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汪曾祺论文的开题报告

灵狐------有关汪曾祺的断断续续的思絮□苏北●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教《楚辞》，走上讲台，点燃烟斗，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刚刚从偏僻的水乡高邮独自来到大西南昆明的汪曾祺就坐在一群莘莘学子之间。多少年之后汪先生仍然非常清晰地记得这句话。我臆想，这句很名士气的话对汪先生的人生态度一定产生过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看不见的。“菌子没有了，但它的气味还留在空气中”。前不久在《作家文摘》上，读到叶兆言的一则短文，他说“林斤澜先生多次给他提到，汪曾祺为人很有名士气”。这，在我与汪先生的交往中我也深切地感受到。首先“痛饮酒”我是知道的，汪先生喝酒，不是一口一口咪，也不是一口一口地呷，他真是“饮”，一喝一大口，一喝一大口。我曾对汪先生说，你喝酒太猛了，喝慢一点。可是没用，他已经这样喝了一辈子了。我曾在一本书的后面记道：今天（1997年5月10日）到汪先生家去。汪先生留饭，他拿出一瓶五粮液给我：“你自己喝”。他则倒了吉林产的一种什么牌子的葡萄酒。“先生猛喝葡萄酒”。●这个四月我在北京，同作家龙冬、汪朗（我们的兄长、汪先生的儿子）相邀，到福州会馆汪先生生前的家里坐了坐。屋里所有的摆设、布置仍一如生前。书桌台几依然旧貌。一副几十年的老式沙发，还是岳父家的。茶几上一只铜制的烟灰缸依然摆放在那里。这只烟缸我是相当熟悉的。沙发上方的墙上一幅汪先生小照依然挂在上面。这是一帧凸显汪先生个性、气质的作品，乃《纽约时报》记者的杰作。汪先生本人非常喜欢这张照片。照片上的汪先生穿着条格衬衫，双目凝视远方，专注而执着，手中的烟卷已燃了一半，挂着长长的烟灰，白发稀疏，略显卷曲，极具风采。这张照片是汪先生1996年从蒲黄榆搬到福州会馆来时挂上的。原来沙发上面的这个地方一直挂着一幅高尔基的木刻像，是黄永玉的作品。搬过来后，就换上了这幅。汪先生说：“也该挂挂我的了吧！”你可以想见，这个儒雅而飘逸的老头说这话时的自负的表情。我和龙冬坐在那对老沙发上，春天的阳光从书案上方的窗子照射过来，打在午后的墙上。汪朗为我们拿来两瓶汽水。我们便在这个午后的下午聊了起来。●我可算得上是汪先生的忠实读者。我拥有汪先生的几乎所有的作品。《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老学闲抄》、《蒲桥集》、《草花集》、《汪曾祺散文选集》、《独坐小品》和新近出版的《汪曾祺自述》、《晚翠文谈新编》。至于五卷本的《汪曾祺文集》和他去世后出版的八卷本《汪曾祺全集》我肯定是少不了的，连非卖品《汪曾祺书画集》我也拥有。可多少年来，我对汪先生的书并没有真正读通，有的甚至读过多遍也没读通。我曾在报上见过一则短文：《读书之要在于“通”》，我因不得“要领”，于是“不通”。因此对先生的许多作品是只知所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次与汪朗的午后长谈，使我有豁然开朗之感，把我许多零碎的感觉“串通”了起来，使我接近“通”了。●汪曾祺为何成就为“汪曾祺”？汪先生自己说过“这种写法我独一份”。纵观汪曾祺的一生，他的主张是“一贯的”，有许多“看法”在年青时就已经形成。他为什么写不了长篇小说？其实从二十多岁起就注定他只能写短篇。他的思绪是片断的，他是只注重直觉和印象的作家。他27岁时写的一篇发表于1947年天津的《益世报》“文学周刊”第四十三期上的关于短篇小说论的《短篇小说的本质》，对小说的“看法”已经形成：“如果长篇小说的作者与读者的地位是前后，中篇小说是对面，则短篇小说的作者是请他的读者并排着起坐行走的”，“短篇小说的作者是假设他的读者都是短篇小说家的”，“他明白，他必须‘找到自己的方法’，必须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写，他才站得住，他得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在一样浩如烟海的短篇小说之中，为他自己的篇什觅一个位置”，这已说得够明了的了！汪先生不仅是这样说了，而且他也做到了。他以《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优秀的短篇小说，真的为自己“觅到了一个位置”！这篇文论解放后早已散失，也很少有人知道在40年代，汪先生已发表过自己的文学宣言。现在的这稿是在汪先生去世后编他全集的同志，后来在图书馆找到的。而这些观点，在汪先生六十岁后又被他反复提起。由此可以看出，汪先生的小说观早已形成。只是解放后的许多年，由于各种原因，汪先生不便或是不能再写小说，只到三中全会之后，迎来的文学的春天，才有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这个春天要是迟到二十年，文学史上也就不会有“汪曾祺”了。