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哲学跨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本文所说的"东方"，泛指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广大地区。这里所说的"东方新社群"理念，指在具有东方儒家文化历史传统的广大地区，对传统的社会政治理念进行创新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在于严肃反思和活化东方古代的政治思想传统资源，并以理解的态度借鉴西方传统的和当代的政治思想资源，力图以此探索建构我们时代的东方政治哲学理念的可能性。
如果同意艾赛亚·柏林的价值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the plurality and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values)、以及世界诸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the multiplicity and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的观点所强调的对不同文化的尊重的话，那么，东方学者立足于东方社会本身的实际，在东方地缘文化中进行与促进东方文化进步相关的政治哲学理念的探索，在学术上就应该被认为是合法的，而且应该被认为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东方文化具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它随着东方文明的发展而发展，久经五千年而无中断也未衰亡，在一定意义上说，从19世纪以来，它就经历着正确处理与西方文化关系的磨练，而在已经来临的新世纪中，各个方面的发展显示，它有可能焕发出自己的独特光彩。在这个总体的态势中，建构东方政治理念的思想任务，是推进全人类政治理念进步的重要工作之一。wWw.133229.COm
从理想主义的立场来说，因为我们都是人，所以，全人类的文化及其所有伟大理念似乎都应该是统一的、应该具有许多普遍性的东西。我们赞赏并且也向往这种立场。但是，从人类文化的不同历史和现今的实际状况来看，世界各地的文化，包括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具有不同的传统。因而应该承认东方的政治理念与西方的差异事实。只有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抱着寻求共同性的愿望，才能找到普遍性的东西。因而，如果要谈论全人类共同的政治理念，其思路似乎不应该是：马上不加论证地就以某一个地方的现成政治理念（例如西方的或者东方的）作为全世界政治哲学的最高范型。而应该是：首先以跨文化批判的理性态度，分别搞清楚各个地域文化的不同的政治理念（关于这一点，我十分同意著名经济学家alberto o. hirschman 教授30年前在《world politics》上发表的评论john womack 和james l. payne 两人研究拉丁美洲政治的著作的评论1），然后才能够有可能寻求它们的理性综合。
二、反思中国现代中的文化偏向
各个文化地区政治理念的思想基础是该地的文化基本构架。为了探索政治理念所包含的实际意义，即其依附着文化圈生存的整体意义，就应该首先明了该文化的基本构架和其时代倾向。
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人崇尚西方"科学"和西方"民主"的风潮，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在这个思想运动中隐含着一种绝对化的思想方法，即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对立于西方现代文化；而且这种对立似乎是无法调和的。于是出现了如下两种偏向。
一种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不少知识分子把中国传统文化全部当作"陈旧"的东西，进行了比较简单的概括和处理，当然就把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全部内容，同 "封建专制主义"一起被作为"反动的"东西统统抛弃了；同时，却把西方文化（主要是西方的政治和自然科学的概念）当作救治本民族于危难的"法宝"，而缺乏对它们进行跨文化理性审思的态度，导致了对拿它们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性的过度乐观，以至盲目崇拜。这就是惯常所说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立场的起源。
另一种是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在本土现实生活中的自足性和完满性的立场，坚持传统的"中央之国"的世界观，坚持认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图景中的根本优越性的立场，而拒绝承认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性的东西对中国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从而在根本上对西方文化采取拒绝和蔑视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中，包括着对西方传统政治理念和近代以来的主流政治制度的完全的拒绝和激烈的批判。这就是所谓的"保守主义"的立场，也即是早期的"当代新儒家"的立场。
在其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连续不断的革命年代，上述两种偏向得到了很大的纠正，但是，它们作为思想传统所具有的在集体无意识层面表现的顽强性，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影响着已经步入新的思想史时代的中国人的思路，包括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研究政治理念的一些思路1a。
三、传统中国政治哲学中的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
从历史主义的实证立场看，两千多年来，在中国传统政治实际运作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中，"封建专制主义"、"家天下"、"族群主义"等理念，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经过20世纪的传统思想批判，人们普遍认为上述理念是中国政治哲学中已经过时的"死的东西"。即使它们还在一些人们的意识中仍然还没有彻底死亡，但是它们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逐步彻底死亡是必定无疑的1b。
