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霍光的论文题目

对于他的姓氏，权利，还有出生，他执政期间的动机，还有他废除昌邑王，对于这些方面都是产生了争议的。建立了军队的权利，一直在辅佐皇帝，做出了很多的贡献，留下了很多的成就，赢得了很多的胜利，保持着政治方面的发展。

心眼全，方可担当重任，那些担当重任的人必须具有眼光与魄力，具备雄才与大略；有面对巨大压力，却举重若轻的心里承受力；有面对纷繁复杂的事情，却抱一颗宁静如水之心的耐力；更要有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正直的心。 有周全的心眼，就是胆大细心，做事有主见、按常理出牌，却又不拘泥于常理；谨守成规，却又不被成规所束缚。否则，有谁会把一副重担放在一个做事唯唯诺诺，毫无责任心与正义感，怕事、躲事的人肩上？霍光，西汉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是名将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兄弟，十几岁时跟随哥哥霍去病来到京城。 霍光在汉武帝身边效命了二十多年，为人忠厚可靠，端正严禁，办事又一贯小心谨慎，从来没有什么闪失。 在他担任侍中时，谨记自己的职责就是侍奉皇帝。所以他每次出宫、下殿时，起止步都有固定的点，有人曾暗中跟随做出记号，事后再算量，丝毫不差，可见他办事的周密、审慎。他也因这些好的品质得到了汉武帝的嘉奖。 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死了。即位的汉昭帝才8岁。谁来辅助幼帝呢？善于识人用人的汉武帝早就认定，朝中大臣只有霍光可担此重任，按照汉武帝死前的嘱咐，由大将军霍光来辅助幼帝。 火光掌握了朝廷的大权，帮助汉昭帝继续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税收，减少劳役，把国家大事管理得很好。 霍光深知辅佐幼主、治理国家的重任，所以他工作更加勤恳谨慎，时时刻刻关注朝廷的安危。有一天，宫中出现了怪异现象，晚上群臣百官都惊恐不安。霍光担心宫中出事，就召见保管皇印的郎官，要他把皇印交出来由自己保管。但是，这位郎官也是位忠于职守的官员，不肯把皇印交给霍光。可是霍光当时还不清楚郎官的为人，于是，为了能让皇印更加安全，他就想把皇印抢过来自己保管。然而，郎官却手握剑柄，按住皇印，大声道：“要我的脑袋可以，要皇印绝不可能。” 霍光虽然碰了钉子很生气，但是却只到了郎官的耿耿中心，于是心里暗暗佩服这位郎官忠于职守、不畏惧强权的精神。第二天就请皇帝降旨给这个郎官提升两级。 结果，他这种不计私怨，秉公办事、赏罚分明，一心为朝廷的精神，受到朝廷官员的敬佩，威望日渐提高。 但是总有一些事情不能遂人愿。朝廷中有几个大臣把霍光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想除之而后快。其中便有佐将军上官桀JIE。因为上官桀想把自己六岁的孙女嫁给汉昭帝做皇后，可是霍光不同意。后来，上官桀靠汉昭帝的姐姐盖长公主的一个身边人做侯爵，仍然遭到霍光的激烈反对。 因此，上官桀父子、盖长公主就打算勾结燕王刘旦，共同对付霍光。刘旦是汉昭帝的同父异母兄长，因为自己没有当上皇帝，所以心里总是耿耿于怀。当然想把辅命大臣霍光打倒，让自己执政。 有一次，霍光出长安城去检阅御林军，还把一名校尉调到他的大将军府里。上官桀等人这是整垮霍光的好机会，于是就乘机一燕王刘旦的名义上书给昭帝，污蔑霍光。 他们一说霍光出城集合御林军操练，一路上耀武扬威，坐着像皇帝出巡时一样的马车，违反礼仪规定，不像各大臣的样子；二搞霍光擅自做主，私自调动校尉，有图谋不轨的阴谋。最后还表示愿交还燕王大印，回到宫里来警卫皇上，查处奸臣作乱的阴谋等等。 昭帝看了告状信后，不置可否，就把此事先放下了。第二天早上，霍光就知道被他们搞了。心里忐忑不安，担心皇帝不再信任自己。 于是，霍光在偏殿里思考怎样才能让皇帝知道事情真相。 果然，昭帝没有看见霍光，就问大将军怎么没来上朝。 心怀鬼胎的上官桀立即抢着回答：“应该是害怕皇帝责罚，自己心虚，不敢进来了。” 汉昭帝没有理会，只是叫人把霍光找来。 大殿里非常安静。大家都在想皇帝会怎么处置霍光。霍光刚进大殿就跪下了，并且脱下帽子，痛哭流涕地叩头请罪：“臣罪该万死！请皇上发落。” 看到火光这个“痛改前非”的样子，汉昭帝却说：“大将军请起来。我根本就没有怀疑过你。因为我知道这封告状信是假的。” 听了小皇帝的话后，霍光非常惊喜，急忙问：“陛下是怎样知道的呢？” 昭帝说：“你出京城去阅兵，只是最近几天的事，选调校尉也不过十天，可是阎王远在北方，怎么知道了呢？就算知道了，马上就写信派人送来，现在也到不了。如果大将军真的要作乱，也用不着调一个校尉。这件事明摆着是有人想陷害你。我虽然只有14岁，但也不会上这种当的。” 聪明机智的汉昭帝下令追查冒名伪造信件的人。上官桀等人焦急不安，怕查下去会暴露自己的阴谋，就劝昭帝说：“这点小事算了，不必再追查了吧！”昭帝不仅没有松口，反而更加怀疑上官桀等人了。 这件事情能够得以圆满解决，一方面固然因为昭帝的聪明机智，明察秋毫，更重要的是霍光凭借自己周全的心眼、缜密的思维，博得汉朝两代皇帝的信任。因为端正做人，机灵却不失言谨的办事风格，使得汉武帝不假思索地封他为辅政大臣；为了使自己所做的事情更加成功而不引人怀疑，他做最坏的打算，并且极力弥补。事事都思考得全面周到，不能出现一丝纰PI漏。 能担当重任的人绝不会因为考虑不周、计划不详，从而处处有漏洞、时时需要补救。让他们担起重担，不用害怕有什么闪失或不利、不会担心会有什么纰漏与不周全。 他们平日的忠诚可靠正是赢得他人尊敬的重要因素，只有对自己中心不仁的人，人们才会放心把自己重大的事情委托这样的人去处理、去解决；而他们去处理问题时的端正态度令人放心、也被人认可与信任

