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州评弹的论文题目

老祖宗传下来的吧。而且三弦和琵琶比较符合评弹的韵味。

节自《近代上海小报视野下的苏州评弹》作者洪煜小报与评弹艺人形象的文化重塑晚清以来传统士大夫以及民国时期现代知识分子借助小报这一舆论媒介对评弹艺人尤其是女弹词进行文字游戏和捧角的活动，这种传统才子佳人式的游戏消遣活动，在小报上找到了表达方式。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们对评弹艺人形象的文化重塑。近代上海小报是大众文化的传播媒介，小报上经常刊登政界艺界名人的逸闻趣事，语言滑稽突梯。为了哗众取宠，甚至不惜无中生有，向壁虚构，反映出草根阶层的文化品位，而且小报价格低廉，能为一般民众所承受，所以为一般市民所欢迎。苏州评弹也是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剧种，听书不仅价格便宜，而且不识字的也可以听得懂。听书更有现场感，更有感官刺激，说书女艺人的气质、容貌，以及女听客中的摩登女郎及时髦太太，都同小报的趣闻一样，成为他们的茶余饭后的谈资。小报对于女艺人色艺介绍，也成为一般听客按图索骥的指南。小报与评弹艺人纠缠一起。晚清上海第一张小报《游戏报》诞生以来，大多以书寓女弹词为报道对象，女艺人色相与技艺是听客们热衷的两大话题，也是小报首选内容。小报迎合大众的消费心理，关注女艺人桃色绯闻和私生活，制成花边新闻，任人娱乐。小报内容笔墨诙谐幽默，既满足了读者对于女艺人私生活的窥视欲望，又迎合了一般读者的阅读口味。随着近代上海城市化的发展，市民消费文化日益繁荣。评弹艺人尤其是女弹词在商业化都市生存环境中，商业化特征更为明显。为了生存的需要，女弹词逐渐沦为妓女弹词。而近代上海小报大多诞生于妓女麇集之处。小报专记专记妓女起居、嫖客生活，戏馆京角等，(16)所以此一时期的这类文艺小报在当时也被称为“妓报”、“花报”或“花丛小报”等。为迎合市民的窥视消费心理，也为了满足士大夫“才子佳人式”的青楼情结，传统士大夫一方面与女弹词交往日欢，互赠诗词，同时对女弹词色艺进行揄扬或贬抑，有的则对女弹词的日常起居及绯闻事件进行捕风捉影的宣传，以扩大社会影响。这样，小报文人通过现代传播媒介对评弹艺人尤其是女弹词的形象进行着有意无意的文化重塑。首先，小报通过自己独特的文风，“以游戏笔墨，备人消闲”方式取悦读者，小报文人对书寓女弹词容貌及演艺进行褒扬、品评，也是满足读者的窥视欲望，更表达了晚清文人士大夫的“青楼情结”。这也是晚清以来近代上海小报一个共同的特征。如第一张小报《游戏报》对于女弹词的报道：“本报昨登张书玉校书家有客摆酒一节，今校书已移居东荟芳里，合为更正。俾问津渔父，不至误认。桃源按校书，本姑苏城外某村人，毋庸妓院挈之来沪，醴泉芝草本出小家，从弹词王松南习南词，工琵琶，一曲登场，歌喉宛转，颇能得抑扬之致。”(17)既关注女弹词的日常起居，又对她们的才艺进行品评。这一时期对于女弹词能够进行比较客观的品评，反映了文人士大夫与高级妓女之间才子佳人式的交游。一般情况下，书寓中的女弹词色艺俱佳，而且声名清白，得到小报文人的赞许。《游戏报》对女弹词品行有很高的评价：“四马路一带书场林立，其生意最佳者，首推晶玉楼、天乐窝两家，缘时髦唱曲倌人独多也。王秀兰、小如意等声价既高，及至登场亦复不苟，言不苟笑，以尊身份，听客亦因爱重之。”而对那些以色相引诱听众、以博声誉的女弹词艺人则给予讽刺挖苦，“直与青莲阁野鸡最类”。(18)将她们之间进行了区分。晚清小报花榜选举初衷是士大夫及消闲人士的所谓雅举，目的是“俾访艳寻春诸侣得以按图索骥，□叩香巢”，“此虽游戏之闲情，实寓倡提之雅意”。(19)《游戏报》主人李伯元承继历代文人雅举，首开选举花榜状元的先河。那些榜上有名的名妓都是色艺俱佳的青楼女子，非一般烟花女子所能比。花榜选举的成功，不仅榜上有名的妓女身价大增，妓院生意随之红火，而且举办方报纸的发行量也创下了“当时上海新闻界还没有哪家报纸达到过的发行数字”。(20)妓院和报馆，两相得宜。“双料状元”林绛雪校书，年华娇小，风度翩翩，先由《笑笑报》春间花榜拔列状头大魁，因得有花国小状元之誉。后来游戏主人续开花榜复以林绛雪为海上群芳之冠。“经此品评，身价当更增十倍。”(21)这类活动在小报界热闹了一阵，继《游戏报》之后，《花天日报》、《花世界报》、《闲情报》、《娱言报》、《采风报》等纷纷效仿，都进行了“花榜状元”的选举活动。(22)而且一些小报在“花榜之外，兼开武榜、叶榜，尤为别开生面。同时诸小报闻风踵举，盛极一时”。(23)在小报正面宣传下，书寓中女弹词身价大增。上海四大金刚之一的当红妓女张书玉，经小报品评及花榜状元的遴选之后，身价倍增。