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运动是正在兴起的西欧市民社会继文艺复兴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运动从基本教义、教会责权以及教俗关系等方面对正统的天主教会进行了改革，进一步释放了文艺复兴以来不断发展的人文主义精神，加速了基督教个人主义的崛起，同时也推动了天主教本身的近代化。
对天主教及其教会进行改革的诉求在欧洲由来已久，而各种改革要求所指向的重点首先在于天主教会的世俗化。从原则上来说，天主教会是一个高度神圣的机构，其目标只有一个：将上帝的荣耀和福音带给人间并通过各种圣事洗涤众生的原罪、使其灵魂最终得救、死后得以步人天堂，因而其存在的意义应当而且仅在于灵魂救赎。然而，在基督教会诞生不久，基督教早期教父们即显示出与世俗的罗马帝国合流的趋势。进人中世纪后，天主教会的世俗化趋势又不断加强。可以说，从西欧封建社会一开始，天主教会就同时是以灵魂救赎者和封建领主的双重身份存在和发展的。教会不断接受来自俗界的大量土地馈赠，迅速成长为西欧首屈一指的大封建主，也像领主一样收取地租；此外，还接受教徒的大量捐献，向全体教徒征收“什一税”，享有各种世俗的特权。到中世纪早期，天主教会所拥有的权利和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了维持其宗教功能的基本需要。天主教会世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加剧了教会与世俗政权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
其次，天主教会在世俗化过程中也滋生出了极为严重的腐败行为，这也成为宗教改革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宗教改革前夕，欧洲一个最普遍的口号就是“纯洁教会”，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当时各种文献中一个最经常的议题。而教会的这种腐败又是多方面的。对于改革前夕天主教会的财产，有一个粗略的估计。在16世纪初，大致有四分之一的法国、二分之一的德意志、以及二分之一以上意大利的财富掌握在天主教会手中，教皇和各级主教因此富比王侯；至于低级教士也经常打着弥补教区收人的幌子大量涉足与宗教无关的旅店、赌博或其他行当；教职可以公开出售，这就使得有一定资产的不学无术之徒可以凭借金钱谋得理想的教职，获得职位之后则不择手段地牟取财富；教士文化水平也由此迅速堕落，不少教士在为教徒做弥撒时甚至根本不懂拉丁文一一这一宗教改革之前惟一的《圣经》文本载体，因而完全失去了灵魂救赎的意义。这说明当时欧洲社会的教士等级对自己手中权力和财富的重视已远远超出了对彼岸世界、对至善的追求，成为典型的宗教向世俗的异化，自然难免成为各种责难的中心。
早在15世纪，有关宗教改革的各种设想已经逐渐浮出水面。以佛罗伦萨神父萨伏那罗拉为代表，认为只有通过对教士个人的改造，教会的改革才有可能；与此相反，15世纪上半叶兴起的由各国君主倡导的宗教会议运改革取得对教皇和教会的控制权。这两种设想最终都因为罗马教会的强力干预而没有付诸实施。但15世纪末、16世纪初兴起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开始致力于恢复古典文化与早期基督教之间的联系，试图以此来纯洁教会、恢复天主教的活力。尤其重要的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强调通过学习古希腊、古罗马文献以及早期教父们的思想，从心灵上直接感受古典基督教的俭朴思想与基督福音的力量，从而更有效地获得灵魂的净化乃至解脱。在这里，人文主义者已经看到了个人理性在基督信仰中的力量，但他们的思想主要局限于宣传方面，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仍然非常有限。真正从教士、教会和广大信徒的角度对天主教会进行改革的使命，落在马丁•路德等改革家的身上，他们利用世俗力量的巨大支持完成了改革基督教的伟大任务，推动了基督教和欧洲社会的进步。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实际上来自三个不同的领域，并完成了相应的任务。这三个领域分别是：以路德派和加尔文派为代表的新教反叛运动、世俗君主发动和领导的国教化运动以及来自天主教会内部的改革运动。
马丁•路德是整个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他提出的“因信称义”说也是整个宗教改革运动的最重要的原则。马丁•路德作为一位虔诚的神学家，曾经在长期的隐修过程中苦寻得救之道，也非常严格地实践了每一项苦修的戒律，但并没有产生丝毫被宽恕的感觉，这引起了他的怀疑和恐惧。1512年之后，马丁.路德开始致力于《圣经》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套以“因信称义”说（灵魂得到拯救的人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为核心的全新的神学思想。这些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首先，灵魂得救赎的惟一途径是信仰；其次，裁判信仰的最高权威不是罗马教会，而是《圣经》本身；第三，基督教会包括一切信众，而不仅仅是神职人员；第四，一切基督徒不分僧俗，均应恪守天职。
