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历史观认为，那些看似扭转乾坤的历史事件，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历史浪潮的结果，它们只是海面，是只要一载入书籍就冻结和凝固的表面。而在历史表象的海平面之下，则是对历史承担具体责任的“小人物”们不断涌动的理想和行动。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有相当时期属于“英雄时代”，即重大政治决策只存在于政治家的头脑之中，天下兴衰系一人之身，人们只能仰望远在头顶上的太阳。然而要顺利完成整个社会的根本性转型，最终则有赖于每个人的作为。真正能形成全社会认同和共同行动的时代往往是英雄隐退的时代，即那些创造惊天动地伟业的决策，凝聚着全体社会成员的智慧与参与。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中，青年始终是推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重要群体，青年自身的权利实现与发展诉求与改革开放政策选择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协调关系。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在邓公深邃的视野中，维护包括青年在内的普通群众的基本权利和发展诉求，既是改革开放政策选择合理性的基础，更是改革开放价值取向的标准。改革开放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安排，改变了过去将青年视为单向而被动地接受教育(或初始社会化)的“等待”的群体，青年在社会重大转型时期的权利诉求和发展诉求及其作为，是改革开放政策选择和走向的重要依据。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意味着要让包括青年在内的各个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有更加广泛的参与空间和稳定的政策体制保障。
一、“青年运动”与“青年发展”
青年是以年龄划分的社会类别，青年运动则是宏观社会叙述结构中社会角色的集体分类。“五四运动”是中国青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自发走上街头，从而形成一代人自觉的集体行为取向。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则是社会动荡留给这一代人的痛苦记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彻底告别了“七八年再来一次”的社会政治运动运行模式，围绕“发展是硬道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的确立，使“不争论”成为社会各阶层新的社会共识和利益平衡基点。在此社会背景下，大规模革命时期青年群体那种以鲜明符号特征，统一行动而与社会其他群体行为相识别的集体行为取向，已逐渐溶合于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常规运作模式之中，更多地成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平稳发展和制度设计的基本构成指标之一(如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人口、教育、就业、生育、养老等发展指数的基本预测与安排)。现在人们发现青年群体最明显的标志是MSN、QQ、微博，这些也成为这一代青年社会交往的主要渠道，而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又必然导致社会关系和角色期待的变化。调查显示，迄今5亿中国网民以青年为主，18—24岁年龄段的青年占中国网民的31.8％，18—35岁年龄段之间的网民人数超过了60％，而七成网民月收入不足两千，但是当前网络上弥漫的暴戾之气和动辄“不高兴”却仿佛与理性、包容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完全背道而驰。与以往可以用某一“运动”总结概括一般性群体行为不同，现实生活呈现的青年多元化发展状态，决定了探讨自1992年以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2012年的历史阶段中国青年发展状态，需要从多角度进行分析。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复杂的时代：其中我们固然可以梳理出“百万大学生村官”计划、“青年志愿者行动”、“5·12”大地震救援行动、“奥运精神”、“国庆大典”等重大事件对于青年成长以及青年参与的意义，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对诸如“孙志纲事件”、“超女现象”、“富士康用工制度”、“新生代农民工”、“杭州七十码”、“我爸是李刚”、“药家鑫案”、“南科大首届学生集体拒绝统一高考”以至“苹果教父”乔布斯对于中国青年的影响力等具有社会标志性的事件作用于青年的关系作出客观的评估，只有这样才能贴近20年中国青年的发展轨迹。如果我们将上述各类现象(或问题)拼接起来，就会发现既可以从宏大叙述结构概括出诸如“志愿者精神”、“5·12”精神、“奥运精神”、“阅兵精神”、“世博精神”等具有导向性的总结，也可以从个体或群体的角度归纳出与“裸婚”、“房奴”、“蜗居”等词语含义有关的青年权利诉求和权利救济在特定社会发展阶段呈现的特征和面临的困惑。我们无须由此而得出其是积极或消极的价值判断，而应当通过青年发展进而判断社会发展的走向，或者是根据社会发展状态而得出青年生存与发展状态的评估。
二、国家导向与青年运动
