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早期基督教与古希腊哲学的相遇
宗教与哲学之间所具有的那种信仰与理性的张力关系，使得它们的相遇往往呈现出对立与冲突的态势。因而，就宗教信仰体系本身或对某些神学家来说，哲学问题及与其关系，可能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外在性，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对立意识。这就是基督宗教产生时与希腊哲学遭遇中所呈现出的状态。然而外在的对立并不是基督宗教与希腊哲学相遇中唯一呈现出来的东西。就基督宗教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在其中发展和演变的思想处境来说，它与希腊哲学之间呈现出了较为复杂的关系，除了公开的冲突之外，后者在基督宗教的信仰体系和神学体系中还获得了一定的建构意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其探究的内在问题。也就是说，在基督宗教神学体系的早期建构中，无论它是如何看待哲学的地位，哲学问题或由它提出的问题，则是这种建构必须回应的。而这种回应既有对立与排斥，也有融合与接纳。
一、基督宗教产生的历史处境
基督宗教的产生于公元1世纪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地区。该地区隶属于罗马帝国政治控制、希腊文化在公共层面上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但同时它又是以色列民族长期生存和生活、希伯来宗教和文化传统在民间广为流行的区域。基督宗教与希腊哲学的遭遇并展开的对立、冲突与融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上演的。
希伯来传统与希腊文化的交汇与互动构成了基督宗教产生的历史背景。这一背景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导致冲突与挑战的因素。就前者来说，犹太教的信仰实践和罗马帝国的政治架构及其流行的希腊文化催生了基督宗教的产生，为其提供了赖以孕育和兴起的信仰资源和认知资源。一方面，基督宗教与犹太教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关系。犹太教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上帝的观念、关于上帝的超越性和普遍性观念、关于对神圣的救世主(弥赛亚，Messiah)的期待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神论信仰等等，都为基督宗教的产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信仰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犹太教相关的宗教思想和信仰观念，基督宗教关于上帝的信仰、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信仰则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希腊、罗马文化及其政治架构构成了基督宗教在其中孕育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也就是说，希腊文化在为犹太教提供思想资源的过程中，也为基督宗教的形成开辟了一定的历史基础。虽然在基督宗教刚刚兴起的时期，希腊文化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哲学呈现出了折中主义的颓势，出现了被蒂利希称之为以怀疑主义为终结的“希腊哲学家要建立一个意义世界的伟大企图”的“崩溃”。然而从大约公元前4世纪开始的希腊化时期已将希腊文化与希腊精神扩展到了帝国的各个角落，特别是包括巴勒斯坦地区在内的东地中海世界，已是一个在社会政治(公共)层面上受希腊语言和希腊文化支配的世界——希腊哲学和传统多神教崇拜长期以来成为罗马公民流行的精神生活和信仰生活的基本核心。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以希腊文化为基础的精神生活和信仰生活是受到强大的帝国权力为后盾并为它所竭力维护。
受到罗马帝国权力支撑和维护的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在广阔的帝国疆域内逐步形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原则，蒂利希称之为“普世主义”的原则。在当时，罗马帝国的版图覆盖了整个地中海区域，包括现在的南欧、北非和西亚广大的地区。在这个由众多民族和文化构成的疆域内，罗马建立起了一种整体的和普世的意识，“要求帝国的权力普及于整个世界”。虽然这种“普世主义”并一定象蒂利希所说的那样导致“民族与文化崩溃”这样严重的后果，但它确实产生了某种“与个别的民族历史相对立”的“世界历史意识”。这种“意识”不仅强化了罗马帝国的政治控制和文化控制，同时也为基督宗教超越民族信仰的传播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环境，塑造了普世性质——如使徒保罗的外邦传教立场及基督宗教在早期逐步形成的所谓的“公教”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蒂利希宣称罗马教会“追随罗马帝国”并接受了它的“遗产”。
伴随着大一统的普世主义在罗马帝国流行开来的是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长期以来对希腊罗马传统多神教信仰之神话和礼仪的批判性消解(怀疑主义)、对超验实在的推崇(柏拉图传统)、对逻各斯观念的解释(斯多亚学派)等等，都给予早期基督宗教以非常重要的影响，“成为许多基督教思想的直接来源”。
