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进杂志

独生子女存在严重缺陷蒋保信：现在的中国，从幼儿园到大学，学生基本上都以独生子女为主。有人认为独生子女在家都是备受宠爱的小皇帝，因此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但就我对身边的独生子女朋友(以及亲人)的观察而言，我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大多比较有个性，爱自由，我想这是好事。所以，我认为并没有必要把独生子女当做一个特殊群体来看待，因此在教育上也没有必要做相应地调整。不知您认为如何?郑也夫：在中国独生子女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无论哪个年龄组的儿童或青少年，独生子女都是多数，非独生子女才是少数。要说独生子女是特殊群体，那是跟国外的青少年比，或者跟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比。相比较而言，独生子女容易自我中心，缺乏独立性，我个人认为这是他们的严重缺陷。一个人成长时的第一课，不是老师教的，而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摩擦、妥协、合作、互相帮助。这些课不是诉诸语言的，但毫无疑问，大家很小的时候都学会了，在一个家庭里，兄弟姐妹怎么能不互助，不相互妥协?但对于独生子女而言，这堂课没有了，他们没有了这个童子功。他在家里是最弱小的，大家都会照顾他，都是别人给他，而不是他给别人，他怎么能学会让步与合作?蒋保信：但他上幼儿园时，也是跟很多小朋友一块相处，难道就不能学会互助、妥协和谦让?郑也夫：幼儿园教育不是第一步的教育，幼儿园也只是独生子女的部分生存空间。在过去的多子女家庭中，兄弟姐妹分割有限利益的时候，肯定要相互妥协。但在幼儿园，并没有太多这样的利益分割。多数家长对子女的期待很荒诞另一方面，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多数家长的期待是极不对头的。即便是最愚笨的老太太，如果有一些鸡蛋，她也不会把它们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但如果她只有一个鸡蛋，她就会把它放在最好的篮子里。同样的道理，因为现在的家长只有一个孩子，他们就完全不考虑孩子的兴趣及潜力，无论如何也要他读大学，认为大学是最好的篮子，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妙的。一个孩子要不要接受高等教育，因人而异。有些孩子不愿意念大学，未必没有其他才能，他可能擅长做推销员或者干其他手艺活，这并不需要读很多书，不需要学高等代数，但他也能过得很好。每一种工作，都是跟一种人匹配的，有的人适合读康德，有的人就不适合，但不适合读康德的人未必不能成才。古人说"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能因为大家都说这条路好，就让所有的孩子都走这条路，这是荒诞的。我坚决反对军训，主张服兵役蒋保信：您曾提出用服兵役来解决独生子女的教育弊端，因为这对学生的意志力和社交能力都有好处。但在部队服兵役讲的是服从，这会不会从另一个方面扼杀学生们的创造力?郑也夫：我是坚决反对军训的人，军训那种形式主义是很无聊的，时间长度也不够。我主张的是适龄青年去服兵役，让每个青年都融入部队，而不是像军训那样从部队请个教官置身于学生当中。服兵役不会扼杀学生的创造力，而我们现在的教育对学生创造力的扼杀才是最严重的。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要求学生在智力劳动中齐步走，给你规定标准答案，动不动就要你没完没了地复习，这对创造力的毁伤是最大的，也是我最反对的。但相对来说，服兵役不是一个纯粹的智力劳动，它是综合性的。一个学生在自己的黄金时间段离开学校一阵子，到社会中去生活，是不要紧的，回来后也不会很耽搁学校的学习，因为社会生活是不扼杀创造力的。在纯粹的智力劳动中，不应该有严格的纪律，也不应有标准答案和反复的复习。但如果是做综合性的事情，那无所谓。高等教育永远是一部分人的事情蒋保信：您曾说教育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意识形态，而我们中国人希望孩子受到好教育的心理尤其强烈，您对此似乎是持批判态度的。