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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先生的“最后一课”。那是1941年，大半个中国仍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唯有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的势力范围，犹如“孤岛”。12月8日这一天，“孤岛”也沉沦了。大清早，暨南大学校长办公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老校长老泪纵横，正主持着简短的校务会议。最后，他颤声宣布：“……课照常进行。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是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就立即停课。”默默无声的人群中，有一个紧锁浓眉面孔清癯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暨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郑振铎。还是在东北三省刚刚沦陷时，他就写了历史小说《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愤怒斥责国民党卖国政策。写作时，他时时横眉拍案，连声大喝：“奸贼，奸贼误国！”1936年10月，他和鲁迅等人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7年底，国民党军队撤退，上海成了“孤岛”，郑先生仍在上海坚持救亡活动。当时，日特活动猖獗，有许多人因与抗日有关而失踪、死亡。少数人动摇了，甚至做了汉奸。郑先生却凛然正气，无所畏惧。1938年3月，他参加了中国文艺界抗日战争协会，被推举为理事。他还专门到被称为上海“抗大”、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社会科学专科学校”去兼课，为党、为新四军培养了不少干部。有一天，一个刚当汉奸的老友来了。此人掏出一张开有巨额金款的支票，说：“郑先生，你近来生活很困难，清水先生已知道了。清水先生一直很敬佩你的文章学问，想让你主持一方面的文化工作……这是清水先生的小意思！”郑先生一听“清水”，便知道是主管文化侵略的日本大特务，他一怒之下扯了支票，朝老友脸上掷去，大骂：“瞎了狗眼！”此人只好夹着尾巴逃跑了。不久，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记者张似旭二位名流被刺杀，于是有人警告：“你要当心！”郑先生也差点遭到暗算，幸好有学生通知，但他事后仍继续为祖国命运奔波操劳……郑先生从回忆中惊醒，快上课了，他拿起讲义夹，急匆匆进了教室。教室里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多像小说《最后一课》的描写啊！郑先生热泪盈眶：“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中国文学史的最后一课。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讲课开始了，一分一秒都显得格外沉静。平素调皮的学生，今天也是屏着呼吸，满噙了眼泪。不幸的时候终于来临。近处忽地传来了沉重的车轮碾地声，几辆卡车已进了校门。阴森森的风中，一面太阳旗抖动着。时针指着10∶30。“现在下课！”郑先生挺直了身体，作了立正的姿势。全体同学唰地一下站起来，很久很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几个女生低低的啜泣声……师生们的胸中都燃烧着爱国的烈焰，一个一个捏紧了拳头。这就是郑振铎先生在暨大上的最后一课，也是他教书生涯的“最后一课”。抗战胜利后，因为他继续反对国民党的亲美卖国政策，便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蒋介石不许任何大学聘请他。但郑先生的“最后一课”所表现的崇高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却教育了千百个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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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的时候，由于科学技术不够发达，人们便把一些自然界的现象说成是由神的力量在主使着，比如太阳、月亮、星星的升起和落下，风雨、雷电的出现，山川的形状，地震，海啸等，都被说成是神的力量，人们在神的力量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但是，人类对自然的探索是不屈不挠的，特别是对天文的观察和研究，到东汉时期已经很有成就。在东汉后期，人们对天地的看法已经基本形成了三种观点：一种叫盖天说，一种叫宣夜说，一种叫浑天说。
盖天说形成比较早，这种观点把天说成一个大型的盖笠，把地说成一个翻盖过来的盘子，认为天和地都是中间高四面低。或者说天是圆的盖子，地是像棋盘一样方的，天不断转动，方向是向左的，而太阳、月亮向右行，随着天的转动升起或落下。这种说法，到东汉时已经不怎么能吸引人了。
宣夜说认为天是又高又远、无穷无尽的，天的这种青色实际上是太高太远而造成的，并不是实在的东西，日月星辰等只是悬挂在空中行走。这种说法比较接近科学了，但限于当时的科学观察手段，人们也不愿接受它。
浑天说在当时比较受到大家的欢迎，浑天说认为：天像一个鸡蛋，地就像鸡蛋中间的蛋黄，处在天的中间，天大而地小，天的里外都有水，天地都乘着空气在运行。
大科学家张衡就是主张浑天说的，张衡还根据这个理论制造了一个测量天文的仪器，名叫“浑天仪”。这个浑天仪是利用水的力量来旋转的，在这个浑天仪上，日月星辰的升起和落下都看得很清楚。
张衡在科学上最大的贡献是他对如何测量地震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在长期观察日、月运行的过程中，他逐步掌握了许多大自然的科学规律，认识到地动完全是一种自然界的现象，和人事没有关系，而且是可以预测的。张衡认为，地震是地底下的一种力量在运动，肯定会有一些迹象可以观察，他经过不懈的努力，制造出了测报地震的仪器，叫“地动仪”。
地动仪
这种地动仪是用青铜做的，形状有点儿像个坛子，四面均匀地铸着八条小龙，每条龙的嘴里有一颗小珠子，龙嘴下面各有一个张着嘴巴的蛤蟆。地动仪的内部有一个机关，和龙嘴相连接，当某一个方向有地心力传过来时，引动地动仪的内部机关，牵动龙嘴张开，珠子便落到了蛤蟆的嘴里，这就说明这个方向的地区已经或者将要发生地震，这时就应该及时发出地震的警报。
在当时的社会里，从王公大臣到一般老百姓，都把地震看成一种神秘的现象，认为是不吉利的象征，他们对张衡的说法，都不大相信。
138年2月的一天，地动仪西边的一条龙嘴里的珠子掉了下来，发出“当”的一声脆响，张衡报告说西边发生了大地震。张衡的报告传出后，大家都没什么地动的感觉，都认为张衡是在人，有些与他关系不好的人乘机说他是在故意造谣生事。可是过了几天，西部果然传来报告说，在离洛阳1000里的金城、陇西一带发生了大地震，有的地方连山都被震塌了，经过这一回，人们才相信张衡的地动仪真的管用。
张衡不光是个科学家，他还很会写文章，他写过两篇赋，分别叫《西京赋》和《东京赋》，西京指长安，东京指洛阳，两篇赋把两京的繁华写得很透彻，并且还把王公贵族的奢侈生活描写得非常生动。张衡写文章也像他搞科学研究一样，非常严谨，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修改，花了10年的时间才写出来的。据说他的文章写出来以后，两京都非常轰动。
张衡的科学成就是伟大的，而他的文学才能也是非常出色的，像这样的人，却得不到重用。最终他被赶出京城，贬到外地去做河间相，他在任内严厉打击不法分子，使得境内大定。三年后他辞官时，被朝廷征为尚书。到62岁那年，死在尚书任上。
古代中国人在工程技术领域创造了众多的新事物，这些发明分别成为今天许多领域的技术基础。大约公元前200年，古代中国人发明了独轮车。1700年之后，欧洲人为独轮车在行进的方向上添加一个轮子，变成了今天的自行车。大约与此同时，古代中国人先后完成了船舶推进与控制技术方面的两项重大发明，创造了橹和舵。18世纪，蒸汽机诞生之后，桨演变成安装在船体两侧、由蒸汽机带动旋转的桨轮；橹演变成深藏水下的螺旋桨。明轮早已淘汰，螺旋桨成为一切机动船舶的动力来源，后来又成为早年飞机最主要的部件。中国人发明的舵，巧妙地利用不对称水流的侧向推力，使水流自身产生改变船体运动方向的力矩，实现了船舶动力系统与控制系统的分离，为船舶制造与驾驶技术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利用舵控制方向，已经成为今天一切船舶和飞行器的基本工作模式。公元132年，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张衡（78－139），发明了测报远方地震的科学仪器。这项发明标志着人类第一次超越感觉器官的局限，用科学仪器获取重要的大地运动信息。继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的科学家埃拉托西尼精确测量地球半径，希帕恰斯推算出月球和地球之间距离之后，张衡发明地动仪，标志着人类在了解地球的艰难历程中又迈出重要的一步。直到公元1880年，英国人米尔恩才发明现代记录地震的仪器。公元189年，中国工匠丁缓发明了三维运动系统惯性平衡机构。在这种精巧的装置里，无论支架怎样转动，放置其中的物体都永远保持其空间位置不变。这种装置是一件由三个大小不同的金属环依次叠套在一起的组合环，每个环都可绕自身的两个支点自由转动，三个环的旋转轴相互垂直。如果在内环中固定一个小杯，无论组合环怎样旋转滚动，小杯总会保持水平位置。当时，人们用小杯装香料带在身上，香料不会洒出来。后来人们把烧红的炭放在小杯里，带在身上或放在被褥里取暖，无论坐卧俯仰，左右翻身，炭都不会掉出来。三维运动系统惯性平衡机构的发明，标志着人类在机械制造方面，已经由静力学设计步入动平衡和惯性分析领域。它后来成为制导系统陀螺仪的基础；成为机械传动系统万向节的原型。它们是现代汽车、飞机、火箭、鱼雷、巡航导弹和远洋轮船不可或缺的部件。公元7世纪，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从此，这种会冒烟的“药”打破了世界的宁静。公元919年，火药用于制造导火线，点燃油料喷向敌军，可以造成一片火海。公元1044年，北宋丞相曾公亮（999-1078）受仁宗皇帝之命主编《武经总要》，第一次发表了火药的真正配方。当时，这已是实战方：火药被制成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在毒气弹里，火药混合了大量的砷化物，砷化物遇高温分解弥散在空气中，成为人类最早的强力化学武器。公元13世纪，火药随蒙古人西征传到阿拉伯世界，后来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与西方的机械制造技术结合，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攻陷城堡战胜封建贵族、征服海外殖民地的强大武器。中国人这件阴差阳错的发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一是《思玄赋》的由来，表现了张衡心思细密、小心谨慎的形象。二是出任河间相时与奸党斗争一事。“阴知奸党姓名，一时收禽”表现其政治智慧，“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表现其卓然政绩。 【全文理解】第一部分即文章的第1段。记述张衡的学业、品德和文学上的成就。开头两句按历史人物传记的格式，记述张衡的姓名、籍贯与家世。接着介绍其在文学上的造诣。“少善属文”说明他具有先天的禀赋，而“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说明他注重社会实践。