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进化论是以早期严复为代表的那一派民族主义的哲学基础。严复从生存竞争和中西文化比较出发，探索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然性、意义，以及可能性等问题，将中国现代化的内容展现出来，促进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现代性意识的发展；从生存竞争和现代国家观念出发，严复试图构建一个多民族团结的、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来解决国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这就大大丰富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民族国家思想；由于特别强调民智和文明在生存竞争的意义，严复认为，中国应该通过“开民智”、“文明排外”等较为温和的方式来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就为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者如何维护民族利益提供新的思路。严复这一派民族主义者的这些思想是不同于孙中山等其他民族主义者的。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进化论、早期严复思想
严复将西方进化论引入中国，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冯契先生称“达尔文进化论的输入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①。也就是说，在进化论被中国人接受以后，中国思想界就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思想的理论形态和内容。这种“革命性”的转变体现在中国思想的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各大现代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其中也包括了民族主义思潮。当前，人们对严复的进化论与中国各主要思潮的关系都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而对它与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研究却不那么充分。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正试诞生的。但实际上，民族主义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在“三民主义”产生之前，中国已经发展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内容。它们不仅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资源，也成为了后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各种理论源头。换言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虽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有影响的理论之一，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本身却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而揭示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多样性特征，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无疑也是有重要意义的。由于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产生之前，严复的进化论是中国最具有影响的理论之一，因而笔者拟以早期严复思想为例，揭示出其中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来探讨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多样性。因为，早期严复思想是指辛亥革命以前的严复思想，严复对进化论的引介主要是在这段时间进行的，而且对中国后来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近现代思潮的影响也是最为明显的。
那么，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者主要关注那些问题呢？所谓的民族主义，通常指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试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维护其利益的社会运动。而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为民族主义者的一切社会行为提供理论支撑。也就是说，现代性的观念、现代国家意识和民族利益就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基本内容。因而笔者拟分析严复是如何以进化论为基础来讨论这三方面内容的。
一
现代性是民族主义思潮的最基本观点。它是如些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现代性观念，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潮就没有出现。简单地说，现代性观念，就是人们明确认识到一个国家要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在中国，现代意识的出现是一个过程。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虽然都涉及到传统社会的转变问题，但却仍然囿于传统的“夷夏大防”而无法指出中国社会的现代归宿，因而现代性意识依然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这种状态只有到了严复引入西方进化论才得到基本解决。
众所周知，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出发，严复指出，同生物界一样，人类社会之中也存在着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在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中，中国处于绝对的劣势，因而中国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同时，严复还指出，“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②，“是故取客之言而详审之，则谓异族常受制于中国也可，不可谓异族制中国也。然而至于至今之西洋，则与是断断乎不可同日而语矣。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往者中国之法与无法遇，故中国常有以自胜；今也彼亦以其法与吾法遇，而吾法乃颓堕蠹朽膛乎其后也，则彼法日胜而吾法日消矣。此曩者所以有四千年文物傫然有不终日之叹也。” ③，“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也。”④简言之，传统的“夷夏”模式已经过时了，为了生存，中国必须抛弃传统文化转而全面学习西方文化。