虽然犹太教传统和希腊罗马的文化政治理念，构成了基督宗教众多信念孕育与诞生的较为有利的思想文化环境。然而，基督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团体在这种环境中的传播与发展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相反它在一开始就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这些困难既有政治上的，也有宗教上的和哲学上的特别是哲学上的困境，具有更为长久的理论意义。
从源流上看，古以色列民族在长期颠沛流离生活中所逐步形成起来的一神教信仰和神圣性的“弥赛亚”观念构成了基督宗教产生的基本信仰基础。因此，在新约时期，耶稣基督的信仰身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被理解和被确认的。虽然以色列人的犹太教构成了基督宗教得以产生出来的信仰母体，而且早期基督徒的前身份是犹太教徒，罗马当局也把最早的基督宗教团体视为犹太教的一个新支派。然而，基督宗教是一种不同于犹太教的新型信仰形式。这是它的创立者耶稣及其门徒在一开始就充分意识到的。正是这种意识及其所表达出的言行，先后引起了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等犹太主要派别的不满与嫉恨，使得基督宗教在传统犹太教徒那里多少成为不受欢迎的宗教信仰形式。
基督宗教在早期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不仅体现在早期基督徒对其独特信仰身份的宣告与强调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传统犹太教社团的排斥，还在于在更为广泛的帝国政治、文化和宗教背景中所遭遇到的敌视。后者对基督宗教发展的影响甚至更为重要。这种状况在公元2世纪初前后、当基督宗教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派别时更为显著。早期基督宗教团体和教会因其自身的信仰对象、礼拜仪式和群体生活而体现出了与传统的希腊罗马宗教和文化观念的不同(例如因不向罗马神庙献祭而被视为是对罗马政府的不敬，因其相对“封闭”的团体生活而被怀疑具有反政府和不道德的倾向)，从而引起了罗马帝国当局和社会不同阶层的误解、迫害与压制。这些误解和敌视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以罗马皇帝为首的各级官员所实施的政治压制与迫害，以及以希腊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哲学文化批判与责难。哲学的责难典型地体现在塞尔修斯(Celsus，约2世纪中后期)的看法上，他把基督宗教看做是狂热迷信和哲学片断的混合物，对之进行了影响极为广泛的批判。
这些迫害与敌视构成了基督宗教早期发展相当不利的外部环境。虽然犹太民族的传统信仰与希腊化时期的哲学，为基督宗教的建构提供了内在的信仰资源和赖以理解的思想资源。然而，当基督宗教以相对独立的信仰形式在犹太文化中确立并在罗马帝国疆域内传播的时候，它却遭遇到了“一种双重的控告”，政治上的控告把它视为是对帝国结构的破坏，哲学上的控告则把它看做是荒诞的——既自相矛盾又没有意义。如何应对这些责难、控告与迫害而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辩护，就成为摆在早期教会与众多神学家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护教运动中的哲学诉求
当基督宗教在公元100年前后以相对独立的信仰形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它尚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既包括了教会内部的信仰实践和教义的建构与解释，也包括了为应对罗马帝国政治迫害和希腊哲学批判而做出的辩护与回应。对这些问题首先做出反应的是被称之为“使徒后教父”的一批神学家，他们对教会内部的信仰实践、信徒的行为与道德生活、律法主义、教会的正统性等有关基督徒正确信念和行为的问题，进行了解释与说明。与他们生存的时代几乎同时、但比他们的活动更为长久、意义也更为重大的是那些被称之为“护教士”的神学家。与“使徒后教父”相比，护教士神学家更为关注政治与哲学上的敌对与歧视问题，关注公共话语层面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虽然“使徒后教父”对有关问题解释与说明的神学性质和信仰地位在历史上引起了颇多的争议，而护教士则过多地关注于基督宗教与罗马政治及其思想文化的关系，但他们却是在使徒时代之后最早对信仰实践乃至神学问题做出思考与探究的，在某种意义上开创了基督宗教神学思想的先河，从而在基督宗教神学思想史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护教士神学家主要是在应对外部的误解、批判和敌视中开始神学思想历程的。“辩护”(a-pology)来自于希腊文apologia，意思是在有人控告你时，对法庭上的审判做出答辩或回答，是一种为了或代表被告在法官面前所做的正式陈述。那么，导致基督宗教早期神学家答辩的控告主要是由什么人在哪些方面作出的呢？控告主要来自于宗教人士(如犹太教徒和罗马传统多神教信仰者)、政治家(如罗马皇帝)和哲学家，谴责基督宗教信仰的荒诞性、不合理性以及对帝国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危险性。或许，来自于政治和哲学的控告最为重要。因为政治的控告往往伴随着或演变为暴力式的镇压，而哲学控告不仅涉及到基督宗教信仰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认知合理性问题，而且会为“政治当权者接收过来”，产生“非常危险”的“政治后果”。