霍光之所以受到后世人的非议，是因为他身为辅政大臣却行使着皇帝的权力，而且还在朝中排除异己，先后将其他几位辅政大臣陷害致死。而霍光对于西汉的贡献也很多，比如说他在汉武帝刘彻去世以后，帮助大汉王朝平稳地完成了权力的交接，维护了国家政权的稳定。

第一，霍光为什么受到后人的非议？

汉武帝在晚年的时候非常的信任霍光，霍光是卫子夫的外甥，跟汉武帝有亲戚关系。而汉武帝看重的是霍光的政治能力，他认为霍光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政治家，可以堪当大任，所以汉武帝在临终的时候任命了以霍光为首的几大顾命大臣，让他们辅佐年幼的皇帝刘弗陵。

可是霍光在汉武帝去世以后就逐渐将权力抓到了自己的手中，他在朝中排除异己，害死了其他几个顾命大臣。正因如此，后世的人认为霍光的做法太过分了，所以大家才对他议论纷纷。

第二，霍光和汉昭帝的关系如何？

虽然霍光在汉昭帝活着的时候大权在握，但是据史学家分析，霍光和汉昭帝的关系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汉昭帝当上皇帝的时候只有6岁，他根本没有处理朝政的能力。

而汉昭帝又没有母亲可以依靠，所以他只能依靠大臣霍光。虽然汉昭帝连立谁为皇后都没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他却十分的依赖霍光，他根本离不开霍光的保护。

所以说，在汉昭帝短短20多年的生命里面，他跟霍光的关系还是相当融洽的，君臣二人相辅相成。如果不是汉昭帝英年早逝的话，霍光说不定会在自己晚年的时候把权利移交给汉昭帝。

