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国呈现一片衰败景象，清政府即呈现出秋后落叶之势而行将就木。国外列强将中国瓜分殆尽，救亡图存成为紧迫的时代任务。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政府似乎仍旧没有醒悟过来，在民族政策上依旧是以保族主义为主，目的还是为了维护满族的统治。但此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对外是惨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对内是政治力量之间相互争权夺利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在此情形之下，中国当下最紧迫之任务是将人民团结起来，凝聚社会成员的力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提供精神上的动力。这就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创造了社会条件。
一、民族主义的概念
民族主义这一名词系舶来品。在学界一般认为民族主义出现在17、18世纪的西欧，18世纪末北美独立战争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民族主义正式形成，19世纪之后扩展到欧美地区，到20世纪则风靡世界。由此看出民族主义从产生到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18世纪在英国和法国率先兴起的民族主义;18世纪美本国民族的出现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出现;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阶段中出现的民族国家;20世纪中期特别是二战后反对殖民主义中出现的独立国家;冷战后民族主义的重新崛起”。[1](P13)对于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阶段，学界基本形成了统一认识。但是对于民族主义的定义，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均有不同的定义。
什么是民族主义?各学科之间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定义，因此其定义必然不能统一。如美国政治学家维罗里认为“所谓民族主义是指作为一个国家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对这个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包含了精神上和道德上对国家的认同”。[2] (P176)厄内斯特····盖尔纳却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一旦这一原则被违背，就会引起愤怒从而推动一场民族运动”。[3]不难看出维罗里是从民族主义职能角度来定义的，其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的价值所在，它包含着精神上和道德上两个方面对国家的认同;厄内斯特····盖尔纳则从民族主义的适用对象上来定义，他认为民族主义的适用对象应该和政治原则的适用对象一致，一旦违背这一原则将会引起民族运动。两人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均有道理，但是又均只是定义出民族主义的一个方面。由此可以看出，学界不论是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学者均是管中窥豹、盲人摸象一般，只是定义了民族主义的一方面，而综合各学科，民族主义是指“以民族为符号、动力和目标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或以民族国家为诉求的意识形态，或以文化传统为依托的情结和情绪。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可以是某种情感或情绪、文化情结、思维风格、行为方式、社会或政治运动、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上述几个方面的结合”。[4](P8)
因此民族主义在世界文明史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能够凝聚社会成员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提供精神动力;它促进了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民族主义同时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有力保证。J.S.密尔认为“在一个缺乏共同感情，特别是语言不同的人民中，不可能存在实行代议制政府所必要的统一的舆论”。[5](P223)可见民族主义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关键作用。但同时民族主义又是一把双刃剑，时常又成为侵略扩张、压迫其它民族的借口。由此可见民族主义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民族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而民族主义的作用往往是被当时大的历史背景所左右的。
二、清代的民族政策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统一多民族的朝代，清代的民族政策自然也就成为各种政令中的重要方面。学界普遍认为，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的一个朝代。其中清代的民族政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汉族作为清政府统治最多的一个民族，对汉族实行何种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鉴于金元两朝过分地强调民族主体性所导致的政治不安定，清政府在对汉族政策上强调满汉一家，但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其在根本上又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满汉一视同仁”。因此清朝统治者在对汉族的感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清朝统治者极力地倡导“满汉一家”以维护其自身的统治，作为统治者本身也在不断学习汉族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因为不论在人数或文化上，汉族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一方面又必不可少的保持对汉人的防范心理，如清朝推行的薙发易服与文字狱就是要在风俗习惯上和意识形态上对汉族进行控制地有力措施。此一政策目的即为使汉人在日常习惯上满化，并且通过文字狱控制意识形态领域，强化汉人对满族政权的认同。
