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意识形态的交锋并没有完全终结，而是更加隐蔽和复杂化。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要根据时代的特点来进行创新，将一种契合而又超越于时代的文化形态贯穿到理论教学之中。让人们在文化的理解中达成意识形态的认同。
论文关键词：文化形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现代性语境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作者在书中向人们传布了这样一个“福音”：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目前的世界形势不只是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它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强然福山表达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一厢情愿的自我独断，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语境和社会主义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艰难历程也使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必须反思：在新的世纪中，我们如何坚守马克思主义信念，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中培育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
毋庸讳言，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意识形态的交锋并没有完全终结，而是更加隐蔽和复杂化。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西方人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许是拯救资本主义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在西方，当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之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就会在西方国家产生巨大影响，而当危机过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则会占据上风；与之相应的，则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内在较量。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潮流使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进入了中国各个阶层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相互交织，当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教条化的时候，它们甚至会和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互冲突，特别在价值观初步形成的青年学生群体中容易引发思想的动荡。在此情境之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要根据时代的特点来进行创新，将一种契合而又超越于时代的文化形态贯穿到理论教学之中，让人们在文化的理解中达成意识形态的认同。
一
从思想渊源来看，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本应相互交融，但在一定的层面上却又相互分离。如法国哲学家特拉西19世纪初在《意识形态的要素》中提出一种新的观念科学——关于意识形态(Idelogy)的研究，认为它将成为其他所有科学的基础。这是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最初表达。在特拉西的思想中，意识形态是和一个国家的文化观念相对应的，它是一种建构性的哲学概念。在谱系学意义上，它是第一科学，因为一切科学知识都包含着观念的结合。它也是文法、逻辑、教育、道德的基础，最终是“最伟大艺术”的基础。翻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来自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德国传统文化观念的批判，其核心是对德国唯心主义的宗教、历史和政治观念的批判，马克思在批判的基础上表达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与特拉西相反，马克思是把“意识形态”放在批判的位置上，他的“意识形态”概念总是和“批判”联系在一起。从早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甚至是后来的<资本论》，意识形态的批判从宗教到哲学和经济学，一步步趋向现实，导向革命实践活动。在这一时期，马克思虽然以否定的方式表述了意识形态的概念，但它仍然和特定民族国家的文化形态相契合。因此，马克思才会说：“人们是自己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脚㈣当唯物史观形成的时候，他在一定程度上将意识形态与思想的上层建筑相互融合，它主要指普泛意义上的文化形态，即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言：“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来说，意识形态并不完全等同于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如在《剩余价值论》中讨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时，马克思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与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之间作了区分，后者实际就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所敌视的艺术和诗歌。
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中。意识形态概念却逐渐政治化与权力化，成为一种上层建筑和政治权力的单纯附庸，甚而在_定层面上与文化形态相互分离，成为一种独断的话语权力。如列宁在<怎么办》中表述了这一思想：“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第三种意识形态，而且一般说来，在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列宁虽然将意识形态作为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内在界限，但他还是看到意识形态中具有文化的因素，因此他在《论无产阶级的文化中》中说道：“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期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大林则在列宁区分两种意识形态基础上，进一步将意识形态极端化与权力化，形成一种权力独断的斯大林主义。正如拉尔福·米利班德所说：“斯大林主义的主要标志是试图把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官方的国家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则和处方是斯大林以权威的方式制定出来的，因此要求总体上的、无条件的服从。’当然，这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观念在政权建构和思想宣传上也是有必要的。但如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中，仅仅只有这种单向度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话语，而缺乏文化内涵的理解与同化，特别是当它和教条化的理论相结合时，就缺乏内在的生命力和文化的感染力，成为一种简单的政治说教和理论灌输，如果只将这种缺乏文化生命的意识形态理论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必然只能形成单向度的思想甚而引起青年学生的理论反感。
如果说自斯大林以后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概念是指一种上层建筑所确立的政治权力话语的系统，那么文化形态则主要是指超越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局限而能够支撑一个民族国家精神命脉的文化传统，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区分的“道统、政统与学统”，其中的“道统”就是指在各个时代都能够涵之于内而显之于外的文化形态。在中国古代，这种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也是时而融合，时而分离，如儒家思想在先秦的百家争鸣中，就只是一种纯粹的文化形态，并不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才成为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而到明清之际，由于儒家思想在科举制和八股文中自我萎缩，被教条化和政治化，失去其文化形态的内涵，蜕化为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因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强烈批判。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上世纪初传人中国时，开始也是以一种文化形态的方式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并与当时各种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相互交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展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契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它能够和中国的文化传统相融合并生发出新的文化生命。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取得独立的政治话语权的时候，它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也逐渐加强，需要自上而下形成统一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但受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在以往的教育中往往没有有效地区分文化形态与意识形态的不同功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二者的分离，在强化意识形态宣传的同时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形态教育的思想薄弱化。
二
