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知道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先生的“最后一课”。那是1941年,大半个中国仍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唯有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的势力范围,犹如“孤岛”。12月8日这一天,“孤岛”也沉沦了。大清早,暨南大学校长办公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老校长老泪纵横,正主持着简短的校务会议。最后,他颤声宣布:“……课照常进行。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是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就立即停课。”默默无声的人群中,有一个紧锁浓眉面孔清癯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暨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郑振铎。还是在东北三省刚刚沦陷时,他就写了历史小说《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愤怒斥责国民党卖国政策。写作时,他时时横眉拍案,连声大喝:“奸贼,奸贼误国!”1936年10月,他和鲁迅等人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7年底,国民党军队撤退,上海成了“孤岛”,郑先生仍在上海坚持救亡活动。当时,日特活动猖獗,有许多人因与抗日有关而失踪、死亡。少数人动摇了,甚至做了汉奸。郑先生却凛然正气,无所畏惧。1938年3月,他参加了中国文艺界抗日战争协会,被推举为理事。他还专门到被称为上海“抗大”、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社会科学专科学校”去兼课,为党、为新四军培养了不少干部。有一天,一个刚当汉奸的老友来了。此人掏出一张开有巨额金款的支票,说:“郑先生,你近来生活很困难,清水先生已知道了。清水先生一直很敬佩你的文章学问,想让你主持一方面的文化工作……这是清水先生的小意思!”郑先生一听“清水”,便知道是主管文化侵略的日本大特务,他一怒之下扯了支票,朝老友脸上掷去,大骂:“瞎了狗眼!”此人只好夹着尾巴逃跑了。不久,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记者张似旭二位名流被刺杀,于是有人警告:“你要当心!”郑先生也差点遭到暗算,幸好有学生通知,但他事后仍继续为祖国命运奔波操劳……郑先生从回忆中惊醒,快上课了,他拿起讲义夹,急匆匆进了教室。教室里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多像小说《最后一课》的描写啊!郑先生热泪盈眶:“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中国文学史的最后一课。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讲课开始了,一分一秒都显得格外沉静。平素调皮的学生,今天也是屏着呼吸,满噙了眼泪。不幸的时候终于来临。近处忽地传来了沉重的车轮碾地声,几辆卡车已进了校门。阴森森的风中,一面太阳旗抖动着。时针指着10∶30。“现在下课!”郑先生挺直了身体,作了立正的姿势。全体同学唰地一下站起来,很久很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几个女生低低的啜泣声……师生们的胸中都燃烧着爱国的烈焰,一个一个捏紧了拳头。这就是郑振铎先生在暨大上的最后一课,也是他教书生涯的“最后一课”。抗战胜利后,因为他继续反对国民党的亲美卖国政策,便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蒋介石不许任何大学聘请他。但郑先生的“最后一课”所表现的崇高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却教育了千百个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