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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的时候，由于科学技术不够发达，人们便把一些自然界的现象说成是由神的力量在主使着，比如太阳、月亮、星星的升起和落下，风雨、雷电的出现，山川的形状，地震，海啸等，都被说成是神的力量，人们在神的力量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但是，人类对自然的探索是不屈不挠的，特别是对天文的观察和研究，到东汉时期已经很有成就。在东汉后期，人们对天地的看法已经基本形成了三种观点：一种叫盖天说，一种叫宣夜说，一种叫浑天说。
盖天说形成比较早，这种观点把天说成一个大型的盖笠，把地说成一个翻盖过来的盘子，认为天和地都是中间高四面低。或者说天是圆的盖子，地是像棋盘一样方的，天不断转动，方向是向左的，而太阳、月亮向右行，随着天的转动升起或落下。这种说法，到东汉时已经不怎么能吸引人了。
宣夜说认为天是又高又远、无穷无尽的，天的这种青色实际上是太高太远而造成的，并不是实在的东西，日月星辰等只是悬挂在空中行走。这种说法比较接近科学了，但限于当时的科学观察手段，人们也不愿接受它。
浑天说在当时比较受到大家的欢迎，浑天说认为：天像一个鸡蛋，地就像鸡蛋中间的蛋黄，处在天的中间，天大而地小，天的里外都有水，天地都乘着空气在运行。
大科学家张衡就是主张浑天说的，张衡还根据这个理论制造了一个测量天文的仪器，名叫“浑天仪”。这个浑天仪是利用水的力量来旋转的，在这个浑天仪上，日月星辰的升起和落下都看得很清楚。
张衡在科学上最大的贡献是他对如何测量地震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在长期观察日、月运行的过程中，他逐步掌握了许多大自然的科学规律，认识到地动完全是一种自然界的现象，和人事没有关系，而且是可以预测的。张衡认为，地震是地底下的一种力量在运动，肯定会有一些迹象可以观察，他经过不懈的努力，制造出了测报地震的仪器，叫“地动仪”。
地动仪
这种地动仪是用青铜做的，形状有点儿像个坛子，四面均匀地铸着八条小龙，每条龙的嘴里有一颗小珠子，龙嘴下面各有一个张着嘴巴的蛤蟆。地动仪的内部有一个机关，和龙嘴相连接，当某一个方向有地心力传过来时，引动地动仪的内部机关，牵动龙嘴张开，珠子便落到了蛤蟆的嘴里，这就说明这个方向的地区已经或者将要发生地震，这时就应该及时发出地震的警报。
在当时的社会里，从王公大臣到一般老百姓，都把地震看成一种神秘的现象，认为是不吉利的象征，他们对张衡的说法，都不大相信。
138年2月的一天，地动仪西边的一条龙嘴里的珠子掉了下来，发出“当”的一声脆响，张衡报告说西边发生了大地震。张衡的报告传出后，大家都没什么地动的感觉，都认为张衡是在人，有些与他关系不好的人乘机说他是在故意造谣生事。可是过了几天，西部果然传来报告说，在离洛阳1000里的金城、陇西一带发生了大地震，有的地方连山都被震塌了，经过这一回，人们才相信张衡的地动仪真的管用。
张衡不光是个科学家，他还很会写文章，他写过两篇赋，分别叫《西京赋》和《东京赋》，西京指长安，东京指洛阳，两篇赋把两京的繁华写得很透彻，并且还把王公贵族的奢侈生活描写得非常生动。张衡写文章也像他搞科学研究一样，非常严谨，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修改，花了10年的时间才写出来的。据说他的文章写出来以后，两京都非常轰动。
张衡的科学成就是伟大的，而他的文学才能也是非常出色的，像这样的人，却得不到重用。最终他被赶出京城，贬到外地去做河间相，他在任内严厉打击不法分子，使得境内大定。三年后他辞官时，被朝廷征为尚书。到62岁那年，死在尚书任上。
古代中国人在工程技术领域创造了众多的新事物，这些发明分别成为今天许多领域的技术基础。大约公元前200年，古代中国人发明了独轮车。1700年之后，欧洲人为独轮车在行进的方向上添加一个轮子，变成了今天的自行车。大约与此同时，古代中国人先后完成了船舶推进与控制技术方面的两项重大发明，创造了橹和舵。18世纪，蒸汽机诞生之后，桨演变成安装在船体两侧、由蒸汽机带动旋转的桨轮；橹演变成深藏水下的螺旋桨。明轮早已淘汰，螺旋桨成为一切机动船舶的动力来源，后来又成为早年飞机最主要的部件。中国人发明的舵，巧妙地利用不对称水流的侧向推力，使水流自身产生改变船体运动方向的力矩，实现了船舶动力系统与控制系统的分离，为船舶制造与驾驶技术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利用舵控制方向，已经成为今天一切船舶和飞行器的基本工作模式。公元132年，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张衡（78－139），发明了测报远方地震的科学仪器。这项发明标志着人类第一次超越感觉器官的局限，用科学仪器获取重要的大地运动信息。继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的科学家埃拉托西尼精确测量地球半径，希帕恰斯推算出月球和地球之间距离之后，张衡发明地动仪，标志着人类在了解地球的艰难历程中又迈出重要的一步。直到公元1880年，英国人米尔恩才发明现代记录地震的仪器。公元189年，中国工匠丁缓发明了三维运动系统惯性平衡机构。在这种精巧的装置里，无论支架怎样转动，放置其中的物体都永远保持其空间位置不变。这种装置是一件由三个大小不同的金属环依次叠套在一起的组合环，每个环都可绕自身的两个支点自由转动，三个环的旋转轴相互垂直。如果在内环中固定一个小杯，无论组合环怎样旋转滚动，小杯总会保持水平位置。当时，人们用小杯装香料带在身上，香料不会洒出来。后来人们把烧红的炭放在小杯里，带在身上或放在被褥里取暖，无论坐卧俯仰，左右翻身，炭都不会掉出来。三维运动系统惯性平衡机构的发明，标志着人类在机械制造方面，已经由静力学设计步入动平衡和惯性分析领域。它后来成为制导系统陀螺仪的基础；成为机械传动系统万向节的原型。它们是现代汽车、飞机、火箭、鱼雷、巡航导弹和远洋轮船不可或缺的部件。公元7世纪，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从此，这种会冒烟的“药”打破了世界的宁静。公元919年，火药用于制造导火线，点燃油料喷向敌军，可以造成一片火海。公元1044年，北宋丞相曾公亮（999-1078）受仁宗皇帝之命主编《武经总要》，第一次发表了火药的真正配方。当时，这已是实战方：火药被制成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在毒气弹里，火药混合了大量的砷化物，砷化物遇高温分解弥散在空气中，成为人类最早的强力化学武器。公元13世纪，火药随蒙古人西征传到阿拉伯世界，后来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与西方的机械制造技术结合，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攻陷城堡战胜封建贵族、征服海外殖民地的强大武器。中国人这件阴差阳错的发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一是《思玄赋》的由来，表现了张衡心思细密、小心谨慎的形象。二是出任河间相时与奸党斗争一事。“阴知奸党姓名，一时收禽”表现其政治智慧，“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表现其卓然政绩。 【全文理解】第一部分即文章的第1段。记述张衡的学业、品德和文学上的成就。开头两句按历史人物传记的格式，记述张衡的姓名、籍贯与家世。接着介绍其在文学上的造诣。“少善属文”说明他具有先天的禀赋，而“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说明他注重社会实践。也正是因为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如此深厚扎实的基础，并不断自我提高，所以才能“通五经，贯六艺”。在叙述了其“才”后紧接着叙述其德。“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具有谦虚稳重、超尘拔俗的品格，而面对统治者的招罗，作者连用“不行”“不就”“不应”等词语表现他的不慕荣利的高洁品德。而《二京赋》进一步证实其文学才能及精研精神。