重视教育有什么不对吗?郑也夫：一种观点很流行，甚嚣尘上，可以管它叫意识形态。在当今全世界范围内，教育都成为了意识形态，只不过在中国这个问题更严重。很多人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一个国家的教育越发达，越多的青少年上了大学，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越发达。我认为这是胡说八道，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过犹不及。社会是要讲分工的，社会的人才应该是多样性的，而不是说越多的青少年读大学，这个国家就越好。我前面说了，有的人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读大学，他读不懂高数和康德，这并不说明他没有能力，他可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车工，也可能是个非常优秀的推销员。一个人打球打得像乔丹那样好，他为什么一定读大学呢?社会的分工是很细的，能研究出最好的手机的人，在社会上占的比例连1%都不到，你研究不出来，跟着用就行了。教育要多元化，绝不能让高等教育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裹挟进来，教育要呈现多样性。蒋保信：这是不是跟我们一直强调"知识就是力量"有关系?我们对知识似乎有一种盲目崇拜。郑也夫：孤立地说，"知识就是力量"，也没错。培根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并没有直接针对教育。但知识不等于能力，学校应该培养人们的能力，还要培养人的情商。即使知识就是力量，也不能单纯地给学生塞知识，那会把人学死的。高强度的复习摧毁人的创造力蒋保信：您曾说中国出不了诺奖的原因是复习太多，特别是在高三一年，学生都接触不到任何新知识，这好比让千里马拉一年磨，然后千里马就被废了。我并不认同您的观点。第一，一匹真正的千里马就算拉一年磨，也还是千里马。老三届和下乡的知青在青春期所遭受的摧残不可谓不惨，但后来不也人才辈出吗?第二，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我觉得通过高三一年的复习，我才把高中的知识有了更深入和系统的认知，所以这并不是坏事;同时我也并不认为高考会让人厌学，田方萌即是一例。第三，中国出不了诺奖，问题可能并不是出自于基础教育(或者基础教育的问题只是一小部分)，而是出自于大学教育。日本的基础教育跟我们差不多，但他们为什么能出诺奖?郑也夫：说高强度的复习会摧毁人的创造力，我是有根据的。我自认为自己是有点创造力的人，但我很惧怕复习，我很惧怕反复地看一样枯燥的东西，我觉得这对我的整个精神状况都是一种很大的摧毁。我虽然自认为小有创造力，但只是个小人物，那我们再来看大人物的故事。爱因斯坦曾经历过一次必要的考试复习，复习完了之后，他好几个月都没缓过劲来，都不能进入正常的学习。或许少数人的例子还不能说明问题，那我们就看看美国硅谷创意群体的作风，他们工作时连西装领带都不愿意穿，他们必须得让自己在身心都非常惬意的状态下，才能从事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假如让他们像白领一样，过一种朝九晚五的刻板生活，把自己搁在一个格子里，每天必须穿西服打领带，他们肯定会发傻。反复的复习，会让人的大脑处于一种厌烦沉闷的状态。相反，当他学习新东西时，新的知识会对人有一种强烈的刺激，人会勃发出很大的兴趣来接纳新知识，思考它是怎么回事。但人在复习的时候，不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蒋保信：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高三一年的复习，危害没那么大，至少不足以摧毁一个天才。郑也夫：首先，中国的学生不只是在高三这一年复习，他在此前做的复习就比国外学生多得多。第二，高三这一年，正好是学生的黄金年龄，这一年复习对他们的摧毁是极其严重的。当然，不管在哪个年龄段，无论在十七八岁，还是在八九岁，复习对人的伤害都是不得了的，但这是内伤，不容易看出来。中国人得不了诺贝尔(科学)奖，是一个现实，我认为这跟中国学生复习太多有关，这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是非常致命的一个原因。