接受教育的“恩惠”政策。霍加特、威廉斯和霍尔是英国当时教育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因共同的志趣和人生价值聚集在一起，他们的成功被刻写着“奖学金男孩”的文化特质，这种文化特质所形成的认知就是文化政治。“奖学金男孩”文化政治已经内化为英国文化研究所考量的主题，它对探究英国文化研究、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英国新左派文化政治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
“奖学金男孩”(Scholarship Boy)最早出现在霍加特《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1998)一书中，他以自身为思考和研究的对象，充分刻画出他作为时代幸运儿的形象，他能够获得“奖学金”，并成功顺利地进入大学学习，这是充满奇迹的。但是，在他成功的背后，他使用了这样的表述：“奖学金男孩是被连根拔起(uprooted)的一代，充满着无限的焦虑(anxiety)和忧伤。”①。霍加特曾这样说明他写作这一部分内心的真实想法，认为，“尽管这一章应该要写，但是它是最难写的一个部分”②。从这里我们可以大致判断，霍加特在写作这部分内容时，其内心是非常纠结的，甚至是在充满焦虑的状态中完成了他对“奖学金男孩”的刻写。与其说是他在刻写他自己，不如说是他想借他自己这种“名分”去刻写“奖学金男孩”这部分群体在英国现实社会面临的处境和尴尬，有希冀、有好奇、有渴求、有期盼;有痛楚、有彷徨、有怀疑、有焦虑等等，这些都是“身份的错位”，他们在人生成长和求学的道路上无数次地扮演着“熟悉的陌生人”(familiar stranger)的角色，在不断的场景中转变着他们各自的角色。
霍加特的童年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幸的，早年丧父母。从小就懂事的霍加特勤奋好学，聪明过人，在他11岁的那一年，他受到汉斯雷特(Hunslet)地区的杰克雷恩初级学校(Jack Lane elementary School)校长的青睐，在其大力推荐下，霍加特成为了该校第一个参加11岁以上学生考试的新生，并最终进入到利兹“最漂亮”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库克伯恩高中”(Cockburn High School)。这是霍加特人生的第一次重要转折，也是充满传奇的转折，正是在这所文法学校里，他不断感知到大学对他来说，那只是迟早的事情。不过，在这所文法学校里，像霍加特那样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本身就不太多，他们的直接目标不是高中毕业就走入社会，而是要参加15岁到16岁的那一场最重要的考试，这直接决定他们能否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这对工人阶级家庭出生的孩子而言具有莫大的诱惑，这也给霍加特带来了足够的动力。为了人生的前途，他曾这样描述他在文法学校所承受的精神压力，“这段时间我已经没有了生活的乐趣，每天都坐在卧室的书桌前，精神却不能集中，有时半天也没写出一个字。接下来是服药和被家人送到海边疗养。在这种难得的间隙之中，我终于从阅读中找到了一条出路，一种精神支撑。我终于知道……能有自己的发现是多么重要，应该在老师的教导之外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③。
这是10多岁孩子对他生活那个时代接受教育的直观感受，他希望能够摆脱当时英国陈旧的教育思想和观念。霍加特认为，他们那个时代接受的教育几乎都是灌输式的，填鸭式的，被动式的。学生只是被动学习的机器，有机会参与课堂讨论，大量地扼杀了个人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曾指出的那样，这种教育制度“鼓励的是驯服的接受(submissive receptivity)而不是独立的行动(independent activity)”④。而教育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尤其对那些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学生而言，要想在求学和读书的道路上改变他们人生的命运实在是极为艰难的事情，这也难怪霍加特用“奖学金男孩”去指代像他那种能从工人阶级万人之众“脱颖而出”的佼佼者，这其中的酸甜苦辣等各种滋味只有“奖学金男孩”自己才能最真切地体会得到。霍加特很幸运，作为工人阶级子弟的杰出代表，在他18岁那年，因成绩优异，获得了利兹大学的奖学金，成为了该大学英文系的一名名符其实的“奖学金男孩”，他无疑是那个时代、那种教育产物中的幸运儿。当然，作为一名“奖学金男孩”带着无限的光环和荣耀，但是要想在大学学习中有所成就，并能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立足，走出自己的人生轨迹，这才是最重要的。