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我为大家带来了传统文化的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你们喜欢。
浅议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
摘要：弘扬中华文化,需要我们摒弃任何文化成见,公正客观地对待人类在其历史进程中创造的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正确认识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这是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的发展;重新认识;综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266-02
中国的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生以及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可以上溯到5000—7000年以前。按照文化的总体倾向及本质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
从先秦时期到前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与成型期，这个时期中国文化的要素构成与本质特征基本成型。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历史，中国文化的发展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充满战乱的动荡年代，由于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竟然造就了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得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传统文化，使得我国古代文化不仅跨越了南北的广大地域，而且内容更丰富、更多样化，显示出了华夏文化的多元性的特色。
从历史的发展、传统文化的演变来看秦汉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从先秦至汉，完成了中原华夏多种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和构架基本形成，她们之间此消彼长、融会贯通，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
(二)佛教东渐、儒道释并存与理学的形成
东汉时期，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第一次受到外来文化——佛教的挑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剧烈动荡，战乱、灾祸、死亡随时降临，于是佛教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便扎根盛行。正是在这儒、道、佛等多元融汇的和各家思想多向演化的历史洪流中，中国传统文化显示了它的包容力和生命力。佛教日益民族化、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排斥、适应与融合
宋后，一方面中国各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另一方面明中期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资本主义体内萌芽，中国封建文化日益突显。鸦片战争之后，士大夫门领略到了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势，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人们清醒的意识到旧传统思想文化的体系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转变形态了。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低估与复兴
中国近代文化过程，从文化层面观察，是一个中国文化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并试图对自身做出调整以适应西方文化、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中国甚至出现了一股强劲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潮流，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传统进行重新认识。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中国社会自20世纪初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反传统激流的喷涌
从1919年到1980年代末，整个中国社会主流的思想文化是激进的和全面的反传统主义，儒家传统首当其冲，这是儒家传统在当代中国演变的第一阶段。
从1917年提倡白话文开始，“五四运动”开辟了全面彻底地否定儒家文化的进程，对传统的否定由政治层面进入文化层面。领导“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靠移用西学、西政就可以解决的，必须要以西方的现代文化全面代替中国的旧文化。五四运动中具有最高价值的是“科学”和“民主”的观念。她们是从西方启蒙思想中借用来的救中国的思想武器。
直到““””结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在思想方面，过去那种否定一切人类文化传统的做法改变了。但是，这个社会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回到了“五四”时期的起点。整个80年代全面拥抱西方文化和全面谴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这成为当时强劲的思想潮流。
(二)对传统的重新认识
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激进的反传统主义逐渐退潮，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得到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复兴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开始恢复，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复兴儒学的呼声由弱到强，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同。
首先，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从来没有根绝，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的深层中和日常生活之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传统社会历来发挥着“齐人心、正风俗”的作用。历史进程表明，人们摧毁了传统的价值体系之后，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大家一致接受的、足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价值体系来重塑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因而造成了严重的价值缺失、精神失落和信仰危机。然而，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必须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在经过一次并不成功的尝试之后，人们重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传统文化。通过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资源来摆脱价值危机，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来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意识。
