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自身素质提升,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写报告的时候要注意内容的完整。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美术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论文题目
论线条在油画语言中的表现力—马蒂斯作品中线的表现与研究
二、研究意义
线是视觉艺术的初始形式,是人们观察和描绘自然的一种基本方式。绘画艺术中的线条起到了描摹物象的外围轮廓,为之勾勒骨架的重要作用。线条在东西方绘画历程中演变出了丰富多彩的表现方式,绘画的表现语言由此变得生动和充实,不同的画家以风格各异的线条丰富着绘画的语言。研究线条为深入研究画家的创作个性,艺术样式的演变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道路。
20世纪初以马蒂斯为代表的“野兽派”具有突出的意义,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实在的团体,但马蒂斯在这一个解放色彩、探索形式创新的时代却独具代表性,他的素描和绘画都不是简单描摹自然,而是以线条来抽象地展现精神世界。他以他的线条创造了一种新的空间感知方式,对油画技法的创新影响深远。
今天,研究法国现代派画家亨利?马蒂斯的人是越来越多,要出新意并非易事。就个案研究,限于篇幅、个人能力及资料限制,笔者只能抓住马蒂斯绘画作品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线条语言来分析研究,并把他“自由的精神家园”作为突破点。如今,在我们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就如何使线条形式与情感精神同在;如何提高线条语言的表现力;如何体现时代精神。马蒂斯的绘画艺术作品都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对课题《解读马蒂斯绘画作品中的形式语言》的研究将有利于我们在二十一世纪里,更清楚地认识到艺术创作的多元性,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可见,中国油画艺术应从本民族自身特点出发,在不忘“本”的前提下,以“拿来”的精神和勇气有选择地吸取国外文化艺术精髓,是大有益处的。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马蒂斯和野兽派的出现,标志着西方美术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个“形式革命”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强调形式,把形式提高到独立的地位。这些重视形式的流派通常被称作“形式主义流派”。这里所谓的“形式主义”,并非不要内容,不同的仅仅是侧重点,犹如十九世纪中期文艺中的自然主义并非完全排斥艺术概括一样。形式主义的侧重点在于形式,忽视题材、情节、所述故事等属于内容范畴的因素在绘画中的作用。形式主义流派理解的“内容”是由形式传达出来的一种较为抽象的感情和情绪,是体现在形式要素中的细致、微妙的感觉。因此,这些作品往往一时不被大众所理解,因为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远远比不上在形式上有特别研究的艺术家来得细腻和敏锐。但是,也正是这种思潮和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不断地拓展着人欣赏能力的“接受度”,不断地提高和革新着人们的审美趣味。
马蒂斯和野兽派画家们的创作成果,实际上是印象派之后法国艺术探索的一个总结,标志着法国以至欧洲艺术中以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为指导的派别让位于以强调作者主体的观念和意识的主体论为指导的新思潮。当然,在此以后法国和欧洲艺术的发展并非完全按马蒂斯开辟的方向前进。除了马蒂斯这一类随意、自由的写意风格外,还出现了一种理性的、严格的几何形画风。它们相互排斥,又相互推进,使艺术愈来愈抽象化。在这个转折中,唯心主义的哲学和美学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是柏格森和克罗齐的美学观念,曾经直接影响了马蒂斯和野兽派。
柏格森在1900年发表的《笑》的文章中说:“有人热爱色彩和形,同时由于他为色彩而爱色彩,为形而爱形,也由于他爱色彩和形而不是为他自己才看到色彩和形,所以他通过事物的色彩和形所看到的乃是事物的内在生命。他然后逐渐使事物的内在生命进入我们原来是混乱的视觉之中。至少在片刻之间,他把我们从横隔在我们的眼睛与现实之间的关于色彩和形式的偏见中解除出来。这样,他就实现了艺术的最高目的,那就是把自然显示给我们。”柏格森同时指出,另外一些人并不注意于物象的色彩与形,而反求之于他们自身,“喜欢到自己的内心中去探索。在那些把某一情感形之于外的万千萌芽的行动底下,在那表达个人精神状态并给这种精神状态以外的平凡的社会性的言语背后,他们探索的是那个纯粹朴素的情感,是那个纯粹朴素的精神、状态”。