第三，霍光对西汉的贡献有什么？

虽然霍光是一个非常贪图权势的人，但是他对西汉的贡献也很大。比如说，他在执政期间采用了休养生息的办法，让经历过年年战争的国家有了喘息的机会。

而且霍光执政期间，政治清明，百姓富足，国家的国力不断上升，这些都是霍光对于西汉的贡献。

总结：霍光之所以受到大家的非议，是因为他在汉武帝刘彻去世以后大权独揽，害死了其他几个顾命大臣。至于霍光对于西汉的贡献也有很多，比如说他在执政期间采用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西汉的国力不断上升。

试论《汉书》的文学个性潘定武（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 245041）摘要：自历史散文的进程观，《汉书》在文学史上与《史记》同样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汉书》具有严谨有度而又曲折多变的结构，其语言典则而不乏灵动，情感虽内敛而仍然丰富，其刻画人物，每于细微处显精神。《汉书》在叙事体例、叙事内容及语言锤炼方面更为精当。与《史记》雄放酣畅的风格不同，《汉书》整体上呈现一种在严格法度之下具有的从容娴雅之美。关键词：历史散文；《汉书》；文学个性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794（2008）02-0004-03作者简介：潘定武（1967-），男，安徽舒城人，讲师，博士，黄山学院文学院。《汉书》作为《史记》之后又一部杰出的史著，在史学上的创新之功和文化上的巨大意义有目共睹。自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进程观之，《汉书》在文学史上同样具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然而，对《汉书》的文学评价在当代总体显得低调，文学研究目前仍基本局限于少数名篇，整体性架构相对缺乏，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汉书》的文学成就尤其是文学个性认识不足。从《春秋》到《史记》，历史散文多不同程度地显示了各自的文学个性，有着各自不可抹煞的文学价值，《史记》尤具有无法重复性。因而，恰如诗歌在唐代取得极盛而宋诗不得不另辟蹊径一样，《汉书》只有以其不同于《史记》的面目出现方才有其独立的文学与审美价值。人们对宋诗的认识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之后，以新的眼光的审视与评判，终于肯定其艺术上虽稍逊于唐诗而仍可与唐诗双峰并峙。同样可以相信，当我们以不同于鉴赏《史记》的眼光来品评《汉书》时，也会看到《史》、《汉》在历史散文上的双峰并峙。对《汉书》独特的文学个性，下面试从六个方面予以概述。一、结构于严整中见通达因草创所致，加之司马迁本人多浪漫情怀，《史记》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7sk308) 收稿日期：2007-03-05-4结构虽宏伟而史体时有疏漏。班固经过精心调理，使《汉书》的形式更加整齐，体制更加严密。当然，这也正是《汉书》被人批评为谨固以至板滞的原因。其实，《汉书》的整体结构是严整有度而又通达圆融。《汉书》以高祖创汉始，以王莽覆汉终，且《高祖纪》和《王莽传》无疑正是班固最为着力的两篇。《高帝纪》写得严正雍穆，最能体现天汉气象；《王莽传》则“为全书中第一巨篇，亦为全书中第一变体”[1]（《汉书评议》，P258），其体例集本纪与列传为一身，结构宏大而脉络清晰，传末结以“天下悉归汉”一语一锤定音，不但为一传总结，而且也使全书首尾圆融。通观全书，结构上整饬有度而又不乏通达变化。就单篇来看，《王莽传》洋洋四万言，而以“以诈立心”贯串始终，分言之，又以“外交英俊”、“内事诸父”、“匿情求名”三方面写其“诈”；—自欺以“欺人—— 欺人————自欺”一脉承之，全文结构收放自如。《汉书》中，如《王莽传》一样结构既谨严明晰而又曲折有致者并不少见。《东方朔传》曾被刘知几批评为“委琐烦碎，不类诸篇”[2]（卷 16《杂说上》），然东方朔实为西汉“滑稽之雄”，班固此文也别具风韵。