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观察、认识和处理事物，事物整体中的双方出现都具有客观性和现实性的矛盾，既不能以一者消灭另一者，也不能以一者消融另一者的情况时，平衡观作为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是平衡观的实质之所在，管子平衡观就是具有这种精蕴的一个古代范例。
中外学界一般认为，平衡观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和特色之一。本人以为，管子平衡观可算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完备、最精致、最有生命力的。可是，长期以来未被学界所重视，原因之一是《管子》被看作非一人一时之作[1]P467，不会有其系统理论的[2]P316。其实，司马迁早就肯定地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其“论卑而易行”。[3]P303古汉语的“论”即指有系统的主张，如《说文解字》说：“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4]P92这说明《管子》是有系统理论的，即使是简约便行的。凡读过《管子》的都会感到，该书自始至终贯穿着平衡观，管子借以论说治国、理政、安民、正心等的同时阐述了它，其中，《山至数》、《轻重乙》和《国蓄》等篇，比较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平衡问题，集中反映了管子平衡观的基本内涵。
一、要素平衡与整体稳定
在《山至数》篇里，管子论述了要素平衡与整体稳定的关系。他说：“国策出于谷轨，国之策货，币乘马者也。今刀布藏于官府，巧币、万物轻重皆在贾人。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彼谷重而金轻，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山至数》）管子认为，治理国家的办法取决于对粮食的筹算，国家谋求物资的手段无非是对货币的计算筹划。现在刀币、布币藏在官府里，但是，利用货币投机买卖、物价高低完全取决于商人对市场操纵。币值上升则物价下降，币值下降则物价上升，粮价上涨则金价下跌，国家如果能把握好粮价、币值和黄金价格三者之间的平衡，天下就可以稳定了。这就是掌握天下的道理。
这里，管子的观点是：其一，要素之间的平衡是整体和谐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当时，谷、币、金等是经济社会整体的基本要素，可以通过数量多寡等来调节以达到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一旦实现平衡，天下这个大局就可定、可守。其二，要素平衡以整体为前提，若离开整体，则无所谓平衡。管子是从国家或天下这个整体出发，谈谷、币、金的平衡问题的，而那些唯私利是图的“贾人”是不会有这种意识的。其三，要素的多样性与整体的统一性是可以平衡的。谷币金、农工商等是多样的，但与国家整体是可以协调平衡的，虽抑商不无过失，但从未灭商。这些观点显然是管子继承和发挥传统的“大一统”和“中道”理念的结果，且在《管子》书中多有体现。
首先，关于要素平衡是整体稳定的基本条件。管子把各行业的均衡发展看作是社会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条件。当时存在着舍本事末即厌农悦商爱奇巧的情况很严重，他说：“悦商贩而不务本货”，（《八观》）“野与市争民”，（《山至数》）“今为末作奇巧者，一口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治国》）针对这种情况，管子主张：“夺之以轻重。”（《山权数》）说的是要有分寸地进行宏观调控，“守四方之高下，国无游贾，贵贱相当，此谓国衡。”（《揆度》）“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则市朝闲，市朝闲则田野充，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揆度》）意思是说，国家要善于管理商业领域，去掉过多的店铺子，人们自然归田种地，从而百姓富足，赋敛自然有保证，所以，要将农、工、商等行业纳入有序轨道，统筹兼顾，力求达到均衡发展的局面，“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法法》）
其次，关于整体是要素平衡的前提。管子把国家长治久安看作是对民众取予有度的前提。在经济上，国家对百姓的取予是经常的事，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管子主张“取予有度”。所谓“度”，管子说：“度法者量力而举功。”“不为不可成，量民力也。”（《山权数》）管子不是以国君的需要而是以民力为根据来决定取予之度的。说：“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权修》）“无度而用，则危本。”（《侈靡》） 过度征收税赋会引起民众贫困，不利于农业生产，甚至危及社会稳定。管子认识到，虽然“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最好）也。”（《形势》）但是，为政不可能只给予而无取，只是予为重、取为轻，因为“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国蓄》）所以，应当寓取于予之中，“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牧民》）唯有这样方能使“天下乐从。”（《国蓄》）总之，在管子看来，为政必有取予之事，必然产生政民矛盾，只有取予有度，寓取于予之中，才能使政民矛盾平衡，才能使百姓乐业，“好本事，务地利，重赋敛，则民怀其产。”（《立政》）然后“民富君无与贫。”（《山至数》）“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事也。”（《小问》）