从气质上说,马蒂斯即用色彩和形去把握事物的“内在生命”,又是漠视形和色而去追求那内心纯粹朴素的精神状态的艺术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善于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他提倡的“均衡性、纯粹性以及清澈性”是最高的目的和境界,当形和色的表现妨碍这个目的和影响这一境界时,他可以舍弃形和色,如他在以勾线为主的素描与版画中所做的那样。马蒂斯主张艺术的“均衡性、纯粹性以及清澈性”,和柏格森的要求相吻合。这位哲学家认为,绘画、雕刻、诗歌和音乐“应该除去那些实际也是功利性的象征符号,除去那些为社会约定俗成的一般概念,总之是除去掩盖现实的一切东西,使我们面对现实本身”。(这里的所谓“面对现实”,是指现实的原始、内在的生命。)克罗齐在1901年写的《美学》中认为,形象认识是独立的,不需理智、概念和逻辑的帮助。他说:“形象观感就是对真实存在事物的感觉和对可能存在事物的想象二者无区别的混合。”
在克罗齐看来,纯粹的形象包含着从真实中得到的感觉和虚幻两个方面,而且这两者彼此难解难分。这种形象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克罗齐强调儿童心理,强调非理性的“原始的心理状态”。这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回避。这和马蒂斯回避社会的矛盾和动乱,排斥“麻烦和令人沮丧的题材”,是同出于一个思想体系。这也就是沃林格在其美学著作中所阐述的那种“抽离”的倾向,是文艺家们对社会的一种消极反映。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面临重重危机,给知识分子的心灵投下了阴影,重物质、重机械,轻视精神、压抑人性,使人们对社会丧失崇高的信念。文艺家们不能从现实中获得鼓舞和刺激去歌颂和赞美人生,便把精力用在探索形式如何表达感觉上。唯美的、象征的、抽象的艺术便应运而生。这些含有消极思想倾向的艺术现象又包含着积极的方面:使艺术家更深入地探讨艺术特点和规律,摆脱社会和心理的种种压力,自由地抒发感情,把握和发挥创作个性。这些艺术以其精美的形式“拨动我们胸中早就在等待弹拨的心弦”(柏格森语)。王尔德在《意向》一书中曾经说:“审美是一种比理性更高深、且更富于灵性的世界。唯有从美的鉴赏中,才能到达如色彩感觉之类的精微的境域,它在个性发展上所具的意义,远比?正邪之念?更重大。”这一论述对于我们理解马蒂斯艺术的特色也是有帮助的。不过,在含有唯美倾向的艺术家中,马蒂斯的艺术是健康和明朗的,它不颓废和神秘莫测,它精妙而不晦涩。因此,我们在指出马蒂斯艺术所具有那个时代的一般特征的同时,要充分肯定这位大师在世界艺术上的不朽地位。我们不必去责怪这位艺术家没有去表现重大题材,因为艺术创造中最重要的不是题材,而是艺术家的热情和真诚,以及在这种热情和真诚中所体现出来的崇高和纯洁的人类感情。恰恰在这一点上,马蒂斯的艺术是经得起检验的,我们不应要求也不可能要求所有艺术品都产生同样的社会作用和效果。各门艺术有各门艺术的特性,每个艺术家有相异于他人的气质和风度。马蒂斯在重视人类的自然生活和本能生活,重视个人的创造价值方面所做的努力,对二十世纪西方艺术是有力的推动,对我们今天也不无借鉴作用。
四、研究方法及内容
研究方法:(1)观察法;(2)文献法;(3)经验总结法。
研究内容:马蒂斯认为观察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要求得到一种效果。现代艺术中线条是至关重要的。线条可以突出、可以表意、也可以控制与整合整个画面。马蒂斯强调的是表达事物本质的线条—“如果我要画一个女人体,我首先就要赋予她优雅妩媚的情韵,不过我明白必须给她更多的东西。我将通过追求本质的线条来浓缩它的意义。一瞥之下,妩媚会显得不怎么突出了,可它最终会从有着更宽广意义的、更富于人性的新形象中显露出来。由于妩媚将不是绘画的惟一特点,它会不那么显眼了,但是,由于它的生命包含在形象的总构想中,它将如往昔一样存在下去。”54妩媚是女人体的一个瞬间特征,而这个瞬间包含在更本质的生命中,“通过追求本质的线条”来保存它,最后妩媚就包含在了作品整体形象之中获得了它的永恒性。所以,要让线条这个绘画语言元素发挥其自身的作用。
五、论文写作计划:
xx年12月~10年01月搜集资料和消化资料。
xx年01月~10年04月完成论文初稿。
xx年04月~10年05月论文修改定稿。
六、论文写作提纲
(一)线条产生及其情感表达
(二)油画发展历程中的线条
1、线条的定义
2、线条的音阶
3、线条的节奏
4、情感的传达
(三)马蒂斯“本质的线条”
1、曲线
2、直线和曲线
3、线的抽象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七、主要参考文献:
1、呼喜江著,论线语言在油画造型中的作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4期。
2、高彦飞著,绘画线条的审美意蕴,艺术理论,2008年12期。
3、董晓丽著,颜色与线条的游戏家—亨利·马蒂斯的绘画世界,中国艺术,2004年4月。
4、滑侨新著,论马蒂斯艺术作品的表现技法,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6期。
5、孙霞著,论西画中的“线”,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04年5月。
6、李冬冬、杨林著,论马蒂斯绘画作品中的革命性,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4期。
7、邓太平著,浅谈马蒂斯的绘画艺术,美术大观,2008年9月。
8、闵燕著,试论马蒂斯油画艺术创作经验,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1999年12月。
9、巴美芳、巴鹏飞著,线条—视觉形式的基本语言,安徽文学,2009年2期。