那么，中国学习西方意味着什么？是向武力的屈从，还是社会的发展？或者说，富强与文明是否统一？中国能否真正地学习到西方文化，或者说能否发展出象西方一样的文化？严复又运用进化论来解答这些问题。
根据甄克思的进化论，严复指出，“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 ⑤，“夫支那固宗法之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⑥，“盖今日欧洲之列强，出宗法而入军国之社会也。”⑦“宗法社会”相当于人们现在所说的封建社会，“军国”或“国家”相当于人们现在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当严复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化置于人类社会进化的阶梯时，中国学习西方就意味着，中国要从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社会的自我发展。而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化。如果以此反观严复对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则严复的现代性意识并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他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⑧即使在今天看来，严复所说的中西文化的差异，实际上就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距，属于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容。
既然中西方都遵循着共同的进化原理，那为什么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和西方不一样呢？严复指出：“顾富强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后可几；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砻而后日进，此又不易之理也。……盖自是欧洲散为十余国焉。各立君长，种族相矜，互相砥励，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终于相成，日就月将，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虽曰人事，抑亦其地势之华离破碎使之然也”⑨，“知欧洲分治之所以兴，则知中国一统之所以弱矣。”⑩简言之，竞争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欧洲由于竞争激烈而发展速度较快。而中国却由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各周边地区与中国文化的差距较大而缺少真正的竞争，因而社会发展较慢。据此，严复认为，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的近代冲突，正好给中国提供了历史上所没有的竞争环境，“今者外力逼迫，为我权借，变率至疾，方在此时。”（11）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中西方之间的竞争可以对中国现代化产生积极的作用。
既然中国的现代化意味着传统文化的衰落和新文化的兴起，那么，从传统文化向新文化的过渡是采取一种激进革命的方式实现，还是通过缓和的改良来进行？根据进化论，严复选择了改良的道路，主要有二个原因：第一，这是进化规律的要求，严复指出：“万化有渐而无顿。凡浅演社会之所有者，皆深演社会所旧经者也。”（12）“渐”就是历史的延续性，“顿”就飞跃或断裂。也就是说，浅演社会与深演社会之间，或者新旧文化之间，有着内在的延续性的联系，新文化是从旧文化的母体中经过一段历史过程发展出来的。这就必然要求中国人选择改良的道路。并且，严复根据甄克思的进化论，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夫支那固宗法之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即当时的中国文化已经不完全属于传统社会，而是具有了某些性现代社会的特征。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也就是这些现代性特征显现扩展的过程，因而严复指出：“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13）即改良是必须的。第二，这与当前中国人的民质程度相关。严复认为：“数千载受成之民质，必不如是之速化；不速化，故寡和。寡和则勍者克之，必相率为牺牲而后已。夫牺牲何足辞，独是天之生先觉也不易，而种之有志士也尤难，奈何使一二人倡说举事之不详，遂牵连流血以灌自由之树乎！”（14）可见，严复是坚决反对革命的。这是相当有趣的，从生存竞争和中西文化之争来说，严复的态度是相当偏激的和彻底的，但对于具体的社会变革活动，他的主张却是相当温和的。
综上所述，严复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现代化的概念，但他却在进化论框架下，以保种图强为目的，以中西文化之争的形式，将中国现代性的具体内容揭示出来。因而从民族主义思潮的现代意识的角度看，严复这一派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以生存竞争突出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紧迫性，以文化的发展为现代化的内涵。这既不同于康有为等人所强调圣人和政治制度变革，也与孙中山等人所强调的民族革命和政权有差别。
二
构建民族国家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基本追求。所谓的民族国家，指世界进入近代以来，某一民族为了追求民族自决和自治而构建的政治实体。严格意义的单一民族国家几乎是没有的，民族国家通常是由某一主要民族组成或几个主要民族联合组成，并得到该国所有民族共同承认的政治实体。因此，民族国家就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国家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或者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第二，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关系。严复也是从进化论出发来讨论这些问题的。
众所周知，严复很少谈到汉族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也反对所谓的排满革命，原因有四：第一，严复进化论的生存竞争，强调的是人种之间的竞争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他指出白人“洎乎二百年来，民智益开，教化大进，奋其智勇，经略全球。红人、黑人、棕色人与之相遇，始则与之角逐，继则为之奴虏，终则归于泯灭”（15），从人种的角度看，“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人也。檀君旧国，箕子所封；冒顿之先，降由夏后，客何疑乎？故中国邃古以还，乃一种之所君，实未尝沦于非类”（16）。因此，从中国保种的角度来说，强调汉民族的特殊性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严复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包括那些曾经统治过中原的少数民族，“其不渐靡而与汉物化者寡也”（17）。即他们基本上被汉化了，从文化上看，他们最终与汉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根据严复的进化论，中国的生存危机，其实就是文化的危机，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落后，实际就是汉族文化的落后。