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巴赫十二平均律研究论文

交响音乐中的人文思想首先对标题中的两个名词作一下解释。这篇小文中使用的“人问思想”的含义即：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逐渐兴起的，以古希腊先哲的精神觉醒为起源的人文思想，也称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思想强调人的价值，宣扬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法治、天赋人权等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的锐利武器。本文中主要就是对一些典型的包含少数思想的音乐作品作一些分析和小结，借以阐释交响音乐中的人文思想。所以，对标题中的另一个名词，“交响音乐”的具体含义在本文中即是指所举的几个典型例子，由于笔者能力的局限性，对交响音乐中的人文思想作整体的、大规模的阐释只能略略带过，而是试图从典型、熟悉的作品中得到一般性的规律。一、人文思想对交响音乐的影响西方音乐的发展史也是重要音乐家个人发展的历史。这不像在中国，许多流传甚广的音乐作品都是民间智慧，即使有名的音乐家，作品也不丰富。所以，先从“西方音乐之父”巴赫说起。虽然巴赫手重没有直接诞生交响乐，但他的十二平均律及《平均律钢琴曲集》是整个西方音乐，包括交响音乐，的基础。在巴赫生活的年代，文艺复兴的运动已席卷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其中科学的实验方法和理性的思维深深地影响了巴赫。巴赫古钢琴进行实验，按照十二平均律调音，使之可以自由转调。《平均律钢琴曲集》的音乐结构很严密，表现出巴赫音乐思维的逻辑性，这与他崇尚理性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分不开的。在人文思想发展的初期，西方音乐就开始与之交汇在一起了。当发展到贝多芬的时代时，他从“莫扎特的手中继承海顿”，交响音乐这种形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贝多芬所处的时代距文艺复兴时期已过了几百年，但这一运动注重人性发展的根本思想却在他的精神世界中扎了根。18世纪末，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吹响了向封建统治进军的总号角，人问主义思想演化成了“自由、平等、博爱”，而这种思想发展的脉络，则始终在贝多芬的作品中得到潜移默化的发展。贝多芬在写《第三（英雄）交响曲》这部作品时，从一些法国朋友的口中得知了许多大革命的详细情况及当时所进行的社会、政治、艺术等方面的变革措施，此时，贝多芬的心中已有了一个偶像，那就是带领军队向封建王朝进攻且战功赫赫的拿破仑，交响曲写好后，贝多芬得知了拿破仑称帝的消息，愤怒之下，他撕毁了题献给拿破仑的封面。另一部贝多芬的作品《d小调第九（合唱）交响曲》，集中反映了英雄主义精神和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思想。创作《d小调第九交响曲》时，正值法国大革命失败，革命的成果被带资产阶级窃夺的时期，但贝多芬没有丧失信心，再一次以英雄性的斗争主题宣扬和展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理想和人文主义精神。在人文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它逐渐成为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也发展成如“自由”、“民主”、“平等”等具体的思想，人文思想的这些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交响音乐，交响音乐几乎同时地，也蕴涵和表现了这些思想。到了20世纪、21世纪，人文思想呈多元化，天家了许多新锐的思想，此时交响音乐也深受其影响，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更加标新立异。二、交响音乐是人文思想发展的印记如前面所论述的，在交响音乐的与人文思想的发展中，二者一定程度上契合在一起，人文思想深深影响了交响音乐的创作与表现；而与此同时，交响音乐中也有人文思想发展的烙印。这种印记有代表前进的，如上述贝多芬的几部作品，也有反映人文思想发展中的黑暗时期的。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第五交响曲》以剑拔弩张的旋律、繁衍多变的节奏、辉煌的音响效果奠定了作曲家的风格，不仅为肖斯塔科维奇赢来了广泛的好评，获得了官方的承认，还正式确立了作曲家本人在前苏联音乐界的地位。但细心聆听，我们还能感觉到，那种痛苦的悲剧性气愤，第四乐章的“苍白”，是“最假的”，喜悦是故意“制造出来的”。正如作曲家自己所说的：“那里面的欢欣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威胁下制造出来的。那就好像有人用棍子打着你说：‘你的职责是欣喜，你的职责是欣喜。’于是你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一边向前走，一边喃喃自语：‘我们的职责是欣喜，我们的职责是欣喜。’”这部作品里面作者的真实意图被表面的欢欣所掩盖，可以多重地去理解作品，成为那个特定时代人文思想的印记。前苏联的那个时代，很类似于我们国家的“文化大革命”，以人为本的思想被残酷地压抑。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则是那个时代人文思想生动、深刻的印记，成为一个时代思想的标本。文章写到这里，写了那么多西方交响音乐和他们的人文思想，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音乐和它的思想。中国的音乐是缺少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的，这在古代近现代都与中国的体制有关，这个体制本身并不自由、并不平等，于是那些人文思想也难以从音乐中体现出来。其次，在中国的音乐哲学中，古代音乐一直都不是一种“独立的美”，没有主客分离而是天人合一，这样的音乐哲学缺乏思考，难以发展人文思想。然而《粱祝》是一个例外，展现民族风格的同时，更是饱含着反抗压迫、追寻美和自由的人文思想。作为一名普通的音乐爱好者，真心希望能有更多这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蕴涵人文思想也充实人文思想。