从历史来看，—个国家如果没有先进的科技生产力，会一打就垮；而如果没有厚重的文化传统和独立的意识形态，则会不打自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技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国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甚至可以说，现代物质生活的丰富其实遮蔽着人文精神的萎靡，市场经济的繁荣其实掩藏着意识形态的失落。当前传统文化的复兴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虽然让我们能够重新理解传统，却并不代表传统能够给予我们时代以独立的文化精神；现代科技文明虽然能够张扬人的本质力量，但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却是对本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压抑。在此情境下，我们需要有返本开新的文化理念和超越物化的反思精神，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交融，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国家新时代的文化家园和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
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状况来看，由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关系为主体的时代，因而当代人精神生活的大众化与庸俗化也就不可避免，就如当年庄子借抱瓮老人之口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庄子·天地)当前是一个“机械、机事与机心”日益发达的时代。在“机械、机事与机心”的笼罩之下，我们的精神生活开始从崇尚精英走向拒绝经典，而追求着单纯的感官幸福与文化的庸俗，与之相应的是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勃兴。这些不良价值取向已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而渗透到校园之中，如果没有良好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念的导向，它们将可能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普遍的物化意识。
对于物化及物化意识的批判，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种最重要的文化形态。马克思本人就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资本主义的物化和商品拜物教进行内在的批判，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则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现代社会的物化状况以及西方各阶级的物化意识作了深刻的描述，他同时认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危机是比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更为严重的问题。在卢卡奇之后，意大利共产党的初期领导人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及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现代文化工业的批判，其实都是在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文化形态思想，而且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和解析当代社会的问题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在笔者看来，葛兰西可谓是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既相区分又相融合的理论先驱。葛兰西认为：现代国家是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为政治社会，二为市民社会，它们以不同的权力形式行使国家的统治职能，前者实施的是直接的强制性权力，后者实施的则是基于民众同意之上的“文化领导权”即“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这两部分构成了上层建筑的两大领域。他明确指出：“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的主要层面，—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社会组织的总和’，另—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而执行领导权职能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直接统治或命令是通过国家和合法的政府来执行的。”嗽照他的理论。文化领导权不同于强制性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权，而是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教育而形成的文化话语权，这种文化话语权可以促成文化领导权的形成，在此基础上也就能够形成巩固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政治领导权。从社会现状来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也就在于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经历数百年所建立的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并没有在暴力革命中被轻易剥夺，而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相互争锋；而在东方社会，如前苏联和中国，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前，并没有经历—个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因而社会主义革命反而相对比较顺利。但苏东剧变也给我们提供了—个前车之鉴，即如果只是一味地和西方国家作军事和经济上的较量，而忽视从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方面形成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的构架，将难以轻易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甚至会使改革变成改向。在此意义上，要想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文化领导权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融合就是—个核心问题。
三
葛兰西将文化领导权的形成归之于有机知识分子的培养，他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负有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教育职责，而后者仅仅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他们可以同意识形态相分离来传授某种实用的知识。在此意义上，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教师就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而是负有时代责任的有机知识分子。我们的职责就在于从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融合中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化内涵和价值理念，在“照着讲”的基础上对着我们的时代语境来“接着讲”。
具体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应该说，当前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层面已经十分凸显，而文化形态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遮蔽。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的借鉴，而且马克思本人思想中和中国传统文化相通的内涵也需要我们来进一步开掘。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们当前的时代问题密切相关且与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相契合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题：
1．现代社会的物化与物化意识问题；
2．市民社会的建构；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解决之道；
4．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经济人与道德人问题；
5．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
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
对于我们而言，十七大提出的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体相依的重要任务，可将其概括为“文化形态”的建设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因为高校人文学科及政治理论学科与政府宣传部门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予，我们不是简单地灌输意识形态或传达最新的政治动态，而是首先要确立一种良好的文化理念和思想语境，让学生能够从内心深处对我们当前的政治形态产生理解与认同。这一点就必须通过文化的同化与思想的共通才可能做到。因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就是一个文化形态的建构及其弘扬的过程，而它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文化根基。
在这方面，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教师可谓任重而道远。因为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个薪火相传的渐进过程。如同古人确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时，必须要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奠基。我们要为文化形态与意识形态融合及其教育的创新尽到自己的职责。
就要具备扎实的理论与实践的内功，首先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传统文化要有全面的理解，其次对中国当前的社会现状和生存境遇要有深刻的反思。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将自身所体验到的文化理念贯穿于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之中，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的建构谱写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