因此，扬汉排满等所谓的汉民族主义运动并不能解决中国生存危机的问题。第三，严复特别强调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差异：“盖种族与国，绝然两事。世尽有种族虽同，不必同国。如今日之台湾人，南洋各国之洋籍，甚至日本、法、美之中，常有与吾同种族，而不以为同国者。又有同国矣，而不同种族，则如往者之朝鲜、琉球，今日之满、蒙人，皆与之异种，而又为一国之民者也。”（18）他又指出：“《拿破仑法典》曰，生于法土者为法人。即今日华工之子，生于美者，皆为美民，权利义务，与土人无异。”（19）这里的种族就是指民族。非常明显，从国家竞争与现代国家概念出发，严复关注的是某一人是否属于某一国民的身份，而不是他从历史所获得的民族身份。第四，严复指出，排满运动者“请不必为满人道地，而但为所欲与复之汉族道地足矣。充汹汹者之所为，不沦吾国于九幽泥犁不止耳。合众民主定局之后，不知何以处辽沈，何以处蒙古、准噶尔、新疆、卫藏，不知我所斥以为异种犬羊而不屑与伍者。在他人方引而亲之，视为同种，故果遂前画，长城玉关以外断断非吾有明矣。他日者，彼且取其地而启辟之，取其民而训练之，以为南抗之颜行；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吾恐四万万同胞，卅年以往，食且不能下咽耳。”（20）简言之，从逻辑上说，激进的汉民族主义者的行为非常可能引起国家的分裂和内乱。这必然大大不利于中国的救亡图存，不利于汉民族自身的发展。因此，严复说：“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21）可见，严复明确反对那种狭窄的、排外的、激进的汉民族主义的主张。
如果说严复对民族国家的民族特性谈得较少的话，他对民族国家中的公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却特别关注。简单地说，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就是个体对国家与个体之间关系的认知，以及相应的对国家公共事务的态度。严复从中西方的生存竞争开始探讨这一问题：“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虽有原省，原省此奴虏而已矣，虽有燠咻，燠咻此奴虏而已矣。夫上既以奴虏待民，而民亦以奴虏自待。夫奴虏之于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悦诚服，有爱于其国与主，而共保持之也。故使形势可恃，国法尚行，则齅靴嫠面，胡天胡帝，扬其上于至高，抑其己于至卑，皆劝为之；一旦形势既去，法所不行，则独知有利而已矣，共起而挻之，又其所也，复何怪乎！……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则亦有道矣。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国所推择。是官者，民之所设以厘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抚我虐我，皆非所论者矣。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22）“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23）简言之，西强中弱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国民对国家认同程度方面：在中国，民众无民权，民众与君主之间是奴虏与主人的关系，因而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程度很低，甚至有某种被迫认同的成分；而在西方，民众有民权，民众实际上是国家的主人，因而他们对国家的认同程度非常高。也就是说，中国与现代西方国家实际是二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国家。那么，导致这两种国家的根本差异的民权又来自于什么呢？严复指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24）“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25）“西人之言政也，以其柄为本属诸民，而政府所得而操之者，民予之也。”（26）简言之，民权来自于自由的观念和民主的原则，并决定了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民权基础之上政府实际上就是立宪政府，严复指出其实质是：“立宪者，立法也，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何者？如是之法，即未立宪，固已有之。立宪者，即立此吾侪小人所一日可据以与君上为争之法典耳。其无此者，皆无所谓立宪。”（27）“今世欧洲之立宪，宪非其君之所立也，其民既立之，或君与民共立之，而君与民共守之者也。夫以民而与于宪，则宪之未立，其权必先立也。”（28）又说：“有民权之用，故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使法立矣，而其循在或然或不然之数，是则****之尤者耳。”（29）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民众才也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才真心地拥护国家的行为。可以说，严复以国民对国家的认同的线索，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宪政主张介绍来中国，或者说，严复认为，中国只有构建出自由主义的现代宪政国家，才能真正解决国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才能真正以解除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
虽然严复强调个人的自由在现在国家中的意义，但他又认为，由于中国生存危机的严重性，“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30）。也就是说，要增进中国人对国家的认同，除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改良之外，还必须要增强民众的爱国情感。因此，他在遗嘱中对后人说：“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众。”（31）但是，严复仅将此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则不是作用一种政治原则，“夫谓爱国之民，宁毁家以纾难，不惜身膏草野，以求其国之安全。此其说是也。然是说也，出于爱国者之发心，以之自任，则为许国之忠，而为吾后人所敬爱顶礼，至于无穷。独至主治当国之人，谓以谋一国之安全，乃可以牺牲一无罪个人之身家性命以求之，则为违天蔑理之言。此言一兴，将假民贼以利资，而元元无所措其手足。”（32）可以说，严复认为，民众对国家的认可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国家对民权的承认和对民众利益的保护；第二，民众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发，民众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虽然从具体内容上说，这两方面内容有冲突之处，但严复对这两方面内容的性质却是作了严格区分的。