其次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之所以能够逐渐走出激进的反传统主义，重新倾向于肯定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与价值认同的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一体化的同时，也日益凸显了文化认同的问题。在人类交流日益便利和频繁的背景下，越是与不同文化接触，难么“我是谁”的问题就越突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根植于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才能真正在全球多元的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任何一个民族，乃至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真正依靠纯粹外部文化来建立“自我”，只能深入自己的传统文化来实现“自我”的确立。目前，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事实，它将在经济和政治上为世界作出巨大的贡献。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转变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有一批真正理解、认同儒学价值，同时又能欣赏、接受西方优秀文化的知识分子，对重建儒家传统做了不遗余力的努力。这股浪潮至今在以强劲的势头向前发展，毫无疑问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不可能单纯地依赖于某一种文化形式,而是在新的实践下实现各种不同文化形式的互斥互补、交融碰撞、综合创新。不同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创立的不同文化形式,有互相排斥、冲突和对立的一面,也有融合、互补和统一的一面。我们不能“蔽于一隅”,而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予以审视。因此,不管何种文化,在当代中国都将面临一个现代转换的问题,或者说都面临如何中国化的问题。
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古代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是对那个时代的问题和任务的解决和解答,在今天要想发挥其积极作用,就必须实现其创造性转换,使其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表达形式上都要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四、结语
因此,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共有精神家园,需要我们摒弃任何文化成见,公正客观地对待人类在其历史进程中创造的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正确认识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真正实现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与融通，这是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1]刘向阳、刘志扬、韩书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浅析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如何选择、如何继承、如何与服装设计相结合，要既不失传统、又能符合现代生活品味，都需要不断的尝试与反复的验证。关于这个话题可研究的层面很多、能借助的方法也很多，我们就从中国元素的角度来讨论现代服装设计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关键词】传统文化 中国元素 服饰 设计
从古至今，服饰，作为人类形象外在的表征，它的风格化，个性化，民族化的艺术魅力，集成了具有丰富感性和理性内涵的服饰文化。这种与人类生息共存、形影相伴的文化现象，是民族、宗教、信仰、民俗、艺术、社会、经济乃至意识形态等多层因素通过服饰语言的生动映现。
一、如何设计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服饰产品
如何在传统设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时尚化改造，是服饰设计人员经常思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也是中国服饰产品实现自身特色，走向世界必须面对的挑战。
(一)中国传统服饰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装设计的突出点是具有一眼就能看出的中国味道，中国漫长的历史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除了常见的立领、侧衩、盘纽、滚边、还有纹样、配色特别是风格理念等很多中式元素可以在现代设计中加以应用，这就需要设计师具有良好的中国服饰文化素养，不断努力挖掘。
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其文化中国元素是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结合。例如，历代皇室所穿着的、使用的物品，即使形式不同、用途各异，但无不是传递皇家身份地位的文化中国元素;而民间的剪纸刺绣又处处流露出祈求吉祥平安之意。我们一定要学会批判的继承，并不是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中国元素都适用于现代服装设计。所谓的不适宜，同样更多的体现在内涵上。因此我们应该明确的认识到哪些中国元素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这些中国元素又传递了怎样的文化信息。这便给我们的服装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能够找到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元素，还要将这些元素巧妙的运用于现代设计之中，这便是我们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现代服装设计要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既然是结合，那一定不是简单的剪切与粘贴的关系，纯形式的结合也不具备说服力。事实上，继承传统文化所包括的范围很广，除了形式与内涵，同样包括传统文化中，形式与内涵之间的转化机制，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规律的把握，只有掌握了规律，明白了传统文化中国元素是通过怎样的组合、变化方式来传达寓意，才能使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出现合理而丰富的变化。
(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
我国由于地域广阔，各地地形、气候、人文条件都不同，使我国的民族文化、民族艺术在不同的地方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形成了千差万别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氛围。蒙古的云纹图案在蒙古服装和蒙古包中很常见、满族人的旗袍、广西的蜡染，西藏的单肩外套、青花瓷和剪纸的图案、盘扣、刺绣立领、侧开叉这些传统的工艺都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有艺术。这些不同的民族艺术表现形式和工艺流程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也是我们服饰设计灵感的来源。
(三)现代服饰设计中对中国传统服饰局部应用。
局部处理是“画龙点睛”之功效的亮点。运用得当，品味耐人寻味，平淡中见神奇。大面积中冷色调中加入少许暖色，都能体现亮点运用的张力所在。而这种亮点张力，则需要文化内含浓缩的基垫，才能赋予其永恒。在中国装设计中通常较为常见的是将中装中的立领或门襟、盘扣等因素通过有效的再现，来表达设计者的风格，这几个点的应用最具有说服力和征服性，让人一眼就能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传统服饰的精粹所在，并能通过西方服饰体系中的以人体为根本的合体裁剪，更好地表现女性的优雅、含蓄的特点，在设计过程中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
二、传统服饰的屏幕
中国元素传播途径广泛，在国际交往中，尊重对方，和平共处，不失国体。与夫人在很多次的国事访问中都着有中式服装，表现出大国的文化内涵和优雅的风度。受到了各国媒体的关注和赞赏。与世界相融，中国元素赢得尊重，举世瞩目的2008北京奥运，就是最好的例范：五星，五环，象形的中国结，福娃蕴含人面鱼纹“天人合一”理念，奥运火炬祥云源自汉唐云气纹：渊源共生，和谐共融，这是祥云图案的文化寓意。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文艺表演伊始，来自世界各地的宾朋就被带入激情与惊奇之中，感受有着古老历史的中国独特的欢迎仪式。开幕式通过卷轴画卷、活字印刷、京剧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奥运五环、火炬环球传递、运动员脚印图画作品等世界元素的完美结合，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热爱。处处闪耀着中国元素，展现着世界上绵延至今的5000年中华文明的内涵。