10、雅克·德比奇、让·弗兰索瓦·法弗尔、特利奇?格鲁纳瓦尔德、安东尼奥·菲利浦·皮芒代尔著:《西方艺术史》徐庆平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
11、[英]赫伯特?里德著:《现代绘画简史》,刘萍君泽,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
12、[法]安格尔著:《安格尔论艺术》,朱伯雄译,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德]康德著:《判断力批判》,邓晓芒泽,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
14、[法]波德莱尔著:《我看德拉克洛瓦》,毛燕燕、谢强泽,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
15、[英]弗雷德·奥顿、查尔斯·哈里森编:《现代主义,评论,现实主义》,崔诚、米永亮、姚炳昌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表现艺术家应该是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因为展示这个发展的社会的病态精神状态只有复杂的人格才能承担。本论文就以多部现代小说中的画家群像作为考察的对象。本论文的写作理路以具体的作品分析作为文本支撑,以波德莱尔与本雅明关于现时“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微妙关联的现代性体验作为理论切入点,进而结合文学与艺术的相关理论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分析,最后落足于对人物形象多角度多层面的考察,挖掘作为个体的画家在叙事中是如何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生命呢喃,而作为群体的画家形象则义是如何构成了一幅现代艺术精神的浮世绘,从而深刻地揭示出他们两难的生存困境。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具体地论述与考察: 绪论部分,梳理了本论文所涉及的作品的研究现状,明确了本选题的选题意义与创新之处,陈述了本论文写作的方法及内容框架。 第一部分,分析画家在衍生出无尽的现代诱惑的现实中所面对的欲望及其沉沦或超脱,指出除了名利及市场利益的诱惑下所分裂出的画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之外,他们还要面对来自身体的爱欲诱惑。 第二部分,指出艺术家复杂而深刻的的“皮格玛利翁”情结在现代叙事中反转为自我中心的物神崇拜,画像成为画家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矛盾的客观化实体,同时也暴露出画家精神上的缺憾,这种执念最终内化为一种自毁的力量,导致画家生命的终结。 第三部分,追溯了艺术家形象的一种恶魔性传统,进而从精神层面上探求小说中的画家形象与某些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的契合。他们面对的真实世界无法给予他的某种刺激,便执念于寻找彼在的刺激。而正是这样的需求使得他们陷入了种精神的错乱与迷狂之中,也因此获得了艺术上的不断地自我死亡与再生或者说新生。 第四部分,指出不管是异域文化想象还是异空间的抒情想象,作家们对画家艺术生命归宿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了契合了“艺术终结论”从辩证思维上对“终点”即“起点”的思辨,这也是画家们另一种意义上的救赎与反抗的起点。 最后得出结论:现代叙事中的画家群像应当是二十世纪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形象,他们作为艺术家个体生命张力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的是与现代性的内在逻辑以及时代症候之间的契合,以及作家们在时代症候中的思考。……
选题为:浅析波德莱尔对现代艺术的影响如果说狄德罗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浪漫派确立了现代艺术批评的美学基础(主体性),1那么波德莱尔则为现代艺术批评奠定了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对自足的艺术原则的充分意识,要等到现代主义艺术批评与现代主义美学诞生之后。正如当代著名艺术批评家与美学家莫拉夫斯基(Morawski)所说:“艺术与美学的概念恰恰是在现代性的成长时期诞生并得到巩固的。学院与画廓的诞生、批评的专业化、艺术生产不断从既定的宫廷或教会赞助中独立出来——所有这一切及其它相似的现象是相互交织的,并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审美文化的出现辅平了道路。但是对自足的艺术与美学的充分意识,却只有随着与众不同的现代主义感性的出现而出现。”2可以明确地说,由于波德莱尔在现代艺术批评与美学中的至高地位,现代主义艺术批评的基本原则是由他奠定的。这一原则就是将艺术真正置于与真理与道德的关系之中。这可以一劳永逸地反驳那些认为现代主义就是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等于没有内容(真理内容与道德倾向性)的指控。