综上所述，根据进化论，严复从现代国家理念出发，以一种现代眼光看待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强调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存，并提出了建构现代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的主张。这既不同于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理论，也不同于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者对现代国家的另一种理论探求。
三
维护民族利益是民族主义各种主张的最终归宿。它涉及到两个方面内容；其一，民族利益的内容是什么，其二，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在近代中国，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各种民族主义者对民族根本利益的认定基本相同：当务之急是救亡图存，追求民族的独立；最终的目的建设一个文明、富强的新型中国，甚至中国在文明程度上要赶超西方。但对于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各种民族主义的主张却有很大的差异。总的来看，以进化论为依据，严复对如何维护民族利益有着独特的主张，其主要内容
第一，严复强调民力、民智和民德，特别是民智在中国救亡图存中的意义。严复的进化论中有一个十分奇特的、而又不来自西方进化论的重要观点：“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33）“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34）简言之，国家的各种实力实质是其民力、民智、民德的各种表现形式，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民力、民智、民德之间的竞争。因此，严复说：“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35）其实，民力、民智、民德本来指斯宾塞教育学中体育、智育和德育，严复将其改造为民众的身体素质、民众的科学知识涵养和民众的道德水准。这在三者之中，严复最为看重民智，他认为，“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于亚丹斯密之一书，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原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此悬诸日月不刊之论也”（36）。“请先思今日欧美诸邦，其国力之富厚，其实业之精进，较之吾国相去几何？次思列强进于此境者，从何时始？三思此不及二百年中，彼土所以致此古未曾有之盛者，实由何故？……必言近因，则惟格致之功胜耳。”（37）“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38）由于严复认为民力、民智增强最终也要依赖民智的提高，并且与富强直接相关的军事、农工商等实业和政治制度的改良也需要以民智为现实的基础，因此，严复说：“根本救济，端在教育。”（39）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结论：中国应对残酷的生存危机的根本方法却是十分温和的：发展现代的、全民性的科学教育。
第二，严复反对战争。他认为：“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 （40）“兵之可恃而长雄者，皆富强以后之果实。无其本而强为其实，其树不颠仆者寡矣。” （41）“国非富不强，兵非巧不利，欲率游牧之民，以席卷工商之国，如青吉斯、帖木斯之所为者，断断乎无此事矣！”（42）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全面的竞争，军事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竞争方式而已，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竞争中的最终胜利者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者，而是处于更高级文明的国家。他举例说：“夫疆场之事，一彼一此，战败何足以悲。今且无论往古，即以近事明之：八百三十年，日耳曼不尝败于法国乎？不三十年，洒耻复亡，蔚为强国。八百六十余年，法兰西不尝破于德国乎？不二十年，救敝扶伤，褎然称富，论世之士，谓其较拿破仑之日为逾强也。然则战败又乌足悲哉!所可悲者，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 （43）因此，国人所追求的应该是国家的文明富强，而不能仅仅关注军力的发展。换言之，要真正解决中国的生存危机，仅仅在军事方面学习西方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彻底地解决民力、民智、民德三方面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来说，战争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此，严复说：“仆生平固最不喜言战者也，每谓有国者，虽席极可战之势，据极可战之理，苟可以和，切勿妄动。” （44）对于一个强调生存竞争和救亡图存的海军将领来说，严复这种反对战争的态度确实有些令人不解。但这确实与他发展中国文化的思路是一致的。
第三，严复反对一切非理性的、盲目的排外行为，即使这些行为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彼徒执民族主义，而昌言排外者，断断乎不足以救亡也。” （45）因为严复始终认为“若由今之道，毋变今之俗，再数百年，谓为种灭，虽未必然，而涣散沦胥，殆必不免，与欧人何涉哉！” （46）即中国的生存危机根本上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引起的，西方列强的侵入只不过将这种危机现实地展现出来而已。并且，严复还认为，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取决中国文明的发展程度，为此，他特地翻译了《伊索寓言》中的《鸦乘羊者》，在译文中，鸦说：“所遇者雄，则吾为雌；所遇者雌，则吾为雄。雌雄何常，视所与接者而已矣。” （47）严复感叹：“不自强者无朋，以所遭皆仇雠也。” （48）西方列强就是“鸦”。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关系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自强：如果中国强大了，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就是朋友，生存危机自然也就解除了；反之，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就是“仇雠”，中国不管怎样排外，亡国灭种的危险始终存在。而中国的富强或中国文明的发展，正如上文所说，必须通过向西方学习，并与西方国家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因此，严复说：“期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期于文明，则不排外而自排；期于排外，将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 （49）这就是严复“文明排外”的主张，即形式上不排外，而是通过发展文明实现国家的自治独立，达到一种实质上排外效果。应该说，严复所理解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者的主流，他所理解的排外也不是孙中山等民族主义所说的排外，他的“文明排外”主张更多的是针对传统的士代夫、义和团等试图中断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张而言的。但是，对于一个强调生存竞争和西方列强威胁的进化论者来说，“文明排外”的主张确实是相当温和的。