也正是因为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如此深厚扎实的基础，并不断自我提高，所以才能“通五经，贯六艺”。在叙述了其“才”后紧接着叙述其德。“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具有谦虚稳重、超尘拔俗的品格，而面对统治者的招罗，作者连用“不行”“不就”“不应”等词语表现他的不慕荣利的高洁品德。而《二京赋》进一步证实其文学才能及精研精神。第二部分即文章第2～4段，介绍张衡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重点介绍候风地动仪的结构和功用。第2、3段从整体上概括了张衡在科学上的成就，包括科学发明和理论著作两部分。在介绍其特长时与其职官联系起来，侧面反映了二者互为因果的关系。第四段着重介绍了能代表其成就的候风地动仪。介绍地动仪虽不足二百字，但详尽记述制造时间、质地、大小、形状、内外结构、装饰、功用等，文字精简平实。如介绍构造特点时用“中”“傍”“外”“下”四个方位词为序，便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简要而清楚地写出其构造特点。以“似酒尊”描写其形状非常形象具体，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的夸张描写和“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的热烈赞叹着力描写了仪器的准确无误。最后附述了生动有趣的事件验证其功效，使文章于平实中透出情致。第三部分即文章的第5、6段，介绍张衡在政治上的才干。文章仅选取两件事作为切入点，一是《思玄赋》的由来，表现了张衡心思细密、小心谨慎的形象。一是出任河间相时与奸党斗争一事。“阴知奸党姓名，一时收禽”表现其政治智慧，“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表现其卓然政绩。这样，笔墨寥寥却写出了一位真实可感、形神丰满的廉吏。【品质】品行端正，忧国忧民，作《二京赋》讽谏王侯，整治法度收拿奸党。其“才”高于世，表现在：一是“善属文”，写作著名的《二京赋》；二是“善机巧，作浑天仪，造候风地动仪；三是“善术学”，著有《灵宪》 《算罔论》；四是善政事，为政机智果断，不畏权贵，“称为政理”。 满意请采纳
试论中国牛车、马车的本土起源王星光车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曾作为古代战争的主要装备，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有很大的影响。车的发明及其牵引动力的利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在这方面同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中国的车源自本土车是最早出现的带有轮子的陆上交通工具。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在西亚的两河流域、中东欧地区较早出现了车子。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鲁克文化泥板上的象形文字——车，距今约有5500年的历史。在这一地区还发现了描绘在彩陶钵上的双轮车图形及粘土制车模型，距今都在5000年左右。而经科学发掘的最早的车的实物遗存，也出现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地区，在基什王墓等古墓中出土的四轮车，所在的年代都被推定在距今4600年~4500年之间[1]。与西亚的两河流域相比，中国发现的古车遗存的年代相对较晚，见于报道的没有早过夏代时期。因此，早有西方学者主张中国的古车来源于西亚。我国也有学者赞同这种观点[2]。但这种观点也遭到了不少中国学者的质疑，他们从中国马车和西方马车的形制、系驾方法和马具组合及形式等方面的区别，论证了中国商代的马车与西亚的马车差异之处颇大，应出自不同的车制系统。在两河流域的边缘地带及更外围的地区，车的出现明显地晚于两河流域，而且中国濒临的南西伯利亚、蒙古地区车的出现也比我国殷商时期的车要晚。由此作为反驳中国古车“西来说”的理由[3]。但是关于中国牛车、马车的本土起源的观点还缺乏较具体深人的论证。笔者是赞同中国的车源于本土的。为此，还可以从以下方面作进一步地论证。首先，我国虽然还未发现夏代以前车的遗物，但历史上却流传有许多黄帝时期发明车的传说，其时代在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末期，这一年代数据恰与西亚出现车的时代大致相当。有关造车的传说连绵不断，除了黄帝外，还有伏羲氏、少昊、尧、奚仲、吉光、相土、王亥等，单在车这一个器物上，就集中出现了这么多有名可考的人物，这在世界车的发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一方面反映了车系我国的独立发明，古人对此是确信不疑的；另一方面，也恰好反映了车的不断改进的变化过程。见于古文献中有关黄帝造车的记载主要有：《周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这里把用牛和马牵引的车，归之于黄帝及尧、舜。《周易·系辞》为孔子所作，这说明孔子也是主张车是由黄帝或在黄帝时代发明的。《汉书·地理志》：“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史学家班固也是主张黄帝造车的。《古史考》：“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牛。”东汉的谯周也赞同黄帝造车。《艺文类聚》：“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加马。”《太平御览》：“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这说明唐宋时的文献中承袭了黄帝造车的观点。《宋史·舆服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雾，军士不知所向，帝遂作指南车。”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则称：“黄帝有熊氏始见转篷而制车。”从以上的古代文献可知，自先秦到清代，关于黄帝造车的记载不绝于史书。尽管其中也夹杂有奚仲等人造车的记载。如《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对此，清代考据家毕沅解释道：“《左传》奚仲为车正之官，尔非造车也，《尧典》云‘车服以庸’，则车由来久矣，盖实始于黄帝。”[4]这说明前人对黄帝造车的传说是笃信不移的。不过，合理的解释也许是，黄帝是车的发明者，当时牵引的动力可能是人力。奚仲等人是车的改进者或管理者。从技术演进的角度看，车的发明，应以轮转器具的制作发展到一定程度为先决条件。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出土的石纺轮、陶纺轮，特别是琢制而成的轮型器具，应是车的直接或间接的先驱。黄帝时代大约和仰韶文化时期相当。结合古文献中有关黄帝造车的记述，在距今大约5000年的黄帝时代出现车，是合乎情理的。这与西亚出现早期车的年代也是接近的。其次，与车的“西来说”相反，无论是早期车的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的车的实物遗存，都出现在我国中东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不在西部地区，也不在“有可能”传人中国的北部地区。这与从传播学的角度论证中国马车“西来说”的传播路线形成了截然的对比。如上所述，古代文献中记载有黄帝、奚仲造车。当然，也有奚仲之子吉光造车及商的先祖相土、王亥“乘马服牛”的记载。据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黄帝活动的主要地域在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其中在河南活动的记载和传说中留下的遗迹更丰富些。《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为有熊。”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新郑县，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宋代罗泌《路史》道：“黄帝开国于有熊，今郑之新郑。”可见其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今河南的中部一带。奚仲，相传为与夏禹同时的人，居于薛，即今山东省滕州东南；迁于邳，为今山东省微山西北。而商的先公相土及王亥是居于今商丘一带的。今本《竹书纪年》载，“世子相出居商丘”，“帝相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相土被排在契、昭明之后，为商人的第三代先公。而王亥是商人的第7世先公，也应在商丘一带活动。这显然是在远离西部、北部的中、东部地区的。由于受到保存条件等方面的限制，目前还未发现夏代以前的车的遗存。在代表夏文化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车马器遗物。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铃，考古学者推断为马铃；而圆形器、圆泡形器、牌饰、海贝等则可能是车马饰物[5]。最近，考古学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车辙长5米多，向东西延伸，辙沟呈凹槽状，其内可见下凹而呈现出层状堆积的路土和灰土，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6]。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车的遗迹，它与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马铃、圆形器、圆泡形器、牌饰、海贝等车马饰物正可相互印证，说明夏代确已开始使用双轮车。车的遗迹也在偃师商城遗址的东北隅被发现。在该处商文化二期晚段的底层路面靠近城墙的部位，发现两道东西向顺城墙并行的车辙遗迹，已发现车辙长14米，车辙轨距约1. 2米。考古学家由此断定，这是商代早期的双轮车子的车辙印痕，是商代早期车在我国使用的见证[7]。这与以前在偃师商城发现的青铜軎可相互验证。在郑州商城也发现有用来铸造车軎的陶范[8]，说明当时车上配件的生产已经批量化。参与偃师商城发掘的考古学者将偃师商城车辙遗迹的年代确定在早商文化的郑州二里岗时期，如果此说不谬，偃师商城车辙的年代距今约有3500年。而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则在距今3900年~3500年之间。将二里头文化的车辙及车马器遗物与古代文献中有关夏代“奚仲为车正”的记载相联系，可证夏代早已使用了车。夏代车子的考古文献资料尽管不算很早，但却与我国临近国家出土的车的遗存年代相当。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南部的辛达雪塔发现有5座车马坑墓，其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之间。在前苏联谢万湖墓葬中出土的双轮马车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又在前苏联的亚美尼亚的拉夏辛发现15辆车子，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有学者主要根据以上材料认为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在接受了两河流域与欧洲的“西式马车”后，将其逐步改进为双轮马车，并沿着欧亚草原向东传播，最后到达中原地区，并由此认为“中国的马车应当是从西邻的中亚直接发展过来的”[9]。