第二部分即文章第2～4段，介绍张衡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重点介绍候风地动仪的结构和功用。第2、3段从整体上概括了张衡在科学上的成就，包括科学发明和理论著作两部分。在介绍其特长时与其职官联系起来，侧面反映了二者互为因果的关系。第四段着重介绍了能代表其成就的候风地动仪。介绍地动仪虽不足二百字，但详尽记述制造时间、质地、大小、形状、内外结构、装饰、功用等，文字精简平实。如介绍构造特点时用“中”“傍”“外”“下”四个方位词为序，便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简要而清楚地写出其构造特点。以“似酒尊”描写其形状非常形象具体，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的夸张描写和“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的热烈赞叹着力描写了仪器的准确无误。最后附述了生动有趣的事件验证其功效，使文章于平实中透出情致。第三部分即文章的第5、6段，介绍张衡在政治上的才干。文章仅选取两件事作为切入点，一是《思玄赋》的由来，表现了张衡心思细密、小心谨慎的形象。一是出任河间相时与奸党斗争一事。“阴知奸党姓名，一时收禽”表现其政治智慧，“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表现其卓然政绩。这样，笔墨寥寥却写出了一位真实可感、形神丰满的廉吏。【品质】品行端正，忧国忧民，作《二京赋》讽谏王侯，整治法度收拿奸党。其“才”高于世，表现在：一是“善属文”，写作著名的《二京赋》；二是“善机巧，作浑天仪，造候风地动仪；三是“善术学”，著有《灵宪》 《算罔论》；四是善政事，为政机智果断，不畏权贵，“称为政理”。 满意请采纳
试论中国牛车、马车的本土起源王星光车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曾作为古代战争的主要装备，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有很大的影响。车的发明及其牵引动力的利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在这方面同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中国的车源自本土车是最早出现的带有轮子的陆上交通工具。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在西亚的两河流域、中东欧地区较早出现了车子。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鲁克文化泥板上的象形文字——车，距今约有5500年的历史。在这一地区还发现了描绘在彩陶钵上的双轮车图形及粘土制车模型，距今都在5000年左右。而经科学发掘的最早的车的实物遗存，也出现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地区，在基什王墓等古墓中出土的四轮车，所在的年代都被推定在距今4600年~4500年之间[1]。与西亚的两河流域相比，中国发现的古车遗存的年代相对较晚，见于报道的没有早过夏代时期。因此，早有西方学者主张中国的古车来源于西亚。我国也有学者赞同这种观点[2]。但这种观点也遭到了不少中国学者的质疑，他们从中国马车和西方马车的形制、系驾方法和马具组合及形式等方面的区别，论证了中国商代的马车与西亚的马车差异之处颇大，应出自不同的车制系统。在两河流域的边缘地带及更外围的地区，车的出现明显地晚于两河流域，而且中国濒临的南西伯利亚、蒙古地区车的出现也比我国殷商时期的车要晚。由此作为反驳中国古车“西来说”的理由[3]。但是关于中国牛车、马车的本土起源的观点还缺乏较具体深人的论证。笔者是赞同中国的车源于本土的。为此，还可以从以下方面作进一步地论证。首先，我国虽然还未发现夏代以前车的遗物，但历史上却流传有许多黄帝时期发明车的传说，其时代在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末期，这一年代数据恰与西亚出现车的时代大致相当。有关造车的传说连绵不断，除了黄帝外，还有伏羲氏、少昊、尧、奚仲、吉光、相土、王亥等，单在车这一个器物上，就集中出现了这么多有名可考的人物，这在世界车的发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一方面反映了车系我国的独立发明，古人对此是确信不疑的；另一方面，也恰好反映了车的不断改进的变化过程。见于古文献中有关黄帝造车的记载主要有：《周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这里把用牛和马牵引的车，归之于黄帝及尧、舜。《周易·系辞》为孔子所作，这说明孔子也是主张车是由黄帝或在黄帝时代发明的。《汉书·地理志》：“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史学家班固也是主张黄帝造车的。《古史考》：“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牛。”东汉的谯周也赞同黄帝造车。《艺文类聚》：“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加马。”《太平御览》：“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这说明唐宋时的文献中承袭了黄帝造车的观点。《宋史·舆服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雾，军士不知所向，帝遂作指南车。”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则称：“黄帝有熊氏始见转篷而制车。”从以上的古代文献可知，自先秦到清代，关于黄帝造车的记载不绝于史书。尽管其中也夹杂有奚仲等人造车的记载。如《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对此，清代考据家毕沅解释道：“《左传》奚仲为车正之官，尔非造车也，《尧典》云‘车服以庸’，则车由来久矣，盖实始于黄帝。”[4]这说明前人对黄帝造车的传说是笃信不移的。不过，合理的解释也许是，黄帝是车的发明者，当时牵引的动力可能是人力。奚仲等人是车的改进者或管理者。从技术演进的角度看，车的发明，应以轮转器具的制作发展到一定程度为先决条件。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出土的石纺轮、陶纺轮，特别是琢制而成的轮型器具，应是车的直接或间接的先驱。黄帝时代大约和仰韶文化时期相当。结合古文献中有关黄帝造车的记述，在距今大约5000年的黄帝时代出现车，是合乎情理的。这与西亚出现早期车的年代也是接近的。其次，与车的“西来说”相反，无论是早期车的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的车的实物遗存，都出现在我国中东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不在西部地区，也不在“有可能”传人中国的北部地区。这与从传播学的角度论证中国马车“西来说”的传播路线形成了截然的对比。如上所述，古代文献中记载有黄帝、奚仲造车。当然，也有奚仲之子吉光造车及商的先祖相土、王亥“乘马服牛”的记载。据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黄帝活动的主要地域在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其中在河南活动的记载和传说中留下的遗迹更丰富些。《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为有熊。”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新郑县，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宋代罗泌《路史》道：“黄帝开国于有熊，今郑之新郑。”可见其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今河南的中部一带。