综上所述，以早期严复为代表的这一派民族主义者，以进化论为理论框架，以一种现代性的眼光思考中国民族主义发展中的基本问题，赋予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一种进化论的、现代化的、文化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平主义的和温和改良主义的综合特征，丰富了中国的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内容，并为其后来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
注释
①冯 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6.
②严 复.论世变之亟［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
③严 复.原强［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1-12.
④严 复.救亡决论［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40.
⑤严 复.译〈社会通诠〉自序［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35.
⑥严 复.〈社会通诠〉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23.
⑦严 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84.
⑧严 复.论世变之亟［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3.
⑨严 复.拟上皇帝书［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65-64.
⑩严 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65.
（11）严 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7.
（12）严 复.政治讲义》第三会，《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1265.
（13）严 复.主客平议［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19.
（14）严 复.主客平议［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20.
（15）严 复.保种余义［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86.
（16）严 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1.
（17）严 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2.
（18）严 复.政治讲义》第一会，《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1245-1246.
（19）严 复.政治讲义》第三会，《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1260.
（20）严 复.与张元济书》第十九，《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556.
（21）严 复.〈社会通诠〉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26.
（22）严 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31.
（23）严 复.辟韩［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36.
（24）严 复.论世变之亟［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3.
（25）严 复.主客平议［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18.
（26）严 复.〈社会通诠〉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30.
（27）严 复.政治讲义［M].《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1284.
（28）严 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50.
（29）严 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40.
（30）严 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81.
（31）严 复.遗嘱［M].《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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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严 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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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严 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M].《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282-283.
（38）严 复.与张元济书》第九，《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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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严 复.拟上皇帝书［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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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严 复.原强［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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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严 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51.
（46）严 复.道学外传［M].《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483.
（47）严 复.鸦乘羊者［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78.
（48）严 复.鸦乘羊者［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78.
（49）严 复.与〈外交报〉主人书［M].《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5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