毋庸置疑，事实证明，霍加特是英国工人阶级子弟学习的榜样，他最终不仅在大学谋得了职位，更重要的是，他还利用“大学”这种神圣的平台去传播他的思想，并践行他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有机公共知识分子”的担当，成就了英国知识生产领域中的“英国文化研究”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潮。与霍加特一样，威廉斯和霍尔都以“奖学金男孩”为身份特质，在不断践行英国工人阶级文化批判的过程中，积极参与社会政治运动，利用新左派、成人教育、新左派文化刊物等各种载体和平台去实现“奖学金男孩”文化政治的诉求，最终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创建和发展中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无疑，霍加特成为了英国文化研究中“奖学金男孩”的首要文化符号和身份符号。 霍加特对英国教育思想的忧虑随着1944年的巴特勒教育法案(Butler’s Education Act)和1963年的关于高等教育的罗宾斯报告(Robins Report)的出笼逐渐得到了好转。对工人阶级接受教育最直接的影响源于巴特勒教育法案，它是英国教育发展中带有里程牌式的法案，它结束了二战前英国教育制度发展不平衡和不均衡的现状，形成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相互衔接的国民教育制度。该法案规定实施5-15岁的儿童义务教育，11岁考试后，按照成绩和兴趣分流接受不同类型的中等教育，最重要的措施是为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去满足那些学习成绩好但上不起学的工人阶级子弟的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受教育状况。霍加特无疑是幸运儿，他于巴特勒教育法案颁布前就通过“奖学金”实现了他的大学梦，这足以说明，他是幸运中的幸运儿。按道理说，他本应高兴才是。但是，他以其自身求学的经历，自身的感悟，自身对工人阶级“共同体”的认知和共有的“情感结构”为底色，不断地反思他所属的“阶级属性”认同，工人阶级的“心理属性”认同和“文化属性”认同。这些“奖学金男孩”的认同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为“《识字的用途》一书中特别指涉的男性、白人、英国人、工人阶级属性等。……一方面，奖学金男孩有其工人阶级出生背景，同时他试图通过不懈的努力攀登到中产阶级的行列之中”⑤。这种认知正是那个时代具有工人阶级文化属性和工人阶级立场的学者们的真实写照。他们挂念他们赖以成长的那片热土，牢记他们拥有的天然的工人阶级的“身份特质”，在通向人生成功的过程中，借助“奖学金男孩”这种别样的人生选择，踏入了一条实现他们人生价值的康庄大道。从这种意义上讲，霍加特、威廉斯和霍尔等英国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都是以“奖学金男孩”文化意向为事业发展的起点，去开创属于他们人生价值的文化旅程。
二
霍加特是那个时代“奖学金男孩”最优秀的代表，蕴涵着工人阶级出生的子弟和知识分子在面对接受教育中的困惑、无助和忧虑。但是，只要你足够聪明、懂事，能够在时代中找准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和位置，那就一定有机会杀出重围，走向一条康庄大道，去实现自己既定的人生目标。毫无疑问，英国的“奖学金男孩”是这群人在实现自己人生志向过程中具有的“象征”和“化身”，已经变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为工人阶级子弟的出路指明了光明的成长道路。霍加特发明了 “奖学金男孩”这个富有时代特色的“术语”，而新左派文化政治中的诸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对自我人生的超越，实现对社会的改造，实现对社会的人生抱负。威廉斯也是最杰出的人物。他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1932年获得郡奖学金，进入阿伯加文尼的亨利八世文法学校，1937年8月获得威尔士国联协会奖学金，赴日内瓦参见青年大会，1938年7月获得高中毕业证书(英语、法语、拉丁语科目)、政府奖学金，于1939年10月顺利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攻读大学本科，1946年6月参加英国文学荣誉学位考试，获得三一学院高级奖学金。而英国新左派文化政治的代表人物霍尔也是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就展露出优秀的才华，深受老师的喜欢，博览群书，于1951年获得“罗德奖学金”，从加勒比海的牙买加启程，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文学专业的学位。