三、传统服饰国际化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自身周围环境的需要除了能满足使用要求，更注重环境氛围、文化内涵、艺术质量等精神功能的需求。服装设计不同艺术风格和流派的产生、发展和变换，是服装艺术历史文脉的延续和发展，中国的服饰艺术是中国深厚人文传统的重要一部分，它经历了数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古朴的秦汉服装、娟秀的魏晋南北朝服装，还是富丽的隋唐五代服装、高雅的宋装及华贵的明清服装，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中国传统服装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可以用程式化的宽体式样，平面化的裁剪结构，装饰性的服用材料，精致的服装配件和含蓄美的社会理念来进行最简化的形容。在装饰上，由于传统服装是平面直线裁剪，表现二维效果，所以装饰也以二维效果为主，强调平面装饰。装饰手段是中国传统的镶、嵌、滚、盘、绣几大工艺。这些工艺的巧妙运用，使中式服装虽造型简练，但纹样色彩斑斓，美不胜收。日本的和服及其配饰最初主要是受中国唐代服饰的影响而产生。韩国服饰也是从中国古代演变到现代的韩民族的传统服装，优雅且有品位，是韩国的传统服装，也是韩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在奥斯卡颁奖的舞台上国际影星巩俐所穿的礼服都是具有很浓郁中国传统风格的服装，由此我们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流行的!”
参考文献：
[1]赵连元.审美艺术学[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王熙元.新概念展示设计[M].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
[3]梁梅.意大利设计[M].人民出版社，2000.
论析现代社会的参与型政治文化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精神层面，没有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立，就没有民主政治的发展。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论析现代社会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希望大家喜欢。
论文关键词：参与化；公民文化；公民资格；中国参与型政治文化
相关论文查阅：大学生论文、工商财务论文、经济论文、教育论文 热门毕业论文
论文摘要：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伴随着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而逐渐形成的，阿尔蒙德所指出的融合了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公民文化正是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理想土壤。西方公民文化传统中，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观基于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呈现出二元对峙，而社群主义和公民资格理论的崛起正是应对了自由主义公民观的现代性危机。虽然论战双方还没有一个输赢结果，但最终受益的是整个政治文化理论界，也为中国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构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政治文化指的是政治的心理层面，按照G. A阿尔蒙德的著名定义:“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所谓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从而充分表达自身意愿的过程，它是现代民主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发展，它意味着社会成员在政治参与的心理方面，即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生活的心理层面的各种态度，它们是内化于政治人的能力和属性，亦即人的素质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内容，因此它是一种潜在的、不成文和隐性的文化。
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参与化
政治文化的发展集中表现在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西方著名学者亨廷顿和阿尔蒙德等，将政治文化发展归纳为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而根据马克思主义主体发展理论推导出的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也与所谓世俗化的内容大体一致。政治组织原本是“人类适应外在和内在环境的最重要方式”，是人类所创造的客体之一。古典美德政治赋予政治生活以最高的道德目标，神学政治将之贵族化，政治生活只是少数精英的专利，而同平民百姓、凡夫俗子毫无关系。当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形态过渡，政治领域的“祛魅”使笼罩其上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人们开始把政治生活看成生活方式的一种，尤其是看成谋取和保护个人利益的工具。“世俗化意味着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角色定位标准的深层变迁，如果说传统社会人们是以笼统的标准观察客观事物，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那么在文化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人们能够以明确的、中立的方式观察事物，在评价和录用社会角色的过程中，现代世俗文化注重的是个人的成就，而非世袭门第。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同时也带来了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参与型政治文化意味着公民开始把自己看作现代政治生活的主体，并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他们相信自己的政治能力。在传统社会中，个人与政治国家密不可分，他们是政治社会中的组成部分，大部分个人都是消极的服从者，而不是独立的个体。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分化，使个人获得了在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双重身份，“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现代社会的个人具有很强的独立意识并且相信自己有能力影响和改变政治生活的运行，以获得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治结果，于是他们逐渐转变成了积极的参与者。这些都源于政治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以及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所指出的“如果说现代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政治革命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把这场革命称作‘参与革命’。在世界上所以的新兴国家中，普通民众与政治有关这一信仰—即他们在政治制度里应该是一名被卷人其中的参与者—流传甚广。那些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广大民众集团正在要求参与政治制度。因此，如今不承认对这一目标承担义务的政治精英已寥寥无几了。”正是鉴于这种趋势的普遍性，德将这一参与型政治文化称为“世界的政治文化”。
但是这种参与占主导的政治生活形象的变化只是在整体趋势上参与的加强，当这种政治文化的演进落实到某个政治个体时，则并不必然造成参与的结果。政治生活大体上依然存在三种不同层次的参与者，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各不相同，与政治的距离也有远有近，大体而言，他们是远离政治的个体，顺从政治的个体和积极参与政治的个体。这种多元混合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真实地存在于每个国家。
公民文化的类型