奚仲，相传为与夏禹同时的人，居于薛，即今山东省滕州东南；迁于邳，为今山东省微山西北。而商的先公相土及王亥是居于今商丘一带的。今本《竹书纪年》载，“世子相出居商丘”，“帝相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相土被排在契、昭明之后，为商人的第三代先公。而王亥是商人的第7世先公，也应在商丘一带活动。这显然是在远离西部、北部的中、东部地区的。由于受到保存条件等方面的限制，目前还未发现夏代以前的车的遗存。在代表夏文化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车马器遗物。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铃，考古学者推断为马铃；而圆形器、圆泡形器、牌饰、海贝等则可能是车马饰物[5]。最近，考古学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车辙长5米多，向东西延伸，辙沟呈凹槽状，其内可见下凹而呈现出层状堆积的路土和灰土，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6]。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车的遗迹，它与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马铃、圆形器、圆泡形器、牌饰、海贝等车马饰物正可相互印证，说明夏代确已开始使用双轮车。车的遗迹也在偃师商城遗址的东北隅被发现。在该处商文化二期晚段的底层路面靠近城墙的部位，发现两道东西向顺城墙并行的车辙遗迹，已发现车辙长14米，车辙轨距约1. 2米。考古学家由此断定，这是商代早期的双轮车子的车辙印痕，是商代早期车在我国使用的见证[7]。这与以前在偃师商城发现的青铜軎可相互验证。在郑州商城也发现有用来铸造车軎的陶范[8]，说明当时车上配件的生产已经批量化。参与偃师商城发掘的考古学者将偃师商城车辙遗迹的年代确定在早商文化的郑州二里岗时期，如果此说不谬，偃师商城车辙的年代距今约有3500年。而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则在距今3900年~3500年之间。将二里头文化的车辙及车马器遗物与古代文献中有关夏代“奚仲为车正”的记载相联系，可证夏代早已使用了车。夏代车子的考古文献资料尽管不算很早，但却与我国临近国家出土的车的遗存年代相当。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南部的辛达雪塔发现有5座车马坑墓，其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之间。在前苏联谢万湖墓葬中出土的双轮马车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又在前苏联的亚美尼亚的拉夏辛发现15辆车子，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有学者主要根据以上材料认为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在接受了两河流域与欧洲的“西式马车”后，将其逐步改进为双轮马车，并沿着欧亚草原向东传播，最后到达中原地区，并由此认为“中国的马车应当是从西邻的中亚直接发展过来的”[9]。实际上，若单从年代对比的角度来看，中亚地区车出现的年代与中国夏代车的年代（公元前2046年~公元前1600年）大致相当。也就是说，在中亚地区出现马车的同时，我国的中原地区也出现和使用了车。这就很难将中亚车传入中国的过程讲清楚。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卜辞甲骨和殷代车马坑，为研究我国早期的车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形体的车字。从中可知，殷车已由轴、轮、单辕、衡及双轭构成。有关兵车作战、商王乘车狩猎、用车祭祀和驯服驾车之马的卜辞均较丰富。在属于武丁时期的殷墟文化一期的甲骨卜辞中，即已发现使用马车的记录。如：“甲午，王往逐兕，小臣载车，马硪驭王车，子央亦坠。”(《菁》一·一)“丁卯，王狩敝，（永兄）车马……在车，毕马亦……”(《佚》九八O)自殷墟发掘以来，共发现车马坑18座，内出殷代车子20辆。经过考古人员的精心清理，使我们对商代晚期车的结构有了较清楚的了解：这些车子可分为用于代步的乘车和作战用的战车。车子主要由两轮、一轴、一辕、一衡构成，在轴和辕之间安置有长方形车舆，车舆后面有可供上下的车门。衡上有的装饰以铜兽面饰，其两侧各置有轭，用于服马。驾车的马多为两匹，也有的为四匹。在车马坑中，常发现有数量繁多的青铜车饰和马饰，十分精美华丽[10]。这些车子的结构已十分复杂，显示出高超的制造技术。这正说明我国车的历史悠久，已经走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阶段，到殷代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程度。总之，从我国古代文献和流传至今的黄帝时代发明车的传说中，可知我国已有5000多年利用车的历史。这和两河流域出现车的时代相差不远。并且，这些传说丰富生动，可资稽考，代代相传。在我国发现早期车的地域又多集中在中原及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与“西来说”者认为的车子可能先传人我国西北、北方等边境地区的推测相距甚远，存在着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和缺环。因此，中国的车应是源于本土的。二、商人是我国最早掌握牛车、马车驾御技术的先民车是引重致远的交通工具。为了达到引重致远的目的，就要解决车的动力问题，不然，就很难使车的使用得以推广。商族是一个善于迁徙的民族。《尚书·盘庚》记载：“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张衡《西京赋》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这是说商人常常迁徙不定，在立国之前的先商时期，已迁移了8次，立国之后，又迁都5次。商人又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经商也要不断到远离故土的地方贸易。总之，不管举族的大规模迁徙，还是到各处经商，都离不开交通工具。不然，整个部族的迁徙，男女老幼，浩浩荡荡，各种物资和生活物品，堆积如山，如果没有数量可观的车辆，这样大规模的迁移，单靠肩扛手提是很难进行的。到远处去进行商品交换的贸易活动同样也离不开车辆。而古文献中有关商人先祖在“乘马”、“服牛”方面的记载，正与车的制作和改进以及用牲畜挽拉车辆技术的应用有关。车辆是满足这些需要的重要条件和工具。为此，商人很早就注意驯服并选择用来驾车的牲畜。不难想像，刚一开始，驾车的动物应是种类繁多的，因为商人有极高的驯服动物的本领。《吕氏春秋·古乐》：“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就连庞大的大象也能驯服，可见商人驯养动物技能的高超。实际上，大象也有拖曳重物的能力。万震《象赞》：“象之为兽，形体特诡。身倍数牛，目不逾稀，鼻为口役，望头若尾。驯言则跪，素牙玉洁，载籍所美。服重致远，形如丘徒。”[11]诗中已认识到大象的“服重致远”功用。除了牛和马之外，后世记载驾车的动物还有鹿、狗、羊等，这说明选择适于驾车的动物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驯服了牛、马，并最终将这两种牲畜确定为最适宜牵引车辆、“负重致远”的动物，这和车辆的发明一样，在人类的文明史及交通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古代传说和文献记载中多把利用马和牛驾车的技术归功于商人的先公相土和王亥。《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今本《竹书纪年》载：“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荀子·解蔽》：“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唐代杨倞释道：“《世本》云：‘相土作乘马。’