人绝不可以老复习，在小学、中学老复习的学生，到了大学，干劲就都没有了。我在北大接触到大面积的同学，他们对学习并没有一种疯狂的兴趣，为什么?因为中学阶段的教育导致了他们一定程度的厌学。美国中学生极少复习过第二遍我年轻的时候，学习时会有非常旺盛的兴趣和动力。我看美国的学生也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外甥在美国，他是普通的公立学校毕业的，大学上了哈佛。他回国探亲时，我教他下五子棋，他学起来兴趣大极了，很快就钻进去了，几天下来就能败我。他在美国读中学的时候，没有一门功课复习过两遍，学一遍温习一遍就完事了。他妈妈逼着他复习两遍，他会把桌子掀了，说你干吗要我复习两遍?我在班里已经考的很好了。他妈妈说你没考满分。他说，我为什么要考满分?以后遇到问题，我翻翻书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我为什么把它记得一点也不差?我考试可以得85份以上了，你为什么还要折磨我?他妈妈也就再不折腾他了。我外甥在美国念的小学和中学，一共读了12年，没有任何一门课复习过第二遍，因此他学习动力非常旺盛，从来就没觉得学习是一件枯燥的事，最后顺顺当当地上了哈佛。我外甥之所以有这种状态，是因为他在整个智力劳动当中，从来没有做过枯燥的事情。对于每次智力劳动，他都是睁大眼睛，特别好奇，学习的动力非常旺盛。而在中国，学生会感到学习真他妈没劲，复习没完没了的，而且即便你都考了95分了，人家还非得让你受挫，说这个题目你怎么做错了呢?不应为了进名校，而把学习异化蒋保信：我们这个社会，从学生到家长，几乎都有名校崇拜情结，都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上最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我有个北大毕业的朋友说，高中时有个老师跟她说"考上北大和考上湖南大学可是大不一样的，即便你找个男朋友也是北大的"，她说人毕竟是社会化的动物，上了名校至少可以有一些很好的"关系"。您怎么看中国人的名校情结?郑也夫：我没有过名校崇拜情结，也没有上过任何一所名校，只是后来到了北大教书。蒋保信：但社会上很多人是有这种名校情结的。郑也夫：我不好评价。但如果上好大学是为了建立有利的社会关系，这是很功利、很世俗的。如果你从事的是创造性劳动，这其实是靠单打独斗的，你个人没有创造力，拉帮结派也没有用，帮派并不能帮你在物理学上有突破，也不能帮你解决其他智力和学术上的难题。当然，如果你从事政治或商业活动，拉帮结派互通有无，对你是有帮助的。但如果你上了顶级高校，就为了拉帮结派，那你就太没理想了。顶级的高等学校都非常重视培养创造力的人，美国的顶尖大学都是为了培养领袖的。如果你真是一个领袖，你会最在乎是否有很丰富的人脉吗?你的能力可以帮你建立人脉。蒋保信：不过，如果进了名校，身边的同学大多数是很优秀的，有个很好的氛围，大家相互激发，对个人的发展的确是有利的。郑也夫：这么说还靠点谱，但是也不应该为了进名校，而把自己的整个学习都变得异化了，上名校肯定是第二位、第三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还是让自己健康地发育，你要是为了进名校而累得吐血，进了名校以后又厌学，你也就快废了，因为早就受了内伤。如果你在中学阶段的学习很愉快，不会累得吐血，上大学后也不厌学，哪怕你考上的第一所大学不是最好的大学，但因为你学习的积极性是很旺盛的，日后也是会有前途的。填报志愿时要选择院系，绝对的中国特色蒋保信：博雅教育这个概念不仅在中国逐渐流行，并且也有不少大学在实践这个理念。但在大学才开始博雅教育是否为时已晚?我听北大的朋友说，北大元培学院被"誉"为最烂的学院之一，学生接受的是所谓的通识教育，但竞争不过那些接受专业教育的学生。如果中国真要开展博雅教育，您有什么建议?郑也夫：我们在高考填报志愿时，还要选择院系，这是很荒诞的。考大学的时候，应该是不报院系，只报大学。我不知道美国所有大学的做法，但我知道美国的好大学是这样的，连文理都不报。在哈佛大学，学生从大三才开始定专业，在前两年你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文理所有的课你随便选。多数青少年在初期的时候，认识不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所以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面积地接触各种学科。当然也有些人很早就知道自己的兴趣，比如有些人酷爱数学，有些人酷爱戏剧。