“冶游弟子无不趋之若狂，掷缠头计获无算，旋为某阔老梳拢，所费不赀，亦可见校书当时之身价矣。”(24)一些女弹词歌艺绝伦，香名大播，少年浮滑之子弟尤趋之若鹜。(25)其次，小报也成为人们对书寓女弹词攻击的媒介。经由小报的宣扬，书寓女弹词身价发生变化，早期的袁云仙、严丽贞等声名远播；各书场生意日隆，如四马路的一品楼书场，延请名校书开唱以来，书场“座为之满”。(26)报上有名女弹词更是穿插于各茶馆书场之间。19世纪末的上海，女弹词除了在茶馆书场演唱外，还出堂差。当红女弹词有时一个晚上外出次数达五六十次，她们一般在一个顾客身边陪伴的时间也很少超过五分钟。如果一位顾客所邀请的女弹词缺席或延迟，顾客就会在朋友面前丢尽脸面。为了报复对自己的轻视，顾客也可能在一份专门报道妓女的小报上刊登淫秽下流的文章对她们进行人身攻击。(27)破坏她们的声誉。有的甚至会去高级妓女的寓所抗议，引起麻烦或争吵。(28)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步入消费文化发展时期，上海文艺小报也进入鼎盛时期。各类小报为了获取生存空间，除改造栏目内容外，对女弹词介绍更多是感性的色相消费，多从女弹词的容貌及插科打诨的表演着手。因此，小报至于女弹词的容貌多是“姿容腴秀，体态苗条”，称赞她的评弹艺术“口齿伶俐，而嗓音清丽，弥足悦耳，打诨处往往即景取喻”，使人“颇堪绝倒”。(29)如记载吴门女校书金丽云，论容貌是“杨柳春风楚楚腰，无言相对也魂消”，论弹唱是“唱来声调嘹亮，宛如出谷之新莺”。(30)小报在报道或品评女弹词过程中，也是对她们进行文化重塑的过程。在小报文人笔下，更多的是对艺人捧与不捧个人好恶情结的宣泄。追捧评弹艺人在当时形成一种盛况，捧角手段也是五花八门。他们或帮助女弹词出特刊、出版开篇集。朱雪琴在云间奏艺时，报人沈瘦翁等人“邀友捧场，报端揄扬，不遗余力”(31)；捧场者甚至组织了“琴社”，今朝到东，明天到西，朱氏所到场子里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32)而徐雪月则到处受人欢迎，“各埠名流文人投赠之诗词对联，不计其数”。(33)20世纪30年代，捧谢小天者在《社会日报》上为谢“印一特刊”，并加印“铜图七八幅，封面更加印三色板”。(34)《奋报》为谢鸿天出特刊，大肆揄扬。(35)捧汪梅韵者，为其出版《香雪留痕集》，许诺汪氏“撰稿许登力、锡两报”。(36)评弹艺人尤其是女弹词艺术形象在报刊文人的造势下成为大众明星。其时，捧角在报刊同人之间也成为一时之风气，他们各自以其所把持的报刊媒介为自己心目中的名角肆意揄扬。若梅花馆主之于金少梅，澹庵之于黄玉麟，肖伧之于张文琴，高情之于素琴，小洛之于文娟，红箫之于姜云霞，婴宁之于喜彩莲，半翁之于朱宝霞，一方之于周梅艳，岚声之于谭金霖皆曾着一时之魔，极一时之盛。“报纸上，杂志上亦无日无捧扬醉谢之文字，……风气之盛，诚冠绝一时矣”。(37)其间，也有文人之间对同一评弹艺人评价不一而引起争端的。如《奋报》载文认为某评弹艺人书艺高超，令听客“击节叹赏，赞不绝口”。而某文士反驳他是强奸“听客之意”，以一己之言代表全场听客，失之笼统。(37)两人在小说日报上纷纷发文打起笔墨官司。十分热闹。此外，报刊上也常常发表对评弹艺人的书艺评价不高的言论。这其中不乏个人的好恶，也有对评弹艺人演技的客观评价。如评价赵稼秋的唱腔是“雌鸡喉咙”，他的琵琶调奏也有些“不入调”，竟“把琵琶硬弹出竹声”，这类书艺“确是不登大雅之堂”，(39)等等。捧角对于艺人而言，自然有诸多实惠。评弹艺人一经报刊媒体的宣扬，其身价也随之上扬。如同小报所言“一经揄扬，莫不声价十倍，到处走红”。(40)繁荣发达的小报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评弹文化的发展。晚清以来上海小报的舆论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娱乐界对于小报的舆论宣传力量心存敬畏，各路演艺界人士十分重视小报的舆论导向。即便是大名角也是如此，声名日隆的梅兰芳到上海演出，也事先拜访小报馆，请他们吃饭并关照主笔们笔下留情。小报舆论势力影响可见一斑。近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尤其是上海报刊业的繁荣，促使评弹艺人与外界交流有了更多的渠道空间。小报主要是面向一般市民大众，小报文人对评弹艺人的追捧造势以及恶意诋毁，在市民大众中能够引起一定的反响，对评弹艺人的文化形象及其艺术生涯发展起着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因此，小报对弹词艺人的报道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其形象的文化重塑。