这些“危险的政治后果”对于基督宗教团体或基督徒个人的生存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为了消除这种后果或使它不至于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早期教会不仅采取各种政治手段来抗争被压制的命运，而且也运用众多书面的或其他说理的方式来为自身信仰的合理合法性辩护。从实际效果上看，说服罗马当权者相信基督宗教信仰是合理的且不会对帝国的社会政治安全构成威胁，当是最为有效的手段。这乃是大多护教者的辩护词所致力的目标，在宣称其信仰合理合法并要求公正待遇的过程中，试图最终“从异教皇帝那里为基督徒获得正式认可的公开从事其宗教信仰的权利”。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或者说，护教者采取了什么样的方法手段来为其信仰的合理合法性辩护？从实际可能性上看，这种辩护如果获得成功，就必须在政治层面和公共层面上为罗马当局所认可。在当时，希腊文化特别是哲学所具有的主导地位，使它在社会层面上已然成为衡量各种思想体系与信仰体系是否具有合理性的主要标准。因此，能否和如何借鉴并利用希腊哲学资源来为基督宗教辩护，就成为当时大多护教者思考的核心问题。从辩护的角度上看，来自于哲学的是所有控告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且易于从中导引出一种可怕的政治灾难。鉴于此，从哲学上消除基督宗教的不合理性，在护教士那里就具有了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然，面对政治与哲学的敌视和攻击持守什么样的的立场与态度，必定会决定护教者的辩护方式。其实在早期也有一些神学家坚持更为激进的立场，相信基督宗教信仰自身的合理性，采取了被称之为“虔信主义”的辩护方式。例如塔堤安(Tatian，110－172)和德尔图良(Tertullian，145－220)等神学家对希腊哲学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不信任与拒斥，认为基督宗教并不能够从希腊哲学中获得多少有益的帮助。
忽视哲学的责难并对之采取敌对的虔信主义立场是要冒着一定政治风险的——极有可能激化那些青睐希腊哲学的罗马当权者的愤怒情绪。实际情况是，大多护教士承接哲学家的批判从哲学上论证其信仰的合理性，“采取了理性辩护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他们把哲学作为“神学的主要对话伙伴”，在与哲学的对话中展示或论证其思想的合理性意义。当然，护教士所采取的理性辩护主义方式并不纯粹是由哲学批判所激发出来的。从内在的意义上说，这种辩护方式还取决于罗马帝国晚期希腊哲学所呈现出的状况以及护教士对基督宗教基本性质的看法。
那么，罗马帝国晚期的哲学在什么状况上会使护教士感受到了一种辩护的意义呢？基督宗教产生前后，在罗马帝国流行的是以斯多亚学派、逍遥学派、新柏拉图主义、伊壁鸠鲁学派和新毕达哥拉斯主义等希腊化哲学流派。与古典时期相比，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具有了许多新的特征。在蒂利希(PaulTillich，1886－1965)看来，与基督宗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首先，从古典时期开始的对希腊多神论的哲学批判及其怀疑主义精神，一直延续到了罗马帝国时期，极大地“削弱了古代的神话与礼仪传统”。特别是在希腊化时期众多哲学流派中弥漫的怀疑主义，对传统的哲学学说充满着不信任，认为“单独纯粹理性是不能建立起一个人们能在其中生活的现实世界的”，因而试图通过不同的途径建构生活的信念与确定性。为此，这些流派虽然延续着哲学派别的性质，但却同时演变成了“一个崇拜的群体”，具有了“半礼仪半哲学”的特征。它们的导师和创立者被称之为有“灵感”的人或“救世主”，为其追随者提供生活意义并把他们“从烦恼中解放出来”。希腊化时期哲学流派所具有的怀疑主义批判精神及其所发展出来的新的特征(如灵感观念和“救世主”称谓)，在摧毁传统多神教信仰的同时，也为基督宗教进入“这个世界”提供了“机会”。其次，希腊化时期哲学派别的众多思想观念也为基督宗教的信仰教义提供了赖以理解的精神资源。例如柏拉图哲学传统关于超越的观念、关于世界真正本质的“理念”世界的看法、关于人的生存的内在目的是对精神世界的参与的看法、关于“护佑”的观念；亚里士多德学派关于神是纯形式并自身完满的观念、关于每一事物因爱的推动而趋向高级形式的看法；斯多亚(斯多葛)学派关于逻各斯的观念与学说等，对于基督宗教的上帝论和三位一体论、基督论与救赎论、基督徒的生活信念和人生理想诸方面，都提供了在希腊文化的处境中得以认识和理解的思想背景。此外，在罗马帝国后期广为流行的折中主义倾向中为了所谓“最好的生活方式”所采纳的护佑观、上帝观、道德自由和责任观念、灵魂不朽等希腊思想与观念，都“以某种方式为基督教的传播做了准备”。
虽然这些希腊哲学思想并不会为基督宗教的神学家们简单接纳，直接地用在对教义和神学的建构中，但它们所包含的神的观念及其宗教性倾向与特征，却使早期的护教士(教父)们感受到了某种亲和性，某种可以在神学思想中借鉴、运用的文化资源以及可以用一种使“有教养的”罗马上层人士能够理解的方式向他们解释其信仰本质的意义。因此，一些早期接受了希腊哲学教育或对希腊哲学有着较为深入了解的教父，如查士丁(JustinMartyr，约100－165年)、克莱门特(ClementofAlexandria，约160－215年)、奥利金(Origen，约185－254年)和阿萨纳戈拉斯(Athenagoras，约2世纪中后期)等，在他们成人或转向基督宗教信仰之后，并没有完全弃绝这些所谓的“异教哲学”，而是把它们用在不同层面上为其信仰的合理性辩护。
在早期教父从希腊(化)哲学中读出浓郁的宗教性意义的同时，他们也在基督宗教中看到了某种哲学的韵味。当然，作为基督徒，早期教父完全知道基督宗教是一种信仰，而不是哲学。但是，在与当时罗马帝国各种思想文化体系的交流、对话过程中，他们从自身的信仰体系中看到了一种哲学的可能性，或者起码希望它能够具有一种哲学的意义。例如，查士丁在皈依基督宗教之后立即宣称基督宗教是唯一可靠、有益的哲学，并因此而“成为一个哲学家”；克莱门特则把基督徒的生活视为是一个“根据理性行动的系统”；奥利金把希腊哲学的结构嵌入到了基督宗教的基本框架中来展示后者的哲学意义的。正是这种或希望具有的这种哲学可能性使得众多教父力图在基督宗教与希腊哲学之问建立起某种内在的关联，来为自身信仰的合理性辩护。
因此，早期教父通过希腊哲学的宗教化和基督宗教的哲学化，消除了两者之间的隔阂与对立，打通了它们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如果教父们在基督宗教和希腊哲学之间看到了共同性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说明这两种思想体系间的共同的东西了。早期教父主要是从它们的起源上说明共同性，认为希腊哲学和基督宗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神圣的启迪，从而表现出“对神的事业”的共同追求。因此，其心灵受到圣道之光启迪和照耀的希腊人，他们的哲学作为上帝的礼物，是“神预备希腊人接受基督的方法”，从而成为基督宗教的预演，预示了后者的到来。而作为圣道肉身化的耶稣基督真传的基督教义，则能够更真实、更全面地认识“圣道”(神圣真理)，最终实现了对包括希腊哲学在内的所有哲学的超越和取代。