“十二平均律”是世界乐律学史上一个重大的发明创造。它最早是由我国明代的大乐律家朱载育提出的。 朱载育兴趣广泛，尤其爱好乐律，经过长期的的刻苦学习，他精通了乐律、历学、度量衡、舞蹈等学科，为他在乐律学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潜心于乐律的研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他于1584年写成了《津学新就》一书，提出和创造了现今乐器上使用的新律制——十二平均律。又经过阐明了十二平均律的问题。 我国早在商朝以前就有五声，即宫、商、角、徵、羽。后来，又增加了变徵和变宫两个半音，形了七声音阶，在七声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十二律，但这些都不是平均律，其相邻两间律间的音程不一致，因而不利于音乐的转调，也不利于乐器的演奏和制造， 朱载育以公比为12√2的等比级数分配音律，使任何两个相邻音律间的频率比都是12√2，从而彻底地解决了旧律制所遇到的困难。由于相邻各音律间的等程性，使这种乐律对任何曲调都能应用，且转调自如，极利于曲调的创作和乐器的制造

巴赫在音乐律制方面的巨大贡献——《平均律钢琴曲集》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是以创作实践来证明十二平均律的的优越性和实用价值的划时代作品，常被称为“全部音乐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钢琴音乐的《旧约全书》”，而贝多芬的三十二首奏鸣曲则被称为“钢琴音乐的《新约全书》”。在此以前，键盘乐器大多按“中庸律”调音，能够演奏而不会走调的音阶，只有降B，F，C，G，D，A等大调和g，d，a等小调，因此作曲家在选调和转调上受到很大的限制；而采用了十二平均律，就可以自由选用大小二十四个调，并自由转调。所以说，没有巴赫对平均律的实践，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要延迟很长一个时期。巴赫很早就把自己的键盘乐器调成十二平均律，并写了《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集，包含以大小二十四调为序的《二十四首前奏曲和赋格》（1722年）。晚年在莱比锡又写了第二集，包含另外二十四首前奏曲和赋格（1744年）。巴赫写作《平均律钢琴曲集》，是受了先辈作曲家费歇尔（约1665—1746）的启发。费歇尔在1702年出版了《新风琴音乐的阿莉阿德尼》，包含二十首前奏曲和赋格曲，分属二十个不同的调。这部作品的标题起源于希腊神话，阿莉阿德尼是古典神话中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的女儿，她的母亲帕西法厄生了一个牛头人身的怪物，米诺斯把它幽禁在一座迷宫里，并命令雅典人民每年进贡七对童男童女喂养这个怪物。雅典王子忒修斯发誓为民除害，依仗阿莉阿德尼给他的线球和魔刀，钉死了这个怪物，然后顺上路的线走出了迷宫。“新风琴音乐的阿莉阿德尼”，意思就是指示风琴演奏家通过五花八门的大小调迷宫的引路人（因此西方有句成语“阿莉阿德尼的线”来比喻解决问题的方法）。这部作品用了大小二十四调中的十九个调，只有升C和升F大调，降e，降b和升g小调没有用，而e小调用了两次。所有的前奏曲和赋格曲都是很短小的乐曲，主题和《平均律钢琴集》中的主题很相似。巴赫吸收前人经验谱成的《平均律钢琴曲集》运用全部大小二十四调，写成有高度艺术价值的作品，是音乐史上的第一例。很多人谈论巴赫（JohannSebastianBach）必然想到他的音乐结构，巴赫的音乐织体和对位有精密的数学比例，对配器的发挥，亦是给演奏者加深难度。巴赫的音乐深深地影响整个欧洲乐坛，他一生写过很多教堂音乐。人们爱把巴赫的精神象徵对上帝的奉献，他的音乐艰深、神圣、严肃，心灵与上帝同在。傅雷写给傅聪的家书就有这样的说法：「巴赫被基督教精神束缚，常常匍匐在神的脚下呼号，忏悔，诚惶诚恐的祈求。」这是傅雷对巴赫的偏见。巴赫的与贝多芬的音乐，同样是「力」的表现，巴赫的「力」，建立在高度与深度，心灵与上帝同在的同时，亦把人生的七情六欲，苦难、恐惧与痛苦升华。苦中有欢乐，有疲倦，而更大的精神是明知生命之苦，而仍得坚持。贝多芬的音乐，纵横交错，乐句与乐句之间并发出的「力」，气魄磅薄，完全是大宇宙，大人生，他没有家庭，没有子女，所以连痛苦都是大人生的痛苦。很多乐章，都流露出与命运抗争的英雄本色。说巴赫的音乐太富哲理，太多宗教思想，那倒不如说巴赫经历了人间的极苦以及看破官场虚伪。然而，他把这些大是大非都升华了。他的A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BWV1041写于1720年，据说是巴赫写给他自己的，三十五岁的他，意气丰盛，却遭受生活之苦与家人的死亡之痛。巴赫一共生有十二个儿女，排在前面八个，其中有六个死于孩提时候。第一任妻子死于一七二○年夏天。乐曲分三部份，第一快板，第二行板，第三部份是非常快板，全个作品很富乐思乐味，是对巴赫作深入了解的一个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