实际上，若单从年代对比的角度来看，中亚地区车出现的年代与中国夏代车的年代（公元前2046年~公元前1600年）大致相当。也就是说，在中亚地区出现马车的同时，我国的中原地区也出现和使用了车。这就很难将中亚车传入中国的过程讲清楚。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卜辞甲骨和殷代车马坑，为研究我国早期的车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形体的车字。从中可知，殷车已由轴、轮、单辕、衡及双轭构成。有关兵车作战、商王乘车狩猎、用车祭祀和驯服驾车之马的卜辞均较丰富。在属于武丁时期的殷墟文化一期的甲骨卜辞中，即已发现使用马车的记录。如：“甲午，王往逐兕，小臣载车，马硪驭王车，子央亦坠。”(《菁》一·一)“丁卯，王狩敝，（永兄）车马……在车，毕马亦……”(《佚》九八O)自殷墟发掘以来，共发现车马坑18座，内出殷代车子20辆。经过考古人员的精心清理，使我们对商代晚期车的结构有了较清楚的了解：这些车子可分为用于代步的乘车和作战用的战车。车子主要由两轮、一轴、一辕、一衡构成，在轴和辕之间安置有长方形车舆，车舆后面有可供上下的车门。衡上有的装饰以铜兽面饰，其两侧各置有轭，用于服马。驾车的马多为两匹，也有的为四匹。在车马坑中，常发现有数量繁多的青铜车饰和马饰，十分精美华丽[10]。这些车子的结构已十分复杂，显示出高超的制造技术。这正说明我国车的历史悠久，已经走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阶段，到殷代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程度。总之，从我国古代文献和流传至今的黄帝时代发明车的传说中，可知我国已有5000多年利用车的历史。这和两河流域出现车的时代相差不远。并且，这些传说丰富生动，可资稽考，代代相传。在我国发现早期车的地域又多集中在中原及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与“西来说”者认为的车子可能先传人我国西北、北方等边境地区的推测相距甚远，存在着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和缺环。因此，中国的车应是源于本土的。二、商人是我国最早掌握牛车、马车驾御技术的先民车是引重致远的交通工具。为了达到引重致远的目的，就要解决车的动力问题，不然，就很难使车的使用得以推广。商族是一个善于迁徙的民族。《尚书·盘庚》记载：“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张衡《西京赋》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这是说商人常常迁徙不定，在立国之前的先商时期，已迁移了8次，立国之后，又迁都5次。商人又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经商也要不断到远离故土的地方贸易。总之，不管举族的大规模迁徙，还是到各处经商，都离不开交通工具。不然，整个部族的迁徙，男女老幼，浩浩荡荡，各种物资和生活物品，堆积如山，如果没有数量可观的车辆，这样大规模的迁移，单靠肩扛手提是很难进行的。到远处去进行商品交换的贸易活动同样也离不开车辆。而古文献中有关商人先祖在“乘马”、“服牛”方面的记载，正与车的制作和改进以及用牲畜挽拉车辆技术的应用有关。车辆是满足这些需要的重要条件和工具。为此，商人很早就注意驯服并选择用来驾车的牲畜。不难想像，刚一开始，驾车的动物应是种类繁多的，因为商人有极高的驯服动物的本领。《吕氏春秋·古乐》：“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就连庞大的大象也能驯服，可见商人驯养动物技能的高超。实际上，大象也有拖曳重物的能力。万震《象赞》：“象之为兽，形体特诡。身倍数牛，目不逾稀，鼻为口役，望头若尾。驯言则跪，素牙玉洁，载籍所美。服重致远，形如丘徒。”[11]诗中已认识到大象的“服重致远”功用。除了牛和马之外，后世记载驾车的动物还有鹿、狗、羊等，这说明选择适于驾车的动物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驯服了牛、马，并最终将这两种牲畜确定为最适宜牵引车辆、“负重致远”的动物，这和车辆的发明一样，在人类的文明史及交通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古代传说和文献记载中多把利用马和牛驾车的技术归功于商人的先公相土和王亥。《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今本《竹书纪年》载：“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荀子·解蔽》：“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唐代杨倞释道：“《世本》云：‘相土作乘马。’杜与土同。乘马，四马也。四马驾车，赵(肇)于相土，故日‘作乘马’。以其作乘马之法，故谓之乘杜。”可见，杨倞认为相土又可称为乘杜。现在看来，将杜释为土是很有道理的，但对“乘”字的解释有些牵强。清代学者王先谦指出：“相、桑，古同声，故借‘桑’为‘相’。”而隶书“桑”字和“乘”字“二形相似”，下文又紧接“乘马”，故杨倞误桑为乘[12]。由此看来，乘杜并非相土的别名，而是前人讹化造成的，《荀子》提到的发明用马驾车技术的乘杜应为“桑土”，实际上就是相土。古人把服牛驾车技术的发明归之于商族先公王亥。《世本·作篇》：“胲作服牛。”胲即为亥。古本《竹书纪年》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是说王亥将其驯养的牛托寄给有易氏和河国之君。这也说明王亥是驯养牛的高手，并且规模是相当大的，不然不会将驯养、饲养的牛托给两个部族首领来代管。《吕氏春秋·勿躬》：“王氷作服牛。”氷字应因与亥形相近而误，王氷即是王亥。[13]《山海经·大荒东经》亦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易经·大壮》和《楚辞·天问》等文献中都重复记载了这个故事，说明先秦时期王亥牧牛及驯牛驾车的故事仍在广为流传。在商人的心目中，王亥是有着极高地位的先祖，祭祀王亥的牲牛一次竟多达50头。王国维先生指出，卜辞中对于王亥，“乃祭礼之最隆者”。并且认为，“然则王亥祭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14]。这是说，因为王亥是畜牧业及牛车的创始人，所以受到格外的尊重。实际上，在王亥之前，还有一位商人的先公曹圉，也与畜牧有关。曹圉是商人始祖契的五世孙，曹即为饲喂牲畜的槽。圉的本义为养马的圈牢。《左传》昭公七年：“马有圉，牛有牧。”杜预注道：“养马曰圉。”《说文解字》释圉道：“一曰：圉人，掌马者。”养马人称圉，应与用牢圈养马有关，曹圉的得名也应当与他从事过养马的经历有关，或者说与他以槽牢从事养牲畜的活动有关[15]。曹圉也应该是在畜牧业上作出相当成就的人。在商族的先祖中，从相土、曹圉到王亥，就有三位与畜牧及“服牛乘马”有关，这既反映了先商时期畜牧业的兴盛和悠久的传统，也正说明商族的几代先公在牛车和马车的驾御利用方面的贡献决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史实根据的。对此，《管子·轻重戊》总括道：“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这里的“殷人之王”，应为商汤建国之前的殷先王，指的应是相土、曹圉和王亥。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商族的代表，正说明商人应是我国最早掌握和利用驾驶牛车和马车技术的先民。上述文献记载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进一步的论证。首先，从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看，先商时期出现较发达的畜牧业是可信的。畜牧业是在原始狩猎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人们在狩猎时，将捕获到的健康的、或未受到较大伤害的动物圈养起来，渐渐的使其适应家养的环境，大致经过拘禁驯化、野外放养，最后进人定居放牧三个阶段。这样就逐步形成了早期的畜牧业[16]。在黄河中游的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两座长方形畜圈，长6米~10米，宽1. 8米~2. 6米。周围有密集的柱洞，说明围有栅栏以圈养牲畜[17]。在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发现两座略呈圆形、直径约4米的圈栏，圈中还存有20米~30米厚的畜粪堆积，足证属畜圈无疑[18]。在河南郑州的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一处专门饲养牲畜的圈栏，而且，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发现有马和牛的遗骨。如在上面提到的半坡遗址中出土有两颗马齿和一节趾骨。在山东历城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甘肃永靖马家湾等相当于龙山文化的遗址中都出土有马的遗骨。这可以证明，至迟到距今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在我国北方马已被普遍驯养[19]。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牛的遗骨则发现的更多。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山东滕县北辛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不少牛的遗骨，尽管还不能确定是否是家养的牛，但也不能排除家养的可能性。而进人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之后，出土的牛的遗骨大量增加，如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牛的牙齿。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有黄牛骨骼，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出土了牛骨，在河北邯郸涧沟也有牛骨出土。另在河南的郑州大河村、安阳后岗、浙川下王岗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牛的遗骨[20]。将这些牛骨遗存与上述半坡等地的畜圈遗址结合起来考察，可见牛的驯养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商人的先祖契曾协助大禹治水，应是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人物。依此而推，相土、王亥活动的年代，应该进入夏代的纪年了。因此，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畜牧遗存，进一步说明了先商时期畜牧业兴盛的真实可信。其次，文献和传说中商人先祖活动的豫东地区适宜畜牧活动。在人类最早饲养的六种家畜中，牛和马都属于大型的以食草为主的牲畜。尽管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饲养牛马的牢厩，但饲养牛马的主要方式应该是放牧。而放牧活动需要开阔的田野或缓坡地带，以及与之伴生的丰富茂盛的野草。文献和传说中商族先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今商丘地区。《左传》襄公九年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于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这是较早的有关商族先公居商丘的可信材料。