从总体上看，认为希腊哲学和基督宗教之间存在着一致性的教父，无论是从思想体系的性质还是从对神圣真理的把握上，都把前者看做是从属于后者的。虽然这明显地体现了宗教至上的信仰立场与倾向，并不能够获得希腊哲学家们的认同与共鸣；但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却能够使他们在众多的思想体系中，选取希腊哲学作为其值得信赖的辩护资源。也就是说，“正当2世纪基督教护教家放眼扫视罗马帝国，寻找思想模式，以帮助他们与类似罗马皇帝奥勒留等有思想、会思考的异教徒沟通之际”，他们虽然看到罗马帝国到处充斥着五花八门的神秘宗教、仪式、神话和巫术类哲学，但却最终决定采用希腊哲学
例如柏拉图主义或斯多亚主义——来“作为辩护基督教的基础”，以便于在向“受过教育并有思考力的罗马人”说明或解释其信仰观念时，运用的起码是那些在对方看来是合理的且有说服力的方式。
采取与希腊哲学联手的方式进行辩护，无论其效果如何，起码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愿意或能够在“有教养”的罗马人崇尚的理性框架内讨论信仰问题的态度。这种方式及其态度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试图显明这样一种信息，即基督宗教的信仰不是非理性的和荒诞的，在逻辑上也不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当护教家们以这种方式向罗马皇帝及各级官员写信解释其信念与行为时，他们希望后者能够依据合情合理的判断来公正地对待其信仰，“使他们即使不信基督，也会正视基督教”。或许，以合乎理性的方式获得一种公正的待遇，是护教家们采纳希腊哲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外部原因。
三、基督宗教哲学之建构
一旦确定哲学作为基督宗教信仰合理性辩护的基本原则之一，希腊哲学的众多观念与方法就会以不同方式进入到基督宗教之中。其结果是既提升了早期教父的辩护水平，同时也在较高的理论层面上促进了基督宗教神学思想体系的建立。正是在以这种方式建立神学体系的过程中，基督宗教哲学得以孕育诞生。
由于在公元100年前后，基督宗教的信仰体系尚处在建构的过程中。虽然在公元1世纪中期的耶稣和使徒时代，基督宗教信仰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观念已得到确立，犹太教长期的发展也为其提供了宗教基础。但就作为一个包含了众多因素在内的完整的宗教体系来说，它却是初步的和简单的，在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的解释与完善。尤其是在新的环境中，不论是面对信仰者或是非信仰者，那些被称之为基督宗教“第一序列”(first-order)语言的“神的话语与言说”(信仰语言)，尚需要作为“第二序列”(second-order)语言的神学语言对之作出说明和阐释。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正是在使徒时代之后由于对为什么信仰和如何信仰之类众多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思考与阐释，才开始了基督宗教神学体系的建构。
在神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能够使用的思想资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建构方式。就本文涉及到的问题来说，希腊哲学对这种建构方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向作用。虽然基督宗教产生时期所使用的公共语言是希腊语(《新约圣经》即是以这种语言写成的)，包含在这种语言中的希腊文化及其哲学思想与观念，必定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对基督宗教信仰的言说和理解。然而那是一种广泛的、不具有明确的哲学自觉意识的语言文化运用方式。以自觉的方式把希腊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来使用，开始于公元2世纪初前后早期教父在对基督宗教神学体系的建构之时。在他们建构神学体系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对教义信条明确解释的需要，另一方面因其要对哲学批判所引起的合理性问题的回应，以及对基督宗教的哲学性和希腊化哲学的宗教性的理解，从而对希腊哲学采取了相当包容的立场与态度。希腊哲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进入到了基督宗教的神学之中。
实际上，明确地把希腊哲学运用在对神学思想的解释与建构中，早在公元1世纪上半叶就已在其他宗教体系中出现了，主要是由犹太教哲学家菲洛(Phio，25BC-40AD)针对一些犹太教的基本教义所做出的。然而，他对希腊哲学的开创性运用，例如运用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学派的思想以及逻各斯观念对旧约圣经和上帝创世诸多问题所进行的理性化解释，则对早期基督宗教神学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可以说，当早期神学家在阐释基督宗教基本教义并建构其神学思想时，希腊哲学无论是在可能性上还是在现实性上，对于他们的大多数来说不仅不再构成障碍，反而成为他们非常乐意采纳的思想资源和方法手段。