杜与土同。乘马，四马也。四马驾车，赵(肇)于相土，故日‘作乘马’。以其作乘马之法，故谓之乘杜。”可见，杨倞认为相土又可称为乘杜。现在看来，将杜释为土是很有道理的，但对“乘”字的解释有些牵强。清代学者王先谦指出：“相、桑，古同声，故借‘桑’为‘相’。”而隶书“桑”字和“乘”字“二形相似”，下文又紧接“乘马”，故杨倞误桑为乘[12]。由此看来，乘杜并非相土的别名，而是前人讹化造成的，《荀子》提到的发明用马驾车技术的乘杜应为“桑土”，实际上就是相土。古人把服牛驾车技术的发明归之于商族先公王亥。《世本·作篇》：“胲作服牛。”胲即为亥。古本《竹书纪年》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是说王亥将其驯养的牛托寄给有易氏和河国之君。这也说明王亥是驯养牛的高手，并且规模是相当大的，不然不会将驯养、饲养的牛托给两个部族首领来代管。《吕氏春秋·勿躬》：“王氷作服牛。”氷字应因与亥形相近而误，王氷即是王亥。[13]《山海经·大荒东经》亦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易经·大壮》和《楚辞·天问》等文献中都重复记载了这个故事，说明先秦时期王亥牧牛及驯牛驾车的故事仍在广为流传。在商人的心目中，王亥是有着极高地位的先祖，祭祀王亥的牲牛一次竟多达50头。王国维先生指出，卜辞中对于王亥，“乃祭礼之最隆者”。并且认为，“然则王亥祭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14]。这是说，因为王亥是畜牧业及牛车的创始人，所以受到格外的尊重。实际上，在王亥之前，还有一位商人的先公曹圉，也与畜牧有关。曹圉是商人始祖契的五世孙，曹即为饲喂牲畜的槽。圉的本义为养马的圈牢。《左传》昭公七年：“马有圉，牛有牧。”杜预注道：“养马曰圉。”《说文解字》释圉道：“一曰：圉人，掌马者。”养马人称圉，应与用牢圈养马有关，曹圉的得名也应当与他从事过养马的经历有关，或者说与他以槽牢从事养牲畜的活动有关[15]。曹圉也应该是在畜牧业上作出相当成就的人。在商族的先祖中，从相土、曹圉到王亥，就有三位与畜牧及“服牛乘马”有关，这既反映了先商时期畜牧业的兴盛和悠久的传统，也正说明商族的几代先公在牛车和马车的驾御利用方面的贡献决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史实根据的。对此，《管子·轻重戊》总括道：“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这里的“殷人之王”，应为商汤建国之前的殷先王，指的应是相土、曹圉和王亥。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商族的代表，正说明商人应是我国最早掌握和利用驾驶牛车和马车技术的先民。上述文献记载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进一步的论证。首先，从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看，先商时期出现较发达的畜牧业是可信的。畜牧业是在原始狩猎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人们在狩猎时，将捕获到的健康的、或未受到较大伤害的动物圈养起来，渐渐的使其适应家养的环境，大致经过拘禁驯化、野外放养，最后进人定居放牧三个阶段。这样就逐步形成了早期的畜牧业[16]。在黄河中游的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两座长方形畜圈，长6米~10米，宽1. 8米~2. 6米。周围有密集的柱洞，说明围有栅栏以圈养牲畜[17]。在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发现两座略呈圆形、直径约4米的圈栏，圈中还存有20米~30米厚的畜粪堆积，足证属畜圈无疑[18]。在河南郑州的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一处专门饲养牲畜的圈栏，而且，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发现有马和牛的遗骨。如在上面提到的半坡遗址中出土有两颗马齿和一节趾骨。在山东历城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甘肃永靖马家湾等相当于龙山文化的遗址中都出土有马的遗骨。这可以证明，至迟到距今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在我国北方马已被普遍驯养[19]。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牛的遗骨则发现的更多。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山东滕县北辛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不少牛的遗骨，尽管还不能确定是否是家养的牛，但也不能排除家养的可能性。而进人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之后，出土的牛的遗骨大量增加，如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牛的牙齿。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有黄牛骨骼，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出土了牛骨，在河北邯郸涧沟也有牛骨出土。另在河南的郑州大河村、安阳后岗、浙川下王岗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牛的遗骨[20]。将这些牛骨遗存与上述半坡等地的畜圈遗址结合起来考察，可见牛的驯养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商人的先祖契曾协助大禹治水，应是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人物。依此而推，相土、王亥活动的年代，应该进入夏代的纪年了。因此，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畜牧遗存，进一步说明了先商时期畜牧业兴盛的真实可信。其次，文献和传说中商人先祖活动的豫东地区适宜畜牧活动。在人类最早饲养的六种家畜中，牛和马都属于大型的以食草为主的牲畜。尽管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饲养牛马的牢厩，但饲养牛马的主要方式应该是放牧。而放牧活动需要开阔的田野或缓坡地带，以及与之伴生的丰富茂盛的野草。文献和传说中商族先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今商丘地区。《左传》襄公九年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于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这是较早的有关商族先公居商丘的可信材料。《竹书纪年》也载：“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等学者秉承近代学者王国维、董作宾等人早年的学术推测，将先商时代商人的活动区域界定在商丘一带，并在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21]。可见先商之居商丘说的久远影响。若将这一见解和商丘地区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是很有道理的。商丘地区位于黄河和淮河冲积平原，这里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河流纵横，水源充沛，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草木丰茂，动物繁多，适宜大规模的放牧牛马。