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民族国家研究热潮的出现，学界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断有论著进行各种视角的阐释，试图从中发现现代国家建构及民族观念嬗变的轨迹。①本文以吕思勉为例，通过对其两部中国民族史的初步分析，从一个侧面探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及其理论表述。
一、求真与致用：两部民族史
的时代背景与特色
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演进史》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其研究背景可以追溯到清末兴起的新史学与国史重建潮流。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带动下，中国知识界兴起了新史学思潮，这一思潮对中国史学的转型产生了巨大影响。传统史书在关于书名、疆域、民族、纪年以及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等方面的使用与处理方式，已经不能够完全适用于近代以来的史书撰述。对国史进行重新解读和撰述不仅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路径，也是时代的要求。在国史重建中，民族的历史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即如梁启超所言：“故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1]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加强民族凝聚力、增强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抗战必胜的观念，不少学者努力从事于弘扬和发掘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工作，或在自己的研究和著作中突出爱国家、爱民族、激发民族精神的内容。用熊十力的话说：“今外侮日迫，吾族类益危，吾人必须激发民族思想。念兹在兹。”②与民族危机息息相关的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史地研究，更是受到学术界普遍重视，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民族史研究热潮。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上半叶国内出版的通论性民族史著作约近50部，吕思勉的两部民族史属于较早的著作之一。其中，《中国民族史》以其1925～1926年在沪江大学任课的讲义为基础，1934年4月该书由世界书局初版，12月再版;《中国民族演进史》是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的基本知识丛书之一，1935年3月初版。③吕思勉出版两部中国民族史时，正值年过半百，在学术上处于厚积薄发阶段。因此，虽然写作目的不一，但两部著作都体现了作者在学术上的深厚造诣。陈协恭对吕思勉的这本民族史大加推崇，为之作序赞曰：“比合史事，发现前人所未知之事实者，尤不可覩矣。君之所为，诚足令先辈咋舌。”[2]金毓黻说：“近世努力于专史之著作者颇不乏人，兹举其要者。”其下列有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3]实际上，该书的确是吕思勉一部十分用力的著作，晚年他对自己的学术成果进行评价时，罗列了15种，其中就包括《中国民族史》，并说：“此书考古处有可取，近代材料不完备。论汉族一篇，后来见解已改变。”[4]
与同时代的民族史著作相比，《中国民族史》在体例上自成一格，它把中国境内各民族划分为汉族、匈奴、鲜卑、丁令、貉族、肃慎、苗族、粤族、濮族、羌族、藏族、白种等12个族类，然后按照民族源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内容进行叙述，需要详细考察的问题则列为附录。《中国民族演进史》则是为中学生撰写的读本，按照中国民族发展史上的主要问题来安排章节，这些问题依次为：什么叫做民族、中国民族的起源怎样、中国民族是怎样形成的、中国民族怎样统一中国本部、中国民族第一次向外开拓怎样、五胡乱后的中华民族是怎样的、中国民族在近代所受的创痛是怎样、中国民族的现状怎样、怎样复兴中国民族、中国民族演进的总观察怎样。最后附有参考书和复习题。全书内容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同时贯穿着理论观点，可谓一部普及性强的中国民族史读本。
吕思勉的两部中国民族史既有时代特色，也反映出其学术取向和治史特点。其一，以社会进化的观点看待历史，《中国民族演进史》的体例结构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他认为：“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5]不过，吕思勉并不赞成教条地运用进化史观，指出“现在读史，自然和从前眼光不同;总得在社会进化方面着想。但是随意地摘取几条事实，甚至是在不可据的书上摘的，毫无条理系统，再加上些凭虚臆度之词，硬说是社会进化的现象，却实在不敢赞成”。[6]
其二，“求真”与 “致用”相结合。读史所以经世致用，这是吕思勉史学价值观的核心所在。吕思勉在其论著中，不断强调治史的目的与功能：“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7]不过，吕思勉强调“致用”的前提是“求真”，反对根据现实需要对历史任意剪裁。例如，他的《中国通史》作成于抗日战争期间，书中叙述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斗争时，十分强调汉族对于所谓异族的反抗斗争，以达到 “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的目的。但他认为，“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用之太过亦有弊”，“天下之事总有一个适当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是真理，而是出于矫揉造作的了，其事就不免有弊”。他指出：“昧于事实的真相，惟有求明事实的真相可以救之。所以由矫揉造作的历史所致之弊，惟有用真正的历史，可以做他对证的药。”[8]
其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相结合。吕思勉的学生回忆说：吕先生在穷年累月阅读古文献、埋头写作札记的同时，爱好广泛阅读新出版的报刊杂志，十分注意当时从西方不断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的研究方法。[9]例如，吕思勉指出：“治史学第一要留意的，就是社会学了。历史是研究整个社会变迁的，任何一种事件，用别种眼光去解释，却只能得其一方，而惟社会学，才可谓能揽其全。……如蛮族的风俗，昔人观之，多以为毫无价值，不加研究。用社会学的眼光看起来，则知道何种社会有何种需要，各种文化的价值，都是平等的，野蛮民族的文化，其为重要，正和文明民族一样。而且从野蛮时代看到文明时代，更可知道其变迁之所以然。”[10]他还说：“考古学，从地下掘出许多东西——无论其为人造的，非人造的——借这许多东西，以补文字记载的不足，也将人类的历史，加长了几千年，甚者至万年以上。”[11]在研究“中国民族的起源怎样”和“中国民族是怎样形成的”时，吕思勉大量参照了当时考古学的研究成果。
二、吕思勉的主要观点和创见
