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狱中暴卒，特朗普越骂越火，霍多尔科斯基再被通缉，这些新闻有什么共同无它，当事人都是卷入政治的富豪。
富豪与政治那些事，从2500多年前“陶朱公”范蠡帮助勾践兴越国后急流勇退，到晚清胡雪岩在生丝大战和左李之争中败北后被抄家，从民国四大家族蝇营狗苟，到当代问题富豪抱错大腿，中国人向来津津乐道。
眼下，全球新一波“造富潮”中，光是10亿美元以上身家的富豪，其财富总和已抵得上美国GDP的一半。而在这个群体中，中国富豪的人数已经仅次于美国。最新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王健林的个人财富居亚洲第一。
有研究显示，不同阵营的财富精英主导着美国几乎所有政策的出台。这在大选季表现为，包括富豪特朗普在内，总统参选人们都在争夺更大的“金主”，或登门接受富豪“面试”，或一鸣惊人吸引富豪“下注”。
当然，选举政治就如同一场漫长的赌博，获得最多金钱赞助的候选人未必能胜，而参选人本身是穷是富更不会影响盘面。
自家夫人得到美国头两大富豪鼎力支持的前总统克林顿，不久前矫情地批判亿万富翁的话语权：°雨果曾讽刺，在他的国家富人和穷人都拥有在桥洞下过夜的自由。这和说穷人与富人都有给秘密选举花上10亿美元的自由一样。”
可供无限制接收富豪赞助的第三方竞选广告平台SuperPACs确实争议很大。但也有人认为，透明的赞助和开支，总比私下行贿和大规模贿选好。何况，选举过后，政客听不听金主遥控，还要看人。
《纸牌屋》里的亿万富豪雷蒙德，作为新总统的幕后金主，以推荐弗兰克任副总统为诱饵向其“提条件”，被拒后与弗兰克上演了连’番对手戏，最后被弗兰克用离间计扳倒。这样一个手眼通天的富豪，在风靡美国的政治剧中却是比“腹黑”主人公更反面的角色，正反映了美国民意对于富豪干政的普遍反感。
在旧寡头声名狼藉的俄罗斯，媒体上流传霍多尔科夫斯基从2003年起就有当总理的秘密计划。其实，寡头就是俄罗斯政治的内核之一。作为普京政权打赢选战、避免左翼复辟的同盟军，旧寡头被赶走了,新寡头又应运而生。
中国的富豪在政治上要低调得多，尽管那些全国性的地产富豪和综合财团大佬，能够在地方官面前挺直腰板。而地方土豪有点像司汤达笔下的于连，将实权地方官作为打造商业帝国的筹码，所以更容易出事。由此，“段位”晋级赛几乎成为一种必然。
今天，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曰盛，中国的超级富豪们也迎来走向世界的全新机遇。无论是王健林这样的地产大亨，还是马云、马化腾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他们都深谙作为中国超级富豪有着什么样的“国家责任”，更清楚现在和未来应该做什么。
中国超级富豪的“国家责任”
“段位”高，意味着往往能超越那些非市场的力量，个人地位和资产积累也更稳固。“工科男”马化腾、李彦宏，对政治三缄其口，只因他们比谁都“懂政治”。后的消瘦身影，只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中的审判席上。另一些则不然，他们“复联”后,却西装革履地出现在跨国资产交易的谈判桌前。这种判若云泥的人生境遇，源自中国富豪的“段位”差异。
经过30多年的财富积累，中国富豪出现了明显的“段位”分化。这种分化,并非完全按财富多寡来界定，而很大程度上基于富豪的自我定位和宏观视野，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旗下资产结构的配置大框架。目前，中国富豪可以分为3个“段位”:第一层次是地方土豪•，第二层次是全国性超级富豪;第三层次是全球巨富。在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段位”越高，也意味着你往往越能超越那些非市场的力M，个人地位和资产积累也更稳固。
所有人都看到这一点。因此，无论是万达、复星、安邦，还是BAT互联网巨头背后的富豪，以及其他即将崛起或不为人知的精英，他们全都在进行一场“段位”晋级大战。
“问题土豪”的套利逻辑
1999年，薄熙来由大连市长升任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也就在这一年，大连诞生了中国商业足球史上的一笔大生意。
万达集团向实德集团转让俱乐部30%股份，球队取名为大连万达实德足球队。一年后，实德买下所有股份，球队正式更名为“大连实德”。足球界戏称，徐明正式接过了王健林的“棒”。