（一位美国小说家说，他终生喜欢短篇小说，因为人生不是一部长篇，而是一连串的短篇。铁凝不久前在为她的短篇小说《逃跑》写的创作随想中说：“我们看到的他人和自己，其实都是自己和他人的片断。好的短篇小说在于它能够把这些片断弄得叫人无言以对，精彩得叫你猝不及防……”）●汪曾祺为什么能够成为“汪曾祺式的”，而不是别的。这其实与汪曾祺的经历、学养和凝视生活方式有关的。一个人一生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汪曾祺也是。汪先生的经历主要就是四大块：家乡生活了近二十年，昆明呆了八年，下放到张家口劳动四年，以后在北京京剧团工作了近三十年。汪先生童年在苏北水乡高邮度过。他有一位酒后痛诵唐诗的祖父，春秋佳日打开画室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个对生活极有情趣的人，会画画，会扎风筝，是个有闲情逸致的雅人。用林斤澜先生的话说“从小开始的‘琴棋书画’的熏陶”；昆明八年，大学期间即转来读西方翻译小说，纪德、萨特、契诃夫、阿索林、蒙田……；特别要说的是汪先生在《民间文学》的三年，使得汪先生阅读了大量的民间文学，吮吸到民间文学的乳汁，使他的语言锤炼得更简洁流畅、平实生动；下放塞外到张家口农科所劳动的四年，汪先生 自己说“这四年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这对汪先生日后的生活态度影响极大。京剧团的三十年，使汪先生和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汪先生自己说“中国戏剧与文学——小说，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有评论家说汪先生的“小说语言受了民歌和戏曲的影响”，汪先生承认“他说的有几分道理”。当然对一个作家的风格的形成，不可能用化学分析一样，民歌的影响占几层，戏曲的影响占几层，古典文学、西方文学的影响各占百分之多少。它是一种“化”，是“树干内部的液汁流转”。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一”假期，把汪先生的一些作品拿出来又读了读，特别是我将他1948年写的《异秉》和1980年重写的《异秉》进行对照着读，真是有意思的很。旧作《异秉》创作时汪先生才28岁，旧作明显稚嫩一些，文字较涩，也不够自然，与新作相比单薄了许多，也没有引进张汉轩其人，也没有药店人物的详细描写，即：“且说保全堂”部份；而新作则通达疏朗，文字清新自然，老辣得多。特别是溶知识性、通俗性于一体，自自然然，通篇浑然天成，没有一丝斧砍刀削痕迹，真是难得得很。这时的汪先生可以说已经如火纯青了。这种文字不是一般人随随便便能写得出来的。（邵燕祥先生曾说，在他（汪曾祺）面前，我常常觉得，自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这样的作家，是文化传统和时代潮流适逢其会地推出来的，不是随随便便“培养”和“造就”得出来的。）●汪先生六十岁后开始重新写小说，也不是一下子就找回来了。那时别人都解放了，而他因为“样板戏”，要“说清楚”，其实是说也说不清楚的。汪先生那一段日子其实过得是很不痛快的，人很苦恼。汪朗在《老头汪曾祺》中曾写到“爸爸受审查，上班时老老实实，回家之后脾气却不小。天天喝酒，喝完酒就骂人，还常说要把手指头剁下来以‘明志’”。他已多年不作画，这时开始提笔作画，“他画的画都是怪里怪气的，瞪着眼睛的鱼，单脚独立的鸟。画完之后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他是借画抒发自己心中的闷气。但这时有许多朋友劝汪先生拿起笔来，再写小说，但毫无效果。直到有一天（1979年的春天），《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王扶找上门来约稿，汪先生才重新拿起笔来。（此时汪先生已十来年没写过小说，还能写好吗？）汪先生“文革”后的第一篇小说应该是《骑兵列传》，写的是在内蒙走访的几个老干部的经历。这篇小说其实写得并不好，有些呆板。之后又写了《塞下人物记》、《黄油烙饼》，反映平平。汪朗在《老头汪曾祺》中也说到，老头“打了个哑炮”。可老头毕竟学养深厚，又经了岁月的淘涤，到1980年5月重写《异秉》之后，很快找了回来。到同年8月写出《受戒》之后的一年多，相继写出《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和《寂寞与温暖》。 ●都说汪曾祺“淡”，其实汪曾祺一生并不平淡。林斤澜先生在《注一个“淡”字》一文中曾说过，汪曾祺的一生并不平淡，在列举了汪先生几个重要“阶段”后，林先生说：“就这么一个简历，能说‘平平常常’吗？‘戴帽子’，‘两道箍’，能‘平常’得了吗？”