《竹书纪年》也载：“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等学者秉承近代学者王国维、董作宾等人早年的学术推测，将先商时代商人的活动区域界定在商丘一带，并在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21]。可见先商之居商丘说的久远影响。若将这一见解和商丘地区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是很有道理的。商丘地区位于黄河和淮河冲积平原，这里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河流纵横，水源充沛，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草木丰茂，动物繁多，适宜大规模的放牧牛马。尤其在先商时期，从事农业的垦殖活动还相对缓慢，当有大量的闲置土地，这里应是发展畜牧业的天然牧场，而且，平坦开阔的土地也是驯服牛马、练习驾车的好地方。因此，商族的先祖相土、曹圉和王亥才把这里作为发展畜牧业、制造车辆、教人驾御车马的理想之地。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先商的农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正是由于农业、畜牧业的坚实基础和长期积累，制造车辆和服牛乘马技术的发达，商族才得以逐步强大起来，进而“肇牵牛车远服贾”[22]，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兴起和发达。第三，商丘地区史前考古的成果使先商时期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为商人先祖在商丘的活动提供了证据。在商丘地区进行商代文明来源的探索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民国二十五年 ( 1936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景聃先生到商丘进行考古调查，在永城县发现了造律台、黑堌堆等遗址，出土有陶器、石器、骨蚌器等遗物，认为遗址的性质属于龙山文化[23]。之后的重要考古工作是从建国后的七十年代开始的。1976年~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3次在商丘地区各县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7处，殷商文化和周代文化遗址各15处，其他时代遗迹14处。其中以永城王油坊、拓城孟庄、睢县周龙岗等遗址较为重要。发掘者在永城王油坊遗址报告中指出：“统观整个文化面貌，可以说豫东商丘地区仍然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24]这种将商丘地区新石器文化认定为龙山文化的看法，是和李景聃先生的意见一致的。龙山文化直接衔接着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夏族原是和商族同时存在的部族，先商文化也应从龙山文化找到来源。到了1981年考古学者们发表豫东考古综合报告时，从睢县周龙岗等遗址文化层的叠压关系中认识到在龙山文化的上层堆积着殷商文化，并发现商丘的龙山文化与豫西的龙山文化有显著的区别，应称为“王油坊类型”。另外，根据仅见于商丘县坞墙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推断商丘地区应是二里头文化向东分布的边缘地带[25]。而孟庄遗址则是商丘地区发现的面积较大的早商文化遗存，碳十四测定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555±130年、公元前1790±130年、公元前1795±135年，与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下层遗存年代相当[26]。这些发现都为探寻先商文明奠定了基础。从1990年开始，以张光直先生和中方领队率领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开始对商丘地区进行先商和早商文化的考古调查发掘，他们采用先进的手段和方法，开展了对商丘地区全新世时期生态环境的考察和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自1994年以来发掘了商丘县潘庙、虞城县马庄和柘城县山台寺遗址，出土了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殷商文化、东周文化直到汉代文化的丰富遗存。其中山台寺的龙山文化遗址对探寻先商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发现有五间东西相连的房子。在这排房子南边约30米处，有一个略呈圆形的祭祀坑，其中埋有9头整牛和一个鹿头。对此，张长寿和张光直先生认为：“这个牛坑使山台寺的龙山文化与殷商文明搭上了密切的联系。《世本·作篇》，‘核(亥)作服牛’……殷代先祖与家牛这种密切的关系，是别的朝代的祖先所没有的。殷商考古的遗址里常有祭牛的遗迹，牛是大牢，一个祭祀坑里有九条牛，表现祭祀重要与祭祀者的地位非同一般。龙山文化遗址里面这个发现是没有先例的，它或许说明龙山文化的一支，与其他地方的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发展平行，在豫东发展出来由山台寺可能代表的一支特殊的晚期龙山或岳石文化，它就是殷商文明的前身。”他们还指出：“商丘地区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要广泛深人的研究，它们可能就是早商和先商，也可能是早商和先商的近祖。”[27]他们从整牛祭祀坑，联想到发明服牛驾车技术的商祖王亥，进而推断出商丘地区与先商文明的密切联系。尽管目前的考古材料还有一定的缺环，并且有些学者对商丘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性质还存有疑义。但是，如果把文献记载和商丘地区的考古成果结合起来考察，两位张先生的推论应是很有道理的。三、结语车是古代主要的交通工具和军事装备，也是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古代有关车的发明的记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考古学上也提供有较为有力的证据支持。因此，中国的车是起源于本土的。商人具有善于迁徙和乐于经商的文化传统。商族的祖先相土、曹圉和王亥都在车的制作及用牛、马驾车上有重要贡献。这也同时说明商族是最早掌握牛车、马车驾御技术并加以推广的部族。商丘地区是商族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是探寻先商文明的理想区域。商丘所处的广袤无垠的黄淮大平原，为牛、马等牲畜的放牧驯养和人们的驾车训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广阔空间。这里也应是我国马车和牛车的起源地之一。“服牛”、“乘马”技术的发达，为商族的迅速崛起及商文明的广泛传播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当然，关于中国车是源于本土还是由域外传入的问题，目前还远没有得到解决。即使在以往的持中国牛车和马车本土起源说的论著中，由于没有将车的发明及应用与具体的早期人类的社会活动联系起来，又缺乏对马(牛)车使用和推广地域的专门论证，也影响了人们对这一论点可靠性的认识。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有所补阙，指出先商时期商人在牛车及马车的利用和推广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商族人活动的辽阔的豫东平原则有可能是最早利用和推广牛车及马车的中心区域。当然，这只是为开展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点新的思路，而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于考古学上发现更早和更丰富的有关车的遗存。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是韦伯。韦伯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从比较的高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韦伯试图回答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且仅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现了一种被西方人所认为的其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项研究。
在书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该书最初分两部分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1904-1905）第七卷和第十一卷。1920年作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部分被重新出版。在新版本中韦伯做了许多修改，并在注释中加了不少新的材料，同时回答各种批评。马克斯·韦伯（德语：Max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韦伯最初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
发生在十六世纪的西欧宗教改革运动被恩格斯称为: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它树立起了人的权威与尊严,摧毁了天主教这个在人间的最大权威,推翻了主教对人世的统治,促进世俗国家权力的恢复,重新唤醒民族意识,培养了资本主义精神,并且孕育了近代科学.宗教改革是通向近代社会的大门,宗教改革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教会管理的"民选"共同制,与资本主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民主共和制有直接渊源,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6世纪的西欧宗教改革是一场在宗教外衣掩饰下发动的反封建统治和罗马天主教的统治的政治运动，资产阶级虽然没能建立自己的统治，但它摧毁了天主教会的精神独裁，在此基础上使西欧各国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得以发展，最终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新教是从天主教分别出来的，是归正，按照圣经的新教。当时天主教是政治和教会合一就产生了至高无上的权利。