基督宗教的早期教父在阐释教义及建构神学思想时对希腊哲学的借鉴和运用，体现在了众多的方面。例如，在对上帝及其本质的认识方面，查士丁诉诸于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对存在特征的理解，把上帝视之为永恒、没有开始、超越激情、不变、不可见等；奥利金运用“柏拉图关于上帝是无形的、不动的、超时空的、超越世界的观念”对《圣经》中的上帝做了隐喻式的与精神性的解释；阿萨纳戈拉斯(Athenagoras，约2世纪下半叶)运用希腊哲学家关于神的唯一性观念作为阐释和辩护基督宗教上帝之唯一性的合法根据，并从中来理解上帝非受造、永恒、不可见、不动感情、不可知与无限的本质。即使对希腊哲学极为反感的德尔图良，也会在诸如“单纯、不变和没有感情”之类的神性基本观念上，形成与希腊哲学极为相似的看法。这种情况使得一些研究基督宗教神学思想史的学者感叹道，像德尔图良和克莱门特这些在上帝本质看法上具有类似观念的早期教父，其“得自希腊文化与哲学神学的成分，比希伯来和使徒关于神的教导更多”。
同样，在三位一体和基督论等基本教义方面，早期教父也适当地运用希腊哲学思想对之作了阐释。在基督宗教神学的早期发展中，有关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论和耶稣的身份问题，可能是在教会内部争论最多同时也是引起外部批判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为了平息这些争论与批评，一些教父尝试用希腊哲学的思想观念对之做出解释和说明。例如奥利金从纯粹精神的意义上界定上帝的本质，把三位一体视为是上帝的本体、存在和善的统一体，并在运用柏拉图的“分有说”解释人与上帝的关系中——从圣父那里获得存在、从圣道那里获得理性本性、从圣灵那里获得圣洁——认知三位一体的意义；查士丁等人则借用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学派的内在的与超越的逻各斯(logos)观念解释圣父与圣子的关系，认为圣父是永恒的精神，在他之中有逻各斯，逻各斯是上帝自我显示的原则，在本质上与上帝统一；这种永恒的精神(逻各斯)从圣父出发来到世上，把他显示给自己与世界，使逻各斯真正地成为人(耶稣)，那是绝对和独一无二的上帝的道成肉身；克莱门特也以类似方式解释了逻各斯的神学意义。
在公元二、三世纪的大多教父思想中，希腊哲学拥有着相当积极的建构意义。它一方面为基督宗教基本教义的解释及相关神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帮助，另一方面也在应对外部批判中使之获得了合理性基础。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些神学家的努力，基督宗教在早期发展中拥有了一个“正式合理的思想平台”并借助于这一平台而被推到公共的大众舞台之中，使之避免了退化成为一个神秘或民间宗教的可能。虽然在这种借鉴、运用希腊哲学的过程中，早期教父更多的是依据信仰的要求对希腊哲学的观念做出了宗教性的解释和改造，既不是彻底转向哲学以“寻求它的信仰根基”，也没有“尝试把基督教的信仰与行为转变为某种哲学体系”；然而在这种解释和改造中，希腊哲学确实以某种方式进入到了基督宗教之中。这种进入除了神学的和辩护的意义之外，还有一种哲学的意义——它一方面确定或显明了基督宗教的哲学性或哲学可能性之所在，另一方面则激发或提升了对宗教之中的哲学问题的关注和兴趣。这可能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基督宗教哲学”的东西所得以形成的主要契机。
即使在当时及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也有一些神学家或对希腊哲学在基督宗教中的大规模运用提出了公开的批判与抵制，如德尔图良和塔堤安；或对之做出了全面的清理，如希波利特(Hippolytus，170－236)，教会也在对希腊哲学运用中可能导致的异端思想进行了矫正与限定。但是在哲学与神学的早期结合中所形成起来的基督宗教哲学之趋向，则在随后的历史中构成了一个源源不断的思想潮流，产生了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柏拉图主义式的基督宗教哲学和以阿奎那为代表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基督宗教哲学。
第2篇：如何看待古希腊自然哲学对近代科学的贡献
古希腊文明是一个自称为海伦后代的小民族留给欧洲乃至全人类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她在整个西方文明中的鼻祖地位应当是勿庸置疑的。而近代科学是15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革命和文艺复兴的脚步到来的，她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是不容怀疑的。关于此二者之间的关系，恩格斯曾说：“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恩格斯对古希腊文明的这种盛誉式的评价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共识。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并得到迅速发展是由当时当地的条件决定的，不必到1400多年以前的希腊去找原因”。日笔者尝试从1400年前烂漫无垠的古希腊文明奇苑中拮取一朵开得最早、最璀璨夺目的异葩，看看她那时的物种属性是否遗传到了今天，或者对今天她的后裔们有何显著影响。
这朵异葩就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我们承认哲学对科学的指导性、总括性作用，古希腊哲学是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最初形态，而自然哲学就是这一最初形态的源头(换句话说，古希腊自然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发源地)。遵从这样的逻辑，虽然不能说近代西方科学的源头就是古希腊自然哲学，但至少本文立题讨论“古希腊自然哲学对近代西方科学的贡献”应当不是无的放矢。
一、从自然哲学的起源和对象看她对近代科学的贡献