但大多数人，因为早年没有过多的接触，要到很晚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们在18岁填报高考志愿时，都比较纠结，不知道报什么。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不应该让学生先选专业，只要让他选个大学就好了。进入大学后，再让他广泛地听课，什么课都可以学，一门课他喜欢不喜欢，是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得试一试才知道，然后再确定要不要把它当作自己的专业，得有这么个过程。但在我们这，专业在报考志愿时就定了，然后就造成很多问题，你想换专业，还不太好实现，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要有彻底的改变。如果我们到大三才定专业，那你此前的学习，以及大学提供的课程，肯定是文理兼顾的。对于那些很早就有偏向的人，比如喜欢数学，或者特别喜欢戏剧，也不要紧，学校也能提供你这样的课程。但我相信多数人还是需要一定时间去广泛接触各类知识，最后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一个人只有干符合自己兴趣的事情，才能干得很好。学生不能老补短板，要把长板搞上去蒋保信：现在有些大学生很功利，为了有一个好看的成绩单以便顺利出国或者保研，就策略性地选修容易得高分的课程，甚至还走歪门邪道跟老师搞好关系。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学生?郑也夫：我不想评价这些学生，任何学校都有一个学生文化，简单来说，就是希望付出少得分高，学生必然会和学校、制度以及老师博弈。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制度设计好，只有这样，学生才不会有这种不良的路径选择。蒋保信：所以问题不在于学生，而在于制度?郑也夫：毫无疑问，主要是制度的问题。但那样的学生能不能被国外大学录取，能不能得逞，其实也很难说。你虽然把成绩弄得很好，但你发展得很片面，在面试时能不能行很难说。蒋保信：人家不只看分数。郑也夫：他们也看分数，但不是孤立地看分数。实际上，一个学生要想对得起自己的前途，对得起自己的能力发育，肯定不能老是补自己的短板，要扬长避短，要把长板搞上去。我们现在的制度，包括保研，要看学生的总分和综合分，学生只能把短板补齐，要伺候不感兴趣的课程。对于学生的能力发育来说，这种策略是错误的。要发育能力，你应该扬长，这个长板是你以后的生存之道，短板其实是次要的。但学生为了保研，为了总分高，只能去补短板，这是制度安排，多数人不会跟制度对着干。老师为什么这么糟糕?因为制度蒋保信：我认为中国教育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制度的问题，老师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在这个有问题的制度下，老师仍有很大的可作为的空间，仍然能够既做好学问又带好学生，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比如人文学科，其实并不需要多少科研经费，即便不申报国家课题，一个潜心学问的学者也能够做出好的学问来，比如高华。至于带不好学生，所谓的课题压力和学生人数众多其实是借口。不知您怎么看?郑也夫：你这句话很正确，没有人敢反驳。老师没有一点责任吗?肯定有。但是，制度的问题更大。蒋保信：如果学校里有很多好老师，肯定会弥补一些制度上的缺陷。郑也夫：弥补不了多少。比如在高中，一个好的老师想按照自己的路子办学，学校恐怕得把他开了，家长也会不乐意，因大家都要伺候学生的高考。蒋保信：但在大学里，老师能够发挥的空间很大。郑也夫：在大学里面，一个好老师当然会有一点作用。但在保研这样的问题上，学校要看总分，学生为了保研还得伺候他不太喜欢的弱项。你当老师的，对他有一点感召力，这是没错的，但你也不能委屈他，让他最后保不成研了。我们当然不能忽视老师的作用，但制度的力量太大了。蒋保信：我们都希望学生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理念"，但如果我们的老师自己做不到这一点，怎么能教出这样的学生?好多大学老师都人浮于事，也是很功利的。郑也夫：老师的功利跟学生的功利，在更大程度上都是制度的函数。大家都只能在现有制度下去博弈，去讨生存，所以制度是决定性的。