当然,人们可以援引许多段落来证明波德莱尔宣称艺术自主,谴责道德说教、哲理诗、艺术与文学中的政治倾向性等等。例如,韦勒克就认为,波德莱尔只是在早期表示轻蔑地提到“为艺术而艺术这个流派的幼稚的乌托邦,排除道德、往往甚至还有激情,它必然是没有孕育力的”。但是后来波德莱尔一贯申明反对“说教的异端”,拾起爱伦?坡的术语并且发挥了“诗歌除了自身之外别无目的”和“艺术愈是从说教中摆脱出来就愈能上升到纯洁而无关利欲的美”的论旨。3波德莱尔如韦勒克所说是自相矛盾的吗?不是。波德莱尔所信奉的艺术自主并不是无所指的艺术自主。强调艺术自主或“为艺术而艺术”的背后,波德莱尔并没有忘记现代艺术的关怀:即它对作为不断敞开的地平线的现代性的诉求。他切实地领悟了创造性想象力、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运用艺术去变形的艺术语言,后者植根于关于普遍相似物、应和、象征的一套理论。4这样一来,韦勒克就无法解释似乎内含于波德莱尔文本中的矛盾。一方面,韦勒克指出,对超自然主义和创造性想象抱着这种总的看法,波德莱尔谅必会强调艺术家驾驭题材的能力、形式和风格乃至常规的作用、主题化为神话的转换功能。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强调,由于把自然视为五彩缤纷的象征画面,他至少在绘画方面无法完全摆脱现实主义的预想,即题材内容的重要性。举例来说,他说,“知道一幅画是否有旋律的正确方式就是保持较远的距离去看它,这样就无法理解它的主题或辨别它的线条。如果它有旋律,它就已经具有一种意义。”因为此处的“旋律”是指“色彩的统一”,看来值得推荐的便是某种类似抽象的设色构思的东西——一幅无主题、或至少是没有辨认得出的抑或有形的主题的画作。在别处波德莱尔曾直截了当地谈到线条和色彩“绝对不依托画的主题”。但是,波德莱尔又说:“主题之于艺术家来说构成了他天才的一部分”,而且批评某个具体的艺术家的主题并不“值得”。5可以想见,波德莱尔并没有放弃主题批评,不然他就不会说某个艺术家的主题值不值得这样的话。在韦勒克看来,这是波德莱尔思想中的矛盾。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波德莱尔思想中最令人激动的地方。因为,它再次证实了我们的看法:波德莱尔绝不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他之所以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乃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最终才能最有效地做到“为人生而艺术”。换言之,“为艺术而艺术”只是手段,而“为人生而艺术”才是目的。形式与主题之间的辩证法正可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关怀,没有主题内容(真理断言与道德诉求),就不可能产生激情,从而产生形式。形式是艺术家面临各种压力下的产物。形式不是单纯的艺术史的既定语言逻辑发展的结果,形式来自艺术家所遭遇到的、来自社会-历史的主题内容的压力与艺术史既定语言之间的矛盾冲突。为此,形式(艺术的构形)必须被理解为主题内容与艺术史既定语言之辩证运动。6波德莱尔的艺术批评观既建立在浪漫派美学的遗产上面,也批判了这一遗产,并开创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批评。波德莱尔首先强调了审美的时间性与历史性——显而易见,这得自浪漫派。他反对美的绝对的、非时间的概念,认可浪漫派的美学观念,认为美的标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美的本质也随历史的变迁而变迁。他断言“浪漫主义就是美的最晚近和最当下的表现”。7也就是说,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表现,而浪漫主义则是美的最新近和最现时的表现。随着浪漫主义的诞生,美走到了当下的形态。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波德莱尔提出了古代论者与现代论者之间那个著名的论战。这一论战在席勒的名作《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得到过新的概念化表述,其后在施莱格尔以及浪漫派对古典派的论战中又作为一个恒常的主题出现。不过波德莱尔以一种独到的方式在古典主义所崇尚的绝对美与浪漫派宣扬的相对美之间转移了重心。他说:“构成美的一种成份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加以确定,另一种成份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一种,或是兼容并蓄,它像是神糕有趣的、引人开胃的表皮,没有它,第一种成份将是不能消化和不能品评的,将不为人性所接受和吸收。”8因此,艺术创作的关键就是抓住相对的、暂时的瞬间,并从中挖掘出它的永恒的和不变的一面,否则艺术美将因为无所依傍而两头落空,其结果只能是跌入抽象的、不可确定的虚无之中。“一句话,为了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变成古典性,必须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为此,波德莱尔号召画家们勇于观察和描绘现代生活,而不要躺在古人的现成模式上睡大觉。他说:“谁要是在古代作品中研究纯艺术、逻辑和一般方法以外的东西,谁就要倒霉!