在自然哲学诞生前，古希腊人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用神话来理解和反映他们周围的世界。自公元前9世纪，希腊神话已成体系，古希腊人以之指导一切宗教和道德活动。但一方面随着希腊人自己不断的海外殖民及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入侵，国家领土变迁、民族迁徙和融合、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外来文化和自身积累的经验技术日益相结合，新的思想萌芽逐渐显露出来；另一方面，航海民族的特性使得希腊人比其他民族更加注意发掘天文、气象、海流等自然现象的规律性，而人们一旦知道经验观察可以发现规律，并能作出正确预测时，他们就不会再全身心的听命于虚无缥缈的神话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6世纪，第一批哲学家开始寻找比神话世界观更为合理的自然观和道德原则，自然哲学诞生了。
可以说，自然哲学开始于人们对自然的观察与思考。自然哲学的对象是“自然(phusis)”，虽然这个“自然”并非今人所说的自然事物的总和(亚里士多德后来明确把“自然”定义为“运动和变化的本原”)，但在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论述中有广泛使用的两个范畴“世界”或“宇宙”却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界。若用今天的词汇来表述，自然哲学是对自然界本原和自然界整体的探讨。她囊括了当时人们的一切认知，是希腊古典哲学的源头，也是后来希腊理性科学的雏形，虽然有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哲学并非真正的哲学，但是她却与近代科学的研究对象有着最为广泛的重叠。
希腊自然哲学与科学不分家，自然哲学家们往往同时又是科学家。哲学界公认的西方哲学鼻祖泰勒斯，同时又被科学史家称为科学之父。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用他们聪明的大脑提出了一系列的广泛而深刻的问题，比如：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水、火、土等自然物质是一种本质吗？灵魂存在吗？宇宙是什么样子？……。自然哲学家们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反过来再试图用这些理论来解答问题，姑且不论他们解答得正确与否，反正几千年来，一切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都在思考尝试解答他们最初先提出的这些问题，有些直到今天也没有正解。可以说，希腊自然哲学为后世哲学、科学发展划定了一个初步的对象范围，随之而来的古典时期希腊哲学把这一范围更加拓宽、精确化。希腊哲学家们把问题几乎都提出来了，近代科学家所做的仍然不过是从各个角度来尝试解答这些问题。仅从设定科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也是功不可没的。
在希腊自然哲学家们的思考之中，蕴含着一些基本观念，它们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首先，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是宇宙的合理性，其目的就在于解释和证明这种合理性；其次，宇宙自然既然是合理的，因而也就是有规律、有秩序的；最后，这个合理的、有规律的宇宙是一个整体，所以一定有统一的根据。这些基本观念通常是哲学思考的自明的前提，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哲学家的思想并且支配着整个西方古典哲学，只是随着哲学思考的深入才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并被要求作出进一步的证明。但是，可以看到，这些观念和前提也正是近代科学所要求的，也就是说，若没有这些前提，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就无疑于痴人说梦。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的贡献在于提出、认同了这些前提(尽管他们无力证明)。
二、从自然哲学的精神来看她对近代科学的贡献
希腊自然哲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科学精神。“哲学”这个概念，在希腊语中是philosophia，即“热爱”(philos)与“智慧”(sophia)的合成词，故其本义为“爱智慧”。在希腊哲人看来，求知是人的天性，作为爱智之人，就是穷究宇宙来源，探索万物真实，诘问人生目的，在这种不断的探究和追问中获得知识，由此而获得自由，享受真正的幸福。所以，尽管在希腊哲学那里认识论还很不发达，但是“学以致知”却构成了哲学家们的最高理想，他们大多淡薄功利，沉醉于形而上的追求，这种精神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哲学和哲学家，以至于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所以说，爱智慧、尚思辨、重探索是希腊自然哲学(也是整个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其中，尤以探索精神对近代科学最具启发意义。
探索精神是希腊自然哲学最基本的精神。当希腊人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因惊异而产生的种种哲学问题并由此而展开了深入的探索，并不太关心哲学体系的建构问题，虽然哲学之为哲学无论如何都是有体系的。他们所关注的哲学问题相互之间是密切相关的，这些问题有：一与多、存在与非存在、知识与意见、本质与现象、一般和个别，以及运动与静止、可知与不可知、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灵魂与肉体等问题。这样的探索精神与近代科学求解问题的精神不谋而合，近代科学就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进的，不能否认近代科学家们这种不懈求知的探索精神中有古希腊哲学家的影子。