老师要是都很好，对学生当然有好处。但老师为什么这么糟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制度的原因。中国糟糕的教育，是全社会的共谋蒋保信：我有个朋友的女儿在上幼儿园，因为在课堂上话很多，结果被老师批评，回来后很伤心。朋友说从幼儿园开始，学校就开始规训孩子，但又没办法，如果家长有想法，又会和学校的教育有冲突，所以也没法改变。而有趣的是，我前两年曾看过关于马小平老师的报道，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引导学生读很多课外书。但他的做法遭到了很多家长的抗议，因为这并不能帮助学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您怎么看这两种现象?在教育改革上，家长和学校好像是互为障碍的，应该怎么办?郑也夫：这两个案例说明，中国教育现在变得这么糟，是政府、学校和家长共谋的结果。很多家长是对教育的认识是非常功利的，学生不是有句口头禅吗："家长皆祸害"。家长确实是祸害，跟学校一块欺负学生。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家长就专横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这个孩子不爱学习，或者说没有学习潜力，但他在社会可以做别的事情，比如做汽车修理工，做厨师，社会也需要这些角色，但家长都认为这不应该是自家孩子的选择，他应该上大学。不行就复读，哪怕上个三本也好，都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不是说教育是中国最大的意识形态嘛，都以为上了大学一切就都好了，家长是这个意识形态的缔造者之一。家长加入这个共谋，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老师说为了幼儿更好的发育，这时候不要让他学算术，也不要学认字，幼儿园的教师明白幼儿教育该怎么教，但家长不干，还跟幼儿园打架，你们为什么不教识字?我们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不客气地说，像你们这样的SB，你们的孩子注定是要输在起跑线上的。因为小孩子从小就不能这么教育，在孩子那么小的时候，你就开始摧残他，搞填鸭式的教学，逼着他做超负荷的功课。即使你的孩子在幼儿园时期打败了别的孩子，小学上的是重点小学，然后又上了好一点的中学，但长大了肯定也是个废物，即便考上了北大也还是个废物。我在北大教书这么多年，见了很多的学生，他们学习上没有动力，不可能有远大的前途。所以，中国糟糕的教育，是全社会的共谋。政府的政策有问题，学校的管理有问题，家长则是配合政府和学校逼迫学生，最后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培养不出有创造力的人才。中国教育病入膏肓，短期无解蒋保信：有些家长其实不想参与这种共谋，但也无能为力。郑也夫：问题严峻就在这儿。家长中有积极配合的，也还有被迫不得不上阵的。就说高考吧，"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它不仅把所有学生都席卷了进来，还把明白的家长和不明白的家长，以及明白的老师和不明白的老师，全都裹挟进来了，这就是制度的力量。不然你不是找死吗?跟自己过不去，准备上差一点的大学，或者不上大学?听说你这孩子到了高三还喜欢诗歌，你有病啊?是不是?所以，制度的力量是巨大的。换了在美国，高三学生就可以喜欢诗歌，并不耽误什么。蒋保信：还可以加分。郑也夫：还不是一个孤立的可以加分的事。在美国你想要进哈佛，SAT考试的成绩也要很高，这是一个重要的参照，但人家不单单比这一项，你还要给学校写一个陈述，谈谈你曾参与过的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加入什么NGO组织等等。我外甥为什么能进哈佛?因为他在学校课堂之外的活动，也很出彩，比如他是学校的乐队指挥，这个就是很厉害的一点。虽然没有一个正式的评比，但这肯定说明他有能力。在美国，人家挑一个人，要看很多的参量。但在我们这，只看分数，你多一分就能把一批人挤掉。哈佛大学虽然也看SAT考试成绩，但你比人家多两分，最后录取谁还很难说，因为还要看其他参量和指标。蒋保信：我们在招生的时候，把多样性的参量和指标纳入进来，也是可以的啊。郑也夫：可以不了。