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刑法规制论文文献综述

大家都经常看到作文的身影吧，特别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议论文，议论文的基本结构是由论点、论据、论证三部分组成的，即议论文的“三要素”。优秀的议论文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向网络暴力说不议论文（精选5篇），欢迎大家分享。

当下，信息传播渠道越来越多元化，特别是网络让更多的人拥有了向大众发声的机会，传播思想和理念，或者表达意见和不满。“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开放的环境更需要人们对自己的言论负责，网络虽然可以暂时屏蔽发言者的社会身份，营造一个看似自由宽松的环境，但也可能引起某些人的恣意妄为，毫不负责地宣泄自己的情绪。网络不文明现象就像一场风暴，从论坛博客席卷到QQ和微博，从普通民众到演艺界、文化界的名人，网络骂战烽烟四起，语不惊人死不休。

现实中说一句脏话，引来口角纷争甚至群殴械斗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在网络上说脏话是传递一种负能量，又像病毒一样将之感染给更多的人。正因为网络是个虚拟的平台，太多人就卸下面具逃开伪装，无所顾忌出口成“脏”，但一个人的素质和文明应该是根深蒂固的，文明应该是我们的一种素质，无论在何地。在网络上以脏话痛骂别人仿佛很过瘾,很能表达自己的情绪,殊不知自己以为在充当正义却是变相对别人施以暴力。

最近备受热议的两次“到此一游”事件，一经曝出就遭到众多网友的谩骂和人肉，迫使孩子的家长哭着道歉，村民也吓得“再也不出去旅游了”。网上的谩骂和无理的人肉都压得当事人惊慌失措，在这样的网络暴力背后又有多少人真正的反思“到此一游”和网络暴力两者所反映的公民素质，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有评论就表示，“有多少人在这方面的愤慨，不是因为事情本身的对和错，而是因为发泄？不是基于对是非的判断，而是因为关乎面子。这样的愤慨，并不能真正促使公民素质的提高，倒是可能促使公民出国装文明，回国便野蛮地两面做人”。

文明不仅应该体现在现实社会的各种场合，同样也应该体现在网络上。虽然网络是一个特殊的空间，任何人都可以穿着各种“马甲”表达情绪，甚至说话都不用负责任。但是，在网络上骂脏话的人很难保证不会在景区刻下“到此一游”，很多网民都乐于关注挑战公众道德底线的事件，与事件本身相比，他们更愿意放大事件的危害性，引发公众的负面情绪，充分发挥“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电影《搜索》就讲述了一个关于网络暴力的故事，导演陈凯歌所要表达的是：不管一个人犯了多大的错误，普通网民是否就该有对他人进行道德惩罚的权力？一个人不在网上说脏话，就传递了很好的正能量，一群人不在网上说脏话就可以积极带动一个良好网络环境的形成，环境一旦形成，个别人的负面言语只会越来越少，这和你走在一条干净的街道，看见没有一个人乱扔垃圾，自己也会不好意思乱扔是一个道理。即将推行的网络实名制或许能对这一现象有所约束，但规矩是强制性的，与其受相关规章制度的约束，倒不如摆正心态，做公平正义的传播者，引导公众关注真正的舆情焦点。网民拥有表达意见、提出批评与建议的权利，另一方面，网民也需要自省与提高，去除浮躁，变得更加理智，保持理性与冷静、不爆粗口，让网络成为传递正能量的平台。

陆丰望祥河桥上轻轻地纵身一跃，一个年轻的生命眨眼之间便从我们的面前消失了。生命的消逝令人惋惜，可生命消逝的原因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去反思。

一个不确定的.指控，一场浩浩荡荡的人肉搜索如同滔天的巨浪，“轰”！一个生命在这漫无边际的网络暴力之海中被湮灭了。这一切事人们缺乏理性判断，头脑发热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生命的消逝给那些懵懂不清的人当头一棒，使人们清醒，这代价无疑是惨重的。

在这科技日新月异、网络信息泛滥的年代里，我们被信息包裹，这使我们混乱，迷失方向。因而我们需要保持清醒，才能找准前行的方向。“毒奶粉”、“毒大米”等动摇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食品安全问题瞬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于是关于各种食品的安全的信息在一夕间充斥满了我们的生活。网络上说某某知名企业生产的饮料含有工业明胶，人们便不约而同地唾弃它：报道中说国产奶粉质量不好，人们便对“国奶”敬而远之，纷纷追逐“洋奶”……总之，只要网络上、报告中说某某食品有问题，奉劝大家不要购买，人们便将其当成是至理名言，奉行到底，也不管其是否真实可靠。这样的人是愚蠢而悲哀的!愚蠢就在于面对流言的皮鞭，一鞭子下来也无暇思考，像耕地里的牛一般，指东便往东。指西便往西。而悲哀就在于，人之所以能位列动物之首，其前冠以高级的名号，就是因为人们能够思考，能对事物进行理性的判断。可为何在这能一语道破的流言面前我们却成了不会思考的单细胞生物。这多么可悲啊！