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说的发表，带来了西欧社会持续的动荡和天主教会的分裂，逐渐打破了长期以来基督教灵魂拯救过程中罗马教会和教皇的权威地位。根据马丁•路德的理论，既然每一个教徒都可以在阅读、理解《圣经》的基础上产生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并最终使自己的灵魂得救，那么罗马教会及其所把持的一切繁琐的宗教礼仪活动就没有了任何存在的意义，从而凸显了个人理性和意志在宗教活动、进而在自身灵魂救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继马丁•路德之后，加尔文又在瑞士进一步推动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加尔文神学思想的出发点是所谓的“命运预定”论。在他看来，并非芸芸众生都能获得救赎。一个人能否得救乃至人所生活的自然和宇宙的秩都是由冥冥之中的上帝决定於，是个人无法预知更无法变更的。在命运方面，世界上只存在两种人，一种是选民，他们死后进人天堂，并世代得到上帝的恩惠；另一部分则成为弃民，永远遭受上帝的惩罚。选民和弃民的命运都是上帝所预定的，无论是圣礼还是善功、教皇还是教会，都无力改变上帝所预定的人们的命运。尽管如此，加尔文也并非消极的宿命论者。他强调，虽然个人的最终命运早已由上帝决定了，但人们决不应坐等最终命运的到来；即便无人知道自己是否上帝的选民，但人们仍然可以力图像上帝的选民那样生活，用自己世俗事业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信仰，从而为上帝增添荣耀。
与新教派神学家改革运动同步进行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国教化运动。16世纪30年代，英王亨利八世相继颁布“教士首年薪俸法”、“禁止税收上缴教廷法”和“至尊法”。来自西北欧地区的宗教改革活动及新教思想的传播，打破了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动摇了教皇和罗马教会的宗教权威。面对这种局面，一部分天主教会人士开始深刻认识到从教会内部进行改革的必要性，试图以此复兴遭受衰落的天主教会和天主教本身。
天主教会内部针对宗教改革的反应首先来自罗马教廷。在经过长期的研究之后，1545年，在教廷主持下召开了特兰托会议。会议决定，制定更严密的教义、整顿教会的制度和纪律。在教义方面，针对新教所提出的《圣经》是信仰的惟一权威的观点，提出“口传教义”和《圣经》一样都是基督教的真谙，都是裁判信仰的依据；会议重申了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威，强调教会的各种教条和仪式正确无误，教徒必须依靠教会神父施行的各种圣礼才能得救等；针对天主教会的种种弊端，会议决定停止兜售“赎罪券”和各种圣物、不再增加教会神职人员的薪俸、加强对神职人员的监督和培训等。在教廷之外，下层天主教徒也进行了复兴天主教的各种努力，16世纪相继成立的巴拿巴会、耶稣会等，其宗旨都是为了重振天主教会、重塑教皇的权威、恢复并扩大天主教的影响。这些组织对各自成员制定了更为严格的纪律，加强对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影响，积极进行天主教传教活动以共同对付新教势力的扩张。
来自不同领域的宗教改革运动，给欧洲正统的天主教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随着天主教会内外各种改革运动的持续推行，基于神义语境下的基督徒的生存价值和救赎途径开始发生转变，理性精神在西欧社会得以复苏，而这又推动着天主教和罗马教会本身不断进行各种改革以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可以说，宗教改革意味着基督徒救赎方式的变迁，也是对基督教本身的救赎，具体而言，这种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f神学终极目标的人的存在意义及其救赎途径发生j重大转变。按照正统的天主教理论，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亦即所谓的原罪，因为这种罪过，上帝才将其自身与人们分开；而人的终极目标就是不断的洗刷自己的罪过，最终净化自己的灵魂，死后与上帝同住。从这一基本的宗教目标来看，新教和天主教并无本质的区别，即人都是为上帝而存在的。但是，在正统的天主教教义中，人不仅是有罪的，也是卑微无能的。要使自己的灵魂得救，首先必须在虔诚地信仰上帝的同时摒弃一切世俗的欲念，参与罗马教会所制定的各种圣礼和善功活动；其次，既然人都是卑微无能的，他们不可能单凭虔诚的信仰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因此每一个人，上至君主、下至普通的臣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罗马教会及其各级教士的精神统治。这样，罗马教会所鼓吹的宗教禁欲主义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大行其道。人们不仅普遍鄙视世俗的享乐主义、也鄙视出于发财致富目的的工商业活动，相反，那些苦修苦行、不婚不育的修士则广受人们的称赞和模仿。
