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原始宗教是人类超越情结的异化，是远古的理想，文化的根系，它包容着一族群的团队哲学和整体艺术，营造着独特的民族精神。所以，民族是从有神话以后才开始的，宗教是第一文化。[1](p73)作为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文化现象，宗教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不同的民族所创造出来的宗教也必然带有不同区域的文化印记。同时在宗教的发展演进中，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宗教形态，拥有不同的宗教观念和宗教经验。本文从伦理现实与世俗超越，感性包容与理性独尊，淡然宁静与积极进取等方面比较，探讨宗教哲学差异对两种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西方人的思维、世界观、价值观以及行为行动，达到更有效地进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目的。
一、伦理现实与世俗超越
众所周知，构成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伦理与审美。[2]p88儒家思想体现的这种伦理，是讲求伦理秩序的礼，用于节制人的欲望，以免破坏中国的伦理血缘基础及社会秩序。这种伦理观念对悠久的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四大名著等文学作品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尤其在《三国演义》中，作品鞭挞了不忠不孝，无信无义的曹操，赞扬了正统的蜀汉伦理国家，刘备的仁德，关羽的忠义，诸葛亮的智慧弘扬儒家的仁、义、礼、智、性。注重伦理秩序的孔子精神更偏于现实与平凡，因为被尊为文化圣人的孔子，道教的主神太上老君，都是由世俗人物的修炼神化而成的。他们以自己的深刻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和伟大的人格力量征服了天下的民众，赢得人们的信仰，因而慢慢地获得神性变成神的。所以儒道思想更体现了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关注人的现实存在，注重现实生活的享受;强调现实的伦理关系;在生活现世之中寻找永恒。
中古的西方似乎分为两个世界，一个属于教会的，神灵的，智慧的信仰世界;一个是世俗世界统治者的属人的、情欲世界。基督教认为自然是灵魂支配甚至厌恶肉体而向神界超升，耶稣的拯救精神就是对世俗世界的一种超越。[3](p57)根据基督教经典《圣经》可知，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万物，上帝是先于人类，是超越于世俗人事，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人神关系优于一切现实关系。在充满不幸的现实世界里，人们要逃入个人内心来获得神的青睐，在强暴的压迫面前靠肉体的坚忍不拔来保持住个人的尊严，使自己得到来世幸福的希望，这种希望在现实世界是看不见的。只有在这种纯精神性的苦恼忏悔、叹息和默祷中，才能走完人与上帝的无限距离，获得某种超越整个现实世界的与上帝合一的境界。[4]P122作为基督教信仰核心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这种牺牲现世追求，追求超越与上帝同在的宗教精神的最好象征。
二.感性包容与理性独尊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人类的认识发展过程中，主体对客体的反映采取感性直观和理性思维两种，认识经历由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两个阶段。感性认识的基本形式是感觉、知觉和表象。理性认识是对感性认识和知性认识的思考和反思，是针对原因、过程、现象、结果的分析和认识。)中国文化普遍注重感性认识，感官的满足和生命的享受。表现出了对客观事物的直观认识，表面生动形象的极大兴趣。而西方文化中，人们造出一种脱离于感性世界的理念，一个存在于整个时间过程之外的神，让个体的人与理念沟通，说明了其理性思维的习惯与传统。
受感性认识的影响，中国的宗教具有一种相对性、相容性和多元性，它可以和其它宗教并存，教义都比较开放，宗教领袖们也都具有一种阔大的胸襟，宽容的精神。中国人的这种感性包容精神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身体化倾向，注重感官的满足，注重生命的享受。认定肉体为自我之本源，肯定感性的生命过程为实在的现实。儒教的现实伦理，道教的养生与长生，佛教的“顿悟”感兴趣的都是现世的生活，是不脱离肉体感性的生活，它的永恒观是肉体的、现世和世俗的。彰显了中国文化的重世俗、重肉体、重感性生命的精神特征。
相对于中国宗教的相对性和相容性，西方的宗教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基督教神学以为，上帝的神性不可言传，超越一切概念。上帝作为宇宙第一推动力的自然神论，上帝乃事物发展进化的过程神论，上帝为宇宙和谐，秩序，规律的创造者和维持者的宇宙神论，上帝是绝对另一体的超越神论。【5】P300尤其在欧洲的中世纪，教权高于一切，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最高准绳。同时基督教重视灵魂而蔑视肉体，体现了远离世俗，远离感性的特征。这种远离感性生命，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也体现了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思维。
三.淡然宁静与积极进取
极重理性的西方哲学家康德认为，审美活动中的崇高感就是一种积极的愉快，因为通过人的理性能力，人在一瞬间得到一种肯定自己，尊敬自己的情绪。这种情绪能激励人的创造精神，是创造主体产生一种自强不息、昂然向上的活力。[6](p370)西方人对上帝的敬仰，自豪于得到上帝的眷顾，必然产生极大的崇高感，因而最大程度的激发了积极创造精神。而中国的儒道哲学，强调伦理秩序、修身养性，必然消解个人的奋斗精神，导致一种惰性文化的形成。孔教的安于现状，安分守己，道教对情感的烦恼和生命短暂的超越，体现了儒道哲学这种以萎缩个性为前提，静观状态的审美，而不是动荡的激情状态的审美，构成了中国人较为稳定的心态[7]p189塑造了中国人静态的心灵，安睡的文化精神。
相反，基督教的原罪之说让人不断地忏悔以得到上帝的原谅，造就了西方人动态的心灵，惊醒的文化精神。因为基督教将人置于神与魔、灵与肉的不断冲突中，使人无法静静地消受生命，人必须超越这有限的现世生活，向来世的天国奋斗，所以人不可能安于现状。尼采等西方哲学家的审美人生观就是以张大个性为前提的，推崇生命的进化，高扬主体的意志力，强调个体的战斗精神。通过个人信念与努力，积极取得上帝的青睐来拯救自己。这种靠个人信念，通过持之以恒的个人灵魂深处的追求与奋斗而获得新生的理论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是美国新教文化的一大支柱，是个人主义积极进取思想的源泉。[8]P28这种思想与上帝的世俗超越与一元的基督教上帝观不无关系。
在中西宗教文化中，世俗人物的神化和超越世俗人物的主神来源，感性包容与理性独尊的信仰特征以及宁静稳定与主动进取的宗教文化精神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中国文化注重的是内在世界，崇尚宁静淡然，西方文化注重外在世界，崇尚有为与进取，是有其宗教文化的历史渊源的。正如著名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曾所说，宗教是文化的灵魂，文化是宗教的形式。[9]
参考文献：
[1]徐宏力，徐良.文艺学与美学的郑和研究和多余推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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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恩铭.当代美国社会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