再次，关于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平衡。管子认识到，天地人物的多样性与世界的统一性是可以平衡的。“可浅可深，可浮可沉，可曲可直，可言可默，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宙合》）天、地、人三者本是不同的，而各自内部的东西又有差异，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同一个整体的，具有统一性的。“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又）橐天地。”（《宙合》）“橐”原指装东西的口袋，这里的引伸义是指含有多要素的整体，有不同层次的，天地是万物的整体，宙合又是天地的整体，“合络天地，以为一裹。”（《宙合》）管子还说：“五音不同声而能调，…&helli
p;五味不同物而能和。”（《宙合》）这里的“调”、“和”就是统一、平衡的意思。这是管子基于多元整合的哲学思维，反映的是世界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平衡性质，进一步说明管子平衡观与整体观是紧密相联的。
要素平衡与整体稳定为何如此相关呢？由于整体不是由单因素而是由多因素构成的，不同要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就因整体而共存，或者说，被置于整体中的矛盾双方都是整体的必要因素时，那么，它们都具有客观性和现实性，矛盾双方的对立与同一就处于相对运动的平衡状态。由此可以说，平衡是一个整体性范畴。有整体必有平衡，离开整体则无所谓平衡，平衡是整体的标志，就像羽毛是鸟的标志一样。整体的有机性和生命力，无不来自于整体内部及其与外部环境的矛盾平衡，因为，矛盾平衡，既为整体提供稳定，又为整体提供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互相作用，任何有机整体都是这样的。”[5]P17恩格斯也说过：“相互作用是事物真正的终极原因。”“任何特殊的相对的运动，……都是旨在确立相对静止即平衡的一种追求。”[6]P328毛泽东也说：“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7]P769这就是说，矛盾中的对立与同一这两种方向相反的力量的相对运动，是整体平稳运行的真正根源。由此可见，管子平衡观是抓住了平衡的整体性和矛盾性的要害的。管子的关于平衡的一系列范畴或概念就由此衍生出来，在《管子》一书里的有如：中、和、节、度、正、平、静、合、调、治、顺、宜、祥、常、适、准、均、安、秩序、和同、适宜、适中、和谐、和调、和辑、中正、平静、均准、准平等。
二、动态平衡与万物生成
在《轻重乙》篇里，管子论述了平衡的本质、形式和作用。先来看管子与齐桓公的一段对话：“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用。’桓公曰：‘然则何以守时？’管子对曰：‘夫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故曰：农事且作，请以什伍农夫赋耜铁，此之谓春之秋。大夏且至，丝纩之所作也，此之谓夏之秋。而大秋成，五谷之所会，此之谓秋之秋。大冬营室中，女事纺织缉缕之所作也，此之谓冬之秋。故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百）。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轻重乙》）
物价平衡有无定数？上述管子回答齐桓公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对话中含有这样四层意思：第一，物价平衡没有定数，而是有波动起伏的，唯有如此，才“万物可得而使用”。为什么？第二，表面原因是一年有四季变化，市场上的物价平衡不可能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如果人为的使物价固定不变，那么，国家所需用的物资都无法得到。第三，根本原因是一年四季里有不同的生产活动。也就是说，是生产活动使物价平衡有波动起伏，反过来看，如果人为的使物价固定不变，就不利于生产，所需物资也就无法生成。所以，第四，国家要根据四季里的不同生产活动，实行不同政策，以掌控物价的动态平衡大局。
由此看来，管子关于平衡概念的含义概括起来有这样三点：第一，平衡是上下浮动的而不是静止不动的，所以，不可调到一个静止的点，否则，一切就停滞了。第二，平衡之所以是上下浮动的，是因为客观上有一定条件在起作用使然的。第三，唯有上下浮动的平衡，才有差别和变化，才有万物的生成。否则，物无以生成，则无物可用。这三点连在一起是管子平衡观的高明之见，与现代科学的动态平衡观颇为接近，胜过中国古代其他任何学派的平衡观。综合这三点，可以看到，管子把运动、幅度、稳定、原因、生成、发展等集于平衡概念，是符合实际的。管子赋予了平衡概念的许多规定性，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平衡是以万物生成为内容的因条件作用而有起伏幅度的矛盾运动状态。