因为陷入太深,他就忘了现时,放弃了时势所提供的价值和特权,因为几乎我们全部的独创性都来自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印记。”9“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印记”可以说是波德莱尔对美的历史性本质的最好的概括。与此相应,波德莱尔大力倡导发掘现代社会的新的美质,从易逝的、过渡性的和琐碎的普通现象中提炼出美来。他赞美画家居伊就是这样一位从现代生活中挖掘美点的艺术家。“他到处寻找现时生活的短暂的、瞬间的美,寻找读者允许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特点。”10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波德莱尔率先在艺术批评中,而且可能也是在所有哲学与美学探讨中使用了“现代性”一词。波德莱尔所关注的、确立绘画的现代模式的特征的术语,经常被简化为对浪荡子的现代性城市空间的体验。11但是,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也可以得到更宽广的读解,因为它通过“现代性”这一术语暗示了,现代性的图像(the image of modernity)可以在绘画中,并通过绘画得到建构。这篇论文还确立了一个概念前提,即在现代性与再现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必然联系,以至于现代生活成了视觉建构的结果,正如现代性也是这些绘画的来源。再现不是照相式的描摹,波德莱尔之所以选择雕刻家与插图画家居伊(Constatin Guys)作为现代艺术家的典范,并且通过描述居伊的作品,乃是因为他要提出一种现代生活的模式,这一模式既从空间上也从主题上与作为一种再现角色的艺术手腕(artifice)与改造、变形(transformation)有关。12波德莱尔围绕时尚与易逝性的主题建构起他的现代性的模式。他的讨论集中在某些人物身上,但是,他并不是从街头直接观察这些人物,而是从时装画与印刷插图当中推断这些人物及其描写的。而且,波德莱尔所选的人物——浪荡子、纨绔子弟、*女、军人等等——都是以精心建构的术语(将他们建构为“图像”)加以描绘的,因此他是通过对他们的自我再现的策略的阐述,来分析他们的身份的。13换言之,现代绘画与现代性本身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现代绘画是“现代性的图像”,而现代性则通过这些图像被把握。从一开始,波德莱尔还阐述了他的断言,即时尚需要特殊与一般、过去与现在、过渡性与永恒之间的区分。通过使用这些结构性对立的术语,波德莱尔坚持这些两两对立中的每一方都依赖于对方以获得其身份。因此,任何试图陈述一种有特征的品质都内在地位于现代性的一个特殊特征中(例如永恒的或易逝的),都与波德莱尔的意图相反。波德莱尔强调易逝性是现代性的一个永恒条件。那些凝固了这种易逝性的图像的特点因此不得不在对变化的持久过程的认知中发挥功能,而波德莱尔将这种变化置于现代生活的中心。要点不单单是视觉图像所传达的信息,而是那种传达注意到并参与在现代性的过渡性与漂浮性特征中的方式。14在一个今天的观众眼里,居伊的作品是乏味的,也缺少特点。他的作品主要是通过其爽快、缺乏细节,特别是缺乏那种特殊的信息。现代生活不能被直接加以描绘,而是要从被当作艺术家头脑中的印象、记忆加以制作的图像中加以描绘。这些图像的主题、人物、场景,以及时尚的空间,都要在一种速记中得到传达,而这恰好与信息密集的描摹手法相反。在这儿,波德莱尔再次强调了现代艺术家对现代性的建构,而不是被动地反映。收集的机制(暗示着生活早已成了一种图像,现代性则是一种景观)与一种传达的概念性策略的结合,依赖于对那些正在被记录下来的漂浮的图像的熟悉。这些图像是草草勾勒的,以至只有在其他漂浮的、同样易逝的图像的持续之流中才会有意义。在《现代公众与摄影》(1859)一文中,波德莱尔蔑视并谴责了摄影那种不加区分的现实主义。15 他嘲笑了他的同代人当中那些认为“如果一种工业性的处理〔指摄影〕可以给我们一种等同于自然的结果,那就是一种绝对的艺术了”的人。他们对他们自己说, “由于摄影为我们提供了精确性的每一种我们想要的保证(他们相信这一点,可怜的疯子!),那么,艺术就是摄影了。”16这些立场 ——强调视觉的特殊性与反对摄影——尽管看上去矛盾,事实上却是互补的。对摄影的谴责呼吁一种记忆的肖像,一种来自经验的收集而不是直接的观察的图像制作。波德莱尔的再现模式强调了沉思与主体性,而不是机械的客观性。照相机,带着它对世界的自动记录,机械、中立并被认为带有文献性,对波德莱尔来说却并不能再现现代性的图像。相反,他的现代景观的观念是非常直接地与重要地通过社会领域,以及主观的过滤(作为一种记忆中的体验的建构性图像)相中和的。居伊在工作室里回忆起来的东西,他从在大街上体验的大量信息中回忆起来的有意义的东西,是对一种被分享的体验的可交流与可辨认的符号的速写。这是把握居伊作品表面上空洞的特征的关键。因此,对波德莱尔来说,精确的图像恰恰不是那种机械的、巨细无遗的视觉信息的文献。相反,他强调了简化了的、示意性的和索引性的符号,其充分性存在于被分享的知识的领域,它自身却是转瞬即逝的,短暂的与变化无穷的。到该文最后,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即波德莱尔观念中的现代性的唯一普遍性特征,乃是成像(imaging)活动,是再现的技巧,和人为的建构。17至此,我们来到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美学观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就是从审美角度探讨现代性的自我奠基、自我确证,以及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主题。