思想是最有利的武器，它能击倒漫天流言蜚语，带领人们迈向真理。末日流言在社会散布，激起民众阵阵恐慌，于是有人便创立邪教，借安抚人心、永保平安之名趁机敛财，煽动民众。但在邪教那妖言惑众的说辞中，我们政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果断出击，粉碎了这颗危害社会的毒瘤。人们对末日言论理性思考，现如今末日期限已过，太阳照常升起，流言的身影在阳光下无所遁形。

面对流言，我们若能保持清醒，理性思考，我们就能理解“速成鸡”的存在是可以的，我们就会知道营养快线是安全的，我们就会明白国产奶粉是可以信赖的。

生命的消逝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若我们能及时理性对待，保持清醒，鲜活的生命就不会坠入无边的黑暗。

来吧！让我们保持清醒，理性思考，去撕破流言华丽的外衣，揭开谎言的假面，为我们的生活撑起一片理性的蓝天。

抬头仰望，蓝天依旧，白云依旧。

正值花季雨季的青春年华，琪琪却选择以跳楼的方式结束生命，是她对生命不负责？是因为店主通过网络定了她“莫须有”的罪名？还是因为网友们无情的人肉搜索？又或是因为同学轻信网络便加指点？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什么扼杀了一个正如夏花般绽放的生命。

首先，都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丁亦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倘若不曾偷窃，管他网上是疾风骤雨还是雷电交加，只要问心无愧，君子只管坦荡荡！倘若确曾为之，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何苦就此轻生，选择死亡或许可以逃避一切，却无法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反而只在亲人心中留下无法痊愈的伤疤。

诚然，我们只是旁观者，不痛不痒地评价着当事人的做法，却无法感受其痛苦，那琪琪当时究竟身处何境才致使她毅然拿死神当挡箭牌？

一切的开始，从店主把怀疑琪琪的视频截图发上微博并请求人肉搜索说起。既然是“怀疑”也就是不确定，既然是不确定，凭什么“开启”网络的人肉搜索功能？君不知未经允许就有目的地发布他人照片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君不知当今网络无孔不入足以毁了一个花季少女？君不知网络暴力恐怖得足以把“白”的染成“黑”的？难道调查真相的方法就只有一种吗？难道店主不可以求助于相关机构或私底下找当事人调解吗？

当然，这件事也少不了成千上万的网友的推波助澜，好奇心必然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体里，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为了满足它而伤害他人。首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发起人肉搜索就应该马上扑上前去凑热闹吗？其次，如果真的认识当事人，给店主私信联系方式足矣，至于把他人的隐私也昭告天下吗？试想一下，如果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你的个人隐私，不会觉得生活中像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看吗？你能活得畅快自在吗？

再者，作为同学，即已与琪琪相处有一段时间了，对其为人怎么也了解到个大概了吧？这时她最需要的就是身边人的支持，听她说说心里话，听她谈谈事件真相，再作进一步的举措，总比从一开始就因网络传言而在其背后暗暗指点来得要好吧！

究其原因，都是网络暴力惹的祸，无论是谁，都不应掀起或参与一场网络暴力，用强大的内心抵制网络暴力的侵害也是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慢慢扼制网络暴力。请让人间多一份尊重与信任，少一些网络“误伤”和“误杀”！

网络是人们来往的桥梁，是人们交流的平台，也是人们走秀的T台。但有些人竟借网络来对别人实行暴力，这是网络暴力，它不比现实中的暴力差，甚至伤害更大，但它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们要大胆向它说不。

网络暴力是一种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暴力形式，诽谤、污蔑、侵犯名誉、损害利益等是网络暴力具有代表性的几个特点。可想而知，受到网络暴力的人所承受的伤害远比我们预想的多，它好比身上的一块烙印，无论生活怎样变迁，它终将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根刺，永远无法将它从我们的心灵深处挑出。

例如：袁姗姗以前经常演于正的电视剧，很多人就说她演技差，香肠嘴，甚至还被判为抄袭。在她的生活已经跌入低谷时，她没有选择放弃，凭着自己的努力转变了人们心中她的形象，可谁又会去想她独自一人的背后默默承受了多少痛苦，又鼓足了多大的勇气继续下去可人们并不会在意这些。面对这样的网络暴力，我们要大胆向它说：不！

为什么芭蕉扇藏在铁扇公主的舌头下？因为煽风点火的是舌头，有时候它比拳头更伤人。网络暴力不就是这样吗，而且还是群攻你一人

我们要杜绝这样的现象，向网络暴力说：不！

现在生活中充斥着各种暴力，无论是社会上面的暴力还是校园暴力，都对受害人的身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一种暴力手段，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加害方式，那就是网络暴力。为什么会有网络暴力？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有很多人觉得，网络是非法之地，无论发表怎样的言论，对什么人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都不会有人找上门来，他们不用承担在现实里的后果，所以他们为所欲为去发表一些伤害别人的言论，他们觉得说出来了自己的心情爽了，就没有什么事情了，也不顾别人的感受，反正也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没有什么影响，毕竟别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他们就会肆无忌惮的去对一些人进行伤害。