从整体上看清朝施行的民族政策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维护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安定。著名清史专家王锺翰认为“清代满族统治者对于我国边疆地区各民族创制、执行不同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不但超周、秦、汉三代，甚至连煊赫一时地跨欧亚二洲的大元帝国亦瞠呼其后”。[8](P225)但是也应看到，清政府施行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民族自保政策，其根本目的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但到清末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这种政策已经不能够适应要求，不能团结各个民族，更不能满足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呼之欲出。
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
大凡各朝各代建立之始，天下初定、人心思安，同时统治者也励精图治，这样国力日渐强盛、仓廪日渐充实，这也是传统社会中常常出现盛世之势的原因。而此之后统治阶级居安不知思危、兵备日渐松弛、官僚逐渐腐败，王朝开始走向衰败直至灭亡。这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各王朝的大体轨迹，清朝也逃不出这一历史定律。康乾之后，清代社会已有衰败之征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更是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阶层中的开明人士开始放眼看世界，又开展了洋务运动，希望达到求富、图强的目的;甲午之战使洋务运动成果付之一炬，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也随之兴起，同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在此时酝酿。列强的侵略不仅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不断加深，同时也让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与先进的政治制度扩展开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中国传统社会中亲乡里、远家国的观念甚重，下层百姓基本没有国家的观念，而认为国家是皇室的国家。梁漱溟先生也指出“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9](P160)但到近代，中国社会面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中国人民义愤填膺、奋起反抗，他们或改良或革命，也许他们的奋斗目标不同，理论指导不同，阶级成分不同，但是各种运动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动力——民族主义。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代交替、社会大动荡的背景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孙中山先生大声疾呼：“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10](P19)他提出的“振兴中华”的口号使之民众振聋发聩。此时严复将《天演论》这本论著翻译到中国，文中写到“夫如是之群，合以与其外争，或人或非人，将皆可以无畏，而有以自存”。[11](P1344)此论述中并没有提到民族，更无民族主义。但是严复指出种族之间只有合群才能“外争”，自身才能“自存”。由此人们从本能上就意识到，自身民族只有“合以与其外争”才能使本民族“自存”。因此严复这一论断“同民族主义思潮已只有一步之遥”。[12](P4)而在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提出民族主义的却是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此期间他大量地接触西方民族主义思想。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正式提出了民族主义的概念，“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
并且梁启超认为欧洲国家能够强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其民族主义发达。在 1902年梁启超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14](P29)此后，面对民族危机不断的加深、亡国灭种的危险不断加大的情况，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绪被大大地激发。在此时的报刊、书籍中，“民族”、“民族主义”等词汇可谓是俯首皆是。与此同时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为了唤醒民众，发表了大量的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因此在社会需要的层面及理论创作的层面，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此两种力量的推动下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渗入人心。先进的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的狭隘的民族观念，吸收先进的民族主义思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正式形成。
四、《浙江潮》对民族主义的传播和影响