阿尔蒙德和伏巴在《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中，以“政治参与”为观察和比较的重点，分析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参与者文化: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和公民政治文化。村民政治文化所描述的是传统社会中，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的重叠，村民对政治体系没有明确的意识，但对共同体具有强烈的感情，但是没有形成调节他们与政治体系关系的规范和标准;臣民政治文化则是指对政治体系采取一种被动关系，只与政治体系的输出有密切关系，而没有积极的参与进去;公民政治文化存在于较为发达的社会，公民积极的参与政治生活，视自己为政治生活的积极成员，对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有明确的意识，在任何层次上都存在对政治体系的评价和批评。
公民文化既不是传统的文化，也不是纯理性的现代工业文化，而是一种将传统和现代完全融合的文化。它是“以沟通和说服为基础的多元主义文化，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文化，是允许变革但要渐进性变革的文化”。传统成分与现代成分在政治文化中的有机结合和平衡协调，将促进政治制度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但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一样，既可能导致政治参与，也可能导致政治不参与，例如，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公民，对政治象征具有强烈的情感，他们不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是出于这种情感的驱使而投身政治;现代文化使公民将参与政治与其他活动作理性的利益比较，也同样有可能做出不参与的抉择。因此传统与现代，参与和疏远，积极与消极同时存在于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它们之间的平衡协调，有利于政治体制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以上三种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划分只是理论上的理想模式，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文化中，都能发现至少三种参与者的存在，他们构成了政治参与的基本状态，并且任何一种参与者都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因此，任何一种政治体系的文化都是混合体，“公民文化是一种公民、臣民和村民的混合”。
西方公民文化的演进，经历了从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的共和主义公民文化，到中世纪的贵族共和主义公民文化，最后发展成为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过程。古典城邦共和国的积极公民(“天生的政治动物”)最终被市民社会的消极公民所取代，贡斯当(B. Constant)把古代希腊罗马公民的“政治自由”与现代公民的“个人自由”区分为“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从而揭示了共和主义公民文化与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基本歧异。他指出，在古代人那里，作为公民的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其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而在现代人中，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是独立的，但其在公共事务中则仅仅是表面的和有限的主权者。因此，古代人的自由，旨在于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而现代人的自由，则旨在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二与此类似的区分，还有伯林(I. berlin )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哈贝马斯(( J. Habermas)所谓的“公域自主”与“私域自主”等等。
每一种历史形态的公民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色，他们各自与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因素的发展状况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共和主义的公民文化与自由主义的公民文化在政治参与这个问题上，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方向:前者建基于集体主义，强调城邦公民或者贵族精英阶层在政治生活中平等而积极地参与，而后者则更多的崇尚私人领域免于强制的自由权利，注重多元价值和制度规范。因此，二者的确具有不同的特殊困境，一是把“自由”主要理解为“政治自由”即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从而忽视了私人生活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障，其危险就在于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没了个人生活的空间，即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 overpoliticization;另一个困境在于个人主义带来的社会生活的“过度私人化” overprivatization，由于社会国家的巨型化，导致了人们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影响政治，在政治行为上表现为疏远和漠不关心，由于商业的发达，人们更多地忙碌于物质追求，醉心于丰富绚烂的私人生活，从而社会团结也遭受相当的危机。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有的个体天生就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选择远离，选择将全部生命投入到丰富多彩的私人生活当中，哈贝马斯称这种现象为“公民的私人化症状”。由于个人获得了决定对政治生活采取何种态度的自由权利，“他们都不必然是政治动物，纵然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他们也不需要关心这个社会的政治，不需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也不需要珍重社会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
社群主义与公民资格理论的挑战
当代社群主义的兴起正是回应了自由主义的公共性危机，它常常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其中心论断是:共同体的价值在各种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中，或者在自由主义社会的公共文化中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他们认为就算不把对共同体的考虑置于自由和平等之前，也有必要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自由主义也对此作出了两种回应:一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这本身是一种对自主的信奉的撤退;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希望通过构建共同的民族身份、民族语言来形成维系公民的参与和国家的团结。参与型民主正是致力于通过对差异性的商议(即积极的政治参与形式之一)来建构社会团结的新纽带，重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可见，当代社会的参与危机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也是所有政治理论都必须正视的一个挑战。
社群主义实际上是共和主义的积极公民传统在当代世界的回响。在政治参与问题上，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依然徘徊在共和主义的公民文化观与自由主义的公民文化观的二元框架之内，一个强调积极的政治参与，一个则保护私人生活的自由。社群主义一直试图论证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已经不能解释或维系共同情感、共同身份以及任何可行的政治共同体都需要的边界，不过这不但没有走出反而强化了消极公民与积极公民的二元对峙，它只是试图解释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公民观无法维系共同情感、共同身份以及任何可行的政治共同体所需要的边界。那么，两种自由是否非此即彼的.关系呢?