管子的这一平衡定义，从思想渊源上看，是他继承和发挥《易经》“道统”的结果，道生万物，是具有一切正值性的，平衡固然是道的本质属性。管子就把动态平衡与万物生成连在一起的观点运用于方方面面。
其一，天地人和，万物生成。“道生天地，德出贤人。”（《四时》）“天地和调，日有长久，以此观之，其利百倍。”（《度地》）“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五行》）“万物崇一，阴阳同度，曰道。”（《正》）“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四时》）所以，管子强调，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时，首先要做到“三度”：“上度天之祥，下度地之宜，中度人之顺。”（《五辅》）这里的祥、宜、顺等是属于平衡范畴的，“度”意指揣测和把握。然后，要“因而理之”，（《轻重乙》）例如，“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形势》）顺乎客观的平衡规律，才能更好地和谐发展，否则，就会衰败。
其二，心平静，事可成。“纷乎其若乱，静之而自治。”（《心术上》）纷纭不定好似慌乱不堪，心态平静之后，自有头绪。“人能正静者，筋韧而骨强。”（《心术下》）人的心态能够端正平静，是有利于健身强志的。“和以反中，形性相葆。”（《白心》）人的心情和谐地返回到平衡态上来，形体与性情才能相互保有。“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春秋冬夏，天之时也；山陵川谷，地之材也；喜怒取予，人之谋也。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迁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过知失生。”（《内业》）这里的正、平、静等也是属于平衡范畴的，总的是说，人的心态保持平静，参与时事变
化而不改变，顺从事物展现而不移易。有了这样的平衡心态，则保有精气，以通达生命，有利于思维和智慧，能够实现目标。若求索过度，心态一旦失衡，就会失去生机。
其三，顺民心，天下治。司马迁说：“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3]P303这里的俗是指百姓或民间，管子认为，为政者要善于权衡，不能与百姓对抗，要顺民心。他总结历史教训，说：“夫绳扶拨以为正，准坏险以为平，钩入枉而出直，此言圣君贤佐之制举也。博而不失，因以备能而无遗，国犹是国也，民犹是民也，桀纣以乱亡，汤武以治昌。”（《宙合》）这里，“乱”就是民心失衡，“治”就是民心和顺，民心和顺了，国运才能昌盛。
三、平衡机制与准平常态
在《国蓄》篇里，管子进一步论述了平衡机制和平衡态及其结构。他说：“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穰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国蓄》）
意思是说，在市场上，权衡轻重，最有利的做法就是，当市场物价低，国家就以相对的高价收购；当市场物价高，国家就以相对的低价出售，总是保持物价平衡稳定状态。管子这里以此事实为根据，表述了平衡机制及在这种机制里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的平衡态，这就是，万物过剩或短缺之状态是“随时”即因条件而变化的，总是处于准平状态的，即使“衡绝”，也就是说到达平衡点，也不会滞留在那里，还会重新返回到“准平”状态。概括起来，其含义有三点：第一，平衡机制就是轻重矛盾双方之间相互作用、互相制约。这种机制使平衡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运动着、总是围绕着平衡点左右波动或上下起伏而处于准平状态。第二，这种平衡机制形成一种平衡态，由“衡绝”即平衡点、准平和平衡界三者构成的。平衡界是平衡与失衡的分水岭，平衡界内是平衡，平衡界外是失衡，所谓失衡就是指阻碍事物正常运行的不平衡状态。第三，在这种平衡态里，平衡点只是目标，可以达到，虽尽善尽美，但不是常态，唯有准平才是常态，所谓准平就是指围绕着而不滞于平衡点、有运动幅度、未过平衡界、有利于万物生成的动态平衡。这些要点是管子平衡观的最深刻之处，且富有可操作性。
上述引文里，管子还以这种平衡机制为根据，强调管理社会或国家，就是要守住这种准平状态，他说，无论城市是大是小，都要保持相应的物力和财力。当春耕夏耘时，农民急需的农具、种子和粮食，会有所欠缺，就会仰望政府的帮助。这时候，要防止大商人和富裕之家乘机通过抬高物价、放高利贷等方式来盘剥他们。政府要十分重视支持农业这个国之本，及时向农民放贷，待以收成物还贷，这样做，国家财力没有损失，而农业生产得以正常运行。管子根据他的准平思想，推行了各项准平之策。
贫富准平。承认社会贫富差别的客观性的同时，强调社会以贫富准平为宜。贫富准平就是指贫富差别处于适当的状态。管子认识到，“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也。”（《揆度》）如果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两极分化，就会失控，“贫富无度则失，”“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五辅》）因而，必须使得贫富准平，否则，若“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失准也。”（《揆度》）“失准”的结果是丧失主动权，被人所控制，“失准者，天下皆制我而无我焉。”（《揆度》）
