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冯内古特在《冠军早餐》中通过刻画屈鲁特、德威恩和斯都奇三位无深度人物形象，揭露了晚期资本主义无深度文化对个体的自由意志的毒害，表达了他作为一名文化清道夫对后现代无深度文化的批判以及他对于建设一种真正人道、和谐、健康的社会文化的美好愿望。
论文关键词：《冠军早餐》，无深度人物形象，自由意志的消逝
西方著名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Jameson，1934~）曾借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在古典资本主义及传统核心家庭的社会文化统治下，人的‘主体’曾经一度被置于万事的中心；但一旦身处今日世界，在官僚架构雄霸社会的情况下，‘主体’已无法支持下去，而必然会在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网络中瓦解、消逝”[1] 448。主体的瓦解其实就意味着自由意志的消逝，因为从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6~1650)“我思故我在”的主体论到洛克（JohnLocke，1632~1704）的“自由意志论”，再到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的“意志决定论”，都一脉相承地将自由意志作为主体的内在要求或本质特征。美国当代文化先锋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Vonnegut，1922~2007）在他的小说《冠军早餐》中，通过对作家屈鲁特、汽车经销商德威恩和故事叙述者斯都奇这三个无深度人物形象的刻画，揭示了后现代无深度文化下个体自由意志消逝的悲剧。本文将从屈鲁特推广自由意志失败、德威恩追求自由意志未果反而精神失常、斯都奇作为小说创作者对角色控制权的减弱及其作为小说叙述者语气中所显示的个人情感的消逝这三方面着手，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无深度文化对个体的自由意志的毒害和冯内古特作为一名文化清道夫对后现代无深度文化的批判以及他对于建设一种真正人道、和谐、健康的社会文化的美好愿望。
一、屈鲁特的自由意志之恸
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基戈尔·屈鲁特屡屡在作品中针砭社会现实，企图通过文字推广自己的各种人文思想，但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的后现代无深度文化氛围却最终让他的自由意志渐渐消逝。首先，他的作品长期遭到无深度商业文化的亵渎：尽管他经常为自己的创作披上科幻或嬉皮式外衣，以更好地让读者理解和接受他对于当代社会的种种反思，但出版商们仍然把他的文字作为“书籍和杂志刊登的淫秽图片之间的填充”[2] 18；他的小说题目也经常被更改成淫秽题目或被淫秽图片所遮挡；读者们花大价钱购买他的书籍并非为了欣赏其中的文字和思想，而是为了寻找“穿内裤的女人”[2] 40。其次文学艺术论文，屈鲁特本人也没有得到社会对于一名作家应有的尊重。出版商们“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可以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时候找到登出来的东西”，也“不寄给他刊用了他的稿子的书籍和杂志的赠阅本” [2] 18，他们只寄给他“大钱”，而这所谓的“大钱”却远远不足以让他养活自己。迫于生计，他还不得不在写作之余从事安装铝合金门窗和幕墙的生意。作品被亵渎，作家的身份得不到尊重，屈鲁特的自由意志便渐渐消逝了。我们可以从他自信的丧失、环保意识的减弱和对艺术的热情的消逝三方面来分析他的自由意志之恸以及冯内古特对于后现代无深度文化的批判。
纵观整篇小说，我们几乎不能在成年后的屈鲁特身上发现任何自信。当他收到他唯一的粉丝——一位四十多岁的百万富翁寄给他的唯一一封崇拜信时，他当即猜想写信的人是一名十四岁的不谙世事的孩童，因为他难以相信有人会把他比作美国总统，并称他写出了史上最伟大的英语小说。而来自密德兰市艺术节的一份普通邀请函居然让他感到害怕，因为他自认为是一个“不幸的失败者”，去艺术节的唯一用处就是“让他们看一看以前艺术节上从来看不到的东西：千千万万个一生致力于寻求真与美而没有发财挣大钱的艺术家的代表” [2] 29。冯内古特在小说中为屈鲁特设计了两个迥然不同的墓碑，一个是继艺术节二十多年后美国文艺科学院为他设立的充分肯定其社会价值的墓碑，另一个是屈鲁特为自己设计的连姓名和生卒年月都没有的墓碑。其实，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小说的最后一章写道在艺术节开幕之前屈鲁特就已经被“作者”从小说的世界里释放了出来。既然早就离开了小说世界又怎么可能在其中演绎辉煌？显然，前一个墓碑只能代表冯内古特本人对于社会重视自由意志摒弃无深度文化的美好愿望，后一个墓碑才是无深度现实可能给屈鲁特带来的更为真实的结局。屈鲁特为自己设计的简陋墓碑是他自信的丧失的又一表现。