网络暴力是不可取的，虽然说热暴力是一种很残忍的方式，但是网络暴力即使是没有肢体上的冲突，也会给人带来很深刻的心理阴影。在当今社会，有多少人会因为网络暴力而想不开呢，在我们的生活里就有很多这样的新闻，每当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都会不禁的心寒，觉得有些人为什么要把别人逼向死路呢，他们就不能嘴下留情吗？在网络世界，我们通常看到的都是表象，无论一个人是好是坏，可能都是他营造出来的人设或者是在不经意中被别人诟病，而以小化大。我们在网络社会中不能够随意听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听风是风，听雨是雨，这样的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即使我们对一个人有不满，我们也不应该在网络上对他恶语相向，更不应该用一些诅咒的话去辱骂他，如果我们感觉到不满，但是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就不要看就是了，这样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好一点，如果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是偏要出自于想要解气，要去骂那个人就非常的不应该了。每一个在网络上发表信息的人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是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人，你能够想象，如果你因为生活中的一件趣事发到网上，却被人一直辱骂这样的心情吗？无论是怎样一个在网上展现出自己生活或者是发表一些文章和视频的人，他们在现实里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他们也有着敏感的脆弱的心，虽然他们作为公众人物需要去承受一些伤害，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加害的理由。

我们每个人都要拒绝网络暴力，在网络上营造一个清朗的环境，让网络世界更加的和谐，我相信以后我们国家也会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网络并非不法之地，我们不应该在网络上随意的辱骂别人，给别人的身心带来伤害，如果有人承受不了这样的辱骂，这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论中国的死刑废除〔摘 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死刑的废除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既然如此，中国就应该顺应这种历史的潮流，那么中国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关键词〕 中国 刑罚 死刑 废除从封建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刑罚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古代的极不人道的刑罚如死刑、杖刑、笞刑已经逐渐被近现代西方的刑罚体系所代替。古代那些如凌迟、枭首、车裂等死刑也被一些能尽量减少人痛苦的死刑如枪决、针刑、毒气所代替，尽量减轻死刑犯的痛苦，以示对生命的尊重。可是现在死刑不但失去了其在刑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 现在尊重人权的呼声越来越烈，而生命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许多国家都相继废除了死刑。生命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一旦失去，生命便不会重来一次，所有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认为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应该废除死刑。早在清末时期，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就提出了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观点，沈家本从传统的“王道仁政”出发坚定地认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并且强调“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可见废除死刑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那么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下文我将浅谈一下我的观点。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加入世界市场，并且中国国际化的程度也是越来越深。从2005年10月4日到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上废除了死刑。具体情况如下：对所有罪行都废除死刑的国家有68个，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1个，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有24个，所以，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总计有121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仅有75个。而且最近几十年情况显示，平均每年有三个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可见废除死刑在整个世界上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因此，中国若想在世界舞台上更好的展现自己的魅力，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就应该与世界接轨，废除死刑。其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从西汉就根植到了人的脑海中，或许现在这种观念对人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成为中国废除死刑的一个障碍。很多时间若是问大家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应该对杀人的人怎么办，大家肯定会说应该给他判处死刑，但是如果情况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比如，甲要强奸乙，乙在甲未得逞之继而因为防卫过当将甲致死，这时候大家可能并不认为乙应该被处死，反而会因为乙的勇敢而称赞乙。再比如，一个男人回家后看到妻子正和第三者通奸，然后火气大发，用菜刀将妻子和第三者砍死。此时，如果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此男人必将会被处死，可大家可能大多数都会有一些同情该男人，认为他不应该被处死，任何男人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一时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可见，“杀人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件的限制的，人们真想让杀人者死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极度危害社会的罪犯。但是这种罪犯在社会上不是多数，为何不废除死刑呢？再次，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表明重罪的发案率与死刑的存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研究表明人在犯罪后被判为死刑对社会的威慑力并不比终身监禁的威慑力大，而且如果被判处死刑，犯罪率依然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从实践中考察，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威慑力。 因为一个人若是明确知道了自己何年何月何日死，刚开始可能会恐惧，但是随着他意识上的逐渐接受，到真正执行死刑时却不是太害怕了，可见死刑的威慑力难以持久，而且威慑效果的巩固期有明显缩短的趋势。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整日活在对自己死期的猜测之中，这时的威慑力才是更大的。西方废除死刑的国家对重刑判罪时一判就会判个几百年。中国完全可也借鉴这种刑罚，当人犯也被判几百年后，即使该罪犯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那么他还是无法走出牢狱，对社会的危害也就无从谈起。第四，当谈到一个人被判为死刑时，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想是不是该犯人杀了人。其实并不是仅仅杀了人才会被判为死刑的，一些经济犯虽然并没有犯杀人罪但是却也会判为死刑的。经济上的犯罪无非是官僚贪污了，企业逃税了，盗国家财产了，他们之所以会在经济上犯罪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思想上一时出了差错或者是受到了他人的教唆，如果立即执行死刑，便等于夺取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在经过改造后重新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可是一旦生命权都没有了，还何谈改过自新呢？还何谈更好的建设祖国呢？从矫正论的角度看，是否所有的死刑犯都不能够改造呢？死刑剥夺了刑罚积极的、改造的价值。第五，人无完人，只要是个人即使他再怎么细心也是会犯错的。古往今来，发生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中国古代的窦娥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冤假错案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好比再精密的仪器也有出差错的时候。德国国际记者协会日前在欧洲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对象是欧洲各国的检察官、法官等执法人员以及一些律师组织。调查的内容是刑事重罪案件的误判比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这类案件的误判率为，记协据此得出结论：欧洲每年至少有数百起重罪案件存在误判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的冤假错案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那么可以判断出中国每年的冤假错案的数量也是为数不少的。死刑之误判率高，而冤狱之发现与平反又非常困难，所以生命刑应该废止。 如果废除了死刑，虽然嫌疑人被判了终身监禁，可一旦事实的真相被查明，那么嫌疑人就会成为自由身，所有的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如果执行了死刑，不仅仅他被冤枉，而且会给他的家人，亲属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我相信那个判刑的法官也会一辈子无法安心。有学者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语调写道：生命一次性让人对它珍惜；生命的美好使人为它感到伤感；死者亲属的伤痛使人同情；罪犯临行前的恐惧让人怜悯；一旦错判难以纠正使人感到后悔；任何罪犯都有可以让人宽宥的原因。总之，生命是宝贵的，一旦一个人的生命被剥夺，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从上面的五个方面我一一论述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理由。可是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废除死刑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是死刑已成为强弩之末，丧失了昔日的威风，废除死刑是人类法制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刑罚改革的大方向。 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依旧会充满信心，我相信死刑会走向它的终点，走进历史博物馆，终究有一天中国大地上不会再出现死刑！[参考文献]1、崔敏：《死刑考论—历史 现实 未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陈琴：《刑法中的事实错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何显兵：《死刑的适用及其价值取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4、黄晓亮：《暴力犯罪死刑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5、李交发：《简论沈家本的废除死刑观》，载《现代法学》2005年版。6、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赵秉志主编：《死刑改革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具体什么时间交呢，我有。