关于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问题，贡斯当对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由最初公民政治参与激情高涨到后来人人厌恶政治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强调:第一，私人生活的自由须以政治自由为保障，如果公民们都不参与政治从而放弃有效制约公共权力，那么归根结底私人生活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第二，一个民族的伟大素质只有其公民充分参与行使政治权力才能发展起来，因为政治自由扩大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思想层次，并塑造该国公民的一种群体性知性素质而奠定该民族的光荣和昌盛。因此，所谓私人生活的自由与政治参与的自由，在贡斯当看来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重要的是要学会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
晚近公民资格理论的出现，就是立足于超越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集体主义之间的对立，试图把自由主义的正义要求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要求整合在一起亡为了克服‘、公民的私人化症状”，公民共和主义内部的两大阵营:“亚里士多德式的共和主义”者坚信政治参与本身就是具有内在价值的，因而贬低私人生活的价值，但是这种观点难以被大多数人接受;另外一个阵营则承认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对政治天生就缺乏兴趣，所以要对积极公民资格的要求予以限制以便容纳那些不同的优良生活观，他们把政治参与所需要的各种基本品德看作是维系正义制度的工具性手段。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公共生活以及对公民社会中对平等规范的支持都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并致力于寻求培养公民品德的苗床，比如市场、公民社会的自发机构、家庭、学校等。
公民共和主义通过、公民资格”的理念试图把自由主义的正义要求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要求整合在一起，这也是对两种公民观的一种综合与超越。他们看到，现代民主制的健康和稳定不仅依赖于基本制度和正义.而且依赖于民主制下的公民的素质和态度—譬如:他们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以及为了使政治权威承担责任而参加政治活动的愿望等等。如果没有这些素质的公民的支撑，民主制将步履维艰甚至趋于动摇。如哈贝马斯所言，一只有在人民尽力支持的前提下，这样的宪政制度才有价值。
建构中国的参与型政治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演进，人们的政治观念和行为产生了深刻变化。公民自我意识在不断增强，自我价值实现意识同传统的民族整体自下而上发展的意识相结合，逐步增强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主人翁意识，更加关注国家、人民利益，也更关心政治，积极投身改革，形成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的全新格局。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基本上也体现了世界政治文化发展的参与化趋势。
现代公民的基本政治人格特征表现为:认同并效忠于狭小社区或政治共同体，个人作为国家或其他较大的政治共同体的一分子，具有归属感和责任感;对于政治系统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充分的感知，有较强的政治效力感。相信自己有改造或影响政治环境的能力，主动参与政治过程或介人政治活动:树立起以理性和绩能为基础的新的政治合法性观点，期望以个人的后天能力和贡献为准则而非以个人先天的背景和属性来评价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具有较强的政治行为能力，了解政治理论且有政治实践经验，富有理性和怀疑和批判精神，对公共目标以及个人利益要求合理期望、相信他人、宽容歧异、与人合作、愿意妥协，重视公共利益、遵守法律规范、不盲目猜疑、不独断专行等政治道德修养。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化世俗化是一个持久的过程，一旦在这一过程中堵养出具有上述人格特征的现代公民，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将由此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大体上存在“公民文化”所包含三种层次的参与者:第一，狭隘观念者:对政治体系所知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公民;第二，顺从参与者，也称被动型参与者:“‘已成为政治体系组成部分的，并对政治体系施加于他们生活的影响或潜在影响有所认识的公民。”第三，积极参与者:.‘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对社会的输入过程，也就是对那些促使他们介入政治的过程有一定的认识，并形成了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也就是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够影响国家的政治事务。”