从小与保护百慕大海鸥的父亲生活在一起，屈鲁特很早便深切体会到了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并成为了一名环保主义作家，曾通过《车轮上的瘟疫》等作品屡次抨击现实中的环保问题。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无深度现实却最终让他的环保意识消逝了。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曾经是个环保主义者……但是现在我放弃了。在克里夫兰有一条河，污染严重，一年要起火一次。这以前使我难过得要死，如今我觉得可笑了杂志网。有艘油轮出了事……杀死了几百万只飞禽和鱼类，我就说：“把更多的权力给标准油公司，或者不管是哪家倒油的油公司。[2] 54
他还说道：
上帝一点也不是环保主义者，因此，随便谁做环保主义者就是渎圣和浪费时间。你可曾见到过他的火山、旋风、潮汛爆发？可曾有人告诉你他每隔五十万年安排一次冰纪？还有荷兰榆树病？这就是为你采取的环保好措施。那是上帝，不是人。我们刚清理了河水，他就会把整个银河系一下子化为乌有。[2] 54
冯内古特通过这一番“上帝不环保论” 折射出屈鲁特环保意识减弱的同时，也讽刺了人类的愚蠢和贪婪。因为安排火山、台风以及冰纪来破坏地球环境的“上帝”实则是大自然本身。大自然不具有思考的能力，只能按照纯自然规律来使万物生死消长，但人类却不然，我们在千百万年的实践中早已懂得只有合理地改造和利用大自然才有利于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但遗憾的是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规律掌控了一切，贪婪的人类对大自然做出了太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让自然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屈鲁特从积极的环保主义者到强词夺理的非环保主义者的转变充分揭露了晚期资本主义无深度文化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削弱。
作为一名作家，屈鲁特对艺术的热情也在无深度文化的浸淫下渐渐减弱。密德兰市艺术节的活动之一是一个题为“美国小说在麦克鲁汉时代的前途”的论坛，研讨传播学大师麦克鲁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的媒介理论及其带来的社会变革对当代和未来美国小说的影响。屈鲁特为这个论坛准备的发言内容令人语塞：“我不知道麦克鲁汉是谁，但是我知道同许多别的老淫棍一起在纽约市的一家电影院里过夜的滋味文学艺术论文，咱们能不能谈谈这个？”，“这个叫麦克鲁汉的，不管他是谁，对张开大口的河狸同书籍销售的关系有没有什么话要说？”[2] 38。“电影院过夜”和“张开大口的河狸同书籍销售的关系”并非屈鲁特凭空编造的胡言乱语，而是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当作家的书籍销量与淫秽图片含量直接挂钩，当他们为社会奉献了诸多有益著作之后却连住普通旅馆的费用都支付不起而不得不同许多老淫棍一起挤在在肮脏的电影院里过夜时，艺术带给他们的似乎更多的是无端的伤害而非善意的回报，于是他们对艺术的兴趣也就逐渐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忽略艺术价值的无深度现状的埋怨和愤恨。
也许有人会说，屈鲁特自信的丧失、环保意识的减弱和对艺术的兴趣的消逝都只是暂时的，因为小说的第一章就写道：在德威恩发疯后，“屈鲁特成了心理健康方面一个拓荒者，他以科幻小说作为伪装提出他的理论”[2] 14。二十年后当他去世时，他被“公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 [2] 14，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只有我们思想是人性的，我们才是健康的。”[2] 14被作为墓志铭刻于美国文艺科学院为他设立的墓碑上。然而，正如前面所说，小说的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艺术节开幕之前屈鲁特就已经被从小说的世界中释放了出来。由此可见，作为文化清道夫的冯内古特深感无力掌控笔下人物在无深度文化下的命运而欲将他们从中释放是真，屈鲁特那被刻意安排的奇迹般的成功则是假，它只是冯氏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一厢情愿的梦想而已。因此，自由意志的消逝才是屈鲁特在小说世界里的真实结局。
二、德威恩的自由意志之恸
