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是我国盛唐时期著名边塞诗人,有着多次从军边塞的经历，在其辞去封丘尉一职后,高适人哥舒翰幕，赴河西，这一阶段的生活对于高适影响很大，其间创作的诸多边塞诗作历来论者甚多,兹不赘述，仅就河西之行对高适宗教取向的影响加以简要分析。在宗教思想方面，高适在这一时期受哥舒翰影响，皈依佛教密宗。然而作为一名政 治家诗人,高适有着坚定的儒家思想,其宗教现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通过分析高适河西之行对其宗教信仰的影响，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高适的宗教现及其人生信仰，进而对其思想和作品加以全面把握。
周勋初先生<高适年谱》言，天宝十二年“秋,（高适）受田良丘推荐,赴河西幕府谒哥舒翰,不遇;转至陇右,始为人幕之宾。”⑴”―78并于同年“崇佛，与哥舒翰等造《阿弥陀经>。”按曰：“哥舒翰崇奉佛教,常率部下共同举行迷信活动,此次合造《阿弥陀经>,必纠集高适参加。”⑴80刘开扬先生也在其著作《高适诗集编年笺注》所附的年谱中指出，天宝十三年,高适在河西皈依佛教两种年谱虽然对高适入哥舒翰幕的时间判定稍有出人，但都认为高适在河西的时候开始信奉佛教。周勋初《高适年谱》进一步指出,高适在河西“皈依密宗”。“哥舒翰率河西节度幕下大小官员，请不空和尚行灌顶仪式,高适亦在其内。”“赵迁《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广志不空三藏行状》:‘（天宝）十二载,敕令赴河、陇节度，御史大夫哥舒翰所请。十三载，到武威,住开元寺。节度已下,至于一命，皆受灌顶。士庶之类,数千人众,咸登道场。与僧弟子含光授五部法，次与今之功德使开府李元琼授五部灌顶,并授金刚界大曼荼罗。……十五载夏，奉诏还京，住大兴善寺。’《不空三藏表制集》卷四录飞锡《大广智三藏行碑>记载全同。按不空为北天竺籍（一说师子国籍）密宗高僧，与善无畏、金刚智合称‘开元三大士’。会为唐玄宗、肃宗、代宗行灌顶仪式，称国师，累官特进、试鸿胪卿、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赠司空,食邑三千户，谥大辩正广智不空三藏和上。此一宗派重巫术。所谓灌顶，即以清水灌洒受法人之头顶,谓可洗去无始以来固着于身心之无名烦恼垢秽,引出本生自性清净心,然后授以此宗之秘印（手势）、秘明（咒语）。此宗授婆罗门教影响甚大，而灌顶之事则原为古印度帝王即位及立太子之仪式。高适皈依此种落后教派,则与本身经历及所处环境有关。唐代文士多信佛，然大都崇奉禅宗,高适则皈依密宗,是其不同处"⑴86。从这一段论述中可以清楚得知，高适在河西期间受了灌顶之礼，皈依了佛教密宗。这一论断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同时,高适在这一时期游览了很多佛教景地,并在记游诗中流露出了自己的宗教取向。兹将两首代表性诗作全录如下：
塞口连浊河,辕门对山寺，宁知鞍马上，独有登临事？七级凌太清，千岩列苍翠。》摇方寓目，想像见深意，高兴殊未平，凉风飒然至。拔城阵云合，转旆胡星坠，大将何英灵，官军动天地。君怀生羽翼，本欲厚骐骥，欵段苦不前，青冥信难致，一歌阳春后，三叹终自愧。
((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迥登积石军多化塔圪中起,孤高宜上跻,铁冠雄赏眈，金界宠招携。空色在轩户，边声连鼓鼙，天寒万里北，地豁九州西。清兴揖才彦，峻风和端倪，始知阳春后，具物皆筌蹄。
((和窦侍御登凉州七级浮屠之作;除了这两首诗外,高适在离开河西之后还作有<同群公宿开善寺赠陈十六所居>、《同群公题中山寺>等诗，诗中“谈空忘外物，持戒破诸邪，则是无心地,相看唯月华”名僧既礼谒高阁复登临”“吾欲休世事于焉聊自任”⑺328等句或直接使用佛教用语,或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自己对佛家的向往,都可以视为高适皈依佛教后的表现,其《绣阿育王像赞》一文更是充溢着浓厚的佛教色彩。
在河西之行前,高适虽然也曾登临佛教寺塔,但在其诗歌中很少看到相关内容。可确定的佛寺登临之作仅有两首,分别为《同群公登漼阳圣佛寺阁》和<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都是众人出游之后写作的唱和之作，虽篇中有佛教中语,然或曰“徘徊伤寓目，萧索对寒风”或言“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可见其重心并不在于对佛教教义的领会,而是借景抒情，表达自己的失意之情。来到河西之后,高适入哥舒翰幕，深得哥舒翰赏识，而哥舒翰本身是信仰佛教的，经常在驻地举行各种宗教活动。这对高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逐渐接受了佛教的思想,并最终受灌顶之礼,皈依佛教，并进而在诗歌、散文中流露出佛教思想。