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应当具备两个要件，即方向性和结构性。科斯曾用组织成本原理解释了社会运动的原理。现在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可以解释为只是一次大规模的情绪宣泄活动，因其缺少清晰的组织构成和诉求表述，还不能称之为“运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著名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则是明确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必须服从于中国革命的方向，也正是因为中国革命的方向规定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所以中国青年运动的组织构成也是中国革命组织构成的一部分。我们发现只有当一群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单独个人又不可能完成时，运动才能产生。然而保持运动的持续性存在和发展，又要解决组织结构问题，如果组织成本过高，其“运动”的属性则可能被降低。因此，“五四”运动至建立新中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成为包括青年在内的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模性又很成功地解决了青年运动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成本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整体组织动员性，即社会生活“运动化”模式，可以区分出诸如“学雷锋运动”、“上
山下乡运动”等具有青年属性的特定运动分类，从而据此对于中国青年的群体特征作出相应的判断。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进入平稳发展阶段，集中力量办大事更多的是存在于国家层面特定目标的行政动员和资源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青年的群体发展动态是否还可以用“运动”来概括则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青年群体发展状态依然是社会发展状态的组成部分，分析青年发展状态其实质是要得出对于社会状态的判断。
华东师范大学陈映芳教授对于中国青年运动起源的研究表明，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提出“青年”的角色意义，经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从而完成了第一个“青年”意义结构化的过程，于是“高度角色化”成为在中国现实环境下评判中国青年运动的显著特征。“高度角色化”是指社会将青年顺应角色规范视为社会化最重要甚至是压倒一切的内容。这是源于近代中国面临民族存亡危机。近代教育体制在近代工业系统形成之前先行建立，青年学生(即青年知识分子)作为青年的代表被社会寄予救国先锋的希望，其角色的神圣化成为全社会的集体期待。这一角色意义的固定化则沿袭为从“五四青年”、“抗日青年”、“进步青年”、“民主青年”到1949年以后的“革命青年”和粉碎“四人帮”后的“八十年代新一代”的惯性评价指标。陈映芳教授由此而指出，“青年”角色的承担者与社会处于互动的过程，如果青年成长与社会主流期待、国家导向一致，社会就会创造条件推动青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如果青年希望修改社会期待或与其不一致，社会对于青年则会产生深深的焦虑。
以国家导向规定青年运动的方向和结构有利于青年群体与社会的强力整合，社会因此而提高其现实发展目标的效率。存在的问题则在于，青年群体的权利诉求会被湮灭在“高度角色化”和“被神圣化”之中，社会其他群体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则有可能产生对于青年自诉权利的偏见，即在要求青年发挥其他群体不能(或不愿意)的作用时而放弃青年自己的权利，其中潜藏着社会其他群体很可能清楚地计算出因为追求某一目标将会付出较大代价，在自己规避相关风险的同时却要求青年群体为此而必须有所承担。“五四运动”中青年在承担救国责任的同时，也积极主动地提出了婚姻自主、经济独立、突破父权、摆脱家庭和家庭伦理束缚(这在巴金、茅盾的小说中有非常生动的描写)的权利诉求，然而这些诉求却长期淡出我们对于青年群体的观察视野。如果坚持那种预设结果的“小我”融入“大我”的主旋律评判模式，以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些国家价值观分析当代青年发展趋势固然重要，但是有关青年生活的其他方面如人生观、世界观、审美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更有可能是青年独特的生存密码。事实上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由细节组成的，私人性的体验或许更能留在每一代人青春记忆之中，即便是在“上山下乡时期”渡过自己“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一代，今天还能引起内心最柔软情感的可能已经不是“老三篇”，而是当年私下传唱的各种版本的“知青之歌”。
三、1992—1997年中国青年的关键词：“个性发展”
特定历史时期作出重大社会转型的决策需要具备两个前提，即社会转型无法回避的现实迫切性和社会转型所涉及相关群体的现实要求。第一个前提规定了社会转型的历史必然性，第二个前提则是关系到社会转型的方向和路径。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1992年那个春天可以发现，青年群体的权利利益诉求直接影响着这两个前提的形成。
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讲话为标志，当代中国社会进入了“第二次”至“第三次思想解放时期”，即继1978年的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之后，1992年的思想解放是冲破“计划经济崇拜”，1997年的思想解放是冲破“所有制崇拜”。对比这三次思想解放可以发现，源于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次思想解放，经过大约一年的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大致完成。而后两次思想解放经历了两届党的代表大会，其中出现了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深深地影响着包括青年在内的社会各个群体的行为选择。