四季准平。管子认为，在春夏秋冬各季，国家要注意收购百姓因各种缘故而抛售的不同物资，国家把这些物资掌握起来以后，“已守其谢，富商蓄贾不得如故，此之谓国准。”（《轻重丁》）富商蓄贾就无法施其故伎了，这就是国家的准平措施。
地域准平。当时齐国东部五谷丰足而粮价低廉，西部发生水灾闹饥荒而粮价昂贵，差不多是东部的十倍，管子主张下令征税，每人三十钱，并以粮食缴纳，因粮价地区差别，西部交粮少，东部交粮多，这样，东部粮食就进入国家粮仓了，而“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予之陈（陈粮），无种者予之新。若此，则东西之相被，远近之准平矣。”（《轻重丁》）
亲戚准平。当时许多大夫都隐藏财物，粮食烂了也不肯散给亲戚贫民，管子就主张下令谴责他们，免掉他们的爵位，封禁门户不许他们外出，这样一来，功臣之家都争着动用积蓄，拿出财物来救济远近兄弟，还收养国内的贫病孤独老等不能自给的人，使他们得有生计，“故桓公推仁立义，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亲，国无饥民。”（《轻重丁》）
灾年准平。管子主张在大灾之年，要“修饥谨，救灾害，振罢露，则国家定。”（《五辅》）强调通过救济性的财政支出或以工代赈等办法来帮助百姓度过难关，他说“飘风暴雨为民害，涸旱为民患，年谷不熟，岁饥籴贷贵，民疾役。当此时也，民贫且罢。牧民者，发仓廪、山林、蔽泽以共其财，后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罢。”（《小问》）“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氦彘者为庸（雇工）。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乘马数》）
四、历史水平与当代意义
管子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未取得像儒家思想那样的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抹杀管子平衡观的高超的历史水平及其当代意义。
（一）管子平衡观的历史水平。中国哲学平衡观源头可追溯到尧舜禹之“中道”。朱熹撰《中庸章句》序中说：“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8]P25近年
来，清华简《保训》破译，有周文王之所言，证明舜求“中道”确有其事。[9]“中”从字源上看，其结构自甲骨文以来，一直没什么变化，《说文解字》说：“从口丨，下上通也。”[10]P20汉字是象形会意的，“口”乃是整体之范围，“丨”是与这个范围的上下、左右、前后等距离的位子，即平衡点，综合起来看，“中”就是整体的平衡态的表示。“中道”是贯穿于《易经》的基本精神，由此出发，诸子百家对“中道”都有不同的解读、继承和运用。管子说：“中正者，治之本也。”（《宙合》）管子平衡观就是管子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运用和发挥“中道”的结果，达到了中国古代最高的历史水平，这可从与一些传统的对后世曾有重大影响的平衡观的比较中看出。
管子平衡观超越了《易经》的平衡观。在《易经》中，阴阳被规定为这个“天人合一”之整体内在的两个基本元素，以其平衡性来保持整体的稳定和生命力。管子平衡观全面继承了《易经》的阴阳平衡观，同样以“大一统”的整体观为前提，运用和发挥阴阳平衡机制即“一阴一阳之谓道”[11]P269的具体内涵及其万物生成的意义，进而揭示了运动平衡态及其结构，这就超越了《易经》阴阳平衡观，显得更为完备、深刻和精致。
管子平衡观略胜于《内经》的平衡观。《内经》阴阳平衡观与《管子》一样认为宇宙万物在整体上是动态平衡的，只不过，所关注的具体的整体有所不同，《管子》着眼于经济社会整体即“天下”，《内经》着眼于人的生命体，平衡具体地被认为是人体内部脏腑组织之间、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平衡。《内经》从生命规律的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平衡，把阴阳平衡视为生命活力的根本，强调“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12]P181这些观点与管子的类同，管子平衡观略胜于《内经》的就在于它揭示了平衡的本质、机制和结构等，显得更为全面、更富有可操作性。
管子平衡观比老子及道家的积极向上。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源，且具有平衡的本质属性，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即平衡，但是，社会现象不如天道那样公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无为”，进而把原始的混沌的整体平衡视为道的正价值，赞美如“复归于婴儿”[13]P120那样的单纯状态的寡民小国，与管子平衡观相比，显得又消极又落后。