唐代诗人信奉佛教的并不在少数，这与唐代宗教政策有很大关系。继隋文帝事实上施行三教并奖政策后，唐太宗贞观年间将三教并奖正式定为国策，然而唐太宗本人并不信奉佛、道之说,贞观二年,他对侍从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明确表明自己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奉者，认为只有儒家思想才是身为帝王所不可或缺的。又说“神仙事本虚无,空有其名”，表示了对道教信仰的否定态度。并直接宣称“至于佛教,非意所尊。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事于既往”，以因果报应之不验，斥佛教为虚术，表示了对佛教信仰的否定态度。即使如此,太宗并没有独尊儒术，贬抑佛道,反而大力褒扬佛道二教,礼敬玄奘，撰《大唐三藏圣教序》，推荨老子,抬高道士的社会地位。这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认识到“至如佛教之兴，基于西域。爰自东汉,方被中华。
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暨乎近世,崇信滋深”，了解佛教在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广泛的影响,道教也是如此,因而唐太宗大力推行佛教和道教，不为反佛反道言论所动,乃是从国家政治的需要出发，把佛道看成安定社会、纯厚风气的有力手段,同时奖掖儒释道三教，而不以个人好恶定政策。太宗的三教并重政策在唐代,尤其是初盛唐时期为历任统治者所延续，形成了一方面标榜儒、释、道三家并存，另—方面又时刻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之本的基本统治思想,而对佛、道两教的态度,则更多地偏重于出于统治需:要的利用。如武则天通过佛教经典中提到的菩萨是女身的理论为自己登基寻找依据,玄宗利用沙汰过度发展的佛教对女主篡权进行整顿等,都是通过对宗教的利用来巩固王朝的统治。这种利用在实际上又促成了宗教在唐代的繁荣兴盛。如佛教在唐代就有很大的发展,天台、三论、法相、华严、禅宗等教派,在佛教中国化方面,都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禅宗尤其如此，它已经深深契人中国文化之中,对唐代文化、文学更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单就文学而言，佛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方面,并进而反映到士人所创作的作品中。唐代的很多作家都受到佛教的影响，平生信佛、素服长斋、被后世称为“诗佛”的王维固不用多言,就是王绩、沈佺期、宋之问、盂浩然、岑参、杜甫、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等人,也多信奉佛教,并且在作品中都有佛教影响的印记。
与大多数唐代诗人不同,高适的作品中很少有佛教的影子,而他所皈依的密宗也与当时广泛流传的禅宗大有不同。禅宗是一个彻底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以“直证本心”为宗旨,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唐代诸多诗人所信奉的都是禅宗。密宗则是印度密教在中国流行的结果，既保留了佛教的基本理论与信仰,又吸收了婆罗门教所重视的祭祀、供奉、拜火等宗教仪制，因其认为佛祖的真言、密语不能见诸文字,故而与信奉佛教诸部经典的“显宗”相区别。密教经典从三国时期便开始在中国流传,但真正体系性的密宗直到唐开元年间才由“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传人中国，并繁盛一时,形成较大规模。高适正是在密宗的繁盛时期，由三大士之一的不空为他行灌顶仪式而皈依密宗的。我们认为,髙适之所以皈依密宗,一方面是因为开元时期正是密宗繁盛的时期，开元三大士的努力弘扬在当时已颇见成效;另—方面则是由于主帅哥舒翰信奉密宗，不时举行各种宗教活动,与不空来往颇多,而作为掌书记的高适，其职责为“掌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号令升绌之事”，本就与祭祀等联系紧密,可以想见哥舒翰的种种宗教活动和仪式定然都有高适的参与,那么高适随之皈依密宗也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虽然高适皈依了佛教,但其主导思想从来都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始终以致仕,并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为追求的，可以说，高适的宗教观正与唐王朝统治者一致,认为儒家思想才是正统,才是主导,而各种其他宗教都可以利用，却始终不能成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正因如此,在信奉佛教的情况下,高适的诗歌中也并没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甚至涉及佛教方面的内容都寥寥可数。这种独特的宗教观和宗教态度,在高适对待道教和其他民间信仰的态度上可以看到更为明确的体现。
虽然贾至〈闲居秋怀寄阳翟陆赞府封丘高少府>一诗云……我有同怀友,各在天一方。离披不相见,浩荡隔两乡。平生霞外期,宿昔共行藏。岂无蓬莱树，岁晏空苍苍”W2588，高适也确实在仕途不得意的时候有过隐居的思想,周勋初先生亦由此推论高适有神仙思想,但在髙适的诗歌中却并没有相关内容证明他对道教的认同。恰恰相反,从其诗歌中可以看出，高适虽然与道教中人有着交往,但是始终没有表现出对道教的肯定或赞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遇冲和先生》一诗：