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德威恩·胡佛在享受后现代无深度商业文化带来的巨额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尝尽了被物化的苦果。他在利益原则的熏陶下逐渐变得嗜钱如命、冷漠无情，最后心智失常成了一名暴徒。虽然德威恩曾努力追求自由意志以摆脱除了金钱以外一无所有的无聊生活，但是过于急功近利的他竟然被屈鲁特小说中的“唯我论”所误导而彻底疯狂。对于长期受无深度商业文化影响的他来说，自由意志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及。德威恩失去——追求——未追求到自由意志的过程就是他的思想逐渐被彻底无深度化，自由意志逐渐消逝的过程。
德威恩本是一个赚钱的天才，他在经济萧条最严重的时候果断买下了密德兰市军械公司的股票，然后又把它作为抵押从密德兰县国民银行贷款，由此开始了他的辉煌经商事业。但是后现代无深度商业文化一切向“钱”看的无深度规则使得他为了金钱而违背了良心和道义：他把他和继父用炸药及鹤嘴锄开发出来的山洞吹嘘为纯天然的神圣奇迹洞穴以欺骗游客牟取暴利；虽然他极奇富有，但却并没有与家人和支持者共同分享财富：他唯一的儿子本尼孤身住在位于密德兰市最危险区域的一间没有浴室的旅馆房间里，以在鸡尾酒吧弹奏钢琴为生；他继父的两个儿子住在神圣奇迹洞穴入口的黄色牧场房子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神圣奇迹洞穴的部分旅游收入；他为对他忠心耿耿的情妇法兰心所支付的工资也少得可怜。长期以金钱为中心导致德威恩在思想上极度狭隘自私，情感上也极度冷漠空虚：他的妻子在孤独中患精神分裂症而自杀；他与儿子多年来没说过一句话；他总怀疑法兰心想要他的钱，这个可怜的女人好心提出的在黑人监狱旁开一家肯德基连锁店的建议被他视作变相索取报酬；他还尖锐地嘲讽他最好的朋友及同事哈里的着装；他对自己土生土长并成家立业的密德兰市不但没有任何感情，反而时常觉得这座城市陌生可怕，不知自己身处何地。但可笑的是，他唯一信得过并经常与之交流的竟然是他养的一条叫做斯巴基的狗。斯巴基因为不会摇尾巴与其他狗示好而经常遭到攻击。冯内古特让德威恩与不会交流的斯巴基进行交流，讽喻了以利益为主的后现代无深度商业文化容易让人脱离正常生活、在思想和情感上变得孤独无依的悲剧。
金钱的麻醉和思想情感的空虚最终导致德威恩的精神出现错乱：他看到艺术中心上空有十一个月亮，一只鸭子在指挥交通……他的行为也开始变得古怪离奇：上班时高唱以前的流行歌曲；见了任何人都毕恭毕敬；半夜起床用手枪射击洗澡间，然后到沥青停车场上打篮球……最后他竟然忘记了自己是谁。迷失了自我的德威恩也迷失了生活的意义，因此他决定前往密德兰市艺术节，希望在那里找到全新的人生观。
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德威恩首先来到了艺术节宾客常去的假日旅馆，希望参加艺术节的名人们能够帮助他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与此同时，他也尽量挖掘着自己内心最具深度的东西以安慰自己。但遗憾的是他脑子里储存的唯一有些深度的东西竟然是他二年级时被迫背诵的一首肤浅的诗。在假日旅馆里文学艺术论文，德威恩身处各色人物之间，但无论是社会名流还是酒吧里的普通人都无法把他从追求深度的思维中唤醒，最后是屈鲁特那在紫外线灯照射下显得格外光彩夺目且有深度的衬衫胸口将他从沉思中惊醒。显然，冯内古特在这里把推广自由意志的屈鲁特的胸口喻作了深度和意义的象征，因为此时此刻，只有具有深度和意义的东西才能对一心挖掘深度、追求生活全新意义的德威恩发出“圣光”[2] 137。于是德威恩毫不犹豫地向屈鲁特靠近，要求他说明生命的秘密。求知若渴的德威恩从被他吓坏的屈鲁特手上抢过关于自由意志的小说《如今可以说了》，并狼吞虎咽地接受了其中被极端化的自由意志论——“唯我论”。《如今可以说了》告诉德威恩：他是宇宙中唯一有自由意志的生物，由于要在“一个并不要讲道理的宇宙中一直要不断讲道理”[2] 147而筋疲力尽，其它生物都是创世主用来刺激、观察他反应的机器。吸收完穿着“自由意志”外衣的唯我论之后，德威恩自以为正义地暴打了他遇到的每一个人，最后不仅被装进帆布袋里送进了疯人院，还因遭到受害者家属的严重起诉而几乎失去了所有财产。至此，德威恩追求自由意志的旅程彻底失败，他追求到的所谓的自由意志实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我中心论。
德威恩失去——追求——未追求到自由意志的惨痛经历告诉我们：后现代无深度商业文化不仅会剥夺人的自由意志，还会在个体追求自由意志时将其导向自私、贪婪、无人性的深渊。如果说德威恩是后现代无深度商业文化的代言人，那么他的命运则暗示了无深度文化的最终命运——在过度的自我膨胀中解体灭亡。
三、斯都奇的自由意志之恸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除了屈鲁特和德威恩，《冠军早餐》中还有另外一个主要人物——故事的 “创作者”和“讲述者”菲尔波德·斯都奇杂志网。作为“创作者”斯都奇对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理应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但随着故事的推进尤其是他对小说世界的介入，他的控制权不断减弱，到最后甚至完全放弃。而作为“讲述者”，斯都奇在整部小说中通篇使用了陈述语气，让人觉得他似乎对自己正在描述的一切毫无兴趣、漠不关心。对人物的控制权的减弱和通篇平淡无奇的陈述语气正是斯都奇的自由意志在无深度现实中被削弱的表现。