吕思勉的两部民族史风格不一，讨论的重点也不尽相同。在论述民族、民族主义、国家等相关概念及民族源流、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内容时，吕思勉阐发了诸多精彩见解，在此着重叙述三个方面。
(一)文化是民族的根柢
在建构近代国家的理论体系中，民族概念是中国学界重点阐释的问题之一。当时的讨论非常热烈，吕思勉也对什么是民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民族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民族，是具有客观条件，因而发生共同(对外即可称为特异的)文化;因此发生民族意识，由此意识而相团结的集团”，“民族观念的晶莹与否，与实际上民族的存在与否，毫无关系。在中国，民族观念，虽未见晶莹，然中国民族，则久经存在”。[12]其次，民族与种族不同。“现今世界上，实无一单纯的种族;更无一单纯的种族所构成的民族……而一种族分为数民族，一民族包含数种族，及数种族渐化为一民族的，却不乏其例。”[13]种族的表征主要体现在体质上，而民族的表征主要体现在文化上：“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论肤色，论骨骼，其同异一望可知”，“民族则论言文，论信仰，论风俗，其同异不能别之以外观”。 第三，民族与国族有别。“民族是民族，国族是国族，这两者是不容混淆的。一国家中，包含数民族的很多。”
对于什么是构成民族的要素，吕思勉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阐述。他认为，种族、语言、风俗、宗教、文学、国土、历史是构成民族客观上最重要的条件，外力也是民族构成重要的条件。不过，“民族的成因，总说起来，可以说是原于文化。一民族，就是代表一种文化的。文化的差异不消灭，民族的差异，也终不能消灭。”[16]吕思勉认为文化同其他事物一样，也会发生变化，文化的变化，最终亦会导致民族的变化。他指出：“若其两个民族，文化互有短长，彼此互有弃取，则或者互相融合，而新民族产生;或虽有所取于人，而其固有的特性，仍不消失，则为旧民族之革新;亦即一种变化。”
在反复强调文化对于民族之重要的基础上，吕思勉提出了“文化是民族的根柢”的观点，认为在民族、国家的关系中，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世界上的人多著呢?为什么有些人能合组一个国家，有些人却要分做两国呢?这个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民族的异同，而民族的根柢，则为文化。世界文化的发达，其无形的目的，总是向著大同之路走的，但非一蹴可几。未能至于大同之时，则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结为一体，通力合作，以共御外侮;文化不相同的则不能然，此即民族国家形成的原理。”在吕思勉关于民族、国家的阐述中，处处可见他对于文化的强调。如在为朝鲜学者柳树仁的《中韩文化》所写的序言中说：“国家、民族之盛衰兴替，文化其本也，政事、兵力，抑末矣。”抗日战争时期，吕思勉更是以阐扬民族文化、砥砺抗敌士气为己任。他撰著中国通史，就是“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三、影响和局限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界，吕思勉是一个不为名利而又关心社会，致力于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期望民族独立和富强的典范。他的一生是在书桌与讲台前默默度过的，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他从未忘记学者的崇高使命，以全部的学术生命关注文化、关注社会、关注人生。正如吕先生自己所说：“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的学者。如何则可为真正的学者?绝去名利之念而已。”[39]他所坚持的一些观点，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譬如，吕思勉认为“民族观念的晶莹与否，与实际上民族的存在与否，毫无关系。在中国，民族观念，虽未见晶莹，然中国民族，则久经存在”，说明今人仍在不断强调和争论的“民族”是否存在的问题，数十年前的学术界就作出了确论。又如，从吕思勉“文化是民族的根柢”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的“民族”概念中，文化是关键因素的解读，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大为盛行了。再如，吕思勉提出的“民族是民族，国族是国族，这两者是不容混淆的。一国家中，包含数民族的很多”，实际上就是对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事实的尊重。
但是，吕思勉并不是一个专门研究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学者，以当代学术眼光来看，他所主张的一些观点同样避免不了时代的局限。在吕思勉的观点中，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却认为汉族相当于或代表了中国民族，因为“此为最初组织中国国家之民族。其语言、习俗、文化等，皆自成一体，一线相承。凡世所称为中国民族者，皆以其能用此种语言，具有此等习俗文化而言”。[40]在关于中国民族起源的研究中，就是指汉族的起源。因此，汉族正统思想主导着他的民族观，民族同化意识存在于他的脑海中。在他的思路中，中国民族形成的路径就是以汉族为核心，将四方夷狄蛮戎同化。“所以，要研究中国民族的演进，第一步，便须考究中国本部地方的民族，如何与汉族相同化”。他所奉行的文化至上的原则，从根本上也是为汉族的同化提供理论支持，因为汉族是中国文化最高的民族，汉族“以同化力的伟大闻于天下”。在论述汉族对于古代异族的同化时，他将“汉族”等同于“中国”，称畜牧民族为“骑寇”，认为其他民族应同化于文化最高的汉族，表现出强烈的我族中心观。
从研究内容或体例来看，时人也有过抨击。如曾仲谋认为，无论是王桐龄、吕思勉，还是缪凤林、张其昀等人的中国民族史研究，都“只是‘活动的记述’或是‘事迹之考究’根本谈不上‘史的研究’;又‘只是中国各个种族之活动的记述’，或是‘关于与中国各种族有关系的事迹之考究’，根本就更谈不上叫做‘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这样的要求对于当时的民族史研究来说，几乎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
美国学者杜赞奇通过对20世纪初期中国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线性进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探讨，揭示了中国近代国家建构与国史重建关系的主要特点，即历史书写方式的重大转变。从杜赞奇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从近代国家建构与国史重建的关系中，探讨知识分子的立场及其理论表述。以吕思勉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打破学科隔离，纷纷撰述中国民族史，来彰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学术理念，体现了时代背景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从这一点上来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