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外来词，如今差不多成了我们的日常用语。据说，当年郭沫若曾译为“意德沃罗基”，那倒颇像个俄国人的名字了。而海外的林毓生先生则主张将之译成“意缔牢结”，这样，意义和声音倒是巧妙地结合起来了。只可惜，不太像中国词。事实上，我们对于这个耳熟能详的概念，正像对意识形态本身一样知之甚少。
到底该怎样理解和面对意识形态呢？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在一九九o年出版了《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之后，一九九一年又出版了《意识形态简论》一书，企图“清理附着在这一概念之上的一些混乱”（《意识形态简论》，第221页，以下仅注页码）。
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的原初意义指的是对人类思想的科学研究（有后缀-ology为证）。但是，很快这个词就用来指既定的思想和体系自身了。因此，说谁谁是意识形态论者，那么，很少是指他或她是思想的分析和批判者，更多的是指他们是某种特定思想的阐述者。这一概念的最初“发明者”，也许该是拿破仑时代的安东尼·德拉图·特拉西，这位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在狱中酝酿了“思想科学”雏形。伊格尔顿说，“‘意识形态’是产生于一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情形之下：与恐怖时期非理性的残暴相反，属于理性政治学。”（第66页）它的建立是要把神学从作为一切科学的女王的地位上驱逐出去，建立思想自身的统一性，从而自下而上地重构政治学、经济学和伦理学，重新认识从简单的感知过程到崇高的精神领域的一切事实。WwW.133229.cOm例如，特拉西认为，私有财产就是建立在“你的”和“我的”二者的区分之上的，而这可以在关于“你”和“我”的对立中寻到踪迹。也就是说，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具有自身的规则，循其踪迹，可以找到发生与发展的根源。而特拉西则称自己是“思想科学的牛顿”，企图通过“意识形态”来揭示这种规则或规律。很明显，这具有极强的启蒙主义色彩。
但是，很不幸，这位反对神学迷信企图为法兰西社会重建提供理论之翼的知名哲学家，很快就黯然失色了。理由很简单，拿破仑后来拒绝革命的启蒙思想，空想家（ideologues）之名被加在了特拉西们的头上。皇帝声称，这些学院派的空想者必须由科学家、学者降级为宗派分子和颠覆破坏分子。由此，这位由雾月政变的领袖进而登上皇帝宝座的革命家，终于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不复思想科学矣！在波拿巴·拿破仑看来，特拉西们在一个孤立的自我封闭体系中寻求理性法则的企图，像精神病人所为，脱离了活生生的现实，并实际上曲折地否定了政治权力的绝对权威。所以，“意识形态”就渐渐地不再意指怀疑论的科学唯物主义，而指抽象的、脱离实际的思想观念。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意识形态”是怎样由一个“冷血知识分子”（马克思语）所认为的纯粹精神的范畴，而被统治者宣称为异端时，反讽意味不难见出：拿破仑也许并不自知，他所使用的批判的武器，却正是时至今日仍在使用的意识形态策略。而也正是从拿破仑开始，意识形态概念不再只是思辨的范畴，它已进入了社会历史运作范围内，统治思想对非统治思想的归化和统辖成了意识形态的一种类型。
伊格尔顿归纳出了特拉西以来，人们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十六种定义。（第1——2页）这十六种定义，我们又可粗略归纳为这样三个方面：第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即是指社会特定团体的信仰或观念或者这些信仰和观念的生产，它是在一定社会利益刺激下形成的思想形式或具有行动导向作用的话语；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指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权力的生产所形成的思想观念；第三种观点有所不同，它认为，意识形态是必不可少的中介，通过这个中介个体可以感知“它”所存在的世界，并激活个体与社会结构的联系。在这样三个主导性的观点统摄之下，各种流派各个理论家的观点各不相同。比如，同是主张意识形态即特定集团的观念形态，但有人特指错误观念形态，有人却指正确的或一般的观念形态。在伊格尔顿眼中，卢卡契就赋予了意识形态以其新的不具贬义的内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卢卡契秉承了第二国际的思想传统，否定了思想和存在之间机械“反映”和“对应”的关系，从而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建立在了新的哲学基础之上。卢认为，科学、真理和理论，并不是与意识形态严格对立的概念，相反，它们是特定阶级意识形态的表征，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是错误意识。错误意识指的是思想的不正确，但是，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却不是因为它不能与社会现实相对应，也许它恰恰是很好地反映了所处其中的现实的。只不过，它不能改变错误的现实，因而也不能以正确的意识来表现正确的现实。所以，意识形态相对的方面或“他者”，应该是无产阶级所代表的“总体性”（totality），而它自身则是一种举隅法（synecdoche），从整体中只抽取了部分。换言之，在卢卡契看来，当意识形态达到了总体性也即转变成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时，它就是正确的思想观念了。这无疑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思想的重新阐释。不过，这些观点同时又遭到了另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从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视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为差异性或异质性（heterogeneity），而不是卢卡契所谓的总体性。作为否定辩证法的坚决主张者，阿多诺认为，意识形态同化了这个世界，过分地将有差异的现象等同了起来。作为对这种同化的破坏，思想者必须具有否定和持异的力量。而艺术正是这样一种力量，因为它以差异的而非同一的方式来言说，从而反对那些“天衣无缝”的整体性并进一步肯定了审美领域。