汪先生不是那种呼天抢地式的作家。他自己也说过，我没有写过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他说“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你不能改变我”！是的，汪先生曾写过一篇小说《寂寞和温暖》，这篇小说不是他主动写的，当时写反右的小说很多，家里人对他说“你也当过右派，你也把这段事情写写。”汪先生于是便写起来。写成之后一看：怎么回事？和其它人写的右派的事不大一样，没有大苦大悲，没有死去活来撕心裂肝的情节，让人一点也不感动。大家说不行，得改。老头二话不说便重写起来，一直写了六稿。最后一看，其实和第一稿没有什么区别，“还是温情脉脉，平淡无奇”。还是汪先生自己说得好：“一个作家应该通过作品让人感觉生活是美好的，是有希望的，有许多东西弥足珍贵”。汪先生曾在一幅画上题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在为宗璞画的牡丹上，题了“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七十岁生日，写了一首自寿诗《七十书怀出律不改》，其中有一句：“不开风气不为师”。汪先生对自己的评价是：“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这是夫子自道，并非诳语。●有个叫杨早的人，写过一篇题为《追忆汪曾祺》的短文，说“仰头、低头、侧头，从不同角度看，汪老就像一个人有很多副面孔似的”，又说“汪老捂着嘴偷笑的时候，很显‘猴相’”，汪先生1920年生人，本来是属猴的。我倒更愿意汪先生有“狐相”，汪先生曾改写过多篇《聊斋志异》，如《陆判》、《画壁》、《双灯》、《瑞云》、《蛐蛐》等，也写过一篇名为《名士和狐仙》的短小说。一般说来，老狐是颇有灵性的。汪先生笔下人物“飘然而来，飘然而去”。通鬼神，达三界。汪先生晚年的文字越发老道，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张兆和先生说“曾祺笔下如有神，这样的作家，越来越少了。”是的，汪先生去世前几年的作品，如《窥浴》、《护秋》、《露水》、《水蛇腰》、《兽医》、《熟藕》等，确实“有如神”，透出一股灵狐之气。“一个沉思的老狐的精灵”。

浅论《边城》的生命理想和艺术风采一、《边城》的创作背景二、《边城》承载的生命理想1.“地域故土”的眷念与失落2.寻觅中的“理想家园”3.翠翠体现了沈从文的悲剧性格三、《边城》的艺术风采1．简练凝洁的叙述方式2．生动细腻的心理描写3．雅俗交融的语言对话4．和谐优美的人景合一四、结语

第二章 风雨人生路上行身染恶性疟疾，使他差点误了考期；他抱病参加考试，总算如愿以偿考取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从高邮去上海，必得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常有青年学生在过封锁线时，被日本人无端抓走甚至杀掉。祖父、父亲一同商议好久以后，决定让汪曾祺扮成药材商人。为此，还让汪曾祺到"保全堂"熟悉业务几天，背下一些常见药材的价格，以应付日本人的突然盘问。就这样，家人还是不放心。正巧一个在上海静安寺出家的高邮人回乡探亲，他也要回上海，有了这个和尚照顾，汪曾祺毫无风险地到达上海，顺利地找到准备一道去昆明的同学。他们的路线是从上海到香港经越南到昆明，进出越南必须有法国领事馆的签证。其他同学来得早，都已办好了，就差汪曾祺，别人不好代替。没有签证，还是走不成。后来是一位姓郑的同学想办法，托人找关系，凭借黄金荣的一张名片，不费吹灰之力拿到了签证。1939年7月中旬，汪曾祺和他的同学踏上去昆明的漫长路程。这段路本来就不好走，何况战火纷飞的岁月?他们坐轮船从上海出发。要是一个人在旅途中，单是从上海到香港这段水路就够沉闷单调的，因是同学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倒也不寂寞。从香港到越南还算顺利。当时越南属法国殖民地，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他们赶到河内，费了些周折，终于买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汪曾祺的身体原来就不强壮，经过这一路十多天的辛苦劳累，觉得十分疲劳。在河内，他们住在一家小旅馆内，价钱倒不贵，就是卫生条件太差。天一黑，蚊虫特多，一顶破蚊帐根本无济于事，简直无法入睡。幸亏只住两天，要是时间再长一些，汪曾祺肯定受不了。就这样，打从上海出发算起，前后花了近二十天时间，这些年轻人总算赶到昆明，这时离正式考大学只有六七天了。由于报考的学校不同，也不可能找到一个让这么多人仍然住在一起的地方，到昆明以后，大家就分头找住处。当时，从内地迁到昆明的学校很多，汪曾祺通过同学关系，寄住在位于青莲街的同济中学的学生宿舍里。