1992年的中国社会不断上演冲击人们心灵的声势浩大、跌宕起伏的生动活剧。政府中低层干部出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下海”浪潮，据统计：当年全国约有10万党政干部辞职下海经商；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全面放开股价，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国有企业开始“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和铁工资)攻坚战；《中国青年报》报道“何阳现象”，从而“咨询策划”经济既诠释了“知识就是金钱”，又在提示青年借此便可能推开商业财富的大门，主流媒体是在鼓励青年用大胆创新的方式自主创业。从1992年开始，经商办公司成为大批城市青年的选择，农村青年开始赴珠三角地区打工。中国杭州31岁的大学外语教师马云创办“中国黄页”网站，中国互联网事业开始起飞。
邓小平南方讲话再次确认改革开放政策的民意基础之后，各类社会群体能否形成普遍的社会共识并因此而转化为具有共同目标的行动群体，则是影响改革开放政策方向和路径的重要因素。因为不同社会群体的生产生活行为只能依托于不同的物质资源空间，各类社会群体对于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解与预期不会完全一致，适用政策的方式和路径也各有不同。因此改革开放的政策内涵决定了无法再由集中统一、格式化组织运行机制作为社会动员的支撑点。于是突破“计划经济崇拜”，以“不争论”、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纠缠不休的机制安排，就成为社会各个群体共同选择的支持、参与改革开放的政策平台。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1992年以来的青年群体中出现了诸如杨小凯、刘永行三兄弟、陈伟荣、黄宏生、李东生、南存辉、王石、荣智健、潘石屹等人的名字，这些名字与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紧密相连。在当年的“里弄生产组”、“青年劳动服务公司”中，又走出多少今天堪称世界第一的“中国制造”。余英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两股改革
力量：一股是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党政干部，他们的处境和思路，很像清末自强派，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者；另一股则来自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而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便促成了这两股改革力量的整合。青年群体由传统社会结构中的“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而实际承担起推动改革的重责，吴晓波描绘了青年群体在这一阶段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1]而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更直接地指出，这时民营经济的成员“绝大多数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劳改释放犯、政策落实了没事干的人和大批返城知识青年。这些人是被社会抛弃的边缘，为了生存，于是就自己去想办法。”[2]“边缘化”是社会成员在社会资源、社会地位中的弱势状态。对于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是要求政府用看得见的手调动社会资源以增进全社会的自由度和所有公民都应享有的权利，还是从某一模式出发限制边缘弱势群体的选择自由以维护社会表面上的稳定。与人们理想中的“八十年代新一代”的标准不同，利益实现的约束条件使青年群体更多的只能是以草莽式的思维和行为理解、参与改革开放。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美好的抒情诗，所谓“小人物”创造历史，就是由看似无规则的底层创新促使中国社会不可逆转地走向市场经济、商业社会。
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为基点的高调维护青年群体利益诉求的改革开放政策导向，使一向严肃的政治运作回归了温情，其现实意义更在于提示我们深化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当我们在对某一青年群体进行考评时，当然可以作出诸如是“先进的”还是“需要进行教育的”之类的概念判断。但是这些概念，只有回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对人的界定标准才有意义。马克思认为，现实的、具体的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着不同性格、气质、心理特征和精神状态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个人的全部生活是在复杂万状又变动不居的社会网络之中，相互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所以有关青年群体的研究以及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不能只服从于社会治理的既定需求，否则将有可能因为忽视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的个人，而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误区之中。
利益必须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利益的实现还会主动彰显其存在的意义。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青年群体是在争取基本生存利益的引导下，推动改革开放政策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轨道，那么青年群体1992年再次开始的对于生存意义、生存权利的独立反思，则从确认改革开放政策的价值基础角度，进一步拓展了解放思想的空间。1995年，22岁的青岛农村青年王海以其“买假索赔”的独特行动，从而成为全国关注的“市场清道夫”。在人们陷入王海是“打假英雄”还是“钻法律空子的刁民”的争论时，王海则开始招募志愿者，组建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非营利反欺诈组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所说，人的秘密不仅在于活着，而且还要有活下去的理由。1992年的青年群体萌生于野蛮生长之中的人文反思，率先将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原则——市民阶层的整体性让位于他们在法理上作为个人的优先性，推入了确认公共政策价值的范畴。
