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要么用想考问世界，要么用战争拷打世界”。追溯德意志历史，巨星璀灿，大师辈出。然而在马丁?路德等人之后到三十年战争结束这段时间，德意志却人才凋敝，思想僵化，大学也遇到了种种困境。目前国内学界对这段时期德意志大学的历史所涉甚少。本文拟从大学的外部环境及内部变革两个方面，试图全面论述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大学的困境，希望藉此能给中国的髙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一些启发。倘有疏漏，敬请指正。
一、宗教改革运动的突袭
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登堡（Wittenberg)的卡尔斯教堂门口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宗教改革如燎原之火，在欧洲迅速蔓延开来。一般认为宗教改革始于1517年，结束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宗教改革时代是一个充满激情富有宗派性的时代，又是一个思想狭隘的时代。教会事务处于一般事务的中心，即使宗教因素并没有单独占有支配地位，但也会具有很重要的分量。路德和罗耀拉们热衷于专研神学或教会论，并致力于建立新的大学体系。他们狂热而虔诚，但却无意于宽容，他们在你死我活的冲突中丧失了平衡的概念，“一俟获得权力，依靠不计其数的宗教手册、教旨和忏悔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便公然宣战，无情打击不赞同他们社团的官方教义的人”，所以宗教改革中的很长一段时期又被成为“信仰斗争的时代”。德意志大学也未能置身事外，有时甚至沦落为信仰斗争的战场。
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乃是一种具有民族性和群众性的伦理运动和宗教运动。在教育领域，路德敏锐地意识到亟需培养大量的新教人才，建立属于自己的大学。在这里，路德当然不容许旧教的存在，比如1535年在蒂宾根大学，坚持旧信仰的教师被强行驱逐；1539年在莱比锡大学，根据维滕贝格神学家的建议，所有不接受路德主义的教授都被萨克森公爵剥夺了教职。而且冲突时代的激情还常常会蒙蔽人们的双眼，对旧教的敌视，引起对直接或者间接受旧教管辖的一切学术机构的敌视，包括人文主义，一切形式的教育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的确，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效果，在一段时间里似乎在根本上是敌视文化的，因为，缪斯之神受到了神学斗争的惊扰和恐吓，无怪乎伊拉斯谟声称，只要是路德派势力占优势的地方，便是知识的葬身之地。路德之后这种情况有所缓和，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间的同盟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在德意志大学中，宗教无疑处于中心地位。宗教争端给新教大学带来很大的困境，神学家之间没完没了的争论以及在所有学科的教学中明白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同样令人泄气：路德和茨温利之间的分歧导致了剧烈的学术争论；特别是路德死后，路德阵营一分为二，分别为梅兰希顿的门徒和弗拉希乌斯?伊利里库斯的门徒，每一个新教的大学都为这些争论所滋扰。在坚持天主教信仰的大学，争论要少一些，这部分地要归功于耶稣会“卓越而有效”的工作。耶稣会在德意志天主教地区的大多数大学中占据了人文科学系和神学系，同时也有一些纯粹的耶稣会大学，如迪林根大学、维尔茨堡大学和格拉茨大学等。大学成为了培养耶稣会士的主要手段，成为了实现耶稣会最终目的的重要工具。耶稣会教授必须“僵尸般的服从”，不能自由讲学，只可讲授“确定无疑”的内容，不可讲有争议的问题，禁止讲授与天主教教义相违背的思想，对教皇和天主教有抵触的人亦不能授课；教学用书与学生课外阅读的书目，必须经过严格的筛选，只有被正统的天主教教义与罗马教廷所认可的作家、作品(如西塞罗等人的作品）才能人选。不可否认的是，耶稣会在教育领域卓有成绩，提高了大学的教学水平，但是也成为其发展的桎梏。新旧两教及新教内部派别的不断斗争，之间你死我活的纷争没有宽容。这对德意志的人文主义和自然科学等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信仰冲突使精神力量和想象力几乎消耗殆尽。
二、世俗政权的干预
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大学深深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也开始步入快速国家化进程，大学的宗教性和世俗性并重，这两者并不矛盾。宗教改革时期，近代民族国家方兴未艾，在德意志表现为诸侯领地政府兴起，各据一方。这些世俗权力接管教会权力，镇压骑士和农民反抗，四处扩张自己的权力，包括大学；各教派都向世俗当局要求保护教规和教义，这进一步加强了世俗权力对大学的控制。
德意志大学继承了欧洲早期中世纪大学自治的传统，不仅是学者的社团行会性质的组织，而且与教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德意志大学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它与国家关系密切。除了少数大学，除爱尔福特大学和科隆大学由自治城市创办以外，绝大多数德意志大学都是由各地诸侯创办的。德意志大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在相应的区域范围内开始了国家化的进程。宗教改革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大学逐渐变成了邦国高等学校后备力量的宗教教育机构，获得了更为强烈的地方性质。路德积极主张沿着新教教育路线改革旧式大学，呼吁城市或诸侯承担教育责任。其追随者“德意志导师”梅兰克顿毕生致力于在德意志各邦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在此体系中，国家对教育行使控制权，教育的宗教性目的和世俗性目的兼顾。这些都得到了新教政权的积极响应，一方面是满足他们获得更广泛权力的期望；另一方面世俗政府迫切需要大学培养大量世俗人才。在德意志天主教地区，大学也经历了相似的历程。大学开始成为政府的统治工具，成为帮助后者培养教会和世俗官员的职业学校。
大学从桀骜的“国王的大公主”沦落为“国王的掌中之物”。在中世纪，大学依靠教皇、国王所赐予的各项特权而维持自身的生存、扩大自身的影响；民族国家兴起之后，在地方政权的干预下，大学的许多特权逐渐沦丧，逐渐沦落为国家的“婢女”，德意志大学尤为如此。日益强大的地方政权很难忍受自己的领地里有一个国际性质的机构，对大学群起攻之大学成了雄心勃勃的世俗统治者们猎取的目标，他们纷纷改造或新办的大学。王侯们成为了大学的主宰，将其变成了国家的公共机构。大学的行动受制于国家的需要及要求，对于德意志大学而言，其中心不是知识或思想，而是国家仆人为国家服务时所需要的东西。