这个简单啊，我这里有一篇现成的，你可以拿去参考下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作文吧，尤其是应用极其广泛的议论文，议论文的语言讲究抽象性、概括性和严密性，表达要求准确、鲜明。那么大家知道优秀的议论文是怎么写的吗？以下是我整理的2022浅谈网络暴力议论文（精选8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正值花样年华，却选择从桥上一跃而下结束生命。高中女生琪琪该是以如何绝望心死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人生，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啊！我想是因为店家仅凭怀疑就不计后果求人肉搜索推了你一把；我想是因为网友仅凭一面之辞实施网络暴力推了你一把；我想是因为同学仅凭网络信息妄加评论推了你一把，而你对生命不负责的态度最终将你推至冰冷的河水中。

事件尘埃落定，我们该痛定思痛，该如何伸手拉住更多像琪琪一样的“你”才是应该讨论的重点。

提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可以伸手拉住你。因为现代社会的通信技术发展，人情观念越发淡薄，人们更趋向于用电子监控视听设备的“眼睛”观察一个人，也不愿意用心灵的眼睛去相信一个人。因为怀疑便将监控画面散步网络求人肉搜索，店家丢失商物的痛心愤怒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不合理乃至偏激的手段？为何不选择去公安机关报案，而是侵犯别人的隐私权寻找你怀疑的所谓“罪犯”？说到底，还是因为商家不愿信任人，做事不虑后果。与其说是商家迫切找到失物去向的心理，倒不如说是商家的趋利心理，即想提升店面知名度博取同情关注眼球，便硬生生地在女孩的身上施加巨大的推力导致悲剧。

提高明辨是非的眼力可以伸手拉住你。不得而知，推波助澜的网友们更多是抱着“围观看热闹”的心态去对待这件事。他们往往喜爱听信一面之词和所谓受害者的哭泣，以瞬间涌上的热血和冲动进行“暴力行为”。试想，如果他们能冷静头脑后再去采取行动，理清来龙去脉时寻求有力证据证明琪琪是盗窃者再加以指责评论，琪琪的心理压力就不会重到产生轻生的念头。再试想，如果有关机构能完善相关制度法规，使人肉搜索这种不合理的行为得到改善或禁止，琪琪身上所发生的悲剧不会上演。我们就能伸出有力的手拉住你，不会任由网络暴民推动你走向不复之地。