这些都无疑不彰显出“奖学金男孩”在那个时代对社会、文化所刻写的深深烙印。毫不夸张地讲，“奖学金制度”成就了这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成就了他们对英国社会赋予的历史重任，赋予了他们对社会的担当。从历史的维度看，作为“奖学金男孩”的他们对社会怀有独特的情感，持有独到的认知，拥有独立的见解，一路走来，为英国新左派文化政治、英国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建构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霍加特曾指出，奖学金男孩“正在受到考察的态度影响‘焦虑与无根’(the anxious and the uprooted)被认为主要是失去了平衡(lack of poise)，带有不确定性(uncertainty)”⑥。从本质上讲，霍加特看得更深入、更透彻，他探究到了“奖学金男孩”背后蕴涵的“文化身份认同”、“价值观”和“人生观”等，诠释的是作为工人阶级文化的“根”在教育制度和社会历史变迁的冲击中他们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奖学金男孩”与工人阶级文化的男孩最大的不同在于“奖学金男孩”在社会认知中不断地被多重文化身份和多重文化意识所困扰，他们在工人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之间博弈、在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中挣扎。艾伦·洛弗尔曾深刻地阐释出像霍加特这样的“奖学金男孩”所具有的内心世界和文化特质：从霍加特身上来看，奖学金男孩最典型的特征便是不确定性;他所处的位置两种文化的摩擦点造就了这种不确定性。霍加特进入大学后，他的学历将他带离工人阶级却没有让他进入其他阶级。这个过程始于霍加特的小学时期，那是他能力出众;在当地文法学校中成为最有出息的孩子让他更加与众不同。在文法学校时，他渐渐从同学中脱颖而出。霍加特和同龄人分开，因为他们进入了不同的学校，而且霍加特需要利用晚上的时间完成作业，而不是和伙伴们在街上玩耍。他还因为需要安静的学校环境(霍加特先生曾说过，他常常得不到安静的环境，被迫在吵闹的客厅学习)，以及家庭男性成员的缺乏，而与他的家人分开。当霍加特离开家乡去上大学的时候，他进入了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不再严格训练他的世界。他不再需要为了持续的考试而费神。新世界的价值观让他感到不自在。霍加特内心中的一部分是欣赏他在这个新世界所发现的事物：智慧的游戏，宽阔的视野，某种风格。他想成为这个由成功而智慧的中产阶级分子建成的亮晶晶、繁荣、冷静、摆满书籍和充满学术讨论氛围世界中的一员，他曾透过门缝窥见这个世界，在简短的访问中感到自己的笨拙，意识到自己指甲的肮脏。霍加特内心的另外一部分又是对这个世界感到不平;他对它嗤之以鼻，它的自满、认真的社会关切、它的知识分子的咖啡聚会、它在牛津大学里文雅的子孙，以及它的米尼弗夫人式或拉姆齐夫人式的贵夫人(Mrs. Miniverish or Mrs. Ramseyish)在文化上的自负。霍加特已经发现这个新世界中最自负和稀奇的事物了，这些事物让他明白，这个世界中的人根本不知道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没有明确的自然抱负和缺乏等待完全认识新世界的耐心，这个奖学金男孩因为教育体系的不确定性和含糊性而被抛弃了。⑦从很大程度上，这种认识和分析是中肯的，深刻地洞察出霍加特在“奖学金男孩”背后具有的多面人生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因面对不同文化和身份的碰撞，而产生出内心的不确定性、焦虑性，面对新的生存环境，他既好奇，又排斥，既想拥有，又表现冷漠。只要换位思考，站在“奖学金男孩”这些学者的立场去感知，不难发现，他们看似光鲜的背后处处都是险滩，处处都处于困惑和焦虑之中，他们在“身份错位”的认知状态中不断地与他们本人、与时代、与社会、与现实语境博弈和斗争着，去实现他们矛盾生存环境下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霍加特从出生开始，每前进一步，都势必在他内心最冲突的地方，书写着矛盾和痛苦。他与家乡的分离、与同伴的分离、与家庭的分离、与文法学校的分离、与他熟悉的环境的分离等都足以让他的身份不断的产生错位，在此基础上，带着对新世界的向往又一次与大学这种陌生的环境产生了冲突和隔阂。他思念故土的乡土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但现实是他眼前面对的 “光怪陆离”的现代世界，他嗅到了中产阶级的学术气息。霍加特在比较和对比中陷入了无限的阵痛之中，内心充满了矛盾。因为奖学金男孩始终处于“两种文化”：他们原来的文化(original culture)和知识武装起来的文化(intellectual equipment)以及“两个世界”学校与家庭的交点上，而这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⑧。这种没有共同点的认知从本质上指向了工人阶级文化和其背后的“阶级意识”问题。