韦伯的社会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韦伯看来，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揭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有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过程并非渐进或连续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人的态度和气质方面需要有急剧突破和飞跃，这一动因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基督教的新教教义的逻辑和心理的眼里所产生的“世俗禁欲主义精神”。基督教的禁欲精神就是让教徒更加注重来世、成为上帝的选民，因此他们赚钱但是并不乱花钱，他们把钱用去投资，所以慢慢产生了资本主义，读后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在西方的近代才产生，而在古代的东方就有出现，只是没有象西方这样发展得这么发达。资本主义在西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改写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历史。韦伯指出：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着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因此西方在工业生产中运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东方没有将科技用于生产力中，所以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快。韦伯分析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试图做出这种说明时，我们首先考虑了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其实这也是韦伯在这部著作中所要论证的观点。韦伯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同时，韦伯还指出，作为基督教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理性化的发展。
宗教在救灾、救援过程中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在非典时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在无神论社会，这个传统已经非常深厚了。但是，当人们碰到巨大的灾难、碰见命运的无常的时候，仍然会非常本能地回落到宗教。一个正常的社会，宗教应该担当维持社会基础性秩序的功能，一个社会要有秩序，那秩序的基础就是安顿人的心灵，构建一个精神的秩序。胜任这个职能的，肯定是宗教，可能其他东西也有，但宗教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理性的因素，是在宗教因素之后才可能涉及到的。尤其是发生这种较大灾难的时刻，宗教的作用会超过所有的世俗因素，不管是政府，还是一般的民间慈善公益机构。因为，它可以直接触及人的心灵。这次汶川大地震后，我们看到，宗教组织是非常活跃的，只不过我们官方媒体都没有报道，只是报道了一些佛教、基督教组织捐款之类的消息。其实，在救灾现场，活跃着很多宗教组织。我听到比较多的是基督教的一些教会组织，现在仍然活跃在灾区从事救灾工作。面对灾难，宗教可以发挥多重作用，一重作用与一般公益组织相同，提供一些物质性帮助。但是，宗教组织除此之外，还可提供精神上的支援。这一点，不论政府还是民间公益组织都不具备，而对于受灾的民众来说，这却是一个最重要的需求。由此延伸到理论层面，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如何看到宗教和自由社会的关系问题。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对于宗教与自由社会的关系，有非常恰当、精辟的分析。其基本看法是，一个自由社会是不能没有宗教的，离开了宗教的自由社会是不可能的。离开了宗教，自由的秩序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看法被很多声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忽视了。他们恰恰做了与此相反的事情，一门心思摧毁宗教对社会的价值。他们中很多人还在充当社会丑恶势力的帮凶。这是以自由主义之名所从事的非常糟糕、非常阴暗的行径。自由主义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传统，但是，自由主义也有一个黑暗的历史。自由主义试图消解宗教，实际上是把人还原到单纯肉体的层面，是一个物质的存在。这样解释自由主义，最终导致我们生活的世界完全物质主义化。现代性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与此有着深刻的联系，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国历史上，自由主义积极地反对宗教，而这与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异曲同工。在中国，如何看待宗教、如何看待传统，更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面临的完全不同。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19世纪以后才有现在看到的自由主义。西方形成宪政制度，形成一个好社会的基础性秩序的时候，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理念，宪政主义。这套理念在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中被忽视了。英国的宪政主义者跟宗教有一个很复杂的关联，我们也可以看看，美国的立宪者是如何对待宗教的，他们是如何看待一个宗教对宪政秩序的价值。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下面来谈谈儒家或者儒教发挥社会作用的问题。近年来，在救灾的公益活动中，在我们所说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场景里面，儒家的表现大概是比较差的。基督教的表现是最活跃的，其次是佛教，尤其是现在，大陆很多佛教组织学习台湾的人间宗教，积极投身于社会自治事业之中。相对来说，儒家的表现是比较滞后的。这与现在所说的大陆儒家复兴形成了一个反差。一方面自己觉得在复兴，但是，当民众真正需要某些带有宗教情怀的关怀的时候，却看不到儒家的身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儒家的朋友，将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想起两年前，我跟蒋庆在广东开会，争论过儒教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不管是考虑到当下的制度环境，还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儒教都应该走“社会化”的道路。它应该从参与、组织、领导社会自治开始做起。我们处在一个现代社会，尤其是处在中国这么一个具体的制度架构里，你去幻想和君王对话，或者是直接改造君王，既不恰当，也不可能。这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实践当中是不可行的。我觉得唯一可行、而且正当的做法，就是建立一个“人间儒教”，从民众生活的社区、从民众关心的领域开始，组织其具有儒家价值追求的自治组织，儒者在其中充当自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大概是儒家真正可行的一条出路。如果放宽视野，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宪的活动。通过广泛的自治上，比如说儒家办学校，办教育，办社会公益事业，文化事业，艺术事业，就成为社会的一个个治理中心。你已经分享了原本属于国家的部分权力，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权力的一个限制。所以，儒家需要在作为一个宪政秩序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我自己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讨论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我觉得，现代儒家缺乏这么一套东西。像现代新儒家发展了形而上哲学，蒋庆发展了公羊家的政治哲学，在这之外，是不是还需要一套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儒教在现代的这种衰落，社会结构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城市化，乡村生活解体，家族不复存在。这对儒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儒家，或者儒教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在现代大社会中，在我们通常说的开放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也即，在一个血缘关系并不是很重要的社会里面，你的这一套理念、这一套价值的社会依托究竟在哪里？李鸿章讲，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所有诞生于古典时代的高级宗教都曾经面临过这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个挑战最早是基督教遇到的。传统的基督教也是依托在家庭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商业社会发展，是基督教早就面临的挑战。整个教会，从宗教改革开始，一直到罗马教会在当代召开的几次宗教会议，一直都在试图应对这个问题。佛教也是这样的情形。上个世纪初，中国曾经出现过佛学繁荣，可能也是因为面临现代性挑战。而台湾的人间佛教，恐怕就是佛教找到的一个答案，它回答了，在一个现代社会，一个有着3000年或者是2000年传统的宗教，如何找回自己的生命力？我们中国人总认为自己的经历很独特，30年增长以为是奇迹，但其实，现代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或几次这样的奇迹了，还有比中国经济增长更好的奇迹，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甚至苏联。儒家也经常有一种悲怨的心情，认为自己是独家遭遇3000未有的大变局，但实际上，所有的正统宗教、伟大宗教都经历过这样的转折。村子里的宗教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当然是有价值的，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但作为宗教实践是没有出路的。村子里的宗教永远不可能成为高级宗教。这种高级宗教，比如基督教、佛教的出现乃是伟大的神秘事件，基督、孔子、佛陀这种人物是奇迹，因而才能够创造出伟大的教条，具有神秘的吸引力。村子里的宗教永远是低级的。而且，村子里的宗教通常情况下是反宗教的。高级宗教通常要破除这种迷信。历史上，儒家的伟大人物都是要摧毁这些迷信的。你看韩愈，就写过这类文章。正统的儒家是反对村子里的那些迷信的，包括家族中原始崇拜的因素。儒家确实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在汶川大地震就可以看到，在汶川这样一个社会里，似乎没有宗族，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家庭，一个家庭就是父母和孩子，这个时候，你的那套价值依托何处？你必须要找到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组织方式，让儒家的价值理念在那里体现出来。