传中所叙诸事，无不理正而语谐，作者将东方朔左右圣主、吞吐古今的滑稽才能置于武帝政治的大背景中多方刻画，无疑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而绝无委琐烦碎之嫌。通篇结构行文奇正相生，堪称《汉书》人物传记之别调。二、叙事于平实中生姿与司马迁相比，班固更具有严谨笃实的个性，创作上追求一种稳重平实的风格。《汉书》叙事追求的是一种典正无华的风格，无论写人述事，都不以铺张扬厉、跌宕雄肆见长，然而，班固的文学才华仍能充分地表现于创作之中，与《史记》相比，《汉书》叙事虽总体平实而仍不乏多姿多彩。《张禹传》只是闲闲道来，但因精选材料，善用白描对比，无限意蕴寓于平淡之中。尤其是张禹分别接待彭宣、戴崇及为幼子求官二节，前一节寥寥数语就典型地刻画出一个官场两面人的形象，而补缀以“及两人闻知，各自得也”，意味更加深长。后一节写张禹趁成帝前来问病之机为其幼子求官，仅“禹数视其小子”一语，就将其身居高位而心底龌龊的实质揭露无疑。《孙宝传》则善于在复杂矛盾中刻画人物，特别是写侯文一段，于极复杂的人情关系之中，将孙宝、侯文、杜稚季均刻画得有声有色。三、写人于细微处见风神《汉书》重点描写人物在百人以上，其中多数个性较为鲜明，不少已成为典型的人物形象。班固同样注意以代表性的事件、在复杂矛盾中表现人物个性，然与《史记》相比，《汉书》叙事不但风格平实，而且更善于叙写琐碎之事，往往捕捉看似微不足道的细事。《汉书》细腻的笔触往往直达人物的灵魂深处，具有传神入画之功。《孔光传》写有人向孔光探问宫中树木如何，而孔光竟以他语答之。表现孔光守法不泄，可谓即小见大，平中见奇。《霍光传》写霍光为人，仅写其日常行止，见之以细微之事，且只有“止进有常处”、“不失尺寸”数字，然而，霍光的端正不苟已有充分表现；又写霍光谒见宣帝，仅以“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一语，就尽现宣帝对霍光的畏忌之深，也为霍氏家族的诛夷作了暗伏。《王莽传》写王莽成名前的曲己邀誉，也是通过其妻布衣迎客这件小事来展现的。尤为精彩的是《外戚传》叙写史皇孙王夫人外家母女相失复相得之经过，将琐琐小事叙述得历历如画，而小人物命运之凄惨与作者无言的感慨也就蕴含其中。四、语言之亦雅亦俗对《汉书》语言工雅精练的特点，古人颇多称道，如刘知几赞其“言皆精炼，事甚该密” [2]（卷 1《六家》）；刘熙载则许其“尔雅深厚” [3]（《文概》，P15）。现当代以来，多数学者则评价较低，甚至完全否定其语言成就。或认为 “《汉书》喜用古字，崇尚藻饰，倾于排偶，文辞艰深” [4]（P162），或称“在语言上，《汉书》也不如《史记》自然流利，骈化和雕琢的辞句很多，风格陷于平板沉滞” [5]（P162）。诚然，《汉书》语言不及《史记》口语化，但绝非一味雕琢与追求雅化。受时代风气和作者个性影响的《汉书》，风格严谨醇厚，写人叙事往往以白描见长，语言尔雅而不艰深，句式多整散结合，且大量引用俗语民谚等口语材料，以增加其语言的生动风趣性，整体上可谓雅俗兼得，而很少有板滞之嫌。五、情感之内敛而丰富班固在作史时也是伴随着复杂的情感以至矛盾的心态的，由于政治的高压和班固自身个性的醇谨，形成了《汉书》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除了个别篇章，如《王莽传》情感表露直接鲜明外，总体而言，显得相对平和内敛，与《史记》的激烈外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论者因此批评班固在著史时不甚动情，甚至贬《汉书》为历史的帐单，这无疑是极为片面的观点。在《汉书》之中，班固内敛而丰富的情感可谓充溢各篇，几乎表现于每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身上。对于苏武，班固怀有极大的崇扬心情，但《苏武传》中，除末尾论赞引孔子“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之语以直接赞颂外，其余均是通过对苏武自身言行的刻写和与卫律、张胜、李陵等的对比中表现人物并将丰富的情感寓于其中的。通读《苏武传》，使我们不但感受到苏武人格的伟大，而且也感受到作者对爱国主义精神的颂扬以及班固自身的爱国思想。