“接棒”之外，这或许也代表了一种分道扬镳。此后，王健林和徐明走上了不同的富豪之路。前者要做的是全国性的富豪，在全国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套利，而后者则更倾向于在特定地区、特定行业获取超额收益，这是地方性的土豪。
两种富豪的命运是不同的。这些年，那些走上了审判席或者证人席，以及“失联”很久不知所踪的富豪，多半都属于土豪层级。
所谓“土”，并不在于其出身，而在于其地方性濟闭性和排他性。出问题的"土豪”，除了公开的商人身份之外，他们的另一重身份必定是某些权贵家族或者地方官员的“私人财富操盘手”。
自古以来，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体系之下，中国富豪的获利方式其实只有两种：一是特许经营，二是套利。地方土豪在这两方面表现得最突出，出问题的人也最多。
特许经营多半发生在近代以及之前的中国社会，因为有政治权力的照顾，一些商人会拿到钱币铸造、盐类经营、钱庄票号的特许证。一个小型的、封闭的富豪圈子，可以进行排他性的生意，没有竞争，财富积累极快。从吕不韦到近代的胡雪岩都是这一类的典型代表，但几乎无人得以善终。
新中国建立之后，特许经营类的富豪不再有了生存空间。因为，特许经营成了国有企业的专利，也是新兴大国执政的经济基础。
但国家对资源的全面掌控，也为套利型富豪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套利型富豪的套利逻辑,是在政治权力的帮助之下，在国家控制的商品或要素市场获取低价商品和要素，然后高价倒卖。王石曾“倒卖玉米”，而改革开放初期那些拿“批条”，做“倒爷”的高干子弟，更是套利型富豪的初级版。商品市场的套利之外，更髙级的是要素市场的套利。实际上，中国大多数富豪的发家逻辑都是：在商品市场“套利”淘得第一桶金，然后进入要素市场“套利”，从而把生意做大。
所谓要素，巖重要的只有两个：一是土地，二是资金。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多数都曾在这两个要素市场左右逢源。近年来，两庄涉及政治局前委员级别的腐败大案，都有着这类富豪的身影。
在陈良宇案中，富豪张荣坤非法取得上海社保局32亿元资金，用来收购沪杭高速上海段的经营权。这是典型的资金套利行为。
按照我国的法规，地方的社会保险砧金除按规定预留必要的支付金外，须全部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一律不得进行其他投资。但这也意味着地方社保基金的收益率极低，在不法商人看来，“老两姓养命钱”垦一笔低成本资金，挪作他用，可以赚取收益差。
在薄熙来案中，徐明的套利表现在上地要素上。徐明在大连和重庆拿地，得到了薄熙来的不少照顾。地产业内人士惊呼：“能在此地拿地的幵发商，背景都非同一般。”
不过，除了套利之外，这些腐败案件同样有特许经营的影子。比如，张荣坤的福禧投资用杠杆收购方式，将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经营权纳入囊中，成为了公众视野中的“公路大王"。这既是国有股权的低价转让，也是一种权力护航的特许经营。
2004年，在薄熙来出任商务部长期间，大连实德获得了成品油国际贸易经营权牌照。石油贸易是国家管制最为严格的贸易领域，一般的民营富豪难以涉足，而当时的徐明不过三十出头。
王健林曾冋忆说，万达一度在大连过得很难受。“一个是当时的领导也不太邕欢我们，因为我们也不表示啊，老不表示。”在大连)跌跌撞撞的，很少直接从一手拿到地。”
2008年，王健林将万达总部由大连迁往北京CBD万达广场，在公司结构层尚搭建起了全国性的布局。而此时的徐明，正忙于在重庆拓展项目，在“问题土豪”的路上如鱼得水，越走越远。
超级富豪的“国家责任”
不过，万达搬到北京未必真是混不下去，而是王健林本人希望这家企业是真正的全国性企业，自己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超级富豪。
对比而言，无论是徐明，还是张荣坤的致富故寧，都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尽管他们的财富曾位居富豪榜前列，但他们根本算不上全国性富豪，而只是地方土豪。张荣坤的“福地”主要是苏南和上海，而徐明则主要是大连和重庆。
另外一些“出事”的富豪也大多情况类似。刘汉主要在四川和西南发家，经营基违、甚至电力，而楼忠福主要在浙江发家。他们之所以发迹，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和地方宫员的“关系”。