尤其在先商时期，从事农业的垦殖活动还相对缓慢，当有大量的闲置土地，这里应是发展畜牧业的天然牧场，而且，平坦开阔的土地也是驯服牛马、练习驾车的好地方。因此，商族的先祖相土、曹圉和王亥才把这里作为发展畜牧业、制造车辆、教人驾御车马的理想之地。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先商的农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正是由于农业、畜牧业的坚实基础和长期积累，制造车辆和服牛乘马技术的发达，商族才得以逐步强大起来，进而“肇牵牛车远服贾”[22]，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兴起和发达。第三，商丘地区史前考古的成果使先商时期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为商人先祖在商丘的活动提供了证据。在商丘地区进行商代文明来源的探索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民国二十五年 ( 1936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景聃先生到商丘进行考古调查，在永城县发现了造律台、黑堌堆等遗址，出土有陶器、石器、骨蚌器等遗物，认为遗址的性质属于龙山文化[23]。之后的重要考古工作是从建国后的七十年代开始的。1976年~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3次在商丘地区各县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7处，殷商文化和周代文化遗址各15处，其他时代遗迹14处。其中以永城王油坊、拓城孟庄、睢县周龙岗等遗址较为重要。发掘者在永城王油坊遗址报告中指出：“统观整个文化面貌，可以说豫东商丘地区仍然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24]这种将商丘地区新石器文化认定为龙山文化的看法，是和李景聃先生的意见一致的。龙山文化直接衔接着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夏族原是和商族同时存在的部族，先商文化也应从龙山文化找到来源。到了1981年考古学者们发表豫东考古综合报告时，从睢县周龙岗等遗址文化层的叠压关系中认识到在龙山文化的上层堆积着殷商文化，并发现商丘的龙山文化与豫西的龙山文化有显著的区别，应称为“王油坊类型”。另外，根据仅见于商丘县坞墙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推断商丘地区应是二里头文化向东分布的边缘地带[25]。而孟庄遗址则是商丘地区发现的面积较大的早商文化遗存，碳十四测定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555±130年、公元前1790±130年、公元前1795±135年，与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下层遗存年代相当[26]。这些发现都为探寻先商文明奠定了基础。从1990年开始，以张光直先生和中方领队率领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开始对商丘地区进行先商和早商文化的考古调查发掘，他们采用先进的手段和方法，开展了对商丘地区全新世时期生态环境的考察和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自1994年以来发掘了商丘县潘庙、虞城县马庄和柘城县山台寺遗址，出土了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殷商文化、东周文化直到汉代文化的丰富遗存。其中山台寺的龙山文化遗址对探寻先商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发现有五间东西相连的房子。在这排房子南边约30米处，有一个略呈圆形的祭祀坑，其中埋有9头整牛和一个鹿头。对此，张长寿和张光直先生认为：“这个牛坑使山台寺的龙山文化与殷商文明搭上了密切的联系。《世本·作篇》，‘核(亥)作服牛’……殷代先祖与家牛这种密切的关系，是别的朝代的祖先所没有的。殷商考古的遗址里常有祭牛的遗迹，牛是大牢，一个祭祀坑里有九条牛，表现祭祀重要与祭祀者的地位非同一般。龙山文化遗址里面这个发现是没有先例的，它或许说明龙山文化的一支，与其他地方的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发展平行，在豫东发展出来由山台寺可能代表的一支特殊的晚期龙山或岳石文化，它就是殷商文明的前身。”他们还指出：“商丘地区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要广泛深人的研究，它们可能就是早商和先商，也可能是早商和先商的近祖。”[27]他们从整牛祭祀坑，联想到发明服牛驾车技术的商祖王亥，进而推断出商丘地区与先商文明的密切联系。尽管目前的考古材料还有一定的缺环，并且有些学者对商丘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性质还存有疑义。但是，如果把文献记载和商丘地区的考古成果结合起来考察，两位张先生的推论应是很有道理的。三、结语车是古代主要的交通工具和军事装备，也是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古代有关车的发明的记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考古学上也提供有较为有力的证据支持。因此，中国的车是起源于本土的。商人具有善于迁徙和乐于经商的文化传统。商族的祖先相土、曹圉和王亥都在车的制作及用牛、马驾车上有重要贡献。这也同时说明商族是最早掌握牛车、马车驾御技术并加以推广的部族。商丘地区是商族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是探寻先商文明的理想区域。商丘所处的广袤无垠的黄淮大平原，为牛、马等牲畜的放牧驯养和人们的驾车训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广阔空间。这里也应是我国马车和牛车的起源地之一。“服牛”、“乘马”技术的发达，为商族的迅速崛起及商文明的广泛传播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当然，关于中国车是源于本土还是由域外传入的问题，目前还远没有得到解决。即使在以往的持中国牛车和马车本土起源说的论著中，由于没有将车的发明及应用与具体的早期人类的社会活动联系起来，又缺乏对马(牛)车使用和推广地域的专门论证，也影响了人们对这一论点可靠性的认识。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有所补阙，指出先商时期商人在牛车及马车的利用和推广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商族人活动的辽阔的豫东平原则有可能是最早利用和推广牛车及马车的中心区域。当然，这只是为开展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点新的思路，而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于考古学上发现更早和更丰富的有关车的遗存。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书中那一个个倔强的行者，不论如泣如诉，还是平心静气，娓娓道来，却分明包含着一种贵族式的骄傲。 （原广东新闻台记者、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心境是一种微妙的东西，时间日增，个性和心气也会渐渐圆滑，内心那种倔强的记忆却愈加明晰。 2008年的一个夜晚，和同事出差回北京，出租车司机正听着汶川地震的现场直播，周围的一切都很沉重。 静静的夜色中仿佛只有收音机播音员的声音，我忽然和同事说，我也曾经在这广播里待过，同事很是惊讶。 广州，流花湖，人民北路那栋熟悉的灰色大楼，那一切是否别来无恙？ ……只是觉得90年代的岁月，真是单纯又迷人。 （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广东省妇联常委委员） 那一时刻，我觉得我的呼吸都急促了，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如此真诚而浪漫地表达过对事业的爱。《请跟我来》的旋律在我的耳边缠绕，这分明是一种召唤，我想就在那个夜晚，1988年11月15日的那个晚上，不可逃避地，我和广播相爱了。 （原广东新闻台《灿烂星河》监制，原新周刊执行总编，千宿文旅集团董事长） 我觉得我的人生上了两所大学，一所大学叫八十年代，主修的是诗歌和理想；一所大学叫广播，主修的是传媒和做人。我的成人礼，在广东电台。 （原广东新闻台主持人、总监助理，凤凰卫视主持人） 我有时候有一种宿命的感觉。 现在这个媒体也像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在凤凰卫视做的电视节目是《锵锵三人行》，但是我知道有相当一部分观众是听节目，只听音频，不看电视。 广播，实际上已经成为我的私人爱好了，想起我在广东新闻台的那七年，虽然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没准将来我退休了，我又回去做广播。 （原新闻台节目部总监，南方卫视总监，广东出版集团副总经理） 刚到编辑部，真是满眼新鲜，更准确地说是“满耳”的新鲜。 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中国好声音”。不必说边城、罗兰、华梦、安路、丘丽萍、刘力军，就连王廷将那略带“兰州拉面”味的普通话，在我看来，都是天籁之音。 （原广东新闻台记者、编辑、广东电台新闻中心副主任） 1989年3月8日，于省电台而言，于我来说，都是极平常的一天：武警循例查验证件才能放行进入电台大门，饮水机照样要等水烧开了才能解决口渴之需……这天早上，省电台《南粤纵横》播出了我采写的《江南，一个甜蜜苦涩的梦》。进办公室走廊，遇上余素琳，她一脸正气地对我说：“刚才听到你的节目了，这样的稿子，才是省台要的！” （原广东新闻台记者、编辑、深圳市深宝实业股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98年初，我去了我曾经的办公室，没有跟领导打招呼，悄悄地把在电台10年所写的稿件，搬到楼下。 我点了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把它扔进了那堆稿子里，一把火烧得我的眼眶湿湿的…… （原广东新闻台记者、编辑、主持人，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编导） 九十年代第一天，我当天的任务是，站在广州当时最高楼63层的顶层平台上，对着移动电话描绘广州的变化。 当时，63层刚完成土建，要上去只能借助拉建材的电梯。我带着诗人野曼，电梯一摇一晃到28层干脆不动了。上面还有36层，我年轻身体没有问题，可野曼先生已经65岁了，心脏还不太好。 我看了看表，离播出只有20分钟了，王欣和朱卫平的北京天安门的直播的环节马上就要结束。我一点没有犹豫，背起野曼就往上跑，一路狂奔。当到63层天台时，我感觉已经用尽了全部力气。风冷嗖嗖地扑面而来，谢天谢地，总算在直播前的最后一刻赶到，我被眼前的景色震撼到了，张口就报出了现场报道的第一个句子…… 好多广播界的“第一次”，就诞生在那一天...... （以上自述，节选自《爱在恰逢其时》（岭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7月）一书。） 忽然发现有那么多从未见过的照片，那些昨日时光，终要穿过那个悠长的隧道，来到面前。其实昨天从未离我们而去，如一个昨日的歌者，他（她）等待的只是一个放声的舞台。原来，是昨天的我们，终要找到今天的自己。他们要回答柏拉图那个永恒的哲问：我是谁，我为何而来，我为何而在？ 这是一个星球上的游戏。记得一首诗说，也许你不能解读全部字行里的暗号，痕迹有深有浅，但深的那些，写的是你自己。蓝天傲翔的风筝，无论飞得有多远，总有一条细细的丝线，和自己的过去结连。 最最怀念的莫过于每天午饭时间的神聊和办公室午休的鼾声， 最最期待的是到最远的地方和自己的搭档采访最有趣的新闻， 最最渴望的是我们永远在一起享受着少男少女时代的浪漫。 做为出版人，深知一本书的出版有多难，出版一本好书就更难了，幸运的是《爱在恰逢其时》真的出版了，做为该书最早的发起人之一，终于看到了这本实实在在的实体书，高兴、高兴、真的高兴！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寻回我青春的地址是广东新闻台686号⋯ 那里是奔向远方的站台，遇到了一群青春美丽的男男女女，肆意书写著热情，梦想，友情，爱情，才华横溢。不管今天我们身处何方，岁月将我们雕刻成什麼模样，感谢昨日的你我，留下了一段金色的回忆，相伴一生。 那是一个春天，南下的火车载着一个爱穿裙子的北方女孩来到了广州。带着青春的懵懂，无知者无畏的勇气和梦想，我来了，来到人民北路686号新闻台！ 这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青春的张扬和启动都是从新闻台开启的！曾经为新闻台的一员，曾经与这样一群优秀的人为伍，生命中有这样一段值得怀念和拥有的记忆，是我一生的荣幸和骄傲！ 广东卫星广播那是个黄金时代 幸运遇到远见卓识又正直谦和的导师，还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同行 并意外收获了一生的友情 那几年的经历和感受让我对世界的认知总带着一缕理想主义的色彩 到现在也没有改变，不想改变。 深深的感谢。我爱你们。 我也在686长大，对这个地方的一切感同身受。大家认识我的时候，我才一个小屁孩儿，王欣、陈晓琳、窦文涛他们刚入电台的时候，我就在他们宿舍乱窜，在她们工位捣乱。也许谁也没想到，那个调皮的小男孩儿，现在给这本书封面做了设计，希望把这本书封面设计，献给书中所有小时候一起跟我玩儿过的叔叔阿姨们…… 关于封面（底）的设计思想：我先认真读了前言、简介和封底的作者感言，当时有两个思路，是纪实一点，还是抽象的，象征性强一点呢？我后来取了后者，因为那更能呈现价值和意义。 我抽出来两个符号。第一个是地址，人民北路“686”号的数字，那是我们一生的记忆；第二个是主持人用的话筒，它呈示广播的含意。这两个符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686号对于这本书里的人，意义重大。很多人的一生，对它的爱，都跟这有关。 第三个符号，是上面的“爱”字，这是全书的主题。爱、数字和话筒，三个符号关联起来，产生观看悬念，包含意义。 书名的字体的一些笔画被我有意拉长了，设计中的隐喻是：改变传统，务求创新（受新闻台创新的启示）。 关于颜色。用红色和黑色的搭配，也跟新闻和热血有关。国际上知名的新闻杂志，多以红白黑三色为形象，呈示新闻的尊严。红，跟热血、爱、青春，乃至祖国，都有关。 内封面的设计：打开外封，内封黑底衬银色书名，取简洁、典雅风格，完全可以独立存在。那也表达我对叔叔阿姨们从事的工作发自内心的崇敬。 读者首先是从一本书的封面开始认识这本书的，让内容变成可以辨识的视觉符号，只有五六秒钟的机会。 图片是本书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拟在“口述史”行文风格的基础上，提供更多文字未能充分表达的事实环境。选片重点以反映一线工作的，纪实风格的照片为主，以期还原当时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氛围。原则上，以未在台内外的出版物上出现过为基准，尽量为首次披露的独家作品。书中照片全部为黑白，意图形成全书的历史与纪实风格。编者们期望，读者们从对一张照片的观看-搜寻-揭示的过程中，同时完成他们对意义的判断和期望（约翰·伯格语）。感谢所有为本书提供照片的摄影师们。 顾问：高作则李宏图 主编：区念中 编辑主任：吴林柯 编辑：江曼青林敏红余素琳 编务统筹：阙俊波姚晓鹏 图片编辑：杨和平阙俊波 封面设计：区杨 版式设计：张萍 出版：岭南美术出版社 特别鸣谢： 广东省艺术摄影学会，提供了高雅的“对话”生活美学空间，供本次新书首发式和老同事老朋友聚会。 (编撰：OUNZ 摄影: HEPING Guangzhou)