这么说，并不意味各种定义的意识形态没有共通性。在伊格尔顿看来，一切意识形态均程度不同地具有六种主要的策略（strategies）。通过这些策略，一定社会力量的特定利益所标举的价值和意义，得以实现。这六种策略就是：一元化（unifying），实践化（action-oriented），合理化（rationalizing），合法化（legitimation）、普泛化（universalizing）和当然化（naturalization）。意识形态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手段，使人们相信，这是一种唯一正确、可行的，并且是既合理又合法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这个世界、关于某个社会的正确认识（这与阿尔都塞的神话说互相对照）。因而，人们情不自禁地接受并承认它。正像伊格尔顿所说的那样，“成功的意识形态常常被认为是呈现其自然而又自明的信念的，这些信念与一个社会的‘共识’等同了起来，从而没有人会设想它们可能是不时地具有差异性。”（第58页）这就是说，意识形态的魔法使我们潜移默化地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我们自己对此还一无所知。
这使人想起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理论和福科的权力话语理论。当然，就葛兰西而言，霸权和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区分的。霸权应该指统治力量赢得认同和强制的方式，藉此，它取得了对被统治者的统治，这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而且存在于经济和文化领域，存在于非话语实践之中也存在于理论言说之中；然而，意识形态却不同，它特指在符号和意义制作的层面上一决雌雄的斗争方式，而对福科及其追随者来说，权力和权力话语并不仅仅与军队或者议会相联系，它是一种渗透性的、无形的强力的网络，将我们的微不足道的言谈、举止与之交织在了一起。对此，伊格尔顿指出，“如果权力像上帝一样万能，那么，意识形态这个词，就不再能特别地突出指任何事物，它就变成全然没有内容的了。”（第7-8页）
事实究竟怎样？意识形态已经早已被霸权或权力话语所取代了吗？意识形态已经还是并没有终结？
意识形态似乎是已经终结了。因为，后现代主义的现实本身就好像宣告了主流性、中心性、一元化价值和意义的失效。伊格尔顿分析说，“经典意义上发挥中心作用的公共价值，再也不具有哗众取宠的吸引力，如今它已纯然被技术官僚管理形式所取代。”（第37页）对晚期资本主义来说，商品本身已经自动地提供了它的“意识形态”，它全靠自身来运作，而不需要求助于什么“话语辩解”！猧scursivejustification）。换言之，“它是一种日常生活中惯例的物质逻辑，而不是那些教条或主义之类的东西。”（第37页）这个问题可以分开来看，一方面，因为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意义（meaning），但是，发达资本主义的情况则恰恰是无意义（non-meaning）：技术和实用已经使社会生活的意义苍白如纸，使用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的空形式；为了将主体约束在下意识地、本能地对世界作出反映而不是进行反思的水平，消费主义（consumerism）回避了意义。这样，在这个方面，形式压倒了内容，能指统治了所指，因而也将人们引向了无意义的、麻木的、平面的后现代社会“秩序”之中。实质上，这已“不再是这个社会是否具有意义或一种特定的意义是否比另一种更可取的问题，而是问这样的问题是否可以被理解了。”（第38页）因为，意识形态毕竟还需要具有一定深度的主体，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已将人的主体削平成观看的眼睛和饥饿的胃。如此这般的退化了的、耗尽了的主体，不仅不适合于意识形态的意义，而且它根本就不需要意识形态。于是，社会如机器一般运转，典型的公民不是那些高喊“自由万岁”的意识形态热衷者，而是一批麻痹的、眼睛瞪着电视的观众，他们的脑袋简单到只能接受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屏幕上的一切。必须承认，这是对技术官僚统治时期主体失落现实的一种很有力量的批判。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伊格尔顿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那些主张意识形态终结的人，可以完全剥脱意义而生存。一个社会，如果走那种虚无主义的道路，那么，它就会培养大批的社会破坏者，而这是任何统治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发达资本主义就摇摆在意义和无意义、道德主义和怀疑主义之间，而且被二者之间令人难堪的分歧所困扰。
所以，毫不奇怪，人们对“意识形态终结论”持有不同的意见。首先，这种观点过于夸大了社会的整体性，因为，并不是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会自然地被“后现代”所同化。其次，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我们对某种情况、形势或局面的认识，它是被铭写在这些事物和现象之上的。伊格尔顿举例说，如果某白人坐在一个写着“白人专用”的长椅上时，这时他提醒自己要反对种族主义，实际上为时已晚，坐在那张椅子上这个行动本身就已经承认了甚至是推进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长椅上，而不在人的头脑中。”（第40页）再次，总的说来，意识形态终结论不可信之处在于，如果我们认为它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将无法回答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芸芸众生仍然成群结队走向教堂；为什么人们仍在小酒店里为政治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为什么人们会对自己的孩子受什么样教育忧心忡忡……而这些问题的实质就是，意识形态仍然存在，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国家，特定的人群、特定的集团，都有自身的利益、主张、价值、意义需要捍卫需要鼓吹需要“意识形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