由上可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于20世纪初已经产生，并且迎合了当时的社会潮流，各个政治派别阐发了大量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以求唤醒民众。那么民族主义在当时是以怎么的形态出现的?其强调的重点又是什么?1903年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编发的《浙江潮》中详细、系统地阐发了民族主义这一思想，这就为我们了解、研究当时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提供了一个窗口。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派往日本的留学生日渐增多，到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这些留日学生，面对江河日下的清王朝，大多在思想上十分激进，同时倾向于革命道路的选择。为了唤起民族的觉醒，这些留日学生创办了大量的进步刊物。《浙江潮》就是这样一份刊物。它由101个留日的浙江籍学生于1903年创办，前后共发行10期，每期约8万字，发行之初即行销全国。《浙江潮》把宗旨着眼于 “国民全体之利益，一人一事之是非不暇详述”。[15]同时设立社说、论说、学术、大势、谈叢、记事、杂录、小说、新浙江与旧浙江、文苑、调查会稿十一个栏目，其中涉及有地理、历史、时政、文学、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内容，可谓是包罗万象。其中论说栏目从第1期到第10期，连续10期对民族主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由此我们可以了解民族主义在传入中国之初时的具体内容、形态、侧重及所起的作用。
(一)阐述国与民之关系
《浙江潮》首先对中国发展民族主义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其在第一期就指出：“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有大怪物焉，一呼而全欧靡，而及于美、而及于澳、而及于非，尤以为未足乃乘风破浪以入于亚”。此处“大怪物”即为民族主义，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族主义在美洲、欧洲、澳洲、非洲均已风靡，并且对这些地方的民族解放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唯独亚洲不曾出现，“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15]可见当时在中国如若是不再发展民族主义，以唤醒吾国吾民，则中国人民将真的成为亡国奴。发展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中国首当其冲的要事。
然而各个民族所面对的具体情况并不相同，民族主义产生之初所表现的具体形式也不尽相同。近代中国应该从何种角度发展民族主义?根据当时中国所面对的具体情况，《浙江潮》指出，在中国“合同种、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15]这一提法在当时中国可谓是合乎时宜的。这一提法并不是要使中国各个民族合而为一，而是将生存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团结起来，统一为中华民族，以此共同抵御外国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人民的概念是分不开的，民族主义在国内对公民个人身份和权利的实行保障，这也是民族主义的实质。
《浙江潮》对于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凡立於一国之下而与国家关系休戚者则曰国民，立於一国下而与国无关系休戚者则曰奴隶。有国之民存，无国之民亡。有国民之国存，无国民之国亡。国也者，必其国民之数之多寡，国民之力之强弱为比例”。 [15]这就使国家与人民联系起来，更进一步地阐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将国家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灭则民亡;并且国家的强盛与否，与国民的多寡、国民的强弱都存在比例关系。同时强调国家应该“发挥本族之特性，合人民之权以为权，合人民之志之力以为志以为力”，以 “使其本族日滋长发达”。[15]充分保证国民的权利，体察国民的意愿，发挥国民的力量。只有使国民的权利得到保证，充分发挥国民的力量才能使本民族实现强盛。
《浙江潮》将国家与国民的关系紧紧地联系起来，使民族、国家的观念逐渐深入到国民的心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之前亲乡里、远家国的传统观念。这就使国民能够心系国家，关注民族危亡，在国破家亡的危机前团结起来，为抵御侵略而共同奋斗。
(二)树立“统一”与“爱国”观念
民族主义在对方方面强调完全的国家主义，要求维护国家利益、争取国家主权的完整以及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服从。《浙江潮》大力宣传国家统一的观念，也只有这样才能众志成城，抵御殖民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其指出：“统一者，国之所恃。以为国者也夫，集多数人民以后成一国。此多数者，人各其心，心各其思想，其不能同也”。[15]这说明国家的统一是十分紧要的任务。国家统一需要民众统一，民众统一则需要民众之思想统一。那么民众应统一于何种思想呢?《浙江潮》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民众应以爱国心统一其思想。那么以何种爱国心统一民众思想呢?其指出要以“有知识的爱国心、有习惯的爱国心、有感情的爱国心”。[15]统一民众思想，三者缺一不可。有知识的爱国心，要从学理、经验上获得;有习惯的爱国心，则是从民族风俗、制度中获得;有感情的爱国心，则要从中国历史、风情等各个方面培养。爱国心是一个民族国家赖以生存的基本，所以让民众树立起一颗爱国之心，则显得尤为重要。倘若国民心中人人有一颗爱国之心，那么国民思想将会统一，人人争相为国出力，这样一来国之统一、民族之崛起将指日可待。
爱国思想的传播最大程度上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在传统社会，民众一般持有的是忠君思想，而缺乏爱国观念。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天下为主要形式，忠君思想也只是忠于一家而已，而爱国却是上升到国家的层面。这样民众的思想就突破了之前狭隘的忠君思想，使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无疑是当时中国社会最为需要的。
五、小结
清朝狭隘的保族主义政策已经不能适应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变局中，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应运而生。从《浙江潮》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重新诠释国家与国民的关系，重点培养国民的爱国心。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的侧重点切中了中国时代要害，通过重新阐释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将国家的命运与国民的命运联系起来;通过宣传爱国的思想，使民众的思想进一步振奋。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民族主义将中国人民团结了起来，为中国近代历次的革命和变革提供了思想上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