这并不是说，地方性土豪都有问题。实际上，许多地方性土豪正是地方经济的支柱，也是推动一方发展的积极力鐘。但与全国性富豪相比，从根本上来讲，地域只是表现，而真正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一一特别是资金市场的利用程度有所不同。
地方土豪偏居一隅，苦心经营地方政经网络，希望从有限的投入中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而超级富豪们则更倾向于全国范闱内的套利，他们的格局明显不同。地域性的套利，由干经济规模、市场容量方面的限制，想要获取超额收益，很大程度上必须通过与权力的合谋来实现。这也是他们容易出问题的原因。
全国性的套利则有所不同，因为市场广袤，以及中国金融市场的特性一一银行沉积了大量的廉价资金，富豪套利在很多时候只需要利用信息不对称即可。对面向全国市场的全国性富豪而言，“薄利多收”同样可以实现财富的迅速积累，他们寻求地方官员庇护的冲动相对较低<,尽管其很多套利行为可能是灰色的，但未必都触及了法律红线。
某种意义上讲，全国性超级富豪的产生是中国商业文明的重大进步。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现象垦，在改革幵放以前，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其实并未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超级富豪。
在帝制时代，中国的商人多是“行商”。因为中央集权的需要，地方官经常异地调换，这意味着他们背后的商人群体必须经常转移市场，才能获取庇护。
这种独特“行商”文化，甚至催生了中国文学中一个规模不小的诗歌流派一“闺怨诗”。它们多半写的是商人流动性太强，转战南北，而那些正值繁花盛幵岁月的妇女，无法忍受“嫁做商人妇”的孤单和凄凉。
在近代，江浙财团盘踞长三角，但国民政府始终未能真正统一中国，因此无法建立全国性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中国也没有真正的全国性超级富豪。只有在改革幵放后，中国才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超级富豪，王健林垦个典型。
可以说，在地方财权向中央集中的大背嶽下，万达这样的房地产巨头其实犹如一套民间的“转移支付系统”。资金通过国家控股的银行贷给幵发商，而这些资金通过各种方式，最终流向了地方的城市建设。这和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相比，效果异曲同工。
实际上，在上世纪朱镕基的财政金融改革之后，地产商的这套“转移支付系统”的确成为了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坏。近年来，王健林“底气”越来越足，必然和他深知自己的“重要角色”有很大关系。
除了全国性的地产富豪，另一类全国性富豪是综合财闭背后的大佬。最初，他们横跨多个行业，在不同的行业之间腾挪资金。综合财团的M大好处是，如果A行业能够拿到的融资比较便宜，而B行业收益高，那么他们便会在A行业融资,在B行业投资。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很多超级富豪的财富版图中，竟然有钢铁这种利润并不高的行业，即便行业走入下行周期也不放弃。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在一些落后地区，钢铁行业关乎地方政缋，会得到地方政府的隐性支持，同时也易于和银行搞关系，因此会对整个财团的融资有帮助。
但现在，中国的财团们显然已经不再满足于资金腾挪，它们很多索性拿金融牌照，途立保险公司为代表的低成本资金来源。复星，以及后来崛起的安邦、宝能等，便是典型。不论是地产富豪，还是综合财团大佬，作为全国性超级富豪，他们在一国经济中扮演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地方官面前，他们腰杆笔直。王健林说“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不是富豪的大佬王石说“从不行贿”，这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地方土豪容易出事，而全国性的富豪往往得以从一些政治变动中全身而退。