冲和生何代，或谓游东溟，三命谒金殺，一言拜银青。自云多方术，往往通神灵，万乘亲问道，六宫.无敢听。昔去限霄汉,今来睹仪形，头戴鹖鸟冠，手摇白鹤翎。终日饮醇酒，不醉复不醒，犹忆鸡鸣山，每诵西升经。掛背念离别，依然出户庭，莫见今如此，曾为一客星。
全诗大夸冲和先生之方术神奇、地位高卓,字里行间却时时流露出嘲讽之意。自称曾经游东溟、可以通神灵的冲和先生,三命而渴帝于金殿,一言而拜银青光禄大夫,天子亲自问道,六宮不敢出听，是何等的尊贵。然而就是这样尊贵的方士,形象却是“头戴鹖鸟冠,手摇白鹤翎。终日饮醇酒,不醉复不醒”，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方术。这位实有其人的方士骗得了帝王的信任后，因所出之方服用者多暴死,遂借口采药而逃走了。且不论高适当时是否已经知其逃去,仅就他以嘲笑口吻所描写的方士形象来看,就足以证明高适对于这些自称神通广大的学道之人是持着否定态度的。高适之所以对统治阶级倍加推崇的道教如此不屑，一方面是由于他秉持儒家思想,本就不信长生不老的传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统治者对道教的盲目追崇已经造成了朝政的混乱,并且对人民生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作为政治家,高适对国家政治民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责任感,他看到了统治者的宗教狂热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自然对这种宗教产生强烈的反感,然而传统的尊君思想和身处的现实环境使得他不能公然反对道教，只能在诗歌中以暗加讽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除了对道教持嘲讽态度外,高适还对民间一些愚昧信仰进行批判,并从统治阶级角度要求对之进行清理。在《后汉贼臣董卓庙议》一文中，高适怒举董卓种种恶行，痛呼“仁贤之魄寂寞于丘陵,义烈之魂沈埋于泉壤,何馨香之气而用于暴悖之鬼哉⑴，进而提出应焚毁供奉董卓的庙宇，取缔对其的“淫祀”。从这一举动也可以看出，高适对不合理的、于国家人民无利的思想形态是坚决反对的,无论是统治者推崇的道教，还是民间自发的对董卓的祭祀,都是高适批判的对象。
唐代对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到高适生活的盛唐时期,懦、释、道三教皆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然而纵观高适的一生，可以看到，他执着于功名，执着于仕宦道路,始终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思想,都不曾在他的人生中占主导地位,更甚者，对于种种宗教形态,高适往往是持批判态度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作为政治家诗人,高适有着坚定的儒家传统思想,虽然曾经皈依佛教,但是这种皈依更类似于在主帅影响下的整体行动,并且这种宗教信仰的确立更多的是出于边塞地区政治形势稳定的需要,是出于对少数民族的安抚和统治,与其说这是宗教的影响,倒不如认为这是政治要求？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他所皈依的是不为大多数人认同，而多流传于西部边塞地区的密宗。然而不可否认,对于佛教的皈依,在高适晚年生活中为他提供了一片心灵的栖息地。周勋初先生在《高适年谱》中提到,广德二年,高适六十五岁，卸去节度使之职，被召回京，“于紫阁峰结茅舍隐居,过居士生活”，“佞佛愈甚”。并举刘长卿《秋夜有怀高三十五适兼呈空上人>—诗曰：“晚节逢君趣道深,结茅栽树近东林。吾师几度曾摩顶,高士何年遂发心。北渚三更闻过雁,西城万里动寒砧。不见支公与玄度,相思拥膝坐长吟”t6]W5，“知高适晚年佞佛之甚，已无异于释子从刘长卿的诗中可以看出，高适此时与佛教中人来往颇多,并以居士身份隐居，这并不能说明“佞佛”之说成立,但至少可以证明河西之行佛教思想对高适的影响在其晚年达到了顶点，在他历经困守民间五十载的窘迫和身在仕途的种种坎坷之后,高适卸去官职，用佛家的思维方式找寻到了暂时的宁静,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光，这也是高适一生唯一一段暂时放下儒家观念，投身佛教的时间。
在盛唐时期的诸多诗人中，高适始终以人仕报国为理想，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标榜者和代表者,他坚定的宗教态度是其有别于其他诗人的一大特征，也是他政治家诗人身份的体现。通过分析高适河西之行对其宗教信仰的影响,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高适的宗教观及其人生信仰,进而对其思想和作品加以全面把握。
[作者简介]张馨心（1980-),女,山西万荣人,古代文学及古典文献研究所讲师,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