我们不能保证学校老师的公心，如果大家都知道当乐队指挥可以作为录取的一个参量，家长就要花钱给孩子买个乐队指挥当了，我给学校两万块钱，让我的孩子当一个月指挥行不行?在我们这儿，社会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全社会都是腐败的，学校里行贿的现象多了去了。现在高考录取只看分数，只要保证现场不能作弊，还是比较公平的。但为了这个公平，我们牺牲了多方面的考量。再比如推荐信。外国的中学校长经常给学生写推荐信，这是很重要的参量。但在我们这儿，推荐信首先就得作废，因为我们的推荐信都是胡扯，把每个学生都说成是最好的学生。如果你以社会活动作为参量，那也可以作假，人家有钱有关系，就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个社团当领袖，在那个社团当领袖，最后把社团也弄得乌七八糟。我们社会的良心已经坏了，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更早胜出，赢在起跑线上，这是非常荒诞的。一个人最后行不行，要到后来才知道。就像培养一个足球运动员，要到他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才能看出来他是不是有价值的球星。但我们在早期就杀鸡取卵，最后把一代人全毁了。蒋保信：这么说起来，中国的教育好像是无解了，好悲观。郑也夫：在短期内是极难改变的。谁要是能开个方子，在短期内就把教育病治好了，那肯定不是大病。复杂的病症不是马上能治好的，在短期内是无解的。教育的问题牵扯到很多社会因素，刚才咱们说到行贿、腐败、拉关系等，这些东西无孔不入，极其严重。你录取的时候重视什么，人家就在什么地方下功夫。高校早就不是净土蒋保信：不管我们社会怎么糟糕，高校作为一片净土，老师应该带头形成一个好的风气。郑也夫：高校什么时候是净土了?高校早就不是净土了。蒋保信：但它至少应该成为一片净土。郑也夫：我有一次给官僚们上课，批评官场腐败，有一个低级公务员就举手跟我争论，下课了还拽着我不走。他说你对官场腐败的谴责，打倒了一大片，实际上中低级的官员，特别是低级官员，根本没有什么腐败的权力和机会，除了跟着吃顿饭，什么都没有。他还说当官的贪污了，还有被抓的风险，但你们当老师的腐败了却没有风险。你们这儿有大量的课题费，做研究需要这么多钱吗?我不查你这些钱怎么花的，就问问你一个课题需要这么多钱吗?比如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题，能拿100万经费。这样的研究，不就是需要一批图书文献吗?还需要到马克思故居考察去?无论如何，也不需要100万，这额度就是荒诞的。如果你把高校当净土，你的期望太高了，他们都是腐败分子。如果说应该，那官员都应该是清官，社会上应该的事还有很多。蒋保信：听老师说，在大学里花钱也是不容易的。郑也夫：花钱当然不容易，比如到年底突击花钱，很累的，光吃又吃不掉，瓜分的话还可能会出事。蒋保信：只好巧立名目。郑也夫：很多教师申请课题、伺候课题，都很累，最后还要造一些垃圾作品。但垃圾作品也是作品，要弄出一个30万字的垃圾作品，容易吗?好不容易弄出来，还要想着怎么把钱洗到自己的钱包里，这些都是很累的事情。有的老师干这样的事情，一干就是20年，这个人还有救吗?你跟他说大学是净土，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对牛弹琴，胡扯。我主张取消课题制蒋保信：如果说教育改革要先从老师的自我革命开始，在目前的环境一下，老师们可以做一些哪方面的转变?郑也夫：我还是主张取消课题制度，不应该有这些东西来吊老师们的胃口。一个老师被课题腐蚀了，耗费了大量精力，还谈什么教育?我没有申请过一分课题费。蒋保信：遗憾的是像您这样的老师太少了。如果我们有更多像你这样的老师，不跟这个有弊病的体制玩，那我们的教育会不会是另外一种状态?郑也夫：你只是说如果，如果这样，那当然好。但你何以让这样的老师多起来?你有没有办法?这是比较费劲的，或者说你只有顺其自然，但这就不叫有办法了。我想到的办法，就是取消这些课题费制度，让老师们不受它的诱惑，只受研究兴趣的牵引。我们有些老师本来是有研究兴趣的，但后来让钱给扭转上了别的道。蒋保信：被腐蚀了。郑也夫：我们要先把坏的制度去掉，好的怎么生长，那是以后的事情。不同时代的学习拼盘肯定是不一样的蒋保信：民国时期的有很多现在被奉为大师的人，比如胡适和萧公权，他们都是在十五六岁之前，就熟读了四书五经，打下了很好的国文功底。这对现在的教育有什么借鉴意义?您认为中国的教育是否应该继承一些中国古典文化的遗产?应该怎样继承?…………（本文系《同舟共进》杂志特约专访，删节版曾刊载于《同舟共进》2015年第3期，题为《郑也夫：教育现状是怎样炼成的》。此为未经删节的原题原稿。）

