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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的语境转换:从哲学的革命到革命的哲

2015-07-09 11:18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马克思哲学的语境转换:从哲学的革命到革命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的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资本的兴起到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从现代性思维到后现代思维,从宏观的民主政治到微观的知识权力控制,从旧的全球化到新的全球化,处处都显示着这个世界的深刻变化。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像某些人预言的那样变得“过时”、需要我们去“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的出场[1],但是这个不断的出场也从反面证明了对马克思哲学不断的误读。不管是对作为“幽灵”的马克思还是对当下在场的马克思,人们都普遍缺乏对马克思哲学的革命生命力的深层挖掘。作为同一个马克思,不管是西方语境还是中国语境,不管是原初语境还是当下语境,不管是哲学语境还是经济学语境,都只能拥有同一个镜像:“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2]9不同的是,在不同语境下马克思的问题指向有所区别,而构成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是对时代问题的深层指认过程。因此,解释马克思主义顽强的生命力的唯一证据就是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和对时代的把握:透过哲学革命的形式化认识论转换,抵达革命哲学的实践基地,在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完成主体际的语境转换。
  一、解放语境的认识论构成
  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把追求个人自由和全人类的解放作为一生的使命,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也就是解放话语:“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www.133229.CoM”[2]11一方面,从古希腊“原子式”的个人,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从哲学话语到经济学话语,马克思在学习解放话语的同时也在进行话语的解放:从对主体的异化分析到对资本的价值运动分析,从主观的思辨话语到实证的科学话语。但是,如果因此就把马克思认定为类似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却是混淆了科学哲学与科学的哲学的本意——马克思消解的是旧的形而上学,而不是形而上学本身。另一方面,面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万象,马克思继承了从古希腊经历中世纪并被近代科学改造了的理性传统,透过行为分析动机,透过现象分析本质,透过事件寻找规律,但是并不像韦伯一样标榜价值中立,而是永远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因为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只有解放了的主体才能实现主体自身的解放。
  解放主体的前提是进行认识论的还原与颠倒:哲学不是科学的注脚,在黄昏起飞的猫头鹰也同样迎接着黎明。当传统的形而上学还在概念世界里纠缠于纯粹理性如何能够到达彼岸的时候,科学已经走在了前面:用纯粹形式化的数学和纯粹经验化的实验开辟了一条通往无法被哲学证明的真理的道路。停止了进化过程的形而上学被定格在了物的世界:所有的观念只是哲学家的自言自语。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丰富性面前,苍白的哲学语言失去了认识能力,连知识的客观性都成为了问题。其实问题就出在问题本身:在提出问题之前必须对问题本身进行追问。因此,在没有搞清楚认识的哲学思考的起点之前,所有对认识的哲学追问都是非法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认识思考的实践性标签就是旧形而上学的墓碑。
  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存在传统的形而上学所分析的抽象的认识主体,也不存在实证科学所研究的“客观事实”,因为表面的客观事实背后总是隐藏着“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3]155这一事实。纯粹的直观永远不可能达到其所想要的纯粹状态,因为任何可以被定义为认识的过程总是“心(脑)—身”的交互作用,是“感性—理性”的交互作用,即便是最形式化的数学也不是纯粹的理性产物,总是夹杂着“信仰”、“信任”之类的东西:纯粹理性的纯粹性只能存在于纯粹理性自身,而即便是纯粹理性自身也需要依附于一个物质基础,这就构成了一个无法打破的解释的循环。因此,作为人的认识只能是这样:“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扭结。”[4]这就意味着传统的没有人的认识论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5]500
  “对任何科学的最初的批判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6]因此,构成认识论的解放语境必然是对旧哲学前提的改造与超越。这里存在两种类型的提问方式的约束:不能提出超越现实的问题,所有的理解必须以现实为基础,妄图超越生活世界的形而上学只能被认定为非法的“越界”;也不能提出没有固定的问题域的问题,因为这将会使问题本身失去意义的附着,漂浮在形而上学的幻想之中。
  二、虚幻主体的实践还原
  马克思的哲学是与旧唯物主义相对立意义上的新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5]502也就是说,区分新旧唯物主义的关键在于对主体的性质的理解。而新旧理解方式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只有将虚幻飘渺的主体拉回人间的实践基地,才能够还原人类认识的真实图景。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对于主体的理解方式可以划分为两种:个体的人和作为类的人。尽管传统社会主体是城邦式的公共社会,但从古希腊原子式个人的哲学探究到宗教神学对分有神性的人的理性剖析,仍然可以看到追求个体的努力。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完成“哥白尼式”的革命,树立了个体主体的至高地位,取代了上帝;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理解,“科学与主体话语上升为社会主导话语”[7],建立在个体基础上的主体及其理性力量成为哲学话语的中心: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语言哲学、哲学解释学、哲学人类学都把目光聚焦到作为认识主体的个人上面。但是这个个人是抽象的、单一的主体,而作为类的人只是个体的简单放大,因为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探寻真实的认知主体应该从什么地方出发:“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8]525-526这也就意味着,想象的主体仅仅存在于主体的想象当中,抽象地谈论“认识是如何可能的”本身就是所有困惑和错误的源头。