书中那一个个倔强的行者，不论如泣如诉，还是平心静气，娓娓道来，却分明包含着一种贵族式的骄傲。 （原广东新闻台记者、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心境是一种微妙的东西，时间日增，个性和心气也会渐渐圆滑，内心那种倔强的记忆却愈加明晰。 2008年的一个夜晚，和同事出差回北京，出租车司机正听着汶川地震的现场直播，周围的一切都很沉重。 静静的夜色中仿佛只有收音机播音员的声音，我忽然和同事说，我也曾经在这广播里待过，同事很是惊讶。 广州，流花湖，人民北路那栋熟悉的灰色大楼，那一切是否别来无恙？ ……只是觉得90年代的岁月，真是单纯又迷人。 （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广东省妇联常委委员） 那一时刻，我觉得我的呼吸都急促了，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如此真诚而浪漫地表达过对事业的爱。《请跟我来》的旋律在我的耳边缠绕，这分明是一种召唤，我想就在那个夜晚，1988年11月15日的那个晚上，不可逃避地，我和广播相爱了。 （原广东新闻台《灿烂星河》监制，原新周刊执行总编，千宿文旅集团董事长） 我觉得我的人生上了两所大学，一所大学叫八十年代，主修的是诗歌和理想；一所大学叫广播，主修的是传媒和做人。我的成人礼，在广东电台。 （原广东新闻台主持人、总监助理，凤凰卫视主持人） 我有时候有一种宿命的感觉。 现在这个媒体也像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在凤凰卫视做的电视节目是《锵锵三人行》，但是我知道有相当一部分观众是听节目，只听音频，不看电视。 广播，实际上已经成为我的私人爱好了，想起我在广东新闻台的那七年，虽然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没准将来我退休了，我又回去做广播。 （原新闻台节目部总监，南方卫视总监，广东出版集团副总经理） 刚到编辑部，真是满眼新鲜，更准确地说是“满耳”的新鲜。 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中国好声音”。不必说边城、罗兰、华梦、安路、丘丽萍、刘力军，就连王廷将那略带“兰州拉面”味的普通话，在我看来，都是天籁之音。 （原广东新闻台记者、编辑、广东电台新闻中心副主任） 1989年3月8日，于省电台而言，于我来说，都是极平常的一天：武警循例查验证件才能放行进入电台大门，饮水机照样要等水烧开了才能解决口渴之需……这天早上，省电台《南粤纵横》播出了我采写的《江南，一个甜蜜苦涩的梦》。进办公室走廊，遇上余素琳，她一脸正气地对我说：“刚才听到你的节目了，这样的稿子，才是省台要的！” （原广东新闻台记者、编辑、深圳市深宝实业股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98年初，我去了我曾经的办公室，没有跟领导打招呼，悄悄地把在电台10年所写的稿件，搬到楼下。 我点了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把它扔进了那堆稿子里，一把火烧得我的眼眶湿湿的…… （原广东新闻台记者、编辑、主持人，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编导） 九十年代第一天，我当天的任务是，站在广州当时最高楼63层的顶层平台上，对着移动电话描绘广州的变化。 当时，63层刚完成土建，要上去只能借助拉建材的电梯。我带着诗人野曼，电梯一摇一晃到28层干脆不动了。上面还有36层，我年轻身体没有问题，可野曼先生已经65岁了，心脏还不太好。 我看了看表，离播出只有20分钟了，王欣和朱卫平的北京天安门的直播的环节马上就要结束。我一点没有犹豫，背起野曼就往上跑，一路狂奔。当到63层天台时，我感觉已经用尽了全部力气。风冷嗖嗖地扑面而来，谢天谢地，总算在直播前的最后一刻赶到，我被眼前的景色震撼到了，张口就报出了现场报道的第一个句子…… 好多广播界的“第一次”，就诞生在那一天...... （以上自述，节选自《爱在恰逢其时》（岭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7月）一书。） 忽然发现有那么多从未见过的照片，那些昨日时光，终要穿过那个悠长的隧道，来到面前。其实昨天从未离我们而去，如一个昨日的歌者，他（她）等待的只是一个放声的舞台。原来，是昨天的我们，终要找到今天的自己。他们要回答柏拉图那个永恒的哲问：我是谁，我为何而来，我为何而在？ 这是一个星球上的游戏。记得一首诗说，也许你不能解读全部字行里的暗号，痕迹有深有浅，但深的那些，写的是你自己。蓝天傲翔的风筝，无论飞得有多远，总有一条细细的丝线，和自己的过去结连。 最最怀念的莫过于每天午饭时间的神聊和办公室午休的鼾声， 最最期待的是到最远的地方和自己的搭档采访最有趣的新闻， 最最渴望的是我们永远在一起享受着少男少女时代的浪漫。 做为出版人，深知一本书的出版有多难，出版一本好书就更难了，幸运的是《爱在恰逢其时》真的出版了，做为该书最早的发起人之一，终于看到了这本实实在在的实体书，高兴、高兴、真的高兴！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寻回我青春的地址是广东新闻台686号⋯ 那里是奔向远方的站台，遇到了一群青春美丽的男男女女，肆意书写著热情，梦想，友情，爱情，才华横溢。不管今天我们身处何方，岁月将我们雕刻成什麼模样，感谢昨日的你我，留下了一段金色的回忆，相伴一生。 那是一个春天，南下的火车载着一个爱穿裙子的北方女孩来到了广州。带着青春的懵懂，无知者无畏的勇气和梦想，我来了，来到人民北路686号新闻台！ 这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青春的张扬和启动都是从新闻台开启的！曾经为新闻台的一员，曾经与这样一群优秀的人为伍，生命中有这样一段值得怀念和拥有的记忆，是我一生的荣幸和骄傲！ 广东卫星广播那是个黄金时代 幸运遇到远见卓识又正直谦和的导师，还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同行 并意外收获了一生的友情 那几年的经历和感受让我对世界的认知总带着一缕理想主义的色彩 到现在也没有改变，不想改变。 深深的感谢。我爱你们。 我也在686长大，对这个地方的一切感同身受。大家认识我的时候，我才一个小屁孩儿，王欣、陈晓琳、窦文涛他们刚入电台的时候，我就在他们宿舍乱窜，在她们工位捣乱。也许谁也没想到，那个调皮的小男孩儿，现在给这本书封面做了设计，希望把这本书封面设计，献给书中所有小时候一起跟我玩儿过的叔叔阿姨们…… 关于封面（底）的设计思想：我先认真读了前言、简介和封底的作者感言，当时有两个思路，是纪实一点，还是抽象的，象征性强一点呢？我后来取了后者，因为那更能呈现价值和意义。 我抽出来两个符号。第一个是地址，人民北路“686”号的数字，那是我们一生的记忆；第二个是主持人用的话筒，它呈示广播的含意。这两个符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686号对于这本书里的人，意义重大。很多人的一生，对它的爱，都跟这有关。 第三个符号，是上面的“爱”字，这是全书的主题。爱、数字和话筒，三个符号关联起来，产生观看悬念，包含意义。 书名的字体的一些笔画被我有意拉长了，设计中的隐喻是：改变传统，务求创新（受新闻台创新的启示）。 关于颜色。用红色和黑色的搭配，也跟新闻和热血有关。国际上知名的新闻杂志，多以红白黑三色为形象，呈示新闻的尊严。红，跟热血、爱、青春，乃至祖国，都有关。 内封面的设计：打开外封，内封黑底衬银色书名，取简洁、典雅风格，完全可以独立存在。那也表达我对叔叔阿姨们从事的工作发自内心的崇敬。 读者首先是从一本书的封面开始认识这本书的，让内容变成可以辨识的视觉符号，只有五六秒钟的机会。 图片是本书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拟在“口述史”行文风格的基础上，提供更多文字未能充分表达的事实环境。选片重点以反映一线工作的，纪实风格的照片为主，以期还原当时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氛围。原则上，以未在台内外的出版物上出现过为基准，尽量为首次披露的独家作品。书中照片全部为黑白，意图形成全书的历史与纪实风格。编者们期望，读者们从对一张照片的观看-搜寻-揭示的过程中，同时完成他们对意义的判断和期望（约翰·伯格语）。感谢所有为本书提供照片的摄影师们。 顾问：高作则李宏图 主编：区念中 编辑主任：吴林柯 编辑：江曼青林敏红余素琳 编务统筹：阙俊波姚晓鹏 图片编辑：杨和平阙俊波 封面设计：区杨 版式设计：张萍 出版：岭南美术出版社 特别鸣谢： 广东省艺术摄影学会，提供了高雅的“对话”生活美学空间，供本次新书首发式和老同事老朋友聚会。 (编撰：OUNZ 摄影: HEPING Guangzhou)
1988年7月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医学系（六年制），获学士学位。2002年完成首届重庆医科大临床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从事眼科临床工作23年，曾随北京同仁医院著名白内障专家施玉英教授学习超声乳化技术及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王铮教授学习准分子手术，先后任白内障、准分子主刀医师。在 “视觉第一·中国行动”到三峡库区开展白内障手术，任医疗队队长兼主刀医生，为数百例患者进行了复明手术，荣获市政府及库区政府的书面表章；是重庆市较早开展准分子个性化手术医生之一，在像差检查、分析、个性化手术设计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屈光不正、眼表疾病、白内障、青光眼、葡萄膜炎、眼外伤、小儿眼病及视网膜病变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 数十次参加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近几年以第一作者名誉在国家级核心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论著三篇）。 从事的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心律学分会常委兼秘书长，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学会心电学分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医师学会心律学分会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起搏与电生理分会起搏学组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市医师学会女医师分会内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心血管内科专科医师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药品食品监督局器械评审专家，北京市科委专家库成员，《中华心脏与心律电子杂志》副主编、《中华心律失常杂志》编委、《中华老年多器官杂志》编委、《临床心电学杂志》常务编委。