这些奖学金男孩在求学的人生历练之中，不断转换着他们的社会角色，他们的根和文化身份变得“飘逸”，成了被连根拔起的群体。霍加特曾指出， “我记得，很多年了，或许很长的时间，他们不再具有真正属于任何群体中的一员的意识，我们都知道，很多人确实在他们的新环境中找到了一种平衡，他们成为了 ‘去阶级化’(declassed)的专家，通过一段漫长的奖学金攀登只有获得博士学位进入了他们自身的发展圈，那些优秀的人才成为了优秀的管理者和公务员，并能自由发挥”⑨。还有一部分奖学金男孩就稍显平庸，从事一些低级职员或高级工的工作。但是，所有这些奖学金男孩都属于“无阶级的知识阶层” (classless intelligentsia)，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夹缝层中，身心疲惫。霍加特曾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他们内心深处的矛盾形象：“他不能直面他自身的工人阶级身份，……有时，他为他的出身感到羞愧;他已经学会了对工人阶级举手投足的不屑一顾，甚至还显高傲。他还常常在清晰地说起自己出生时还对自己外貌特质显得不自在;当他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很多言语和举手投足每天都离他远去时，他的内心充满了不确定性或愤怒。”⑩
这就是现实中的大多数“奖学金男孩”的文化特质，他们在阶级认同上出现了摇摆和动摇。在思想观念上，他崇尚传统的工人阶级的意识，但是对中产阶级的生活既充满敌意、鄙视，又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在这种无形的张力磁场之中，有一个不断诱惑和引诱奖学金男孩攀登的“阶梯”(ladder)，这是一种形象的比喻，预示着人的成长和发展就得像爬梯子，这种爬梯子的过程虽然充满艰辛，但是它也是通向光明前途的梯子，这种梯子更形象地表达出工人阶级文化阶层在实现人生梦想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阶级的“阶梯观念” (ladder idea)。这是被政府规训的“奖学金男孩”，霍加特的用意是希望借“奖学金男孩”去改变现有的世界，但是毕竟富有这种批判精神和责任感的“奖学金男孩” 知识分子还是少之又少。这是霍加特最为忧虑的。这种想法与威廉斯和霍尔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奖学金男孩”不是一般意义而言的意义，而是指，“奖学金男孩” 具有的批判意识、独立思考意识、有责任担当意识，这是研究和思考“奖学金男孩”文化政治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事实上，他们这些“奖学金男孩”在建构起文化理论和改造现实世界时，是言行一致的，这是他们被世界瞩目和后来的学者所敬仰的原因。
同时，工人阶级文化的共同体观念内化为对本阶级的“团结观念”，在英国现实生活中表征为“阶梯”观念，它是工人阶级的整体生活方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或替代性观念。在工人阶级文化圈中有非常大的影响，被视为是走向成功的一种标记。但是威廉斯并不认同“阶梯观念”带给工人阶级文化的变革性影响，在他看来，“阶梯是资产阶级社会观念的完美象征，因为尽管它无疑提供了向上爬的机会，但同时也只能为个体使用：你只能独自顺着阶梯向上爬。这种个体性攀登当然是资产阶级的模式：应该允许一个人改善自己的境况”。 在威廉斯看来，这种阶梯观念只是个体行为、少数人行为，并不能构成工人阶级整体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作为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要能够根据自己的具体实际情况和能力去找寻一种适合本人的工作，而不是一味地去追求向上爬的“阶梯”观念。由此，威廉斯曾严肃地指出，“阶梯观念引发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真正价值冲突，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两种相互关联的方面反驳这个社会阶梯说：首先，它削弱了共同改善这一项本应是绝对价值的原则;其次，它把等级制度变成了裹着糖衣的毒药，特别是它提供了一种美德等级制，依次在本质上区别于金钱等级制或出身等级制”。这种认识指出了威廉斯对“阶梯”观念持有的态度，用人为的对“阶梯”的认识从主观上把工人阶级共同的文化割裂开来，由此，威廉斯进而指出，“阶梯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替代品，我们必须理解其所有含义;重要的是，带有阶梯标志的人们越来越多，他们应该向自己、也向自己的人民诠释阶梯的含义：因为阶梯可能会对这些人造成极大伤害。