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影响现代世界进程重要思潮之一，也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历史运动。本文通过考察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以揭示教育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变异及其对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深刻制约。
保持某种警惕，在他看来，最好将国家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防止过分重视国家，轻视个性[15]。陈启天在国家主义的宣传中属于晚出的一位，但他的宣传理论性最强，也最系统。可以说，对于国家主义的教育的鼓吹，陈启天是最卖力的一位。作为“一位热诚的国家主义者”，陈启天系统地宣传了国家主义的教育哲学[16]。他认为，国家主义的教育宗旨在于“凝成国民意识，发扬本国文化，促进国家的独立与统一”[17]。他又说，国家教育的宗旨，第一要养成“国民”，第二要养成“爱国国民”，第三要养成“以国家为前提之爱国国民”[18]。显然，爱国主义是陈启天教育思想的中心内容。陈启天不仅个人撰写了大量文章来宣传国家主义的教育主张，而且还利用其所主编的《中华教育界》杂志约请各方面人士数十位来撰写专题文章，并刊发了两期“国家主义的教育专号”[19]。
国家主义派在宣传教育宗旨时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不彻底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各种宣传国家主义的文章中，德国思想家费希特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名字[20]，这表明他的理论主张对中国国家主义是有一定影响的。费希特的思想在1806年耶拿战役后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战前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战后他的思想带有鲜明的文化民族主义特色。他强调日尔曼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和语言的特殊性与神圣性，强调日尔曼人的使命感[21]。显然，中国的国家主义者从他那里汲取了灵感，他们在宣传国家主义的教育宗旨时也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圣性，国语、历史等与传统文化有关的科目受到高度重视。他们认为国民的精神训练“大半是靠历史地理知识以沟通国民情感，而实现精神上的统一”[22]，有的甚至将教育宗旨定为“精忠报国”，“慈祥恺悌，独立进取”[23]除了这最后一条具有点现代气息外，前面两条很明显地是属于传统的思想范畴。不过国家主义者并不打算深入地发掘传统思想资源，传统文化或中国文化在他们那里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符号，一种用以与外来文化来区别和对立的宣传语言，他们并没有像某些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者那样细致地阐发传统文化的精微，因此，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是不彻底的，带有很强的策略意义。
第二，国家主义者在宣传其教育宗旨时，只是单方面的强调国民对国家的职责与义务，很少强调国家对人民的责任，只强调国民对国家的绝对服从，基本上没有涉及如何建设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国民国家。因此，作为政治民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国家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主义的代名词。
第三，国家主义教育思想非常明显是针对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国家主义者以国性、国民性高于个性，对于独立人格之建设他们认为以前强调太过，重视了个性，忽视了国性和群性，因此现在应当矫枉过正。当然，不少国家主义者如余家菊、李璜等都受过正规的西方教育，他们并不绝对排斥个人主义和平民主义，不过他们认为国家高于个人，个人为国家服务“实为个人发展之必要途径”[24]。对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他们的批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批评和平的世界主义对中国来说尚是奢侈品，中国必须先强大起来才有资格主张世界主义，否则就是任人宰割的对象，另一面是批评“工人无祖国”的国际主义的观点[25]。
尽管中国国家主义与近代世界民族主义在许多方面相契合，且其主张在学理上并无窒碍，但是它存在一个致命的错误，这就是它主张以国家为本位，基本舍弃了法国大革命中所确立的“主权在民”思想，而后者正是近代政治民族主义的本质内核，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将教育完全视为国家的工具，而忽视了教育自身的内在要求，它要求培养的不是具有现代独立人格且具备国民国家观念的公民，而是只知道义务不知道权利的顺民。国家主义不仅追求国家教育主权的独立完整，追求国家教育行政的高度统一，而且企图借教育来钳制思想自由，以保证意识形态的统一，这表明教育民族主义在中国发生了畸变。在中国，国家主义教育是作为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
近代教育民族主义在中国之所以会出现橘逾淮为枳的局面，究其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近代中国在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国民国家的转变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思想积淀和制度准备，基本上是外力推动所至。在传统中国，王道与教化紧密相连，教育是君主德被天下，化及荒外，驯服子民，确保王朝大一统的重要工具。明德修身作为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其目的是为官僚机构陶铸合格的“产品”。这种传统的教育理念与追求国家统一的近代民族主义在浅层次目标上是极易契合的。因此国家主义者能够很顺利地使用传统文化符号来构建统一的民族意识，并以之作为民族认同的对象，使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也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蔚为大潮。但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一种保障每个民族成员自由、权利、利益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国民国家，它的思想基石是“主权在民”思想，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国家的权力由人民赋予，而国家主义者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却本末倒置。其二，近代中国政治上所面临的瓜分豆剖的危急局面和文化上所面临的西化与基督化的严峻挑战，迫使民族主义寻找各种资源和力量来挽救危亡，教育作为维系国家统一，进行政治整合的重要工具自然被高度重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阶段性目标逐渐演变为终极性目标，教育自身的任务完全被忽视。教育在放弃了培养近代型人格的人本主义目标而沦为一种纯粹的工具性角色后，不仅教育本身的现代化无法完成，而且国家政治的现代化进程也遭到扭曲。这样，中国国家主义就离它所追求的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越来越遥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