1988年7月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医学系（六年制），获学士学位。2002年完成首届重庆医科大临床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从事眼科临床工作23年，曾随北京同仁医院著名白内障专家施玉英教授学习超声乳化技术及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王铮教授学习准分子手术，先后任白内障、准分子主刀医师。在 “视觉第一·中国行动”到三峡库区开展白内障手术，任医疗队队长兼主刀医生，为数百例患者进行了复明手术，荣获市政府及库区政府的书面表章；是重庆市较早开展准分子个性化手术医生之一，在像差检查、分析、个性化手术设计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屈光不正、眼表疾病、白内障、青光眼、葡萄膜炎、眼外伤、小儿眼病及视网膜病变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 数十次参加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近几年以第一作者名誉在国家级核心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论著三篇）。 从事的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心律学分会常委兼秘书长，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学会心电学分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医师学会心律学分会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起搏与电生理分会起搏学组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市医师学会女医师分会内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心血管内科专科医师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药品食品监督局器械评审专家，北京市科委专家库成员，《中华心脏与心律电子杂志》副主编、《中华心律失常杂志》编委、《中华老年多器官杂志》编委、《临床心电学杂志》常务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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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报刊出版单位。1979年成立。编辑、翻译出版七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和一份学术理论报纸，承办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创刊 每周一至周五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创刊 月刊 每月25日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0年创刊 季刊 季中月1日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创刊 月刊 每月20日出版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3年创刊 季刊 季末月25日出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07年创刊 双月刊 双月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创刊 季刊 季初月15日出版
《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创刊 季刊 季初月20日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贯彻“双百”方针，积极倡导理论和学术创新，弘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严谨朴实的文风，努力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扩展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扎根学术、服务中国、面向未来，坚持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国际性、悦读性的有机统一，倾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最精良的报纸。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瞩目热点、难点、焦点和前沿问题；坚持理论创新，鼓励学者在坚持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新方法，开辟新领域，提出新观点；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坦诚、平等、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支持和扶持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注重对国内外社会思潮、学术动态的分析和评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坚持弘扬优良的学风和文风，强调实事求是，鼓励严谨治学，提倡深入浅出，注重由博返约。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将利用自身深厚的理论学术积淀和完备的编辑出版体系，使《中国社会科学报》与《中国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in China、《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历史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
协同作业、相辅相成，努力成为深刻反映学术前沿、时代精神与中国经验的权威阵地，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高端平台，展示中华民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当代智慧的重要窗口。
《中国社会科学报》前身是社科院办公厅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和社科杂志社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内容偏社科，属于行业报。为进一步扩大《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已在广东、上海、陕西、武汉等四地建立记者站，吉林、四川、重庆、美国等记者站正在筹备中。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拟将《中国社会科学报》由周二刊改为周三刊，分别于周一、周三、周五出版，报纸零售价由原来每期3元调整为每期2元，全年订价296元。订户可在邮局订阅，也可直接联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事业发展中心进行订阅。《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内统一刊号：CN11-0274；邮发代号：1-287。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社会科学报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30年宣传片