其实不止是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有浓厚的科学精神，在整个西方哲学中，都能发现这种精神的存在。这也是东方哲学(中国、印度)与西方哲学的最大区别所在。因为希腊哲学起源于对自然的思考，自然是她们一直关注的对象，而科学精神是研究自然所必须的。但东方哲学关注人文比自然多一些，所以科学精神在东方哲学那里似乎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对于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诞生于中国，这一条也是重要的答案之一。但是，正如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一样，这种科学思维方式既在形成蔚然大观的西方文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被有些思想家视为造成西方文明之种种弊端的根源。例如，当20世纪西方哲学反思自己历史的局限时，许多哲学家把其最基本的局限性归结为“科学思维方式”，并且将它的滥觞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尽管如此，若我们抛开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方式对哲学的负面影响不谈，只从古希腊自然哲学与近代科学的关系来看，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探索、思考问题的这种科学方式对近代科学的启蒙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三、从自然哲学的研究方法来看她对近代科学的影响
虽然在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中没有系统的方法论，但也不难在发现后世哲学、科学研究中大行其道的方法论思想火花。他们重视科学，重视严密的逻辑推理，这都有利于使人们关于自然界的知识系统化，形成理论体系。这是幼年自然科学发展、成长的必经之路。
1．实证思想。早期希腊哲学家大都比较重视实证、实验。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表现更像是科学家。因为自然哲学家的这双重身份，使得他们在一定意义上比成熟时期的希腊理性科学更接近近代实验科学。
西方哲学的鼻祖泰利斯主张从自然现象中去寻求真理。他之所以提出水本原说，是由于经验证据说明水有滋养万物的作用。他还非常重视把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曾根据所学、所创的理论成功预测了日蚀，用分流的水利工程帮助军队渡河，他还利用几何知识测量了埃及金字塔的高度。赫拉克利特用“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来证实他“变”的普遍性理论。毕达哥拉斯基于他对当时数学(主要是几何)知识的认知提出了数本原说，还用实测的方法在中国人之后发现了勾股定理。毕达哥拉斯学派还把他们的哲学信条应用到医学理论上，阿尔克莽、阿那克萨哥用动物进行实验、用解剖方法研究其构造。芝诺用“二分法”、“阿基里追龟”、“飞矢不动”、“运动场”等实例来否定运动来维护乃师的存在哲学。虽然限于当时的条件，原子论者无法用实验证实他们的理论，但他们的原子论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基于对当时所知的一切有关事实——蒜发、凝聚、运动和新物质生长的思考和分析。
如果说后来形成的希腊理性科学与近代实验科学相比，无论客观条件限制也罢、思想认识限制也罢，总之是缺少了实证意识，那么，在更早期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科学家这里，这种意识似乎更加浓厚些。也就是说，古希腊自然哲学与近代科学更加具有相似性。
2．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古希腊自然哲学中，就已经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随着西方哲学的发展，这一思想逐步完善，到了黑格尔的时代，这一思想业已集大成了，随后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恩格斯创立了如今仍对科学、哲学研究起巨大方法论作用的自然辩证法。
米利都学派的阿那克西曼德在他的“无定说”中提出了“无定”和“对立”的概念，他认为生成万物的本原应当是“无定”，“无定”分化为万物的过程就是生成，万物复归于“无定”的过程就是消亡，生成和消亡共同构成世界的运动。他还通过对“补偿原则”的阐述，第一次明确表达出运动必然性和原因的关系。阿那克西美尼批判发展了这种“无定”说，提出了“气本原说”，他用“凝聚”和“疏散”这两种气的对立运动形式，深刻而概括地揭示了世界万物的生成过程。开辟了用量的不同来解释事物性质差异的新途径。恩格斯指出，古希腊哲学把自然界看作“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灭，……是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
赫拉克利特的“流变说”认为，“变”具有普遍性，而“变”的背后有一个基础和根本原则(他认为是“火”)，即事物变化是有原因和规律的，他还提出了“逻各斯(logos)”的概念来表述“火”及万物的变化所必须遵守的尺度或比例、平衡关系方面的规律。“逻各斯”的发现和理论表述，揭示了运动变化的规律性，在以后西方哲学的发展中成为“规律”的概念，并作为“逻辑”“学科”等词的词根。赫拉克利特还从大量的现象变化中，敏锐地察觉到任何变化的根源都在于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和统一；指出变化的总体特征是循环与平衡。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哲学，是早期自然哲学发展的重要成果，对后来发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恩格斯称赞他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了普遍运动这一正确的世界观，列宁也盛誉他对“火”的变化过程的描述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说明，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目哲学中，对立统一的观点始终贯彻其中，他们认为数和万物的本原是一，一就包含着奇和偶两个对立的方面，对立是存在物的本原，但和谐(可理解为统一)最美好。