对此有学者提出中国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培养的途径之一就是要逐渐消除狭隘观念者，积极培养顺从参与者，重视和正确引导积极参与者。存在一种否定、‘狭隘观念者”在政治参与中合法地位的倾向，并急切的希望能消除“狭隘观念者”。持此观点者认为，我们发展中国家急切地需要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因而必然产生与这种急切相对应的担忧—恐怕公民参与性的减低，恐怕冷漠情绪的蔓延会阻碍民主的发展:但是‘这不仅与.‘公民文化”本身应有之意相悖，而且从现实性上看也是比较理想化的。或许我们只能通过某些途径调整三者的比例，至于消除某一层次，可能会破坏“公民文化”的平衡性—非参与型政治取向与参与型政治取向构成一种“平衡的政治文化”，因为其中既有“政治的积极性、参与性和理性，但他们又因为消极性、传统性和对狭隘的地方性价值的献身而得到了平衡”。另外，全民的政治参与也很难总是以制度化形式出现，因此更难控制和引导，会给政府工作带来新的难题。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参与型政治文化与西方国家参与型政治文化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公民参与危机源自于个人主义传统，是一种因社会生活的过度私人化而导致的低参与现象;那么，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问题，则是由前现代‘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在具有深厚专制主义和宗法主义传统的中国社会，有“族民”、“子民”、“黎民”和“村民”而没有“公民”。建构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是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步骤。由于中西政治文化的历史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和直接套用西方政治理论。
张明澎在《中国“政治人”》一书中，对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进行调查报告，调查内容包括政治观念(或曰政治参与态度)、政治知识和政治技术、以及政治参与经历。结果显示，中国政治人的基本政治态度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敬而远之。也就是尊重政治，崇尚政治，对政治给予积极的价值评价，但同时又回避政治，不愿意参与政治，或者在不得已参与时采取不认真、敷衍的态度。“敬”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向来相信“性善”，对政治的“原始信念”就是把它看作是管理国家、为人民服务的高尚事业，不过在具体问题上，又倾向于将政治参与跟切身的物质利益相分离，因而往往采取“远之”的行为方式，体现出一种伦理型的政治参与观，而区别于西方的功利型政治参与观:虽然西方政治文化出于对人性的“幽暗意识”，进而把政治也看成是罪恶的、肮脏的，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又往往积极地投身其中，甚至会采取种种措施防止统治者将不正当的企图付诸实践。中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态度，造成了政治参与行为的两极化基本特征:一极是在非常时期的参与狂热，另一极是正常时期的参与冷漠。
现代政治学理论表明，稳定的民主制度的运作，需要的既不是狂热的参与，也不是参与的冷漠:它需要的是一种冷静的、有节制的、制度化的参与态度。这种理想的参与态度既不是来自以“扬善”为内核的传统的中国文化，它对人性的估计过于乐观和理想，对政府信任有余而监督不足;也不是来自典型的以’“抑恶”为内核的西方文化，它对人性的认识充满了“幽暗意识”，对政府怀疑有余而信任不足。培养公民参与的理想土壤应该是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结合—公民文化，同时政治参与还与公民的政治素质密切相关，这也是晚近公民资格理论所强调的内容。《中国“政治人”》对我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的平均得分为3. 3分(满分10分)，大大低于民主国家公民素质标准5. 5分，而且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受教育水平等原因导致了公民政治素质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更增加了情况的复杂性，可见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还很艰难。
另外，参与型政治文化还主要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媒体状况相关，与社会转型、教育水平、西方思想的传入、地理条件以及个人个性气质等相关。比如我们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且相当不平衡，政治制度缺乏实施性的具体项目等等。因此，要排除政治参与型文化塑造的不良制约因素还需要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配合发展，重视政治社会化对参与型政治文化的配合作用，培养具有理性、参与、开放等基本属性的现代公民和现代人。
拓展：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弗巴于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概念，随后成为政治学的重要概念而被广泛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