四、1997—2003年中国青年的关键词：“权利诉求”
1997年东南亚地区爆发的金融风暴导致1992年以来我国形成的“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受到极大冲击。通货紧缩、新增投资减少，首先殃及的就是技术含量小、规模效益差、自我融资能力弱的乡镇企业。在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大量倒闭，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大量农民工被抛入失业返乡的行列。为了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中央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大量的财政投入集中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尽量拉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然而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城乡和社会各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政府调配资源的范围也不断扩张，城市青年创业势头受到抑制。国企改革有近3000万工人下岗，城市贫民阶层广泛进入公共视线和公共讨论空间，“三农问题”日渐突出。2003年发生的孙志纲事件和非典疫情，突出青年在这一时期更加关心和追求权利诉求和权利实现。孙志纲事件促使全社会必须认真反思现代化的理念是否就等同于财富增长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应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被“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所容纳。2003年非典突袭中国，与当时个别官员和有些部门的失职不同，青年非常迅速地通过网络动员起来。非典的教训让我们思考，如果现代化进程出现了界限明显的“财富想象共同体”和“贫穷想象共同体”，那么现代化带给我们的必然是陷入冷冰冰的原子化碎片状态，公共生活将会被瓦解，在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中协调协商机制将会被无休止的冲突所取代。
吴晓波的研究提出，根据资产身份的不同制定不同的政策，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战略选择，也是当时改革的价值观。这样的政策选择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动员社会各个群体支持、参与改革的风险和成本，但也带来了“当国营企业改革推进乏力，而刚刚萌芽的民营力量开始形成一股经济力量的时候，对前者的保护和对后者的遏制便成了一种本能性的政策反应”[3]。经济政策价值取向的双轨制，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则是对不同的群体成员提出不同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则。因此，改革开放政策的价值观在突破“个人崇拜”和“计划经济崇拜”之后，还必须突破“所有制崇拜”的束缚，才有可能从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方面尽量创造条件，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青年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选择过程中，政府、市场和公民追求的价值重点有所不同，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着重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公民则是主张和维护个人的基本权利，重要的是如何使这三者的价值
观趋向一致。从计划经济的规定秩序中走出的青年群体，在资源的市场配置和体制保障中占有较少的份额，因此他们往往不能依靠权力和社会影响而实现自己的利益需求，而更多地寄希望于唤起社会对其个体权利的承认与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顽主》中，“边缘化”的青年以“三T”公司为象征，要求尊重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利，呼唤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和价值取向应当抛弃身份歧视，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和价值取向。在电影《疯狂的石头》中，同样的黑色幽默，同样的夸张喜剧，同样的小人物在挣扎中自我戏谑，表述了青年面对现实生活中浮躁、拜金、物欲横流、道德危机、诚信危机等现象的焦灼，期待着在法制、制度、政府建设等层面强化更有效的道德制约力，以规则的公正性保障个人权利，从而坚定通过公平交易获取利益的信心和预期。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价值选择到强调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完善。青年最为关注的是：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去发现、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和途径，能否成为我们社会的常态，以实现政府建设与公民价值取向的同时并进。
五、2004年至今中国青年的关键词：“寻求空间”