  还原主体实践本性的路径有很多种,马克思选择了那个时代的聚焦点:“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的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8]532-533从生产活动、生产交往方式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及其认识诞生的实际过程和发展的真实路线。现实的生产活动及其变迁可以解释一切认识的困惑:作为意识活动的精神生产本身也只能通过广义的生产才可能被解读[9],因此所有真理的真理性只能是生产交往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也同样验证着马克思的认识逻辑:信息社会的知识经济并不是抽象的认识主体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新科学、新技术在生产领域全面变革的产物。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消费形态以及带来的一系列生活方式的变革,在改变资本形态及其运作方式的同时也在影响着资本主义自身的生产。任何试图脱离实践基地的主体解释都无法逃脱解释学的主体循环论证的悲剧:个人永远无法挣脱社会关系网络。因此,与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路线相反,认知科学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纯粹的思辨与单纯的物质研究一样不能完整地理解人的认识能力,更谈不上破解“心—身”关系之谜。
  三、革命哲学的主体际转换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11。马克思哲学革命不是单纯为了哲学而研究哲学,哲学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革命的哲学。而这个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我们,在我们的那些牧羊人带领下,总是只有一次与自由为伍,那就是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2]5因此,获得自由的前提就是摆脱各种形式的奴役,特别是隐藏在所谓的自由背后的深层的奴役。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进化完成了这样的变革:“人类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联合起来。”[10]94但在资本主义正庆祝自己胜利的时候,马克思却看到了其暗淡的未来。因为旧的解放的完成变成了新的奴役的开始:“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10]94-95旧革命任务完成的同时就是新革命的开始。而革命的武器是不能从旧的军火库中获得的,必须另起炉灶。“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2]12这个物质基础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现实的革命力量和掌握这个革命力量的人——无产阶级。
  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到货币对劳动中的人的消灭,从私有制的“公平”中,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最大的不正义:把血淋淋的剥削描绘成资本家的个人奋斗,把资本的逻辑偷换成天赋的人权,把赤裸裸的权力用私有制的遮羞布掩盖起来。只有把被唯心主义颠倒了的世界颠倒过来,让人们擦亮眼睛,认清现实世界的真实面目,才能激发革命的力量,进而用革命的哲学武装革命的力量,最终达到改变这个世界的目的,因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8]527,而且,“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8]527。因此,革命哲学要实现革命目标首先就必须完成人的回归:从认识的主体向实践的主体转化,从单一的主体向多极主体转化,而能够完成这一转化过程的唯一路径就是交往实践的主体际建构。[11]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501也就是说,以生产交往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的总和构成了主体际的客体底板与主体意向的双向整合。
  主体际转换的第一个含义就是要完成意义的图谱,因为所有的革命都是创造意义的过程。主体际转换在意义领域的意义就在于意义生成和意义表达。意义的生成就是颠倒了的精神现象学:不是绝对精神创造世界,而是主体之间的交往世界建构了意义世界。主体际的交往过程也是意义生成的过程:一个主体所获得的意义成为另一个主体意义存在的必然条件。[12]这是一个双重的生成过程,既是交往主体的生成过程,也是交往关系的生成过程。意义表达的内在机理就是主体间交往实践活动的互对象化活动,“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3]165因此,解放的实质就是意义的趋同与同化的过程,反之亦然,意义表达的非对象性也是最真实的通往奴役之路。
  主体际转换的实质就是从单向度的直观思维向双向的有机的关系思维转化:还原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通过对社会关系的哲学分析,透视构成社会关系的政治、经济纽带,寻找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根本元素及其来源。从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双重视角剖析构成当代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平等、不正义、不自由的主体际现象,认清主体际关系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之间的差距及其根源,通过不断地变革主体之间交往实践的物质基础和与之相对应的认识语境,在打造新的生产力的同时及时地更新解放的话语形态:革命的哲学需要与革命的实践一起不断地自我革命,在延续自身生命力的同时更要注重新的批判力量的生长点,只有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才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始终走在人类解放道路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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