就背景而言，地方土豪和全国性富豪是有所区别的。张荥坤出身于苏南一个普通的石库门大宅院，徐明出身干东北农村一个茅草屋，刘汉也出身于四川的贫寒之家。他们都没有受过像样的大学教育，但天资聪颖，有着出人头地的野心。
这些地方土豪有点像司汤达笔下的于连。子连将上层社会的妇女作为自己攀爬的阶梯，而中国的土豪则将实权地方宫作为打造商业帝国的筹码。实际上，他们“红与黑”的逻辑都是相同的：锅近权力，获取超额收益，迅速实现社会阶层和个人财富的大跨越。
对比而言，许多全国性富豪则显出不同的一番格局。王健林出身于干部家庭，父亲是老红军，在四川担任过中层干部。复星的郭广昌虽然出身农家，但上了复旦大学，是中国式阶层流动工具一一高等教育的受益者。
这不是“出身决定论”，怛没有人会否认，不同的成长经历会让一个人在冒险性，以及对权力的认识上有所不同。财富大格局，往往始于微处。
走向全球巨富全国性富豪阶层的崛起，另一个必须提及的群体是互联网精英。他们是中国富豪从富豪的“第二层级”通向“第三层级”的过渡阶段。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除了“性情中人’马云偶尔把持不住之外，中国的绝大多数互联网精英几乎不谈政治，甚至一点都不谈。这并非他们都是“工科男”，而是源自于这个行业的特殊性一一互联网产业是中国享受“大国红利”最多的行业，没|有之一。
互联网产业的精髓根本就不是什么“打破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之i类，而在于这个产业具有最低的扩张成本，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企业的产品质和市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扩张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让它们享受“大国红利”最多、最快。
但“大国红利”也是一把双刃剑。企业做大，市场扩张是几何级增长，反过来，国家政策的任何变动，对行业的影响也是几何倍数级的。
广告法规的立法和执行是否变动?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网店会否全面收税?考虑到青少年健康成长，国家会否严控网络游戏?你要知道，百度是中国最大的“广告公司”，阿里巴巴是最大的网店平台，而腾讯是最大的游戏供应商。这三方面的政策变量，会立刻影响BAT三巨头的股价。这种政治和财富的“联动”程度，在互联网产业甚至超过了房地产。
以前，和房地产公司相比，互联网产业几乎不需要处理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地方政治的“摩擦成本”几乎为零。但现在，这种局面也在改变。互联网公司幵始热衷于到地方“拿地”，变相搞房地产,或者拿地方的“大数据”项目，和那些不重视考察产品质量与服务缋效的政府机构做生意。
可以说，即便拋幵社会稳定、舆论政策之类的问题不谈，就商言商，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也比其他任何行业都需要“讲政治”。“工科男”马化腾、李彦宏，对政治三缄其口，这只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懂政治”。
2015年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达到4.4%的水平。在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互联网公司中，中国企业占据1/3。但是，数据并不能说明中国的互联网富豪已经跃居世界级。它们只是比第二层级的全国性富豪略高，还远远没有达到第三层级。
第三层级是全球巨富，他们位于全球财富金字塔的顶端，这不单是指财富数量,更是指政治经济地位。在这个塔顶，可以避免一国政治、经济变动可能造成的财富贬损，而第二层级则没有这个能力。在中国，只有李嘉诚这样少数的顶级富豪勉强做到了。
为何如此?从财务学上讲，所有的富豪其实都是在“套利”，他们在投资端的投资收益减去融资端的融资成本便是“套利所得”。世界巨富的要求是，这两端都必须是世界级的。
在投资端，李嘉诚的资产在英国、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及美国、以色列广泛配置，这意味着它的投资端也是世界级的。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尽管在美国或香港上市，但它们只有融资端是世界级的，而投资端即主要的业务板块局限于内地，因此还说不上存在真正的全球巨富。