2004年的超女现象表明青年渴求在互联网技术推动下积极寻求自我表现的空间。高校扩招，大型国企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政府调配资源的权力和范围界限越来越模糊，以及高房价，这些更使青年的创业成本和生活成本大大增加。热衷于公务员考试是青年必须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中构筑自己的物质生存空间，而互联网世界的技术特性又使青年习惯于以全球视线和全球互动不断追求新的精神空间。2008年“5·12”大地震，是青年借助互联网用国际通行方式打开自主开展大规模志愿者行动的体制大门，从这时开始，NGO组织具有了与政府良性互动的制度平台。与各类挑战国人神经的“富二代”、“官二代”的劣性表演相对应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当前城乡二元化体制中继续寻求着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注意到阶级是指依照人们的经济状况进行分群组合。但是在经济因素之外，一个人还可以以拥有多少“观众”的社会声望而划分为不同的社会地位。地位群体通常是共同体，是由人们的共同生活方式形成的，有什么样的收入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地位群体具有一定的穿着、习俗、饮食习惯和居住方式，共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共同的价值准则。社会发展引起对于青年社会地位的关注，并推动着改革开放的政策调整。青年社会地位的变化，既代表了充满活力的社会流动机制的形成，也是对改革开放政策不断调整的确认。2001年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青年行为因此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具有多重性。青春期的躁动让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脱离福特式生产方式率先进入“灵活积累”时代，他们对精英文化的冷漠和对消费主义、非主流文化的崇尚，即使生活充满冲动和激情，又如马克斯·韦伯所担心的，传统社会的神圣价值被“除魅”，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或是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是只存在于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中。新世纪是信息时代，也首先是青年时代。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是青年的“时代偶像”，而周星驰与中国青少年文化在21世纪的结合，变成了中国网络想象力的源泉，也使青年群体在反讽社会弊端和尊重社会规则之间寻找着一种微妙而又危险的平衡。当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人生意义统一的解释和规定后，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的凸显，有关青年社会地位在这一时期则格外引起各种判读。制作网络视频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胡戈，以及越来越多信奉“我的地盘我做主”、“出名要趁早”、“三十岁前退休”的IT精英，还有那些才华横溢、笑傲本色人生的“80后”作家，青年群体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影响，已经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满足就业、保障教育、注重引导的相关政策就能全部包涵和满足青年的发展诉求。从2003年开始兴起的各种“选秀”活动，使人们突然发现，30年前我们只知道幸福是组织给的；20年前我们知道钱是可以自己赚的；到现在才知道成功也可能是包装和炒作出来的。这些为经验不能解释的社会变化，使青年从传统社会中的依附地位跃居于社会转型的前沿并不断寻求着新的生存发展空间。阿尔温·托夫勒预期只要信息产业、信息经济显示出超越传统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活力，青年将是“不同的下一代”，即“每个个人在明天也会比他人在今天有鲜明的不同。他们大多数将成长得快些，在年轻时就表现出责任心，有较佳的适应能力，显示了鲜明的个性。看来要比他们的父母更怀疑权威。他们要钱并为钱而工作，但是除非在特别贫困条件下，他们将拒绝单纯为钱而工作。首先，他们需要生活中的平衡——工作与娱乐之间的平衡，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脑力劳动与手工劳动之间的平衡，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平衡，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平衡。同时比起任何以前的人们来，他们将看到自己将置身于远为复杂的条件下，来安排他们自己”[4]。青年的社会地位从凝固不变到锋芒毕露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活动从来都只能存在于既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只有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具有鼓励创新的张力，青年的社会地位才能成为改革开放政策做出不断调整的题中之意。
汤因比说过：“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有幸生活在怎样一个特别的与众不同的时代，而是每一个人将会以什么样的与众不同的方式来面对他不能选择的时代。”研究中国青年1992年以来的发展轨迹，有可能对于发展中的青年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不同的判读。但是全社会的凝聚力是来源于尊重和包容多元价值的体制安排，只要能够保证多数人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充分考虑少数群体所关注的问题，那么多元利益主体的多元需求不仅不是麻烦制造者，而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依托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