在我国幅员辽阔的领土上,存在着众多风格各异的传统民居,它们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各个地区人们的文化素养,具有鲜明的区域性,文化性,历史性,民族性.它积淀了中国数千年古老的文化,欧默地表达着农业社会的乡他语言,在生活节奏日益紧张的现代工业社会,有着古朴生活气息的传统民居因反映宁tD,朴实的田园生活而备受工业社会人们和异族他乡游客们的青眯,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有着广阔的旅游市场.一,江西主要的特色传统民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江西的美誉.来江西,可登庐山,游井冈山,参观千年瓷都景德镇瓷艺术陈列馆.除此之外,还有众多有若古老历史的明清古民居.按照传统民居的分类川,江西主要的民居类型有:1,明清古民居江西的明清古民居主耍有:(1)乐安县流坑村,这里有庞大而完整的明清建筑群落,虽有的已开始破败,但显得古老而珍贵.映人眼帘的村落布局宽阔的天井,硕大的照!0,体现了明代的建筑格调.那数不尽着不完的文人字画,古建上的名家墨宝,门额,牌匾,楹联举目可见书各式各样的绘画,浮雕,随处纷呈;天棚,檐坊彩绘斑斑墙壁廊柱诗词沁人.走进流坑村,宛如走进历史,走进一个充满着神秘,诱惑而令人陶醉的世界0(2)江西龙虎山风景区上清古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里狭长的古街只有半边着陆,街面是一色的鹅卵石另半条街悬空于明净的沪溪河上组成一排弯弯曲曲的吊脚楼,火多为明清风格,既不同于湘西的风格,也不同于版纳的吊楼.陆地的半边有许多封砖天窗,雕龙画栋,青石天井.(3)位于赣皖浙三省交界处,于唐玄宗时建县的委源.这里虽是山区,却自古崇尚书文,"十家之村不废诵[收稿日期〕2001-06一13〔作者简介]黄芳(1972-)女,湖南冷水江人,硕士,湖南商学院讲师,从亨旅游开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万方数据第1期黄芳:江西传统民居旅游资W:开发之我见读",儒风独盛,是我国古建筑保存厦多,最完整的一个县.赘源古建筑分布甚广,数贵众多,在造型设计上也别具特色.如民居,祠堂,均是青石基础,粉墙黑瓦,马头山墙,飞I詹翘角,天井厅廊,水磨石库门框.建筑风格又因时代与地位贵贱不同而各具特点.细细观瞻这些古建,犹如在读一本历史书.许多专家学者及游客参观姿源古建后,均叹服不已,称赘源简直就是一个"古建博物馆,Io (4)景德镇是我国著名的瓷都,这里群山环抱,郁郁葱葱,风光秀丽,这里更有特色的是其古建筑风貌,这是景德镇风景资源的另一"强项".so年代采取易地保护的手法,建成开放了明清时期的民俗古建博览区,以独具一格的民居世俗相引人刮目相看.古朴的明园,雅致的清园,堪称融民俗古建与风景园林为一体的典型.目前,景德镇保存较好的明清古建筑尚有130余处,实属无价之宝.三间庙的明清古街和样集弄的明代民居都值得旅游者一游.2,地方特色民居江西的地方特色民居最突出的是赣南客家围龙屋.客家主要聚居在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山区,他们往往以一个宗族或者其中一支为集团构筑庞大的居住体,这种居住休在江西称为"围屋"或"围子""土围""水围".江西的围屋主要分布于"三1f1"龙南,全南,定南)hl及安远,信丰和寻乌县的南部乡村.尤PA龙南m为集中.全县共有各式围尾370余座其中VA龙南县关西的新围,杨村的燕翼E1最具代表性.走进一座座客家围崖,犹如掀开历史的帷幕走进了客家先民的世界,使游客能直观地了解到古代氏族群居的居住形式,风俗习惯.特别是了解到客家人在独特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下所创造的..在世界上具有特异形态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月前多数围龙h 不再住人,但却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风情,吸引了不少游容前来观光.3,陈列室型传统民居在江西陈列室型传统民居主要有:名人故居如位于南昌市南郊的八大山人故居,花园角2号的朱德旧居,井冈山上的毛主席旧居等.史事旧址型如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朱德创办的军官教导团旧址,以及众多与中国革命密切联系的革命旧址.4,西洋建筑自1885年以来,外国殖民主义者开始侵占庐山,把庐山变成了他们了乐园.他们尽量占据宽敞,方便,幽静的地段,建屋避暑.他们所建的公馆别墅及教堂,一律为西洋式构造,争奇斗胜,精巧华丽.后来的中国军阀,政客,官僚,富豪也纷纷涌上庐山,大兴土木,仿效西洋建筑构造别墅.这样,一个西洋风格的城市在庐山顶峰的北端出现,成为了庐山上一道独特的人文旅游风景线.目前最著名的有张学良住过的66号别墅,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120号别墅"美庐",还有周恩来和邓颖超住过446号和442号别墅,邓小平住过的286号别m.彭德怀住过的176号别墅等等.其中"美庐"巳成为庐山旅游项目中的一个重要景点.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江西省丰富的独具特色的传统民居旅游资源.这为汀西传统民居旅游资源的开发奠定了幕础.二,传统民居旅游资源的独特魅力传统民居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文旅游资源,拥有其他旅游资源无法比拟的魅力.1,传统民居本身具有的建筑文化方面的魅力我国众多的传统民居都充分利用地形和室内空间,就地取材,与周围环境保持协调,因而形成了朴实的建筑艺术风格.这些不同建筑风格,不同特色的民居在旅游业迅速发展的今天,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有着其特有魅力.(1)整体群落美.一般来说,游客欣赏民居首先是从远处无意识地将若干单体组成整体,并将整体与周围生态环境融为一体,再欣赏所构成的这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美.明清古民居具有质朴自然的美;赣南围龙屋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庐山上西洋建筑与庐山美景的浑然一体,都是民居与周围环境构成的和谐整体所体现出来的美.(2)单体的造型美.由远及近,走近民居,游人看到的是不同外形,不同结构的单栋民居,它们各白体现了不同的自然条件和文化内涵o (3)室内外的装饰关.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使各地民1h室内外装饰,颤色,I ma各具特色,体现了不同的生活和文化.明清古民居上数百年的精美的三雕艺术更是令人叹为观止.2,以民居为依托的生活魅力车夫雪尼夫斯基认为卜美就是生活"-传统民居是人们生活的物质空间,因此,它充满t生活气息,并与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展现给游客不同的生活>D面.(1)浓郁的乡土气息美.传统民居和人们的生活保持最直接紧密的联系,而不同地区的人由于气侯,地形环境,生活习俗,民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不同,也都在其民居村镇聚落和住房形式中有所反映,因而必将赋予它以浓郁的乡土气息.(2)参与生活激发的心态美.参与民俗生活是传统民居与其它旅游资源的一个重要区别.因与生活的息息相关使民居充满了活力,也容易引起游人的共鸣.异地风情,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只有参与其中才能让游人真正领略到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领略到其中的内涵.(3)古村落与周围自然景观的和谐美.如在姿源,古建筑有民居,祠堂,官邸,廊桥,拱桥,坊,塔,戏台等,它们与青山绿水浑然一体,具有浓郁的江南田园风光.3,历史名人的魅力在我国特殊的近代历史社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众多的杰出人物.现在回顾历史,与名人有关的各类事物就成为了旅游资源,吸引着人们去瞻仰,参观.作为与历史事件和名人生活的载体和见证的故居自然独具魅力,且多知名度较高.江西作为中国第一个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地,拥有着众多革命史事旧址.日前多辟为陈列馆供游人参观,吸引游人前往的不仅是那一株栋饱合历史的民居,还有那与之密切联系的历史名人的魅力d尤其是庐山上众多与名人密切相关的万方数据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2年别墅,更因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特有的名人魅力而吸引着旅游者.4,独特的外国建筑景观美在庐山的外国建筑中,既有以厚实的砖石墙,半圆形拱券,逐层挑出的门框装饰和交叉拱顶结构为主要结构的罗马式建筑;有广泛应用线条轻松的尖拱券,造型挺秀的小尖塔,修长的立柱和簇柱及彩色玻璃镶嵌的花窗为鲜明特色的哥特式建筑;以罗马晚期的艺术形式和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为中心的东方艺术形式相结合的拜占庭式建筑,东洋日本式建筑和伊斯兰教清真寺建筑等都在庐山有所表现.观赏这些风格迥异的西洋建筑群比u欣赏一部生动的外国建筑史,自然是别有-桥情趣的.三,江西传统民居旅游资源开发现状江西虽拥有以上一些颇有特色的传统民居旅游资Y",但在实际开发中,却并没有引起旅Jb`f开发者们的足够重视.从相关资料来看,目前江西主要的旅游区点为:1,赣北湖光山色风景旅游区:包括南昌,庐山,九江,那阳湖等主要旅游城市和旅游景点;2,赖东北瓷都名山区:包括象德镇,道教名山三清山和龙虎山,上饶集中营,铅山鹅湖书院,辛弃疾墓和名镇河口镇等;3,脸中南中央苏区风光旅游区:主要包括井冈山,琐金,吉安和检州;4,赣西药,铁,煤都风光旅游线.在这些旅游区点中,以传统民居作为其主耍游览内容或包含有传统民居旅游点的只有景德镇,井冈山,龙虎山风景区的三清古镇以及赣州龙南围龙屋,而且从其安排的杰要旅游线路可以得知,传统民居并没有成为其中的皿点.尤其是"三南围子I'"I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而使其落后于闽南客家土楼的开发状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江西在挖掘传统民居的旅游潜力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因此,笔者提Ill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希望能为江西传统民居旅游资aq,的开发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使传统民居为江西旅游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袱.四,江西传统民居旅游资源开发设想一般米说,我国传统民居的开发可以分单体,聚落及网格三个层次来进行开发.但根据江西省这些传统民居的分布及其特点,笔者认为在实际开发过程中,江西还不可能形成第一层次即单体民居的开发,因为这个层次一般要求单休民居有足够的吸引力或有着某种特殊的魅力.因此,江西应主要集中在第二层次即民居聚落开发和第三层次即网络开发上.在民居聚落这一层次中,单休民居建筑本身无法构成旅游点,而是由若干单体组合成景进行开发,民居单体一般不再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山这些一幢幢民居单体组合而成的一个个民居村落或聚落,人们在其中不仅仅参观民居建筑本身,更多的是感受这些民居村落所形成的特有的文化,生活氛)I, o如乐安流坑村,上清古镇,围龙屋都是如此.由于一般的淤客往往希望在最短的时问内以最少的钱欣贫到to多的景点,江西的传统民居大多分布分散,但距一些地区和其他旅游区相对较近.因此在进行开发规戈归士,应把其纳人到这些旅游区中去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是跨区进行.因此在网络这一层,主要是利用传统民居与周ft]的其他旅游景点构成旅游网络.在开发中,传统民居只是旅游过程中的一项内容或一个特色产品,而不是全部,如景德镇,井冈山,上清古镇等.根据江西省传统民居旅游V Al的分布及资源情况,笔者建议在对其进行开发时应根据传统[t居旅游资源的优劣及周围资源条件(包括自然和社会人文资vil环境)的组合情况的不同,分三类进行开发.1,作为所在地区核心旅游资源此类民14在开发层次上,限于聚落层,民居魅力可能不是很大,但山子某种原因,其知名度较大,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从而可以带动周田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如井冈山上的众多革命旧址.