因为这三次改革都没有摆脱封建社会的桎梏，是不可能真正救中国的。

穿过你的往事我的政法 陈夏红 在法律人研究领域，我以前写过一本《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编过一本《法意阑珊处：20世纪中国法律人自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本《政法往事》可以说是前述两书的续篇。稍有不同的是，《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中，更多是围绕个人的长篇大论；而《政法往事》，则更多是根据这几年搜集的一些边角史料写成的“千字文”，关注的角度更多是“事”而非“人”。 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些法律人？老有朋友这么问我。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考虑，但一直没有答案。用一句老套的说法，就像你问爬山者为什么要爬一座又一座山，他会玄妙而富有哲理地告诉你：因为山在那边。我的答案与此类似，仅仅因为那些法律人在往事中，因为政法在往事中。 这么说可能有点玄乎。事实上，我开始写这类文字，早期只是朦胧地觉得法史应该不是大学课堂里那个样子，应该不仅仅是制度在流变，更不仅仅是思想在传承。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我也可以化用，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漫漫历史长河中，倘若要离开法律人的行迹，而去谈论法史，那无异于赶走所有的演员而在戏台上演“空城计”。而且，由于历史的尘封以及人为的遮蔽，使得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多少总有些“似花非花”、“看雾非雾”之感。我觉得我在早期所致力做的一项朴素的工作，就是在法律人的历史领域，尽可能利用各种史料提供的蛛丝马迹，而去复原历史的原貌。 另一方面，除了在法律史的世界中构建以人为主的“人本法史”之外，另一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将法史的文章写得有趣。王小波在《红拂夜奔》序言里说，“对于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对于另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应达到的标准。”我喜欢一切有趣的文字，老的如林语堂、钱钟书、唐德刚，中间的如王小波，小的如韩寒、李承鹏、楚望台等等。记得有个朋友，曾将MSN签名改成“你的书值得砍树吗？”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对每个写书的人都适用，而书的有趣与否，本来就该是是否值得砍树的一个标准。对我而言，尽可能让每篇文章都有趣，是我孜孜以求的一个目标，尽管在事实上，我们的法史沉重得让有趣的事情也变成悲剧。 当然，从更宏观角度来说，我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在历史舞台上，法律人有何作为？法律人究竟应该如何作为？如果未能如愿以偿的话，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法律人未能作为？……这些问题并不是贯穿在每一篇文字中，但这的确是我写这些文字最原始的出发点。或者说，之前我对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判断，更多时候是一种基于个人思考习惯的直觉。直到2010年上半年，作为中欧法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我聆听了方流芳教授给研究生开的“思想政治课”——法律职业伦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才豁然开朗，颇有醍醐灌顶之感。我的笔端所要倾诉的，无他，职业伦理而已。由此，我要向方流芳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 这些文字大都是供《法制早报》、《法制日报·周末版》、《法制日报·法学院专刊》、《律政方圆》、《中国政法大学校报》等报刊上“政法往事”专栏的。