管子平衡观比孔子及儒家的有生命力。孔子及儒家的仁是道的平衡属性的流变，从仁中必然引伸出中庸，孔子把中庸视为事物存在的最佳状态。中庸思想与《易经》的阴阳平衡观有一致性的一面，但中庸一旦被规定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8]P25就不如管子平衡观有生机了。因为，第一， 中庸被规定为不偏不倚不易的东西，看似很理想，其实，使中庸成为一种不动的死的东西，也就是没有管子所言的“一高一下”起伏运动，中庸反对“过犹”（超过平衡点），反对“不及”（未达到平衡点），要的就是死死钉在平衡点上，这种所谓“中正”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前途的；第二，中庸被规定为纯粹主观的东西，因为没有从实际出发，就不可能依客观条件变化来看待平衡问题。管子认为平衡之所以是动态的，是因为条件如四季更替、生产活动等变化使然的。第三，这种不偏不倚不易的“中庸之道”，就很容易被理解为折衷主义和平均主义，使思想处于保守状态而阻碍社会进步。管子虽也强调“中正”，但他并没有固守“中正”，而把有运动幅度的准平看做是有生命力的常态，此乃管子胜于孔子之处。后来的汉儒董仲舒、班固等，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出发，把孔子平衡观推向极端，成为“天人感应”的神学平衡观，从而使儒家平衡观越来越不如管子的了。
宋理学家朱熹继承孔子平衡观，进一步解释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8]P25这就曲解了道统“允执厥中”之精神，因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只能是平衡点，而“厥中”是包括平衡点的平衡态，字面上只是一字之差，而实际上差别可大。朱熹理学扬“理”抑“道”，以“理”代“道”，抹杀了道之平衡性，倡导“存天理，灭人欲。”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看作是绝对不可平衡的，从根本上背离了《易经》之阴阳平衡观的精神主旨，由此看来，理学平衡观与汉儒的一样，都没有管子平衡观那样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至于与其他哲人的平衡观比较的情况，在此限于篇幅就不再赘述了。
（二）管子平衡观的当代意义。管子平衡观固然有其不足之处，比如，朴素、直观，在其理论构成中至少还缺少了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平衡态转换即质变，这部分的理论缺失使管子平衡观具有某种程度的保守性，生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原因在于管子平衡观所反映的剥削阶级意识不可能有不断改革精神，也就认识不到或不愿意论及。但是，历史事实证明，管子平衡观被运用于当时齐国图霸事业的实践是成功有效的，就其一般性而言，管子平衡观毕竟是中国古代关于事物平衡的最完备的、最有生命力的哲学思维，这使它于当代仍有现实意义。
其一，有助于启发多元整合思维，促进世界和谐。平衡观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异之一，其焦点或分水岭是关于矛盾的不同看法及其结论上，中国哲学认为阴与阳是和合的，由此出发，结论必然是整体主义、集体主义。西方哲学认为主与客是分立的，由此出发，结论必然是原子主义、个人主义。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世界多元化更加丰富的同时，系统化、整体化也愈加突出，客观上，平衡问题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提出全球平衡问题；于本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多元文化的星球》报告，提出“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平衡
”问题；两次世界大战从反面表明，失衡或对抗意味着互相残杀，这是人类共同的历史教训；人类凭借强大的科技生产力与自然抗争，导致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失衡，这是关涉每个人的现实危机，等等。面对突出的世界平衡问题，过去已给人类带来很多麻烦的西方原子主义、个人主义文化，显得仓白无力。中华文化虽不是什么救世主，但西方有识之士已肯定古老的中华文明能够为世界纠偏，是人类未来的福音，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如是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五千年——引者注）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14]P295“独特思维方法”的内容之一就是中国古代哲学平衡观，其中，最完备的管子平衡观只要让世人了解，那么，在启发当代多元整合思维、促进世界和谐方面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其二，有助于消除误区，改进平衡观念。若注意管子平衡观的相关内容，看看当今的人们的平衡观念，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应加以消除的误区。首先，平衡以整体为前提。上世纪20年代，布哈林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提出的“平衡论”，遭到斯大林的否定，理由是认为它要让社会主义成份与非社会主义成份并存下去[15]P212。其实不然，布哈林所讲的是一定性质的社会整体内的必要因素之间的平衡[16]P148，由此来看，斯大林的批判是不得要领的。