这地方离著名的风景区翠湖很近，汪曾祺在这之前从别人口中听说过，从书上见过介绍，可是还没等他去翠湖游览就病倒了。这是他到昆明后的第三天，才把宿舍安顿好，早上一觉醒来，冷得发抖。冷过了发热，浑身像火炉般烫人，而且伴着剧烈的头疼。又过了一会儿，大汗淋漓，内衣湿透，虽然轻松了一些，但人感到很虚弱。同济中学的那个学生是个热心人，一看这情形，赶紧把他送到校医务室。验血以后，校医初步诊断是疟疾，但同时发现血内有好几种病菌，包括伤寒菌，这可不是小事，叫立即送医院。在医院，护士给汪曾祺量了体温，超过40度。她二话不说，先给汪曾祺打了一支强心针。这时，汪曾祺感到不妙了，问护士："要不要写遗书?""怎么问这个问题?"护士看了看稚气尚未完全脱尽的汪曾祺，看他满脸紧张的神情，笑了，安慰说："不要紧的，给你打强心针，是怕你烧得厉害，人受不住。"再次抽血化验，医生看了化验结果说，有多种病菌潜伏，但主要问题是恶性疟疾，必须打针。汪曾祺猛然想起，这病与在越南河内那两天住宿有关，当时不在意。这就是书中说的瘴气吧?护士把注射针剂拿来了，汪曾祺一看是606，马上声明："我生的不是梅毒，我从来没有......"看他急得满脸通红的样子，护士又忍不住笑了。她觉得眼前这位年轻人很纯朴，也很可爱。看来，他平时看的书很多，很杂，懂得的知识不少，可有些是一知半解。护士耐心地告诉汪曾祺："606并不是专治梅毒的，也是治疗恶性疟疾的特效药。奎宁、阿脱平这些常用药，对你已经不起作用了。"注射606后，汪曾祺的病情在一两天内迅速好转，可是身体依然虚弱。他要求出院，医生不准。汪曾祺急了，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说："我千里迢迢赶到昆明，是来考大学的，明天就是考期，不让我出院，就要误了考期，那怎么行?"医生只好同意，再三关照他注意饮食，只能吃流食，藕粉、蛋花汤都可以。汪曾祺对藕粉印象不佳，于是第二天喝了一肚子蛋花汤。 到昆明后，汪曾祺报考的学校，第一个就是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这是他心仪已久的志愿。他多次听人说过，在这所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名牌大学组成的大学中文系中，有他十分景仰的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名人，能够做他们的学生，听他们的课，那才真正的三生有幸。考试进行了三四用状天仪天，考试科目有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八门。汪曾祺一门不拉地参加了。一个星期后就发榜，很快。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挤到西南联大学校的门口看榜，激动的汪曾祺也在其中。对于这次带病进考场，其中一些科目又是他平时头疼的课程，因此他不敢抱太大希望。为了以防万一，他在填报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同时，还填报了迁到昆明的国立艺专。这所学校是由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合并而成的。他的计划是，如果考不取西南联大，学不成文学就去学画。尽管如此，他仍首先看中国文学系新生名单，才看了几行，就看到自己的名字，顿觉心花怒放。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如愿以偿更令人快乐的呢!翠湖给他留下美好印象，简陋的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激起他的学习信心学校虽然发榜，但离开学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汪曾祺的情绪很好，既因为如愿以偿地考取西南联大中文系，也因为疾病消除，身体逐渐好起来。他正好抓紧这段时间，看看书，游览昆明的风景名胜。他与同学们骑马到黑龙潭、金殿，坐船到大观楼，游览次数最多的地方则是住处附近的翠湖。汪曾祺对翠湖印象很好，觉得翠湖既与杭州西湖、济南大明湖、扬州瘦西湖一样，成为一个城市的一道美丽的风景，又有自己独特的方面，那就是湖与城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别的地方，城是城，湖是湖。翠湖不同，是湖，也是一条路，并不妨碍交通。湖当中有一条很整齐的贯通南北的大路，从文林街、先生坡、甬府道到华山南路、正义路，这是一条直达的捷径。因此，翠湖中往往是游人少，行人多，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了。昆明气候好，四季如春，翠湖的垂柳即使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尤其是在雨季，翠湖到处可见的柳树绿得简直要滴下来，树影倒映在极清的湖水中，只能用"翠"字来形容。