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文章接二连三地谈到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革命。其中一个有影响的观点，是认为马克思实现了由近代“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哲学”向现代“主客统一的生存论哲学”的转向，因而马克思哲学是生存论哲学或存在论哲学。这种见解，对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有某种重要启发，但也可能遮蔽马克思首先在“哲学观”上发动革命的事实和重大意义，导致从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上把马克思哲学归属于现代西方的生存论哲学。本文以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首先是在哲学观上发动的而非首先在本体论上发动的;马克思的哲学不是现代西方的生存论哲学或存在论哲学，而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革命哲学。
我们都知道，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要了解一种哲学，首先必须了解它的时代;要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首先必须了解他所关心的时代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哲学方式。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当时，资本主义的矛盾开始显露，英、法、德等国的工人运动正转向有组织的政治斗争，他们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而青年黑格尔派在德国哲学舞台上也十分活跃，其批判德国的言辞之激烈，理论翻新的速度之快，在他们自己看来简直就是一次空前的变革和世界斗争。但他们的理论却不能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提供指导，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进行了坚决斗争和彻底批判。正是在这种批判中，马克思在哲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
在马克思看来，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问题，首先不是哲学表述的概念问题，甚至也不是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而是面对时代问题应怎样研究哲学的哲学观问题，即是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在这个本质重要的问题上，青年黑格尔派“这些哲学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也们所做的，就是抓住黑格尔的“自我意识”，通过把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观念、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以及其他观念归入宗教观念，进而用宗教观念来代替一切，用批判宗教观念来批判一切。这样，在他们眼里，观念的东西就成为人们的真正枷锁，因而只要批判这些观念，同这些观念作斗争，人们就能获得解放。
然而，青年黑格尔派只是一些“玄想家”。马克思指出，尽管他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因为他们只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而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他们就绝不是反对这个现实的现存世界。实际上，人们从来也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把人们从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人的解放并不能前进一步。马克思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
马克思的意思很清楚，就是现实问题只有在现实中才能解决;理论当然重要，但要联系实际，要有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早在1842年马克思任《莱茵报》主编时，就对青年黑格尔派提出：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说些漂亮话，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要更多地联系着政治局势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局势。”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德国哲学本身。他在题为《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的文章中写道：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美好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希奇古怪;它被当作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如果说，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说明哲学不应是什么的话，那么，这篇文章的如下论述则告诉我们哲学应是什么：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因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期待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所以，当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当他看清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危害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时，便明确坚定地表示了他的哲学与这种德国哲学的对立:从哲学的路向上来说，德国哲学是“从天国降到人间”，而马克思哲学是“从人间升到天国”；从哲学的内容和形式上来说，德国哲学脱离现实，是在自我意识里打转并醉心于那玄妙的自我深化，而马克思哲学深入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并把深奥的哲学问题“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事实”；从哲学的性质和使命来说，德国哲学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即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而这就是说，借助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因此，德国哲学家把解决哲学的任务交给“观念”，交给他们这些“思想勇士”。马克思哲学则与它完全相反，它是“改变世界”的哲学，认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因此，马克思把解决哲学的任务交给实践，交给无产阶级。
如果上述理解还算正确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依据时代问题首先从哲学观上发动的，而不是依据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首先从本体论上发动的，本体论的革命服从和服务于哲学观的革命。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马克思那里首先看到并理解的东西，不是什么认识论问题、本体论问题，也不是哪个概念、范畴的问题，而是在时代问题面前哲学应该怎样研究的问题，是“解释世界”还是“改变世界”的哲学观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马克思哲学就不要“解释世界”了吗？既然它是一种世界观，不也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或解释吗？但这里的问题正在于，在马克思哲学中，“解释世界”是服从和服务于“改变世界”的；它在“改变世界”中“解释世界”，通过“解释世界”来“改变世界”；二者统一在“改变世界”中（这一点下面就要谈到）而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研究或现今对马克思哲学的某些研究，其问题恰恰在于只是“解释世界”，从而磨灭或淡化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
马克思在发动哲学革命阐述他的哲学观的同时，也创立了他的哲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呢？是所谓“主客统一的生存论”哲学吗？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视角和解释原则看，它对以往哲学的革命变革所得出的，恐怕不是什么现代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生存论或存在论哲学，而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就其性质和意义来说是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革命哲学。
马克思哲学当然属于唯物主义哲学。因为它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解释事物”，而这正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的题目下加了一个副题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从这个意义说，任何模糊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属性，搞唯物唯心调和中立的尝试或“创新”，都不是“走近”了马克思，而是离开了马克思。
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而是新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相比较，实践的唯物主义有以下两个明显的不同：
一是思维方式和研究对象的不同。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因而把某种离开人的、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取消人的主体性而走向消极被动，走向对现实事物的全盘肯定，因而是“直观”的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则不同，它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而它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与人毫无关联的纯粹自然的“物”，而是从实践角度理解和把握了的“物”。马克思把这种“物”表述为“感性世界”和“感性活动”。感性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它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包括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生产力、社会关系等等，总之是我们称之为客观环境的东西。感性活动即指实践。现代意义的实践主要是指包括工业和商业在内的生产和交换，它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因此，实践唯物主义凸显了人的实践性、主体性，具有“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二是哲学的功能和使命的不同。在马克思看来，旧唯物主义，不论是哪种形态的旧唯物主义，都只是“解释世界”的唯物主义，都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实际地“改变世界”的任务，因而是“理论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唯物主义把理论的矛盾和对立看作认识的任务，而不是实践的任务。实践的唯物主义则非常鲜明地提出了改变世界的任务，因而认为理论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费尔巴哈也看到大批积劳成疾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时，他不是把问题引向实践，通过实践来解决，而是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平等化”，从而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内并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而马克思认为这正是“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从而把问题引向实践，求助于实践的解决。所以实践的唯物主义又是“共产主义者的唯物主义。