这类民居开始应在尽力完稗其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充分挖掘周围的其他旅游资源.或把其与附近相隔不太远的旅游景点连成一线卜增加旅游内容.此外充分利用其知名度大的优势积极开发全国性旅游客源市场.不能仅将其孤立的开发,而应以其为核心带动周围地区其他旅游资现的发展,以满足旅游者在la翘的时问内欣赏到最多旅游景点的要求,从而吸引更多游客前往.2,作为所在地区的卫星旅游资源这类民居属于3}11落和VI络层,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民居本身还没有达到驱使游客专门前往观着的程理,只是当游客到木地区旅游时,在时间,财力等方面都允许的情况下,会前往参观(当然也不排除因炽业兴趣等因素影响,部分游客把它作为核心资)IT ),如龙虎山风景区的上清古镇,景德镇三间庙的明n'1古街和祥集弄的明代民居,庐山上的众多西洋建筑等等,都是如此.这类民居的)r发必须依托周围旅游资源.因此,,已们的开发必须搞出自己的特色,扩大宣传,提高知名度,增弧白身吸引力,才能逐步抬高其在旅游区的地位最后发展成核心旅游资源.还应有针对性地对周围的大城市尤其是旅游点进行客源市场开发,大城市中的本地居民和大量来该地进行旅游或从事其他活动的外地客人都可以成为该民居旅游点的客源市场.3,作为所在地区的环境旅游资源,这一部分民居只能成为当地旅游的背录资源,不大可能吸引游人单独前往观看民居,不能构成旅游者追求的目标(除部分专业人员或以这些民居为索材进行艺术创作的人群外).但如果没右这些传统民居做环1A背zi,当地的民俗风情就让人感觉是舞台上做作的表演,会因缺乏生活的活力而无法吸引游客.而民居在民俗旅游开发中作为民俗风情的一部分融人民俗旅游,能显著增强民俗旅游资源的魅力.在某种万方数据第1期黄劳:江西传统民居旅游资M,开发之我见意义,游客前往民俗风情比较浓郁的地区旅游,其观赏的不全是民俗表演,在一定程度上是去感受由当地民居与周闲环ift共同组成的那种特有的氛围.另外,从月前的旅游乃势来看,文化旅游将是一个热点,而传统民居以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必将有着巨大的旅游开发潜力.因此,在开发过程中,必须注亚挖掘传统民居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笔者认为,除了让游人欣赏传统民居建筑,感受田园气息,领略其特有的魅力之外,还应通过受过专门培训的母游来为其讲解,使游人充分感受到传统民居丰富的文化内WA.具体有:(1)与传统民居有关的历史知识,游人可以通过了解传统民居的历史(如移民来17,,村落起源.演变过程等)来弄清楚形成该民居特有形状,结构的原因.如客家围龙屋这类特殊民居建筑形状的来历.这些内容都可以帮助游人更好地欣赏民居.(2)与传统民居有关的地理知识游客可以通过了解有关传统民居或民居聚落的地理知识来深层次地了解传统民居的.如从传统民居的选址,尤其是众多传统民居选址过程中的风水观念,民居所在村落的整体布局,当地地域特征等方面来了解.(3)民居建筑方面的知识.如民居结构,内部的布置,摆设,选材,当地的营造技术及与周围环境的联系等.如上清古镇选择吊脚楼的原因,及其与其他地区吊脚楼具有不同特征的原因等o (4)与民居相联系的民俗:包括与其他地区吊脚楼具有不同特征的原因等.(4)与民居相联系的民俗:包括当地的服饰,发式,各项生活习惯与风俗等.风土人情,民间信仰,民风,家法,村规等.(5)文学:与传统民居有关的诗,画,楹联,传说,n额等.(6)艺术欣赏雕刻艺术,民间工艺,民间音乐等.(7)景观:当地的自然风光,民居与周围环境组合而成的田园风情.总之,由于江西传统民居旅游资(4t.的知名度和魅力都还有一定的欠缺,因此其开发就是要尽量与周围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组合,共同形成旅游网络,提高其开发的层次,充分挖掘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让游人在欣赏江西自然风光的同时,感受一下江西的人文资源魅力.
《金色年华》杂志理论创新版征稿启事一、 杂志介绍《金色年华》杂志是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主管主办的省级优秀期刊，创办于1985年，至今已有23年的办刊历史。胡锦涛总书记为本刊题词：“激励引导青年，在金色的年华里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建功立业”。 《金色年华》杂志国内统一刊号为：CN45-1026/C，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3599，邮发代号：48-60，全国公开发行。《金色年华》杂志理论创新版，大16开本，每月28日出版，是《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知网、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库、龙源期刊网收录期刊。 《金色年华》杂志理论创新版为社科综合性刊物，主要刊登教育、教学、文艺、管理、经济等术论文，突出学术性和创新性。读者和作者以政府部门行政管理人员、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高校教师及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为主，主要面向政府管理部门，学术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发行。本刊内容丰富、印制精美、编排规范，是广大作者发表论文的理想刊物。二、 栏目设置理论创新 青年研究 公共管理 教育科学 法学研究 哲学研究 文化探索 经营管理 经济金融 文学艺术 新闻传播 历史民俗三、 投稿须知1．来稿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有一定创新性，篇幅在4000-8000字为宜。 2．本刊实行无纸化办公，投稿请通过电子邮件发至本刊投稿信箱。 3．来稿必复，编辑部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审稿情况，15日未见通知可自行处理。 4．编辑部审稿坚持 “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实行“三审三较”制度。 5．投稿请在文章或邮件中注明作者简介和详细联系方式。四、 联系方式 地址：广西南宁市古城路4号 邮编：530022 投稿信箱： 工作
江西省省级期刊名称:1、刊名： 江西教育Jiangxi Education主办： 江西省教育厅周期： 旬刊出版地：江西省南昌市语种： 中文开本： 16开ISSN 1006-270XCN 36-1048/G4邮发代号 44-1创刊年：19502、刊名：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ang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主办： 江西教育学院周期： 双月出版地：江西省南昌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ISSN 1005-3638CN 36-1031/G4邮发代号 44-63曾用刊名：江西教育学院学刊创刊年：19803、刊名：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s Edition)主办： 江西师范大学周期： 双月出版地：江西省南昌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ISSN 1000-5862CN 36-1092/N邮发代号 44-56曾用刊名：江西师院学报 & 科学与教学创刊年：19574、刊名： 江西科学Jiangxi Science主办： 江西省科学院周期： 双月出版地：江西省南昌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ISSN 1001-3679CN 36-1093/N曾用刊名：江西省科学院院刊创刊年：19835、刊名： 教育学术月刊Education Research Monthly主办： 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江西省教育学会周期： 月刊出版地：江西省南昌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ISSN 1005-6459CN 36-1301/G4曾用刊名：江西教育科研创刊年：19846、刊名： 现代教育技术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主办： 清华大学周期： 月刊出版地：北京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ISSN 1009-8097CN 11-4525/N邮发代号 2-736创刊年：19917、刊名： 教育理论与实践Theor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主办： 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山西省教育学会周期： 旬刊出版地：山西省太原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ISSN 1004-633XCN 14-1027/G4邮发代号 22-31创刊年：19818、刊名： 教育研究与实验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xperiment主办： 华中师范大学周期： 双月出版地：湖北省武汉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ISSN 1003-160XCN 42-1041/G4邮发代号 38-144创刊年：19829、刊名： 江西图书馆学刊The Journal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Jiangxi主办： 江西省图书馆学会;江西省图书馆周期： 季刊出版地：江西省南昌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ISSN 1003-725XCN 36-1150/G2曾用刊名：新世纪图书;赣图通讯创刊年：197110、中文名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名称: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曾用刊名：科学与教学;江西师院学报11、刊名： 江西行政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angx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主办： 江西行政学院周期： 季刊出版地：江西省南昌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ISSN 1008-6463CN 36-1233/D邮发代号 44-104创刊年：199912、刊名：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主办： 南昌大学周期： 双月出版地：江西省南昌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ISSN 1006-0448CN 36-1195/C邮发代号 44-18曾用刊名：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年：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