现代性的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问题已在笛卡尔哲学中萌芽,在康德哲学中得到明确的主题,而在黑格尔那里得到进一步提炼和深化。在波德莱尔看来,现代性意味着某种瞬间性和流动性,但这种瞬间性和流动性中包含着永恒性和不变性。一直到今天,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这个定义仍然有着不可动摇的经典地位,它把发端于浪漫主义的对当下的关注概念化为一种原理,即只有现代的,才有可能成为经典的(或古典的)。在《现代生活的画家》著名的“现代性”一节中,波德莱尔说:“他(按指画家居伊)寻找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因为再没有更好的词来表达我们现在谈的这种观念了。对他来说,问题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接着,他给出了“现代性”的一个著名的,也许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8这一点极其重要: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观念成为几乎所有现代性定义的基础。当然,关于现代这个“新的时代”本身是一个向未来开放的、正在形成的、有待于被未来否定的过程的观念,从而认为现代只是一个过渡,在这种过渡中,唯有瞬间的在场(当下)才是确实的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已经得到了孕育。在黑格尔的现代性概念中,现代作为流动、作为过渡的敞开性,是以划时代的新开端被设想为永远在每一个诞生新事物的时刻重新开始,即新时代不断地在每一个当下环节中获得再生的意义上加以定义的。哈贝马斯曾将这个出现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关键术语译解为关于现代性的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原理:现代性能够而且不必再从过去时代中借用标准;它得自行创立自己的规范。19然而,使现代性概念自始就沾上审美蕴含,并且是如此强有力地影响了现代主义以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一般态度的,仍得归功于(或归罪于)波德莱尔。由于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刻画带有太强烈的审美内涵,迄今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审美批判的特征。所以,如何评价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审美意识及其现代性的一般观念,成了现代性的捍卫者如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的否定者如福柯的争论的核心。20此处不是处理这一争论的适当地方。不过,最简明地作一个勾勒将有助于我们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福柯认为现代性没有什么规范内容(即可以成为一般准则的内容),现代性纯粹是一种批判意识与批判态度,因为现代性无本质可言,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显然,福柯的这一识读继承了波德莱尔现代性概念中的否定性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福柯在此的策略是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概念揉合到康德的启蒙定义的读解中。21而哈贝马斯则认为,现代性有其规范内容,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自始就处于既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又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双重性之中。如果说笛卡尔与康德开创了现代性的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的一面,那么,卢梭与休谟则开创了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一面。现代性的这种双重性在黑格尔的辩证体系中得到最高程度的表达。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那种认为现代性除了不断的自我否证之外一无所有的观点,是秉承了波德莱尔的过分强烈的审美批判的倾向,不仅与现代性历史的事实不符(比如,哈贝马斯指出了现代性的某些正面价值:个人自由与个人政治参与空间的扩大,法律平等与司法制度的人道化,物质生活、教育与健康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等等),而且也与欧洲现代性的现实,即欧洲的统一的事实或前景不符(哈贝马斯将欧洲的统一视为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的实现)。