由此可见，实践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具有本体论意义。从这个限定的意义说，把旧唯物主义变革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在本体论上的革命的观点，是正确的，也是深刻的。过去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混同于旧唯物主义，的确离开了马克思。但真理多走一步就可能造成新的混乱。例如，把已经深刻明了的实践唯物主义进一步说成是“主客统一的生存论，’，硬要用海德格尔的方式来追问马克思哲学中的那种所谓主客未分前的“存在，’，以重建新的本体论，这是不是又离开了马克思呢？
事实上，马克思对“重建本体论”之类的自我深化并不感兴趣。他一旦确立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后便立即着手建立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如同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后，马克思认为进一步的工作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上消灭“世俗家庭本身，而不是继续在“宗教世界”中打转一样。对马克思来说，有实践意义的理论工作就是把以往用精神、观念之类纯主观的东西来解释历史的唯心史观，变更为从物质生产来解释历史的唯物史观，揭示和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诚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没有穷尽历史发展的规律，它还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丰富发展，但在观察历史的视角和主要观点上，并没有过时，根本无须撇开这些观点来谈论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例如历史或人类生存的前提问题。马克思并不认为考察人类生存或历史不需要前提，相反，他认为必须要有前提，但这个前提不能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在思想或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个现实前提是什么呢？马克思指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其中，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或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因为人们首先必须解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还指出，物质生产活动不仅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它还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因为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不用说，这种直面人的生命的前提或条件，也是当代人、当代社会的前提条件，离开了这样的条件，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更现实或更始源的前提;而如果不以这样的前提作基础，我们又怎样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它可能会是一种历史观，但肯定不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又如人的自由和发展问题。应当承认，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和现当代西方哲学家中，也不乏谈论“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的人，他们的学说，或多或少这样那样地也给人以启发，有的还相当深刻。但就总体而言，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的，是抽象的和空想的。马克思哲学的革命变革在于，它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揭示人本身发展的规律的，因而把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马克思很早就立下了“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志向并为之奋斗终身。他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同情无产阶级的悲惨遭遇，亲自参加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以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新社会。马克思曾用异化劳动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的“非人性”和共产主义的“为人性，’，认为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创立唯物史观后，马克思并未抛弃异化理论，而是把它内含在唯物史观中来科学地揭示人自身的发展状况及其在历史中的演变，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显然，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也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说，过去的确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讲物不讲人、见物不见人的哲学这种倾向，以致萨特要用存在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其实，在马克思哲学中到处都写满了人，是最讲人的哲学。不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等，都是如此。马克思讲的人首先是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是人类解放，但他同时也讲人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这特别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述中，可以说，凡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地方，马克思必讲人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是存在主义，也不能用存在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任何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存在主义的做法，与其说给马克思增添了荣誉，不如说是对他的侮辱。
从现实上讲，社会主义应当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是理论的要求，更是实践的呼唤。改革开放后，我国强调发展经济，努力增加物质财富，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现在也存在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城乡经济失衡，地区发展缺调，生态环境恶化，等等。根本的原因在于，在社会发展观上，是“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人的一切活动的价值究竟在于拥有多少“物”，还是在于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从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来看，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显然是后者。现在我国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正是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和丰富发展。
上述所论，只是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和革命哲学谈了一些粗浅看法。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意义深远，他的革命哲学博大精深。马克思当然也远未穷尽真理。但仅从以上所论，仍能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第一，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因此，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思想的理解，也必须以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为坐标。发动哲学革命和建立革命哲学不是马克思的根本目的，而是他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为了使现代无产阶级从哲学上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哲学的价值在于“为历史服务”，“哲学和任何其它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认识决定了他对哲学遗产的取舍，例如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取舍；决定了他与同时代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最终分道扬镳和对其哲学的彻底批判，也决定了他的哲学的路向、内容和形式及其历史使命。
第二，马克思哲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都服从和服务于“改变世界”的需要，因而也只有在革命哲学的意义上才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要如此强调从实践、从主体上理解世界，为什么马克思的哲学主要在社会历史领域展开？就是因为要“改变世界”，其关注的焦点就必然不是什么纯粹的外部自然界，不是抽象的“物质”，而必然是与人的实践和生活紧密相关的感性世界。这个世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结果，因而也只有从实践、从人的主体上才能理解并加以改变。这当然不是说马克思哲学不讲客观性，不“唯物”，而是说离开了人的活动、离开了人的生存发展的“物”,对人、对“改变世界”而言没有意义。这是我们在马克思哲学中看到大量的生产、劳动、生活、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交往、人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等概念的根本原因。
第三，马克思哲学就其主要内容而言，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中，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基础，具有本体论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主干，是关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也是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学说。而它们同时也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因为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它就体现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在马克思哲学后，我们的任务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哲学，而不是离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另辟蹊径或“另起炉灶”。即使是继续挖掘和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这一点很重要）也应当是立足于社会发展的实践和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现代西方哲学对理解马克思哲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因为他们同属现代哲学，即同属总的说是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哲学，从这个角度说，开展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现代”而不是“近代”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哲学。但是，我们却不能用它来解释马克思哲学，不能把马克思哲学纳入现代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因为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哲学，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否则，我们的研究成果既不可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也不可能对社会发展产生实际的影响。例如，同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萨特诉求“人的主观性”或“自由”，海德格尔诉求“此在”或“人的存在”，而马克思则诉诸社会实践和现代无产阶级。这其间的根本性差别当不言而喻，不能也不应抹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