而与苏武形成对照的李陵，班固对其抱则有相当复杂的感情，《李陵传》中，作者既通过客观的叙述，将李陵与匈奴之战的险恶环境以及李陵抗敌的壮烈生动展现出来，又对其兵败而未能杀身成仁表示了极大的遗憾，然而，无论是作者对李陵的同情，还是对他的批判，在传记中都没有直接的流露，只是《汉书》这种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丝毫也不影响我们对其丰富含义的理解。六、娴雅蕴藉的美学风格与雄肆豪放的《史记》相比，《汉书》的美学风格则是娴雅蕴藉，同时在典重之中又不乏灵动之美。《汉书》典重含蓄的特点是与时代风气以及班固严谨的作史态度密切相关的，东汉前期士风儒雅厚重，影响到文风也以醇厚相尚。作为严肃的史家，班固更是本着切于世用的原则，努力客观地展示西汉一代兴衰成败的历史画卷，以垂鉴当世。《汉书》对《史记》文字的改造尽管受到种种批评，但从史学角度观之，不能不说要较《史记》更加严谨。其语言较《史记》为雅洁，其情感较《史记》为含蓄，特有一种文质彬彬之美。如果说《史记》以夺人的气势胜，《汉书》则以沉稳的风度胜。 -5《汉书》在典则之中不时散发出灵动的韵味，自臻其特殊的妙境。林纾曾评论 “《汉书》叙事，较《史记》稍见繁细，然其风趣之妙，悉本天然”，又称 “《汉书》中之情韵，虽偶然涉笔，亦断非他史所及” [6]（《应知八则》），并非虚誉。无可否认，《史记》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而令后世历史散文难以追模，更无法超越，就总体文学成就而言，《汉书》实逊于《史记》。然而，《汉书》独到的文学价值不在对《史记》的模仿与步趋，而在体现时代（下转第 14页）（上接第 5页）与个性特色的创新。文学发展与时代风气实不可分，时运交移，文学风貌也会随之而变。对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人们往往只对其作宏观方面的理解，其实，从相对微观的角度来看，也应当如此。如以汉代文学为例，西汉后期文学不同于西汉前期，东汉晚期文学也不同于东汉早期。评判不同时期的文学，应当有历史、辨证的眼光，而不便揆之以简单划一的标准。就总体风貌观，《史记》如浪漫热情之少年，《汉书》如成熟有味之中年；《史记》如挥毫泼墨之写意，《汉书》如精雕细刻之工笔。《史记》如龙门黄河，恣肆腾跃，束缚不住；《汉书》如石雕卧虎，内敛沉静，活力深藏。二书可谓各逞其能，各具特色，各臻其妙，相对于《史记》的纵横疏宕与浪漫奔放，《汉书》最突出的文学个性则是典雅雍容、平整精密，同时又不乏多样的风格。内敛而不滞重，沉静而有活力，谨严之法度凸现，感情之波澜深藏，《汉书》可以当之。而《汉书》文学成就的取得是在东汉经术与谶纬笼罩的氛围之中，在严格的法度制约之下，较之《史记》，更加难能可贵。历来虽注意到《史》、《汉》创作背景及马、班个人等因素的不同，却又往往无视《汉书》历史散文的独立性，这无疑是研究《汉书》文学的最大误区。撇开这一误区的干扰，我们就会看到《汉书》之中自有一片独具特色的文学新天地。 [参考文献 ] [1]李景星 .四史评议 [M].长沙：岳麓书社， 1986. [2]刘知几 .浦起龙通释 .史通通释 [M].上海：上海书店， 1988. [3]刘熙载 .艺概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4]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级集体 .中国文学史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5]吉林大学中文系 .中国文学史稿 [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1. [6]林纾.春觉斋论文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审稿：江文贵；责编：曹小云 ] -6

先来100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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