鉴定对生命负责任的态度可以伸手拉住你。假若能放平心态寻求合理途径证明自身清白，而非选择自杀来逃避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假使无论发生面对任何变故，都不以结束生命作为代价解决，那么你就不会纵身跃入河中，而会考虑其他更多途径来验明自身“清白”。或许，你就不会过早的结束珍贵的生命时光。

有太多太多的人和事可以伸手拉住你，哪怕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产生理性的思维和举动，都足以拉住你走向自杀的脚步。生命是厚重不可怀疑的存在，请理性对待网络传言，理性对待生命和自己的选择。不想再看见这样的悲剧产生，希望我们都能伸出有力的手拉住更多的“你”！

逝者已往，愿生者默哀。

高中女生琪琪因不堪网友和身边同学朋友的指指点点，选择了结束自己生命这一极端手段为她涉嫌偷窃服装而被店主求人肉搜索这一事件画上了句点。大好的青春年华，就这么被网络暴力吞噬，让人不禁扼腕叹息。孔子曾说“苛政猛于虎”，我认为现如今网络暴力的危害比苛政更甚，因为它不仅导致人们的生活下降，更使得精神上难以得到安全感。

“琪琪事件”里，我看到了网络暴力正伸出魔爪来腐蚀人们的心灵，若不及时制止，便会导致公民意识淡化及权利与义务统一意识的削弱，那所谓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将会成为一纸空文。网民的帮助让店主对琪琪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若琪琪果真偷窃店内服装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但片面的去顾及店主的感受往往就会忽视当事人琪琪的感受。因为琪琪也是一个家庭的成员，琪琪的逝去也会造成这个家庭的破碎。这些暂且不论，按理说店主只是怀疑琪琪偷窃服装，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琪琪就是小偷。店主将琪琪照片发到网上，引发了网民的人肉搜索，侵犯了琪琪的肖像权和隐私权，悲剧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本这只是一场误会，也许只要双方解释一下就会误会消除，彼此相安无事，可事实并不总是如此。有人说店主将琪琪照片发到网上使琪琪声誉受损是造成琪琪结束自己生命的原因，但我认为网络暴力才是这起事件的幕后黑手。网络暴力必然不会凭空产生，而是人民的创造，更深一步的说，是人们道德感的缺失和法制观念的淡薄才让网络暴力有了滋生的空间。比起社会上的其他暴力现象，网络暴力的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对当事人的打击大等等特点真是让人胆战心惊。

“琪琪事件”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事件：“贾君鹏事件”。当初一句“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红遍大江南北。网民们纷纷对“贾君鹏”进行人肉搜索，并将其个人信息在网上公布。原本贾君鹏只是一个小白领，只想过平常人的生活，可个人信息在网上曝光后，无论何时他都会遭到记者的围追堵截，这给他生活上和精神上都造成了极大压力，最终住进了精神病院。

所以，网络暴力只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社会上总会出现第二个琪琪，第二个贾君鹏，更多的人会因遭受网络暴力而痛苦。只有自觉抵制网络暴力，还网络一个安全、纯洁的环境，才能使人民群众过得更加舒心。这不仅是对政府说的，更是对我们自己说的。

不轻易评论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的全部；不随便把别人说得那么糟糕，因为我们自己做的也并没有多好。—题记

网络，如今已遍布我们的生活，已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近几年有一股“洪流”在网络上盛行，几乎所到之处无人涉足，即使触碰，也会被怼的遍体鳞伤，体无完肤。那股“洪流”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键盘侠。他们凭借着手速和犀利著称，想必有人已经知道这是什么了吧？

暂且抛开正文，我先说一段前段时间我刚看到的视频。视频中，节目组随机招募了二十个路人，让他们戴上面具，模拟网络暴力施暴者，对嘉宾进行第一印象评论。出场的嘉宾有三个，且打扮个性十分鲜明。节目开始，让嘉宾先简单介绍自己，随后，二十个观众开始对嘉宾肆意评价，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屏幕上出现了无数个嘲讽不屑甚至是侮辱性的词汇。

三个嘉宾转身看到评论，情绪都十分不稳，嘉宾三甚至直接崩溃，泪目离开现场。他们前期完全没想到别人会这样看待自己，虽然都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但是看到这样的言论完全是懵的，已经严重超过了心理负荷。

后期这三名嘉宾在接受采访时，他们表示，当时很难受，就像刀子扎在心上一样，也许这些对别人来说，只是几个字，但当事人却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消化那些言论。

视频虽然简短，但是感悟颇深。网络暴力看似离得我们很远，但是我们错了，其实网络暴力就在我们身边，我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姐之前玩微信遇到一个同城小哥哥，没想到那人却是披着羊皮的狼，看似优秀其实是一渣男，只会玩弄感情的渣。我姐的感情被他玩弄，被他甩，他却蹬鼻子上脸，各种恐吓和骚扰，本以为离他远远的就可以安宁，但他却越做越过分，把我姐的照片传至网络，还有各种变相的扭曲事实，才短短几分钟，下面就有几万条评论辱骂我姐，并且一条比一条犀利，全都是针对我姐的。我看着评论，不禁心头有一股怒火迟迟难平，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下面几万个人，发一句评论半分钟就可以被淹没的无影无踪，只能忍气吞声的受着，那段时间我姐的情绪真的是差透了，可恶......