汪曾祺注意到，路过翠湖的昆明人，总是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有人甚至停下来，在路边石凳坐一坐，抽一枝烟，难得悠闲地四下看看。即使匆匆忙忙地赶路，人在湖光树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样了。每逢这时，汪曾祺就感慨地想，翠湖每天给了昆明人多少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啊。汪曾祺对翠湖印象好，还因为翠湖里有一个图书馆，这是他一生中去过次数最多的一个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一个图书馆。图书馆不大，形制有一点像道观，但非常安静整洁。正是在翠湖图书馆，好学的汪曾祺抓紧开学前的有利时间，读了很多书。这个图书馆藏书颇多，而且有些是善本，汪曾祺想看的书大都能够借到。那时，他看书还没有明确目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什么都感兴趣，逮住什么看什么。此时的汪曾祺像一头饥饿的小羊，乍一闯进肥美的草原，一个劲地贪吃不止。多年后汪曾祺仍念念不忘翠湖图书馆，还因为图书馆有位孤独、负责但有点怪癖的管理员。此人给了他终生难忘的印象，这真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读者去早了，门还没有开，只好在外面等。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早就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啦啦"拨到8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的古典人物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啦啦"拨到12点，下班。这完全是一种以意为之的计时方法，也可能举世无双。但包括汪曾祺在内的读者习惯了，并没有意见。游览昆明名胜，去翠湖图书馆看书之外，汪曾祺还常与一道被录取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到新校舍去玩。这大抵是因为一个年轻人对未来大学学习生活的渴望与好奇。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些甚至是借用的会馆、祠堂、学校，只有新校舍是联大自建的，也是联大的主体。这里原来是一片坟地，但坟主的后代已不知去向，联大征用这片土地并未引起麻烦。汪曾祺之所以对新校舍感兴趣，是因为他听说文、理、法三院的男生都住在新校舍，对自己未来学习和生活的地方不免要格外关心些。第一次到联大新校舍，汪曾祺甚至有点失望，与他想像中的高等学府差距太大了。有一座校门，但极简陋，两扇大门是用木板钉成的，不施油漆，露着白茬。门楣横书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门是一条贯通汪曾祺的春夏秋太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去的那天，一场骤雨刚歇，马路上泥泞没足，极易滑倒。就是这条大路把新校舍一分为二，路以西是学生宿舍，路以东是图书馆、大食堂、教室......汪曾祺迫不及待地去看学生宿舍。嗨，一样简陋不堪。土墼墙，草顶，两头各有门。窗户是在墙上留出方洞，直插着几根带皮的树棍，空气倒是很流通的，因为没有人在窗洞上糊纸，当然更没有玻璃。所有学生宿舍都是大统间，两边靠墙，床与墙垂直，各排了10张双层木床，一张床睡两个人，一间宿舍可住40人。一开始，汪曾祺很担心，这样的宿舍太简陋，住的人太多，能睡好觉吗?再接着看几间高年级学生的宿舍，他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原来学生并不老老实实地把双层床靠墙直放，刻板地向右看齐。聪明的学生总是重新组合，把三张床拼成一个"U"形，外面挂上旧床单或钉上纸板，就成了一个独立天地，屋中之屋。汪曾祺还看到，宿舍中没有桌椅，但聪明的大学生自有办法，他们去买了很便宜的肥皂箱，一般三个就够用了。上面一个糊一层报纸，便是书桌；下面两层放书，放衣物，这就是书橱、衣柜了。椅子?床就是。看来，许多未来学士就是在这样的肥皂箱桌面上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论文。参观了新校舍，特别是参观了学生宿舍，原来为校舍、宿舍过于简陋而感到微微失望的汪曾祺，心中忽然充满了感动与激动。他想，千百年来，寒窗苦读成了中国读书人的宝贵传统，这种传统在西南联大得到史无前例的继承与发扬。