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的首要问题是现行学科制度问题。不合理的一、二级学科划分，一是导致当代中国哲学学科内部的学科壁垒，中、西、马“三足鼎立”；二是将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格式化”为各个二级学科的问题意识，使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日益脱离社会的现实需要。改革现行哲学学科制度与“构建中国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必然。目前需要开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围绕如何构建当代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并以其为精神归宿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哲学各学科间展开对话、讨论。
一 学科制度
学科制度是当代中国哲学的首要问题，即现行学科制度中的一、二级学科划分不合理。哲学被纳入现代教育与社会分工，哲学研究成为一种职业而不再是学者的业余爱好，既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也使哲学的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为学科制度所左右。
一、二级学科划分应以学科知识的合理划分为依据。“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①。属于一级学科的知识应是学科知识体系中的“纲”，是有关学科理论核心的范式的知识；属于二级学科的知识是学科知识体系中的“目”，是学科范式所确定的各个不同研究方向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学科制度将知识生产与专业人才培养融为一体：一级学科提供作为学科理论核心的范式，将本学科所有研究人员凝聚为在同一范式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同时通过学科教育规训学术新人，为学术共同体输入新鲜血液，使学科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二级学科具体展开学科范式所确定的各个方向的研究工作，不断产出学科知识，扩展学科知识体系，同时也为学科范式的更新、发展创造条件。WwW.133229.Com学科的基础教育是学习、掌握一级学科的知识，使学术新人具备在学科范式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能力；学科的专业教育是学习、掌握各二级学科的知识，引导学术新人逐步进入学科前沿。
哲学学科建设的重点与难点在于确定哲学知识体系中的纲与目。哲学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即现存哲学知识形成于多种哲学范式——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各有其范式；而且“各个‘哲学体系—原则—范式’，都是一个一个的独特的学说，他们之间互相不可替代”②。这样，一个国家的哲学学科建设的首要工作就是确定自己知识体系的纲与目，明确自己的哲学范式，使哲学学科基于一种哲学范式进行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而不能围绕多种哲学范式从事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因为，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哲学学科建设都是要推进本国或本民族的世界观的理论化与系统化建设，而不是推进所有国家或民族的世界观的理论化、系统化建设。因此，哲学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以适合于本国或本民族的哲学范式为哲学知识体系的“纲”，以该哲学范式所确定的各个研究方向为哲学知识体系中的“目”，而其他哲学范式及相应知识则都被归结为有利于发展本国或本民族所需要的哲学知识体系的思想资源。例如，西方哲学传统范式有四个基本取向，即实在的性质是什么、知识是什么、思维的结构是什么和善是什么；西方国家的哲学学科通常也只设四个二级学科，即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和价值论③；西方国家哲学学科制度中没有“中国哲学”这个学科，并非西方哲学界看不起中国哲学，也并非西方哲学界不研究中国哲学，而是对其哲学学科建设来说，中国哲学是一种有益的思想资源，却不是其学科研究的主要方向。这就像中国的化学学科建设需要关注美国化学、英国化学在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等研究方向所取得的进展，但不能将美国化学、英国化学同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等同起来，一并列为化学学科的研究方向与二级学科。
国内现行哲学学科制度中有“目”却无“纲”，一级学科“哲学”并不为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提供他们在其下从事研究的哲学范式，二级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外国哲学（主要是西方哲学）则作为实际上的哲学一级学科开展工作：分别向本学科哲学工作者提供哲学范式，各自发展本学科的“二级学科”，如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美学、宗教学或西方哲学的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等。其结果是，在当代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中，根本看不到当代中国的“哲学”的学术发展，而只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等的学术发展。这些哲学二级学科基于各自范式独自从事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各有各的问题意识、话语系统与学术标准，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同其他二级学科交流。中、西、马“三足鼎立”（只是其中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力大大低于马哲与西哲）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现实形态。当代中国哲学学科内部的学科壁垒甚至超越国界：各二级学科同各自国外同行之间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相互之间却几乎没有交流的欲望，以至中国哲学界一再呼吁中、西、马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犹如还未完全走出“冷战”阴影却又陷入“文明冲突”从而充满误读迫切需要相互沟通的当代世界。事实上，多元化是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各国哲学界都同时在研究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但哲学学科内部的学科壁垒却为我们所特有；因为其他国家的哲学学科建设都只是要推进本国或本民族的世界观的理论化与系统化建设，唯有当代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是围绕几种相互独立的世界观体系的理论化、系统化建设而展开的。