今天已十分清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整体内，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不同性质所有制形式并存和发展，总是处于准平衡状态，有利于经济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其次，平衡未必在平衡点上，不在平衡点上未必不正常。有观点认为平衡就是在平衡点上，否则就是不正常，从管子平衡观来看，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平衡是围绕平衡点的起伏或左右运动，有一个范围，包括平衡点、准平和平衡界，就不一定固定在平衡点上。不在平衡点上有三种可能的情况：准平、失衡性对抗和实质性对抗。举例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分析，客观上，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们相适应，好比在平衡点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适应又不适应，是准平，一定条件下会出现阻碍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失衡性对抗，通过改革使之又处于准平衡状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是处于实质性对抗的状态，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可见，当不在平衡点上而是处于“准平”时，乃是正常的。毛泽东《矛盾论》中所说的矛盾体系的不平衡，实际上就是一种准平衡状态，认识它的意义就在于让人明白，该干什么，该怎么干。再次，准平是正常的，关键在于运行趋势。需求与供给绝对平衡是难以实行的，总是处于准平状态的，据此，实际操作原则就如厉以宁所说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17]P460这里的“平衡”指的应是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点。只要整个趋势是围绕平衡点的上下起伏、左右波动、不失衡、不对抗，就是准平，就是正常的。
其三，有助于认识和遵循平衡机制，搞好经济社会建设。从管子平衡观里可以想到，矛盾平衡机制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只有认识和遵循它才能搞好经济社会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就认识到必须遵循生产与需要的平衡机制，他说：“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们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与需要之间的平衡。”[7]P769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为保证整体稳定运行，避免过分震荡，我们认识到了改革、发展、承受三者的平衡机制，并且运用它使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人们承受的程度三者平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假借资本生产方式推进现代化建设是具有现实性的，因此，劳动与资本、社会与经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等的矛盾平衡就具有必要性，毫无疑问，我们只有自觉认清和遵循这些矛盾的平衡机制，才能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建设，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梦。否则，就会像资本主义曾经有过的那样，违背平衡规律，后果必将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管子平衡观是关于事物平衡的哲学思维，它紧紧抓住了事物整体内要素之间等的辩证关系的最佳状态即平衡，揭示了平衡的本质、机制和意义，以及平衡态及其结构；它是管子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运用和发挥“中道”的结果，属于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范畴的；它达到了最高的历史水平，是一种能够驾驭一切的哲学智慧和先进思维，对于管子为齐国宰相四十多年的成功实践、成就齐国霸业而居春秋五霸之首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正如孔子所说的：“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8]P187总之，管子平衡观是值得我们结合当代实际加以挖掘、吸收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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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宣明（1959—），男，福建省仙游县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的辩证和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