反观美国亿万富豪，他们的“两端”国际化程度都较高。“两端”国际化的价值之一是套利方便，可以在不同市场获取低成本资金;另一优点则是财富配置安全,因为富豪有足够的‘国家选择权”。最近，英国议会计划辩论“是否该响应50多万人签名请愿，阻止发表反穆斯林言论的美国富豪政客特朗普进入英国”，特朗普就透过发言人说，如果自己被禁入境，将取消对英国10亿美元的投资。
中国目前政治稳定，是世界上最理政治”。
2015年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达到4.4%的水平。在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互联网公司中，中国企业占据1/3。但是，数据并不能说明中国的互联网富豪已经跃居世界级。它们只是比第二层级的全国性富豪略高，还远远没有达到第三层级。
第三层级是全球巨富，他们位于全球财富金字塔的顶端，这不单是指财富数量,更是指政治经济地位。在这个塔顶，可以避免一国政治、经济变动可能造成的财富贬损，而第二层级则没有这个能力。在中国，只有李嘉诚这样少数的顶级富豪勉强做到了。
为何如此?从财务学上讲，所有的富豪其实都是在“套利”，他们在投资端的投资收益减去融资端的融资成本便是“套利所得”。世界巨富的要求是，这两端都必须是世界级的。
在融资端，李嘉诚旗下上市公司的资金来自于香港股市，这是一个世界化的融资平台。因此，在融资端，李嘉诚是世界级的。
在投资端，李嘉诚的资产在英国、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及美国、以色列广泛配置，这意味着它的投资端也是世界级的。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尽管在美国或香港上市，但它们只有融资端是世界级的，而投资端即主要的业务板块局限于内地，因此还说不上存在真正的全球巨富。
反观美国亿万富豪，他们的“两端”国际化程度都较高。“两端”国际化的价值之一是套利方便，可以在不同市场获取低成本资金;另一优点则是财富配置安全,因为富豪有足够的‘国家选择权”。最近，英国议会计划辩论“是否该响应50多万人签名请愿，阻止发表反穆斯林言论的美国富豪政客特朗普进入英国”，特朗普就透过发言人说，如果自己被禁入境，将取消对英国10亿美元的投资。
中国目前政治稳定，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投资地之一，扎根中国是富豪们明智的选择。但不可否认，中国富豪们的全球味还不够浓，这也是他们努力的方向。实际上，国家权力对中国富豪晋级‘全球巨富”这一点也是支持的，因为这是中国企业收购海外优质资产的最好路径。
韩国崛起最成功的经验，是国家权力对私人财团的大力支持。韩国私人财团得到最大的支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金融法规对财团内部结构的“宽容”，产融结合，利于海外扩张，二是银行业对企业出海的绝对支持，国民的高储蓄很容易“借给”大财团进行海外投资。
对中国而言，韩国经验值得学习。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中国国企的海外扩张和投资，往往会遭遇极大的政治阻力;相反，私人财团则属于“两头讨好”。在国内，金融机构可以大力支持其“出海”，而对国外合作者及政客而言，私人财团也更容易被接受。
但是，私人财团也不能成为“离岸富豪”，即公司注册在海外，财产转移到海外，赚钱却在国内。某种程度上，不做“离岸富豪”是中国新一代富豪的行为“底线”。可以说，包括复星、安邦、平安这样的综合财团和金融财团，早已看到这个大趋势。它们读懂了国家的战略意图，也明确了自己的定位和行为框架。
无论是王健林这样的地产大亨，还是马云、马化腾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他们都深谙作为中国超级富豪有着什么样的“国家责任”，更清楚现在和未来应该做什么。他们的心中，这条由“第二层级”晋级“第三层级”的路正缓缓铺幵。
2016年初，最新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截至去年底，王健林个人财富达369亿美元，居亚洲第一。就在一个月前,另一个消息则颇显悲凉：前实德董事长徐明的骨灰在亲属护送下回到了大连。
一个走出了大连，一个永远都无法再走出大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