其实网络暴力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网络暴力就在我们身边，之所以网络暴力施暴者如此猖狂，就是利用了网络世界上最大的bug——未实名制登录。现在各大软件都有了第三方软件登录的功能，这更是给了网络暴力施暴者留有可乘之机。他们完全可以不绑定手机号，直接应用软件，然后怼的差不多了就注销账号，扬长而去。

这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但对于网络暴力受害者来说无疑是用利刀深深地扎在心上，虽然时间冲淡一切，但是永远都冲不淡网络暴力受害者心中的疼痛，网络暴力留下的伤疤是永久的，这可能会让受害者疼痛一生，这可能会让受害者走上绝路......

网络暴力施暴者们，喷子们，停手吧，不要把伤疤深深地刻在别人心上，不要让疼痛伴随别人一生，不要因为你一句不经意间的话语毁了别人的青春！

正值花季雨季的青春年华，琪琪却选择以跳楼的方式结束生命，是她对生命不负责？是因为店主通过网络定了她“莫须有”的罪名？还是因为网友们无情的人肉搜索？又或是因为同学轻信网络便加指点？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什么扼杀了一个正如夏花般绽放的生命。

首先，都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丁亦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倘若不曾偷窃，管他网上是疾风骤雨还是雷电交加，只要问心无愧，君子只管坦荡荡！倘若确曾为之，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何苦就此轻生，选择死亡或许可以逃避一切，却无法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反而只在亲人心中留下无法痊愈的伤疤。

诚然，我们只是旁观者，不痛不痒地评价着当事人的做法，却无法感受其痛苦，那琪琪当时究竟身处何境才致使她毅然拿死神当挡箭牌？

一切的开始，从店主把怀疑琪琪的视频截图发上微博并请求人肉搜索说起。既然是“怀疑”也就是不确定，既然是不确定，凭什么“开启”网络的人肉搜索功能？君不知未经允许就有目的地发布他人照片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君不知当今网络无孔不入足以毁了一个花季少女？君不知网络暴力恐怖得足以把“白”的染成“黑”的？难道调查真相的方法就只有一种吗？难道店主不可以求助于相关机构或私底下找当事人调解吗？

当然，这件事也少不了成千上万的'网友的推波助澜，好奇心必然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体里，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为了满足它而伤害他人。首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发起人肉搜索就应该马上扑上前去凑热闹吗？其次，如果真的认识当事人，给店主私信联系方式足矣，至于把他人的隐私也昭告天下吗？试想一下，如果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你的个人隐私，不会觉得生活中像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看吗？你能活得畅快自在吗？

再者，作为同学，即已与琪琪相处有一段时间了，对其为人怎么也了解到个大概了吧？这时她最需要的就是身边人的支持，听她说说心里话，听她谈谈事件真相，再作进一步的举措，总比从一开始就因网络传言而在其背后暗暗指点来得要好吧！

究其原因，都是网络暴力惹的祸，无论是谁，都不应掀起或参与一场网络暴力，用强大的内心抵制网络暴力的侵害也是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慢慢扼制网络暴力。请让人间多一份尊重与信任，少一些网络“误伤”和“误杀”！

陆丰望祥河桥上轻轻地纵身一跃，一个年轻的生命眨眼之间便从我们的面前消失了。生命的消逝令人惋惜，可生命消逝的原因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去反思。

一个不确定的指控，一场浩浩荡荡的人肉搜索如同滔天的巨浪，“轰”！一个生命在这漫无边际的网络暴力之海中被湮灭了。这一切事人们缺乏理性判断，头脑发热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生命的消逝给那些懵懂不清的人当头一棒，使人们清醒，这代价无疑是惨重的。

在这科技日新月异、网络信息泛滥的年代里，我们被信息包裹，这使我们混乱，迷失方向。因而我们需要保持清醒，才能找准前行的方向。“毒奶粉”、“毒大米”等动摇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食品安全问题瞬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于是关于各种食品的安全的信息在一夕间充斥满了我们的生活。网络上说某某知名企业生产的饮料含有工业明胶，人们便不约而同地唾弃它：报道中说国产奶粉质量不好，人们便对“国奶”敬而远之，纷纷追逐“洋奶”……总之，只要网络上、报告中说某某食品有问题，奉劝大家不要购买，人们便将其当成是至理名言，奉行到底，也不管其是否真实可靠。这样的人是愚蠢而悲哀的!愚蠢就在于面对流言的皮鞭，一鞭子下来也无暇思考，像耕地里的牛一般，指东便往东。指西便往西。而悲哀就在于，人之所以能位列动物之首，其前冠以高级的名号，就是因为人们能够思考，能对事物进行理性的判断。可为何在这能一语道破的流言面前我们却成了不会思考的单细胞生物。这多么可悲啊！