二 问题意识
不合理的学科制度将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格式化”为各个学科的问题意识，使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日益脱离社会的现实需要。
当代中国迫切需要研究的哲学问题也是自古以来中国所固有的哲学问题，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中国文明是世界诸文明中罕见的非宗教性文明，艾森斯塔特称其为“专注于现世的文明”④。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的传统却并非没有信仰，中国人不以上帝主宰的天国为自己精神的最终归宿却并不意味着没有意义的追问，不需要精神追求的最终归宿。两千多年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以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即“人生与人心”问题为己任，以数千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人文伦理关系为依据，以“信”——人与言的统一体——为中介，通过生活中现有的、人们应当践行合乎自己身份的“言”的这一正当要求，很自然地确立中国文化特有的基本价值——家、国、仁、义、礼，创造性地“以道德代宗教”⑤，形成中国文明特有的信仰体系，即艾森斯塔特所说：“在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中，超越秩序与现存秩序之间的紧张是用相对世俗的术语表述出来的”⑥。所以，冯友兰先生说：“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⑦；“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习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而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⑧；金岳霖先生强调：在中国，“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对于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⑨。现在，科学技术、思想观念乃至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并没有改变中国文明的非宗教性。据统计：2000年全球人口约62亿，其中宗教信仰人数约为48亿，占总人数的78.52％；在中国的13亿人中，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各大宗教的信教者有1亿多人，其中基督教信奉者约5千万左右，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同时，“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⑩ 的客观条件，决定了我国广大民众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还不能在自己现实生活中践行人类文明中最先进的共产主义信仰，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也还只能针对少数先进分子，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精英阶层，尤其是在中高级干部、中高级知识分子的阶层里，他们应该比较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们工作的重点在这里。这些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是十分理想”(11)。毕竟，信仰并非只是单纯的、主观上的相信；有信仰，就意味着不仅确信而且在自己实现生活中实际践行自己所信仰的原则，即西美尔所说：“我如果说，我信仰上帝，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种信仰与我坚信存在着以太、月球能够住人、人的本质永远不变等完全是两回事。这不仅是说，上帝的此在虽然不可确证，但我依然深信不疑；同时，也意味着……我把上帝当做生活的准绳”(12)。因此，无论当代中国哲学怎样理解哲学或哲学的使命，客观上已经被现实生活赋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社会职责，必须首先研究、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为亿万中国民众提供能够作为他们生活信条的哲学思想。
被现行哲学学科制度所“格式化”了的问题意识却意识不到现实生活迫切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在哲学研究中，“问题并不直接存在于对象之中，而是存在于研究对象的主体的意识之中”(13)，具体说，就是存在于哲学研究者有关自己研究所遵循的哲学范式的自觉意识中。正是规范着哲学研究的范式，决定着哪些现实问题注定要转变为或注定不会转变为哲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现行学科制度使中、西、马“三足鼎立”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现实形态，也意味着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这三个拥有各自范式的哲学学科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所关注的哲学问题都是各二级学科面临的主要问题，却并不一定是当代中国迫切解决的哲学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属于全人类的世界观体系，所关注的哲学问题理所当然地是世界性的哲学问题，如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趋势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建构等；中国传统哲学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世界观体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是如何使自己融入现代文明，如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中国传统思想的当代价值等；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最高，西方哲学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主要是现代化进程对当代人类提出的最新问题，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等等。问题在于，尽管国内思想界、学术界早就从经济、政治、法律、道德、教育、哲学等方面论及“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也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但在中国哲学界有关方面和问题意识中，这个问题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不应成为主导当代中国哲学方向的哲学问题，以至二十多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了千余项哲学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学科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都被纳入了学者的视野，却几乎没有一项正面探讨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的国家级课题。