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长河中，也不乏"民主性的精华"，不乏"仁爱"、"平等"和"自由"的哲学理念。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中国政治哲学传统中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即"活的东西"。由于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中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情绪的影响，人们对于这些东西并不熟悉，因而很有重申和再思的必要。
例如公元前9-8世纪的经典文献《诗经》的《大雅·烝民》篇1c写道：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上天生了民众，并且给予他们有形的身体和人性法则，从而，民众具有爱好美德的天性。]
从诗的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早期就存在着三种社会伦理观念：一，人性来源于天赋；二，天赋人性的本质是善；三，天生人性是人人所共同具有的，因而也就是人人平等地具有的。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继承了《烝民》的上述思想。他说："天生德于予。"2并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3他认为，仁就是"爱人"4。所以，在孔子看来，天赋人性就是内在的道德心，这内在的道德心就是"仁心"（即"爱人之心"）。同时，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5可见，在孔子那里，仁心是自主之心，即不由他人而由自己的"自由之心"。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内在德性学说。《孟子》一书中写道?quot;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6同时把内在德性具体化为四种规定性，即"仁"（同情心）、"义"（正义心）、"礼"（尊敬心）和"智"（道德良知）7。孟子还以"天爵"以德与"人爵"以禄、二者相分的话语，强调地发展了孔子关于民众是社会政治主体的思想。他提出了"德性高于官爵"、人人"贵于己身"（人人均有自己的德性主体的天赋价值和尊严）的观点8。他的民为主体的思想的极致，就是"民贵君轻"9的名言。
根据人性善的内在论观点，孔孟认为天赋人性（内在德性）普遍平等。以此为据，孔子主张"有教无类"13，"四海之内皆兄弟"14。孟子也说："人皆可以为尧舜。"11 "圣人与我同类者"12。
孔孟都强调"民"在社会公共事务和政治制度中的主体性地位。孔子言"天下为公"15；孟子倡导"民贵君轻"的理论。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16。是否代表人民的愿往和意志，是君主合法性的根本标准。君失去民心则谓之"无道"，民可以使其"易位"，罪大恶目梢灾?8(例如："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19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20等）。
《礼运·大同》篇的"天下为公"思想，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反君权、反专制、反家族世袭政治的伟大思想传统18a。孔子之后的历代儒家典籍如《吕氏春秋》、东汉郑玄（《注》）、唐朝孔颖达（《正义》）、明朝王夫子（《礼记章句》）都在政治哲学的高度，继承了孔子的这一哲学理念，以发明和解释孔子为由，发展了早期儒家"天下为公"的理念传统。历代这些论述的主要内容包括：天下属于人民（即人民主权）；国家主权和各级公共职位都应为公众所有，不能血缘化、家族化和世袭化；君主职权应该有期限，到期应该自动归还于民（以"择贤"的办法"禅位授圣"）；而且，根据"君权民授"、君主为民众所共立的原则，判断君主权力"合法性"的尺度掌管者应该是人民；从而，人民比君主有更高的政治权利：当君主违反他与人民的约定、违反人民公共意愿时，人民就有权力劝导他、批评他；在他顽固倒行逆施时，他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资格，人民就有权罢免他、推翻他。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文化传统中非但并不缺乏民主、自由的思想，而且资源丰富，源远流长。
四、在"小康"政治思维中两对理念的张力中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中，最早的政治哲学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周代建立的具有"亲亲尊尊"双向关系和二重作用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理念。它的二重性在后来分化为两种思想倾向，即两条政治哲学的思想线索。一条是在当代认为具有思想活力的思想资源，即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源；另外一条是在当代认为应该扬弃的、已经缺乏活力的思想资源，即论证以帝王权力最高点和制度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合法性的思想资源。二者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其倾向的差异是明显的。
中国从古代以来广大人民和许多志士仁人都具有"天下大同"的伟大政治理想，这个理想流传到今天，就是要彻底消灭几千年来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象，实现"人的解放"，使人类真正达到高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生活境界。我们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始终不渝地在为实现这个伟大理想而积极努力。
但是，大同理想并不可能很快达到。如邓小平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在经济上如此，在人的政治哲学理念的意识成长方面也是如此。我们现实的努力目标是建设一个"小康社会"。在中国这样一个既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政治哲学的学者们当然可以在学术理性的维度自由地谈论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等等美好的理念，这种谈论对于开阔学术思想无疑是有益的。但是，要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还必须把这种谈论与真正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它在当代世界政治文化地图中的现实处境结合起来。