需要申述的是，这些文章的写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些专栏也基本上都是自生自灭而生生不息。此外，还有部分文字在《同舟共进》杂志、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由此，我得特别感谢如下编辑：《法制日报·周末版》副总编马霄雷、《法制日报·周末版》文化版前主编赵国君、《法制日报·周末版》前实习生王兆国、《法制日报·法学院专刊》主编蒋安杰、《法制日报·法学院专刊》实习生刘显刚、仪浩、《律政方圆》杂志前编辑王立杰、曾供职于《法制早报》的申兴旺编辑、《同舟共进》编辑郭芙秀和《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郭烁、《中国政法大学校报》编辑张培坚。说实在的，这些文章要不是他们催促，可能永远也写不出来。 另，本书还收录了部分与“政法往事”有关的几篇书评。这些书评大都发表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和深圳《晶报》书评版。在一段时间内，我比较勤于写书评，原因无他，只是他们的稿费尚可，还不至于让人生出“卖字又卖身”之痛感，也多少让混迹于识字人中的我有点尊严，足以支撑我每月买书的支出。由此，特别向最早跟我约书评的现任《中国周刊》编辑的陈远以及《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张晓波、方绪晓、《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编辑雷剑峤、戴新伟、深圳《晶报》书评编辑张楠等致谢。 在书前嵌入李曙光教授和谢泳教授的大序，实在是一件美不胜收的事情。当年追随李曙光教授，投身于“曙光名门”，主要也是看中李曙光教授从法史学到破产法的精彩转型，甚至将此转型作为我的一个目标。只是入门之后，我的兴趣始终还没有走出法史，连经济法专业的硕士论文，写的都是《破产在近代中国的制度变迁》。在大学期间，谢泳的《逝去的年代》、《大学旧踪》等作品，已成为我关注法律人并进行研究性写作的圭臬。在这里，谨向李曙光教授、谢泳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 此外，我还得特别感谢中欧法学院中方联席院长方流芳教授和欧方联席院长高美莲（Ninon Colneric）教授。作为中欧法学院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之一，我在学业初期，并未将全部精力放在所谓的专业上，他们给了我足够的宽容与理解。能够在中欧法学院学习是我的幸运，我亦永远以中欧法学院为荣。 但无论如何，这些文章最终能够以书的形式出版，我不能不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蒋浩先生和北大出版社第五图书事业部主任曾健。曾健以他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使得这些并不美丽的文字，能够以书的方式美丽地面世。谨致以十二万分的谢意。 本书的“美丽”，还得归因于如下亲友的劳动：李海艳同学不仅陪伴着我的写作，帮我完成了这本书的校对工作，亦为搜集图片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贺维彤、徐小平等师友，亦为本书图片的收集，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孙笑侠教授、我原来在中国政法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办公室的同事孙黎萌等，慨允本书使用他（她）们收藏的部分图片，谨致以谢忱。 2010年7月18日（农历六月初七）是先父逝世三周年忌日。三年前的7月20日，先父一病沉疴，驾鹤西归。在三周年忌日来临之际，我由于身体小恙，稿债缠身，最终未能回乡祭奠，只能在军都山下遥祭再三。这真是一件遗憾而没有办法的事情。在此，我愿将此书献给先父。 谨以此后记致亲爱的读者。我诚挚地期待着您的批评与指正。 2010年12月14日于昌平军都山下

因为清朝的改革没有改变制度，改变的只是表面文章。所以清朝的三次改革全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