宗教改革之后，人的存在又多了另外一层神学语境下的世俗意义。以加尔文教为代表，加尔文的预定论后来被发展成一种和中世纪禁欲主义有着本质不同的“世俗禁欲主义”，即主张在世俗生活中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积极的控制，勤于赚钱、俭于消费，用自己世俗事业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信仰、确定自己的蒙恩状态，为上帝增添荣耀；而倘若一个人有靠自己的职业活动获得世俗成功的机会而不加以把握，那就是对上帝缺乏虔诚，是不道德的。因此，在人的终极目标之外，各种世俗性的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获得了同等神圣的意义，具有了与内在的宗教信仰同等重要的善功的性质，成为再生和信仰纯真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
第二，宗教改革为个人理性精神的复苏开辟了道路。在教会的精神统治和知识垄断之下，普通的信徒既不可能、也不允许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获得对外界的独特认识。随着新教思想的传播，新教徒与上帝沟通的方式从通过神职人员来倾听上帝的声音变成了独立阅读《圣经》文本，他们可以在自己独特理解的基础上建立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从而拯救自己的灵魂。在这一点上，无论是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还是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及其世俗禁欲主义，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通过对罗马教会权威的批判，新教将灵魂获救的渠道从外在的天主教会转向了个人的内在信仰，把灵魂得救的媒介从教会和神职人员的圣事活动转变为每一个信徒自身对宗教的理解，使人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为文艺复兴以来个人理性思想的张扬进一步扫清了道路。
最后，宗教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终止了天主教会的世俗化趋势，使得天主教逐渐回归宗教的本来意义。随着教会的分裂尤其是大量世俗权利的被剥夺，天主教会日益世俗化的势头被部分终止。通过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所提倡的“恪守天职”的思想和加尔文提出的过选民生活的思想，将人的世俗追求提高到与灵魂救赎同等的地位，从理论上解除了天主教对世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法权。m在欧洲局部实现了“纯洁教会”的目标，恢复了基督教本应具有的神圣意义。另一方面，由于宗教改革之后极端被动的局面，促使教会内部认真对待积习巳久的流弊，推出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无论是西班牙的西梅内斯主教的改革，还是教皇保罗三世主持的特兰托会议，以及民间的各种修会活动，其宗旨虽主要在于铲除异端、维护正统的天主教权威，但客观上对于革除教会弊端、提高神职人员神学和道德水平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同时，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个人理性精神的拓展、近代科学精神的进步，天主教神学也吸取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学成果，逐渐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所以，宗教改革虽然带来了天主教会的分裂，但它同时从反面推动了天主教的复兴，成为天主教的一次被动救赎。
作者简介：殷筱（1972-),女，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哲学与认知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