敌寇入侵，国难当头，一批名牌大学迫不得已迁到昆明，根本就不可能指望有好的学习环境与学习条件。在艰苦而恶劣的条件和环境中，坚持高扬起西南联大的旗帜，是希望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不断，一如既往地培养和造就救国、保国、建设祖国的有用之才。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人的希望。理解和想通了这一切，汪曾祺渴望早日开学，渴望多学一点知识的心情，变得特别强烈起来......他从"跑警报"中体会出从容不迫、乐观坚强的民族性格开学了。汪曾祺就住在新校舍的学生宿舍25号，一住就是两年。他睡靠门的上铺，下铺是姓刘的历史系的同学，河南人。说来令人不信，两年中，汪曾祺和姓刘的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刘是个很用功的老实学生，每天黎明即起，到树林里去读书；汪曾祺相反，是个夜猫子，天亮才回去睡觉。就这样，两人始终没有见面谈话的机会。对于学生搬动床位，调换宿舍，学校是不管的，更不用说过问学生作息时间了。西南联大的自由于此可见一斑。开学后的生活给汪曾祺留下难忘印象的不是学习，而是"跑警报"。1939年、1940年这两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个时候几乎说不上有防空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有时竟然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27架飞机来昆明轰炸。起初，汪曾祺有些紧张。后来，习以为常了，一有警报，就随着老师、同学往郊外跑。再后来，非但不紧张，这位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的有心人，居然饶有兴致地观察、收集起同学们跑警报中的言行，越想越有味道，进而还从中悟出关于生活、人生、民族性格的大道理。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空袭警报和紧急警报。汪曾祺注意到，联大学生见到昆明的制高点五华山上挂起红球，发预行警报了，一般是不跑的，照常上课。倒是市里的百姓一见预行警报，就开始向郊外移动，但是也不紧张，甚至还有人吹着哨，或低声唱着民歌。等到有空袭警报了，汽笛声一短一长，联大学生才离开教室往外跑，虽然没有准地点，像是漫 、山遍野，但人有习惯性，自然地形成几个比较集中的"点"。有两个"点"让汪曾祺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一个在古驿道的一侧，靠近历史语言研究所资料馆，有一片马尾松林，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尽管空袭就在眼前，但做小买卖的照样在这里吆喝着卖各种零食，更多的学生则躺在软软的松毛上，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蓝得像要滴下来的天空。另一个"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可能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自然地形成一个天然的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就是在这个天然防空沟里，汪曾祺意外地、更是吃惊地发现，竞有联大学生用碎石子或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有两副新意盎然的对联简直令人拍案叫绝。

1、论王朔小说的大众文化特征2、论舒婷诗歌的人道主义情怀3、论汪曾祺小说的儿童视角4、论汪曾祺小说的文体特征5、论汪曾祺小说的“创新”与“袭旧”6、论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7、论儒家文化在路遥小说中的体现8、论《平凡的世界》中的女性形象9、从韩寒或郭敬明或春树或张悦然小说看“80后”的创作特征10、论《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11、论顾城诗歌的童话色彩12、论余秋雨散文的人文关怀13、论莫言《红高粱》系列中的生命意识14、论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15、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自审到现代都市的女性叙写——论王安忆小说创作的嬗变16、论短信文学的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