由此，当代中国哲学在学科扩张与学术繁荣的同时，也在社会生活中日益边缘化了，其现状为社会各方及哲学界自己也不能满意。有学者说，一个轻视哲学的民族不可能优秀。同样的道理，一种轻视自己社会责任的哲学也不可能优秀。而且，一个民族既不会无缘无故地轻视某种哲学，也完全有理由轻视那种轻视自己社会责任的哲学。
三 未来方向
改革现行哲学学科制度与“构建中国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必然。
高清海先生在生前最后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领会的。我们以马克思的哲学为指导，对于这类具体问题也仍然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去回答和解决”(14)。高先生的倡议也得到国内学界的普遍认同。2004年“中国哲学大会”明确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的理论目标，强调“构建中国哲学，在于重铸我们走向未来的民族思想文化的基础和灵魂”，“‘构建中国哲学’这一命题的理论意蕴和现实选择，实际上就是‘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哲学’”，“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是极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是哲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15)。说到底，中国文明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的精神只能归宿于中国哲学所建构的意义世界；中国人所需要的哲学，并非能够透彻解释宇宙万物的艰深理论，而是像《论语》、《孟子》、《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那样能够安顿中国人的人心，引导中国人的人生，通俗易懂，每个中国人都能在自己生活中身体力行的哲学经典。
当代中国哲学迟早要成长为具有自己独立范式的哲学，意味着我们迟早要形成当代中国所特有的哲学知识体系中的纲与目，意味着我们迟早要对现存哲学知识予以重新分类并据以重新规划哲学的学科制度。在这意义上，“构建中国哲学”与改革现行哲学学科制度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目前需要开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围绕如何构建当代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并以其为精神归宿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哲学各学科间展开对话、讨论。构建当代中国自己的哲学，需要以古今中外所有哲学智慧为哲学创新的思想资料，需要当代中国所有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同时，“中、西、马三个哲学体系，都有自身独特的话语系统和言说方式，有自身独特的学术焦点和思考向度，只有面向问题，才能找到它们之间的结合点或交汇点”(16)。就是说，唯有各哲学学科都来思考每个当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而不是基于各自学科范式，讨论诸如人、存在、主体性、事物本身、正义、公平、自由等目前哲学界热衷讨论而又不能解决当代中国人精神归宿于何方的哲学问题，各学科才能超越自身的学科界限，平等参与讨论，学科间对话才不会导致无谓论争或是流于各学科的自说自话，各学科所掌握的哲学智慧才能最终转化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思想资源。
哲学问题是哲学的生命的源泉。新的哲学流派、新的哲学范式只能形成于新的哲学问题。“构建中国哲学”的第一步，也就是讨论当代中国自己的哲学问题，即如何构建当代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以其为中国人的精神归宿这一当代中国所特有的哲学问题。
注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表》，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11－01批准，1993－07－01实施。
② 叶秀山：《哲学作为哲学——对哲学学科性质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③ douglas burnham, get set for philosoph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④⑥ ［美］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三联书店，2006，第309页；第273页。
⑤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第88～105页。
⑦⑧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3页；第16页。
⑨ 金岳霖：《中国哲学》，《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
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第4页。
(11) 《应提供更多更好的学术创新和政策建议——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接受五国记者采访》，《社会科学报》2006年3月9日。
(12) ［德］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10页。
(13) 陈先达：《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14) 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2004年第2期。
(15) 《“哲学中国”：让思想成就未来——关于“中国哲学大会（2004）”的报道》，《哲学研究》2004年第10期。
(16) 魏长宝：《对话、视域融合与当代中国哲学创新——“全球化语境中的文明冲突与哲学对话”学术研讨会综述》，《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