注释：(16)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通志馆1935年版，第60页。(17)《更正棹头》，《游戏报》1897年9月22日(18)《贱货》，《游戏报》1897年9月23日。(19)《本报特开辛丑春江花榜小引》，《寓言报》1901年3月11日。(20)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21)《双料状元》，《趣报》1898年8月24日。(22)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08-410页。(23)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229页。(24)《张书玉履历》，《游戏报》1897年11月11日。(25)《竞夸众艳》，《游戏报》1899年4月14日。(26)《书场集艳》，《游戏报》1899年9月2日。(27)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72-74页。(28)《笑林报》1902年7月6日。(29)翠羽：《女说书家鲍闻天小传》，《福尔摩斯报》1926年7月24日。(30)《吴门花事话沧桑（续）》（三），《苏州明报》1946年12月25日。(31)横云：《弦边新语》，《铁报》1947年12月28日。(32)黄芽：《朱雪琴誉满书坛》，《苏州书坛》1949年1月1日。(33)横云阁主：《书场忆旧录》，《百美图》第1卷第3期，1939年2月1日。(34)春官：《词坛皇后》，《铁报》1937年4月2日。(35)《谢鸿天特刊》，《奋报》1939年6月21日。(36)汪梅韵：《香雪留痕集》，上海1941年印行。(37)九公：《捧女弹词》，《奋报》1939年8月26日。(38)游书生：《闲话女说书》，《奋报》1939年12月27日。(39)奋若：《书坛挥扇录》，《奋报》1939年4月11日。(40)健帆：《捧场文招怪》，《奋报》1939年11月20日。

用三弦、琵琶自弹自唱，相互伴奏，称“唱”和“弹”；既可自弹自唱，又可相互伴奏和烘托.琵琶的演奏技法丰富，音色多变，具有生动的音乐表现力。宋元，随着曲艺、戏曲艺术的兴起，琵琶成为重要的伴奏乐器，也把琵琶丰富的演奏技法融入到伴奏艺术中。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曲艺艺术自身的表演特点，曲艺伴奏艺术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曲艺伴奏艺术规律的总结，以及伴奏在曲种整体表演艺术中的艺术自主性尚未被广泛关注。因此，笔者选择苏州弹词伴奏乐器之一的琵琶为切入点，运用音乐历史学、音乐形态学、民俗学等研究方法，结合自己琵琶演奏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将琵琶伴奏放置在苏州弹词艺术整体中去考察它的地位与作用，剖析琵琶伴奏的历史沿革、伴奏音乐形态特征、技法特征、伴奏手法、流派伴奏风格、艺术表现等，期望对苏州弹词的琵琶伴奏艺术作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总结，能够给评弹界提供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参考，并引申出对传统曲艺艺术当代生存发展的思索。对于苏州弹词艺术的研究，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看，主要是关于苏州弹词历史、音乐形态、流派唱腔、表演形式等方面的研究专著和文章，如连波《弹词音乐初探》、陶谋炯《评弹音乐浅论》、左弦《评弹散论》《评弹艺术浅谈》、诸炜《苏州评弹表演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周云瑞《评弹流派初探》、周良《苏州评弹的艺术特征》等，而且大多是上个世纪50－80年代所作的研究，近年来没有新的突破。关于苏州弹词伴奏艺术的研究，在上述专著和文章中有所论及，但是对伴奏艺术的系统研究、对伴奏在苏州弹词艺术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剖析、对伴奏艺术规律总结和美学层面的探索等都尚未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