受限于此，在宗教改革之后，人们大都开始在本国的大学学习。其原因是，在“教随邦定”的社会制度下，不论是从信仰上讲，还是从政治忠诚度上讲，人们都不得不留在本国的大学里学习，否则他将难以在国家机构中谋到职位，大学失去了国际性质。而且诸侯的不合理干预侵害了大学的自治权，使大学丧失了活力，在教学机构和组织方面，大学只是在重复中世纪，完全成为人们忠实地再生产的模式。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和管理，国家开始剥夺大学拥有的许多特权，其中最直接的手段往往是政府当局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对国内某一所特定大学或所有大学重新颁发特许状或法人资格，或制订各种法规或法律等，改革大学内部的组织形式，限制大学的某些特权。此外，政府还要求大学教授和政府工作人员一样进行效忠宣誓，不仅要宣誓效忠国王或国家，还要效忠政府承认的教义。宗教改革使得各国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大学最终成为世俗政权的工具，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旧的教育捐赠制度的毁灭导致新的教育捐赠方式的建立，伴随改革而来的混乱从物质层面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更严重。捐赠给学院和教职的款项被王侯或市镇当局所没收，教会学院里附属于教职的信奉也被取消了。特别是3所新成立的大学，马堡大学（1527年）、格尼斯堡大学（1544年）和也拿大学（1558年），和其王室创办人的其他所有政治机构争夺资金。依靠地方上私人的慷慨赞助是不稳定的，大学的报酬低，服且不定时。
三、自我转型过程中的困境
从上文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具有广泛民族性和群众性的宗教运动不可避免地波及了德意志大学，并给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德意志大学不得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不断做出调整和适应。宗教改革时期是德意志大学近代化的过渡时期，大学在此转型时期，产生了诸多问题和阵痛。
大学滥觞于12世纪的欧洲，标志着西方教育史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意大利中部的博洛尼亚大学是有史可稽的最早的大学，它和法国的巴黎大学等是所有现代大学的母体，世界各国的大学都毫无例外地与它们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继承性。中世纪大学是西欧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发展的产物——近代城市的兴起与城市自治联盟的出现、古典翻译运动与十字军东征、修道院及经院哲学、文化复兴和知识氛围的日益浓厚，教师和学生组成教学共同体等都是构成了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必要条件。“universitas”（大学）一词（英语“university”、德语“universitaet”、法语“university”的拉丁文词源）最初是指“corporation"(工会、自治团体），与行会“guild(gild)”同义，它保证高等教育机构的自治并行使其功能。正是从大学产生后，泛指行业工会的“universitas”一词开始逐渐演变为专门指称由学者组成的学术性行会的专用语大学是不断成长的，在同教皇、国王或市政当局等权力的相互博弈中，争取到了诸多特权，如免税、免服兵役、自立法庭、罢课、迁移权等。大学不断建构着内部秩序，以规章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斗争的成果，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学者也获得了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追求学术的权力，最终形成了自身的制武性力量。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的融人给大学带来了新的活力，有几所大学成了生气勃勃的人文主义运动的中心，如维也纳大学、弗莱堡大学、巴塞尔大学、维滕贝格大学等。
北欧的文艺复兴运动进一步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宗教改革运动所引人的新教育理想是直接在人文主义者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宗教改革前期，宗教改革运动一度‘‘压制了人文主义运动的种种世俗倾向较之人文主义，新教或天主教更注重虔敬和道德，这引发了教会对大学的争夺和控制。而且随着诸侯领地政府的兴起，大学逐渐变迁为国家的工具。这些都使得大学本身的特性——独立性和自主性——受到严重限制。从历史的脉络分析来看，自治与控制的矛盾一直是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永恒主题，关键是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合适的度。而宗教改革时期世俗政权的过度干预以及宗教纷争无疑给大学本身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德意志大学亟待重新定位。
德意志大学在此过渡转型时期，经历了角色扮演的剧烈变化，产生了诸多问题和阵痛。德意志大学在宗教领袖或诸侯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成为了培养教士和官员的机构。可惜的是，“在社会最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却忽视了自己的社会功能，陷人危机”，大学也逐渐失去了社会的文化和学术中心地位。当谈到当时的大学时，人们往往使用“值化”、“颓废”、“麻木”这样的词汇，虽然近期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扭转了大学此时全面衰落的负面印象，但是此时德意志大学陷人巨大的困境是毫无疑问的。大学被看做是过时的教育机构，曾在巴黎和伦敦接受过科学教育的莱布尼茨（Leibniz)，对德意志大学为其提供的职位充满了蔑视，拒绝接受教授职位，呼吁取消大学，代之以科学院。
危机之中孕育着新生，生命如是，万物亦然，现代大学体系的形成恰恰印证了这句亘古不变的真理。许多年以后，大学的复兴正是从德意志开始的。17世纪末期和18世纪中期建立的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引人现代哲学和科学，强调科学研究、思想自由和学术自治，被誉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近代大学的开端；19世纪初，由洪堡发起的柏林大学改革为德意志大学赢得了充分的内部自主权，确立了“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办学指导方针，赋予了大学新的职能。德意志建立了新的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了世界髙等教育发展的楷模。德意志大学成为了世界科学的中心，并极大地推动了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
王汉林 ，朱敏2(1．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西安翻译学院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