因此,如果说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奠基与解基、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自我合法化与自我批判的动态结构,那么后现代论者的现代性终结论就显得颇为可疑了。后现代论者认为现代性由以确证自己的基础与合法性已彻底丧失,于是,他们不得不或是诉诸狄奥尼索斯的迷狂的力量(尼采),或是诉诸前苏格拉底的诗-思(海德格尔),或是坚持一种不带任何元立场的解构的游戏(德里达),或是求助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反抗(福柯)。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自我批评机制的正确认识之上,因而都无助于现代性问题的真正解决。22姚斯在《文学传统与现代性的当代意识》这一长文中也探讨了波德莱尔所“现代性”意识,以及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误读。这一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重要性。姚斯的论文旨在通过术语史与概念史的探讨,来捕捉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姚斯追溯了“现代”一词的不断变化的意义,描绘了与之对立的概念,诸如“古代”与“古典”,以便弄清楚“一个时代的新意识是如何离开其先前的传统的。”姚斯在这个结论中指出了本雅明在处理一对对立概念古典性/现代性(或古代/现代)时所存在的一种深刻的含混。一方面,本雅明在对梅龙(Meryon)的评论中追随波德莱尔,认为古代是现代性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与波德莱尔的本意相反,本雅明“把现代性与古典性之间的功能的关系倒退到一种内容的对立。姚斯认为,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理论居然被这位本雅明误解,这真是一个悖论;因为正是这位批评家的著作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这位诗人的新理解。由于本雅明,人们才不再把《恶之花》视为诗歌退进它自身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门槛;通过他我们才得以意识到它是一种历史经验的产物,一种将19世纪的社会进程转换为艺术的历史经验的产物。23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解释是单向的:他把《恶之花》仅仅解释为城市大众的远离自然的经验的证据。接下来,他忽视了异化的辩证的“另一面”,即通过对自然的征服而释放出来的新的生产能量;对此,波德莱尔的大都会抒情诗和现代性理论的意义也非同小可。本雅明似乎忽略了波德莱尔现代艺术理论的奠基石:1859年论居伊这位“现代生活的画家”。姚斯指出,波德莱尔对“美的双重性”的洞见不仅质疑了作为古典艺术的本质以及作为学院艺术的准则的“美的普遍性”观念,而且恢复了古典艺术一直加以压制的“历史的”,亦即暂时的美的观念的正确地位。在波德莱尔的理论中,现代艺术可以将古典艺术作为一种有权威性的过去加以打发,因为隐含在现代性概念中的暂时的或过渡的美带来了它自身的古典性。在波德莱尔看来,从现代生活中提炼出来自暂时性的神秘的美乃是艺术家的任务,因为只有这样,现代性才有可能成为“古典性”。如果人们不再将波德莱尔作品中的“自然与素朴的丧失”视为来自第二帝国时代的商品生产社会的异化的结果,那么本雅明在解释波德莱尔时面临的矛盾就会得到另一种观照。为了欣赏波德莱尔对自然的批判的辩证意义,人们就不应否定那种生产能量的标志——在他的美学理论与诗歌实践中——人类的新的生产热情——既是经济上的还是艺术上的生产——*了这种热情,他想要克服他的自然状态,以便开创通往他自己创造的世界的道路。本雅明极力加以描述的大都市危险,荒凉,孤独的一面,在波德莱尔的诗歌发现中却有其相互关联、相互建构的一面。24而本雅明的误读,常常是后人的普遍误读的先兆:这种误读,就是将波德莱尔刻画为一位对现代性的纯粹否定的诗人,而不是一位对现代性的辩证批判的诗人。波德莱尔始终是一个关键。弄清楚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性质——是对现代性的纯粹否定,还是对现代性的辩证否定——决定了人们对现代主义艺术批评的性质及其原则的理解。我们通过对波德莱尔的不厌其烦的讨论,已经来到了基本结论的时刻:即波德莱尔不是一个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而是一个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下拥有深沉的“为人生而艺术”关怀的人;波德莱尔不是一个对现代性持纯粹的审美否定的人,而是一个对现代性持辩证的审美否定的人;波德莱尔不是一个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纯粹的否定性(即其过渡性、易逝性与偶然性)的人,而是一个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有其正面性和相关性(即其永恒性、不变性与必然性)的人。