在这里，应该看到中国古代传统中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两个方面在现代中国政治意识中的张力，也应该看到西方政治学术思想与中国本土的政治学术思想在现代中国政治意识中的张力。只有承认上述两个张力作为文化关系对于现实政治哲学理念的决定作用，并只有在这个"作用力场"中，真正建构为当前时代所需要的、有现实理性意义的中国政治哲学理念才是可能的。
要在这种宏观思想文化"作用力场"中建构符合时代需要的中国政治哲学理念，我认为大体应该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
第一，开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资源，对全社会进行政治哲学理念的广泛教化；并把它作为批判"三纲五常"残余思想的社会教材；
第二，辨析儒家的"政治的自由观念"和道家的"自然的自由观念"的异同，消除在本土"自由"话语的语义和语用上把自然主义解释应用于政治哲学研究的偏颇；使儒家政治自由理性的话语内容获得学术理解和学术应用，并使它获得社会文化理解；
第三，对中国传统的"尊尊亲亲"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真实结构进行超越"新文化运动"的新分析和新理解；解释制度化儒学长期在中国维持政治统治、并以其维护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不断发展的原因；同时也解释古代政治经济共同衰败的原因；
五、" 东方新社群"理念之大意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关于东方政治哲学的论述中21，提出"功能性概念"和"规范性概念"的对立；他强调"规范"的必然性而认为"功能"是偶然的东西。我认为，规范和功能是有着复杂同一性的一对概念。在现实社会历史、包括政治历史中，功能性理念实际上是规范性理念的起源和其形成过程的负载者。所以，功能性理念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功能性理念在文化中获得理性的发育，新规范性理念的形成是根本不可能的。"规范"就是"从功能"来"规范"，是"为功能"而"规范"。
"东方新社群"理念，是一种对具有东方儒学传统文化的中国政治思维具有具体历史适应性功能的理念。它同时也承担着对传统中两种政治哲学理念张力的调适和对东西政治文化张力的协调功能。其具体内容展开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它考虑到中国政治文化事实的既定性，考虑到中国人政治思维的历史惯性原则。这种历史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政治传统中"家文化"、"家伦理"的核心作用；二是中国近代政治运动中"革命集体主义"观念的集体经验事实。"东方新社群"观念承接上述两个历史。因而，它具有文化连续性。
第二方面，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的社会事实出发，并且以促进这种发育为政治责任，必须寻求支持市场经济巩固和发展的现代性政治哲学理念要素的资源，因而，理性地研究和吸收西方政治哲学各家各派的思想中对中国有学术意义的东西，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方面，东方新社群理念的建构，着力发扬东方集体主义的传统伦理文化活力于政治建设。政治社群的基本精神是公民的友好、平等、合作和团结。在各个社区、各个地方、各个民族和整个国家，都需要这种"善"的理念的基础支持。
第四方面，在"善"的理念的基础支持之上，形成以理想性规范为精神目标的、以实用性功能为操作程序的社群建构原则。在其中，善必须转变为对社团每个个体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进行的客体间性描述，即落实、体现在具体的法权条文上。对个体之间进行平等的法权界定，应该是理念落实的关键。在这里?quot;个体"是十分重要的。
第五，现代性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原则的"东方新社群"，应该着力解决两个从传统文化而来的思想难题。其一是社会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成长。这是真正形成新社群的关键。上文已经说到重新解释儒家政治理念传统对于重视传统的中国人的思想转变的重要重要。同时，对于西方关于自由和责任这一对概念的正确全面理解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继续逐步成长，并把它转变为一种善的法权（权利和义务）观念，中国人的政治哲学理念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中国正在农村基层推广直接选举制度，在城市积极推进基层社区自治。这是在新的政治理念支持下的中国政治体制创新的新现象。
第六，其次是公共权利的非私有化屏障问题。防止公共权利的非私有化，即"以权谋私"的现象在政治生活中可能发生，公民个人的政治主体意识的成长的意义十分重要。除此以外，社会经济活动的非政治操作化，市场经济领域信用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国家行政体制的现代化，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新的社群政治体制中的公共权利形成保障。
第七，东方新社群"理念对于西方政治哲学的态度。东方新社群理念首先力求活化本土的政治哲学资源，包括古代、近代的资源和现代中国革命时代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即适应21世纪时代公民的政治生活需要和市场经济需要的）活的资源。但同时，也并不排斥、而且积极关注和吸收传统西方和当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中的一切有益于中国当代政治理念创新的思想学术成果。因此，中国政治哲学界对西方政治哲学一直采取积极研究的态度。希望积极交流、对话和加强相互的理解。我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政治哲学研究和讨论形成持续不断的热潮以来，西方学术同人所研究的问题和难题，不但对于解决西方社会本身的问题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东方社会，例如我们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关于正义问题、善和权利的关系问题、个体与社群的关系问题，也都是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在我们建?quot;东方新社群"的政治哲学理念过程中，我们将注意吸收西方政治哲学研究成果中对解决我们的学术问题有益的许多东西。这是我们应该感谢许多西方政治哲学家的原因。我们也感谢许多西方政治哲学家研究中国的热情和友好态度。当然，有一些西方政治哲学家，还不太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传统和现状，我相信他们通过对中国的进一步了解，能够使自己关于中国的论述更具有学术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