无论怎么看，阶梯最终还是不顶用;它是一个分裂社会的产物，将会随着这种社会一起消亡”。 平心而论，“阶梯”观念本身没有好与不好之说，只是学者们人为地赋予了工人阶级群体攀登“阶梯”这种文化符号。从这种意义上讲，威廉斯所反对的“阶梯”观念与他认知的“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是背道而驰的，也是他极力反对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像威廉斯、霍加特、霍尔等这些英国新左派的卓越领导人，他们大都天然具有工人阶级的文化特质，天质聪慧，后天勤奋，是英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受益者，他们通过不懈努力，以“奖学金男孩”这种特有的名分获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工人阶级群体“阶梯”观念的攀登中他们是佼佼者，是那个群体的少数精英。其实，在他们的内心世界涌动着很多的矛盾情绪，一方面他们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为工人阶级呐喊，为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找寻出路，表现出对“阶梯”观念带来的负面情绪的无限忧虑。另一方面，他们本身确实是通过“阶梯”观念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杰出代表，他们肩负着工人阶级族群的文化使命，利用其独有的学术平台，在较为有利的学术生态中为工人阶级文化的“整体生活方式”出谋划策。从另一个侧面讲，他们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确实借助“奖学金”这种制度以及“奖学金男孩”背后的“阶梯”观念这些文化认知把他们自身与工人阶级族群无形地割裂开来，这也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这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方能解读“高处不胜寒”带给他们本人和整个工人阶级的文化意向。总之，像霍加特、威廉斯和霍尔等这批新左派文化学者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刻上了“双重文化认知”、“双重文化身份”、“双重文化焦虑”、“双重文化断裂”等烙印，这些就是新左派文化思想家和文化研究名家最真实的内心写照。三
归根结底，霍加特谈奖学金男孩的文化特质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是想借奖学金男孩中的“重要的少数”(earnest minority)不仅要传承好工人阶级的文化，体现真本的工人阶级的文化本质，还要更多地为提升工人阶级对社会的辨别能力和鉴赏能力，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整体实力奋斗。霍加特进而指出，“对这些少数派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对现状重新认识，并认识到他们的前辈所为之努力的思想现在正面临被遗弃的危险，物质进步会促使工人阶级在内体上倾向于将一种卑贱的物质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重要的少数”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就是“通过思想上的启迪和教育作用，将人们从物质享受和令人麻痹的大众文化中觉醒，共同去建设一个真正民主和平等的社会”。 这些“重要的少数”就是以霍加特、威廉斯以及霍尔他们为代表的一批学习成绩优异的“奖学金男孩”，他们在勤奋好学的基础上，以政府兴办高等教育为契机，把人生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实现了“奖学金男孩”对个人成长的贡献，以及“奖学金男孩”对国家做出的贡献。这深深地刻写着“文化身份”和“阶级文化”的烙印，因为对“奖学金男孩”来说，这确实是对他们成长和事业的发展极为重要的，也是里程牌式的文化政治。这不断地激励着这些“奖学金男孩”在英国社会的大舞台中乘风破浪，积极利用他们作为“边缘群体”的优势能量，践行对社会的批判和拷问，积极参与新左派文化政治，参与对英国社会的批判，与社会对话、与草根为伍，不断展示出“奖学金男孩”所具有的非同一般的过人才华。他们都为文化研究在英国的崛起、发展、拓展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受到了后来学仁的高度赞许和评价，这正是“奖学金男孩”文化政治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宝贵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