思想是最有利的武器，它能击倒漫天流言蜚语，带领人们迈向真理。末日流言在社会散布，激起民众阵阵恐慌，于是有人便创立邪教，借安抚人心、永保平安之名趁机敛财，煽动民众。但在邪教那妖言惑众的说辞中，我们政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果断出击，粉碎了这颗危害社会的毒瘤。人们对末日言论理性思考，现如今末日期限已过，太阳照常升起，流言的身影在阳光下无所遁形。

面对流言，我们若能保持清醒，理性思考，我们就能理解“速成鸡”的存在是可以的，我们就会知道营养快线是安全的，我们就会明白国产奶粉是可以信赖的。

生命的消逝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若我们能及时理性对待，保持清醒，鲜活的生命就不会坠入无边的黑暗。

来吧！让我们保持清醒，理性思考，去撕破流言华丽的外衣，揭开谎言的假面，为我们的生活撑起一片理性的蓝天。

抬头仰望，蓝天依旧，白云依旧。

网络传播媒介影响了网民对事物的正确认知，易使人们不经思考便下结论，但为何网民的语言往往倾向于攻击，武断如何演变为“武力”，粗暴如何上升为暴力？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主体的心理机制便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社会心理学上将攻击行为定义为“意图伤害他人的身体行为或者言语行为。”网络语言暴力当属此范畴，而攻击行为的产生当有其相应的心理原因。心理学上对攻击行为的一个经典解释的便是挫折-攻击理论：挫折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行为。“这里的挫折指的是，任何阻碍我们实现目标的事物。当我们达到一个目的的动机非常强烈，当我们预期满意的结果，却在行动过程中遇到阻碍时，挫折便产生了。”但是攻击的能量并非直接朝挫折源释放。我们学会克制直接的报复，特别当别人会对这种行为表示反对时。相反，我们会把我们的敌意转移到一些安全的目标上。 由此可以推论，当网民在现实生活中遇见上文所指的挫折时，这种挫折感所产生的攻击动机便促使人们在不需为自己言论负责的网上施以语言暴力。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又是讲求和谐一致，自我克制的集体主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看重与家人，同事的关系，隐忍克制一直是中国乃至儒家文化的特点。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写道:“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恰如中国的景泰蓝瓷器之独步全球。 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因“挫折”产生的攻击动机往往无处释放，而网上的匿名性，开放性正好为网民，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不用负责任的安全舆论空间，隐忍克制下的攻击动机终在网络上找到了发泄的途径。在“史上最毒后妈事件”中，网民对事件当事人进行疯狂的道德围剿，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对其进行攻击，并发动人肉搜索导致所谓小慧的后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跪地喊冤，而最后事实证明所谓史上最毒后妈纯属人为炒作。但是在事件过程中，网民对小慧后妈进行的言语攻击，已然变成一个发泄心中私愤与郁积的途径。所以，我们可以把网民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归于我国网络语言暴力产生的一个原因。而这种不如意与挫折感在当下的社会中越来越普遍。

“在高速现代化的国家里，随着城市化程度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他们对物质生活的可能的前景越来越敏感。但富裕群体只能较慢地扩展。因此，人们的期望与实际所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使得他们的挫折感变得更为强烈。” 这正符合我国当前社会的特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世界瞩目的事实,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社会中存在的贫富差距等问题,下层民众中形成了一种被剥夺的心理感受。《小康》杂志的调查发现,影响人们“快乐”的最主要原因是“社会不公平,社会底层民众的愿望不能实现”以及“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悬殊导致的心理不平衡”。而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中,“压力大”“不平衡”“安全感差”“满意度低”等,成为描述现阶段公众心态的最常用词汇。这些调查无不显示中国民众较为普遍且越加强烈的心理挫折感。

因而笔者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过大，不公平不平等现象的大量发生促使民众挫折感加剧，攻击动机加强，因而将这种情绪大量释放到网络空间里，造成了越加严重的网络语言暴力现象。

网民的从众心理亦是网络语言暴力产生的助推器。从众—由于群体压力而引起的个体行为或信念的改变，即俗称的“随大流”。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即是沉默的螺旋理论在发挥效力。“大多数人力图避免因持有某种态度和信念而被孤立，因而在表达支配意见和不表达意见的人数增加的时候会放弃原有的想法和态度。选择与主导意见趋同。” 虽然网络是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群体的压力不会像现实生活中那么明显和有力，但是，如果一旦语言与主流非理性情绪和暴力言论不一致，那么经常会引来大量言语的攻击。这会给异议者，或者说理性思维的持有者带来心理的不适。况且网络事件与网民的切身利益往往没有联系，网民通常不会为一个与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的事件坚持己见而遭受语言暴力。同时如上文所分析，网络形成的公共领域,成为网民情绪的释放场,这种情绪化的非理性言论氛围,会影响虚拟空间中的其他参与者,激发他们的语言暴力倾向。当一群理性思维不占主导地位的人在一起讨论时,往往会受到情绪的感染,不自觉地融入这样的言论场中,形成集体无意识的施暴。所以网络事件中理性的声音往往会消弭，非理性的暴力语言大行其道。