在小说的第十八章，当斯都奇以“创世主”的姿态现身充满后现代无深度商业气息的密德兰市时，他对他所塑造的角色的控制力就开始明显减弱了：在假日旅馆的鸡尾酒吧里，调酒师对斯都奇的身份产生了质疑而几乎不受他控制地长时间注视他；当丧失理智的德威恩对周围的人们蛮横施暴时，他虽然刻意远离现场以保护自己，但还是被小说中的一个角色踩伤了脚趾，他的石英手表也被意外打破；后来当他在街口等待与屈鲁特相会时，一只名为卡扎克的德国猎犬对他进行了致命的攻击。虽然斯都奇特意在第十九章对自己的控制权做了一番解释：“我对我创造的角色的控制有一点要说明如下：我只能大致引导他们的行动，因为他们都是这样大的动物。有惰性需要克服。我并没有用铁丝与他们相联接。而更像是用旧牛皮筋与他们相联结”[2] 117，但故事的最后，当他决定把所有的角色都从小说世界里释放出来时，他前面的那番解释顿时显得苍白无力。因为他对角色的释放不仅意味着给角色自由，更多意味着深陷后现代无深度商业文化中的他已失去控制自己所缔造的角色的能力。换言之，他控制力的不断减弱并非缘于角色本身的惰性或难以操控性，而是因为他的自由意志在不断减弱。
詹明信曾经说过：“资产阶级自我单元及个人主体的消逝，自然也就为人的种种内在心理病态带来一个结局，而这正是一直以来我用‘情感的消逝’所要概括的现象”[1] 449。在《冠军早餐》中，我们能从故事讲述者斯都奇身上明显地感受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情感的消逝。斯都奇在叙述中不厌其烦地重复使用“如此等等”、“等等”、“这里就是……”、“形状如下”、“如下”、“像这样的”、“是这样的”等陈述性语句结构，让人觉得他对自己所描述的种种后现代场景漠不关心。所谓言由心生，斯都奇的这种不痛不痒的叙述口吻与他的内在心理状态有密切关系。正如前面所说，当斯都奇现身后现代商业气息浓烈的密德兰市时，他的自由意志就开始明显减弱了，而叙述该故事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密德兰之旅，经历了种种典型的后现代场景文学艺术论文，也慢慢习惯了后现代的各种特点，尤其是其通俗化、大众化、平面无深度的特征。因此，他在叙述中对那些原本让他瞠目结舌的无深度文化现象并未抱以震惊或愤慨的态度，而是采用了平淡得近乎麻木的陈述语气，只管讲述事实，而几乎未流露出任何个人情感。正如让·波德里亚（JeanBaudrillard，1929–2007）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所说：“具有其热情、愿望、性格……或平庸的‘人’，……在我们这个功用宇宙中缺席了，死亡了，被删除了” [3] 58,冯内古特通过斯都奇的全篇陈述性叙事向读者揭露：后现代社会无深度商业文化会为个人的种种心里病态带来了一个结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面的、无深度的时代情感。因为，本着利益最大化原则，后现代无深度商业文化通过广告、电视剧、时装秀等方式把个人的种种情感和欲望直观地展示出来并夸大，并按照资本家的需要将它们与特定的商品或服务联系起来，鼓励大众以消费的方式来解决所有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困境。这样一来，在促进消费的同时，后现代社会里的一切个人情感都被转化成了非个人的、飘忽忽无所主的时代情感。个人情感消逝了，自由意志也就减弱了。斯都奇一成不变的陈述语气是他在后现代无深度文化影响下自由意志消逝的又一表现。
作为当代美国文化先锋，“冯内古特在执著追求理想社会模式的过程中，物质财富所具有的令人向往但同时又具有毁灭性的力量令他困惑不安”[4] 182。他悲哀地发现“人们越是刻意追求物质利益，精神上就越会感到空虚” [4] 182。因此，他在《冠军早餐》中借助刻画屈鲁特、德威恩和斯都奇三位无深度人物形象，向大众揭露了晚期资本主义无深度文化下个体的精神困境，尤其是其自由意志之恸，表达了他对后现代无深度文化的批判以及他对于建设一种真正人道、和谐、健康的社会文化的美好愿望，正如他借屈鲁特之口所说：“只有我们思想是人性的，我们才是健康的”[2] 15。
参考文献：
[1]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M].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2]库尔特·冯内古特.冠军早餐/囚鸟[M]. 董乐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3]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罗小云.拼贴未来的文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