相应地,我们可以从中得出波德莱尔关于现代主义艺术的若干原则:现代主义艺术的真理内容和道德倾向性与其形式的辩证关系原则;现代主义艺术的否定性(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否定)与其建构性(现代主义又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图像建构”)的双重性原则;以及,现代主义艺术对传统的否定冲动(“新”、“现代性”)与其本身追求不朽渴望(“在场”、“经典”)的张力原则。这样,我们也就来到了波德莱尔为现代主义艺术批评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党派原则与形式限定原则。自从浪漫派以来,艺术批评在摆脱了新古典主义的客观法则以后,事实上已经成为意见市场上的讨价还价。那么,艺术批评还有原则可言吗?它不是已经沦落为任意的党派性了吗?波德莱尔的批评理论,部分地可以被理解为对这一困境所作的回应。对此,波德莱尔提出了批评的党派性原则(却不是任意的党派性)。他说: “最佳批评就是妙趣横生诗意盎然的那一类:而非冷漠的、数学一般的批评,假借一切有所交代,既无爱又无憎,甘于把性情一扫而空。〔为了〕讲求公正,换言之,证明其合理的存在,批评就应该有所侧重、充满激情、表明政治态度,即从某个单一的视角落墨,而不是从一个展示无比开阔的地平线的视角。”25可见,波德莱尔正是从新古典主义的客观性法则或全知全能式的上帝视角来看待艺术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出来论证他的关于艺术批评的党派性原则或有限视角原则的。波德莱尔清楚地意识到存在着不同的趣味这一事实,而批评本质上也只能是视角性的。但是,令波德莱尔感到不安的并不是这一事实本身或存在着不同的批评观这一事实,而是:在批评不可避免地已经成为党派性的事业之后,批评是否还能保证它的合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批评是否还有合理性基础?显然,波德莱尔并没有给出一种批评的合理性基础的一般理论,或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元叙事”。但是,波德莱尔确实相信批评有其“合理的存在”(“为了讲求公正……证明其合理的存在……”)。没有一种关于批评的合理性基础的一般性理论或元叙事,与相信批评有一种“合理的存在”之间的矛盾,似乎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解释来加以调和:在波德莱尔看来,批评虽然不再拥有一种一劳永逸的客观法则,也不可能从一种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视角落墨,换句话说,批评已经不再有一种永远的合理性基础,却可以有一种临时的合理基础。也就是说,在某个时刻,人们仍然可以就各种流派的艺术现象中哪一个流派要好过另一个流派,或同一流派当中的哪一位艺术家要好过另一位艺术家,以及同一个艺术家中的哪一件作品要好过另一些作品,达成共识。这可以从波德莱尔的批评实践中得到佐证。他之所以赞扬德拉克罗瓦、莫奈与居伊,乃是因为他认为他们最能代表某个既定时刻的艺术创作中那些最优秀的品质(比方说:浪漫精神、对当下的关注、现代性,等等)。这样,波德莱尔就论证了,即使在没有一种客观的艺术法则的情况下,艺术批评仍然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建立在批评的临时合理性之上。为了这种合理性,批评就要有所侧重,有所限定。没有侧重、没有限定的批评恰恰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侧重、没有限定,正如后现代论者所说的那样,“一切皆可”、“人人都是艺术家”、“没有艺术品会掉出艺术史范围之外”、亦此亦彼、无可无不可……恰恰毁灭了一切艺术赖以生存的前提:艺术是对真理的揭示与对道德倾向性的提示,最终陷于无所适从、无所事事的苍白琐碎与萎靡不振之中。换言之,如果一切皆可,人人都是艺术家,批评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这也就是波德莱尔既要坚持批评的限定性与党派性,还要主张艺术创作中的形式限定性与既定时刻艺术游戏的高度严肃性的原因。波德莱尔特别强调了游戏规则的重要性。这种游戏规则尤其体现在艺术形式的限定方面。他说:“因为形式起着束缚作用,思想才益发强有力地喷涌而出。……你注意到吗:透过天窗,或从两管烟囱、两块岩石之间,或透过老虎窗所看到的一线天要比山顶望去一览无遗的全景能产生更深刻的深邃无垠的想法?”26后现代主义者经常指责现代主义是形式主义,好像现代主义为了形式而形式,殊不知,从波德莱尔开始,现代主义早已明确地意识到了,形式的限定对于艺术游戏活动的重要性:因为只有通过形式的束缚,“思想才益发强有力地喷涌而出”!对形式本身的重要性的认识,事实上并不始于现代主义,但是确实只有到现代主义那里,“形式的限定”才成为最突出的标识。形式作为一种限定,构成了一切艺术的先决条件;取消形式就是取消艺术本身。人们不止一次地谈论杜桑(贝格尔所说的“历史前卫艺术的代表)27,并大谈特谈那只臭名昭著的小便池,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丑行之所以成了一种荣耀,乃是因为没有一个成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指出皇帝的所谓新装其实不过是赤身露体而已。
艺术家形象,不一定绑辫子,但是真正的艺术家比如梵高,是不修边幅的,因为比较邋遢,因为这种人内心精神丰富,不在意边边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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