《中国社会科学报》虽然是一份周报纸，但是在学术界的名气非常大，仅次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在我们学校的定位为CSSCI，科研奖励会有奖金。
当然是核心。国字头大报嘛，全国没有第二家。
中国社会科学报纸质版可以在报刊亭、书店、网上购买，也可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官网上订阅。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最合适的购买方式。
当然是核心。国字头大报嘛，全国没有第二家。
中国社会科学报纸质版，要购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邮局系统预订购，另外一种是到社科院下设在各地的门店进行购买。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学术类报纸，在很多学校算做一类核心期刊之列。这要看具体学校的规定，受篇幅影响，每篇文章一般不超过3000字。该报纸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受到很多学术机构和学者的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面向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第一份全国性的理论、学术专业报纸。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报刊出版单位。1979年成立。编辑、翻译出版七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和一份学术理论报纸，承办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创刊 每周一至周五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创刊 月刊 每月25日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0年创刊 季刊 季中月1日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创刊 月刊 每月20日出版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3年创刊 季刊 季末月25日出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07年创刊 双月刊 双月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创刊 季刊 季初月15日出版
《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创刊 季刊 季初月20日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贯彻“双百”方针，积极倡导理论和学术创新，弘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严谨朴实的文风，努力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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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扎根学术、服务中国、面向未来，坚持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国际性、悦读性的有机统一，倾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最精良的报纸。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瞩目热点、难点、焦点和前沿问题；坚持理论创新，鼓励学者在坚持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新方法，开辟新领域，提出新观点；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坦诚、平等、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支持和扶持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注重对国内外社会思潮、学术动态的分析和评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坚持弘扬优良的学风和文风，强调实事求是，鼓励严谨治学，提倡深入浅出，注重由博返约。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将利用自身深厚的理论学术积淀和完备的编辑出版体系，使《中国社会科学报》与《中国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in China、《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历史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
协同作业、相辅相成，努力成为深刻反映学术前沿、时代精神与中国经验的权威阵地，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高端平台，展示中华民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当代智慧的重要窗口。
《中国社会科学报》前身是社科院办公厅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和社科杂志社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内容偏社科，属于行业报。为进一步扩大《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已在广东、上海、陕西、武汉等四地建立记者站，吉林、四川、重庆、美国等记者站正在筹备中。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拟将《中国社会科学报》由周二刊改为周三刊，分别于周一、周三、周五出版，报纸零售价由原来每期3元调整为每期2元，全年订价296元。订户可在邮局订阅，也可直接联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事业发展中心进行订阅。《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内统一刊号：CN11-0274；邮发代号：1-287。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社会科学报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30年宣传片
中国社会科学报009专版是什么意思，中国社会科学报》为国家级—中央级权威报纸，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一报一刊”品牌工程：一刊指《中国社会科学》（NO：1），一报指《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第一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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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核心。国字头大报嘛，全国没有第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