网络暴力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直接侵害他人生命权、身体权的新型的暴力行为。就形态而言，它多局限于舆论范围，主要以言语攻击、形象恶搞、隐私披露等形式呈现，并具有以下特征：

(1)主体的不确定性。基于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网络空间往往聚集着非组织化、陌生化的群体，因此，在多主体参与的网络暴力事件中，一般很难确定具体行为主体。

(2)过程的易操作性。随着“复制”、“粘贴”等网络信息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任何掌握网络技术的行为主体都可以通过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数字化形式实施网络暴力。

(3)后果的实在性和难控性。网络暴力以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为行为客体，其后果都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并往往导致非虚拟性的后果。同时，由于网络的交互性和即时性等特点，网络信息传播极具流动性、扩散性，其影响范围一般难以被人们所掌控。

网络暴力的产生，根源于多种风险的交叠和共振。一方面，在互联网上，既有基于职业、籍贯等联系纽带而形成的地缘、业缘群体，更有基于生活娱乐、资源共享等个体偏好而形成的趣缘群体。他们借助网络交互空间(QQ、Blog等)，可以随性发出自己的声音，犹如置身于一个个众声喧嚣的“网络广场”。同时，互联网本身繁杂难辨的海量信息强化了网络受众的风险感知度，加之信息内容的易编辑性以及信息散播的可操控性，网络信息质量往往参差不齐、真伪难辨。

另一方面，当下中国网络暴力的频发，其背后大都潜藏着“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经济社会“重效率而轻公平”的脱序式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加剧了社会认同的分化。致使社会情绪不断郁积并涌向网络空间。再加上商业化运作模式的普遍嵌入，催生了数量庞大的“网络推手”，他们以广告收入为经济来源，以“点击为王”作营销规则，通过制造噱头、吸引眼球、积聚声势等进行舆论操控。对他们而言，“网络暴力”往往就是“网络暴利”。

另外，网民群体突出表现出年轻化的特点。青少年由于心理品性尚未成熟，社会辨认和自我控制能力较低，而且，传统中国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对弱者的同情往往占据社会舆论的制高点；而在青年网民身上，则体现为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侠义情结，他们以“道德审判”为武器，以伸张正义为目标，渴望获得充满认同的“网络回音”，又常常游走在暴力与正义之间。一旦嫉妒、怨恨与公愤等在网络上无序宣泄，网络空间就处于“多数人的暴政”之下。

随着日益发展的网络系统向我们走来，我们原有的一系列的生活方式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原来的教学，到现在的网络教学，从原来的超市购物到现在的网上购物，从原来的临床咨询到现在的网上会诊……整个过程的演变与替代，无不凝结着先进的科技工作者艰辛的汗水和无穷的智慧，然而，在风靡时尚的网络生活中，我们是否又考虑过它的不足呢？

诚然，网络确实带给我们无可估量的好处。出门时电话联系，这样节约了时间，节约了精力。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和精力干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网络在整个生活中发挥着它无可比拟的优势，越来越多的人将焦灼的眼神抛向电脑屏幕。因为，他们渴求的是最时新、最有效的信息。而相反的一些同样珍贵的人类的结晶——图书，被人们置之一旁不顾。据有关部门调查，近六年来我国国民读书的意识逐渐下降，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将眼光抛向网络。可以说，网络几乎替代了大部分人的生活，而就在网络日趋走红，并扮演重要生活的同时，我们应该保持几分冷静与沉着。

当今的一些青少年，尤其是高中生，他们经常因沉湎于虚无缥缈的网络生活而无法自拔，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与去泡网吧，其结果肯定是弊大于利。作为青少年，正处于长身体、学知识的关键时期，如果对有些事情认识不清或者克制不了，就很容易对其思想产生毒害作用，并最终导致诱发犯罪。还有一些不法犯罪分子专门利用高新技术手段进行网上作弊，如果你没有一点警觉意识，就很容易成为被捕猎的对象。因此，我们对网络要时刻保持一种警觉、严肃的态度。此外，网络生活很容易让人们形成一种懒惰、散漫的意识，对一些重要的事情缺乏亲历性和实践性。

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得知，任何事情没有它绝对的优势，只不过是人们思想上的一种错觉罢了。我们人是有思想，会逻辑推理的，对任何事物要认真分析，慎重考虑，才能更好地利用其优势，减少其不足，使之更加完善地发挥功能。对于网络———这个社会的大角色，我们当然要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