虽然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和芝诺的存在哲学否定了运动和多样性，但他们对辩证法的贡献却在古希腊自然哲学中是首屈一指的。芝诺把运动视为矛盾，举了四个著名的例子，企图来否定运动，但这却在客观上正好揭示了运动的矛盾本性，从这个意义上，他对概念辩证法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他的那些论证方法又奠定了论辩辩证法的基础，所以，黑格尔盛誉他是“辩证法的创始者”。通过对运动概念的论证，芝诺这个运动否定者的思想，反倒显得比运动支持者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更为深刻些。
“元素说”中对“四根”、“爱”与“恨”关系的描述，“种子说”中对种子特性、异类相知说的论述，原子论者关于原子与虚空、存在与不在、感觉与理性的论述等中，也无不呈现出辩证法的星星之火。原子论者也把永恒的运动看成是万物本原“原子”本身的固有属性，认为原子是“自己运动着”的，这种自发运动观甚至让此后、牛顿之前的所有物理学家汗颜。流基波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是任意的，一切都能说出理由，并遵循必然性”，后来伊壁鸠鲁又加上了偶然性。而我们知道，从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它们的结合上去探求万物运动变化的“理由”或规律，正是自然科学的任务。
3．逻辑论证方法。逻辑论证在近代科学(尤其是数学)中被广泛运用，成为科学理论证明的主要手段之一。要追溯这一方法的起源，仍然要回到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中。
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不但是存在哲学的创始人，而且也开创了逻辑论证这一西方思辨哲学的主要方法，涉及到选言推理、同一律等问题，比以前思想家们那种单纯的直言判断式陈述大大前进了一步。后来他的得意门生芝诺在维护存在哲学的辩护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就是逻辑论证——论证单一否定众多、论证静止反对运动，都是使用的归谬法。著名的芝诺悖论让思想家们首次领略到了悖论的魅力，悖论——这一逻辑论证的形式成为了后来智者运动中智者们的最爱，而逻辑论证——这一科学方法后来经过亚里士多德天才的扩充与完善，最终发展成为指导后世哲学与科学研究主要方法论手段的逻辑学。
四、小结
古希腊自然哲学一诞生就以对自然的思考和探索为己任，为后世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拟定了基本命题。如果我们把科学精神分为探索、怀疑、理性和实证四个方面的话，那么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已把探索、怀疑和理性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创造了古代文明的奇迹。只是他们囿于奴隶主“劳心不劳力”思想的局限，在实证方面尚有所欠缺而已。所以一旦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们把实验方法注入其中，近代科学便诞生了。而近代科学的先驱者，正是古希腊圣贤的真正传人。
近代科学大厦的方法论基石可以回溯到古希腊找到它的根源。古希腊时代的哲学作为一种古代知识的汇总，既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近代科学得以发生的母体和背景。它不仅为近代发展的许多科学理论、科学观点提供了胚胎和萌芽，更重要的是它为近代科学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思维方式、思考方法、概念框架、以及理性分析和批判反思的一些规则与原理，所以如果没有古希腊的哲学也就不会有近代的自然科学。
作者：吕翠华
第3篇：简论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
自然哲学是2000年前灿烂无限的古希腊文明奇苑中一朵开得最早、最璀璨夺目的奇葩，对于人类科学技术发展而言，古希腊文明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开启了一个以思辨的方式思考自然、处理个体与茫茫宇宙之间关系的时代，这使得古希腊人很早就着眼于对自然界作出系统的、构造性的思考与认识。古希腊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科学问题与科学思维方式，这些在今天科学中仍然依稀可辨。吕翠华在《如何看待古希腊自然哲学对近代科学的贡献》一文中说道古希腊哲学是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最初形态，而自然哲学就是这一最初形态的源头（换句话说，古希腊自然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发源地）[1]。
1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形成
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产生，是由它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丰厚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一是古希腊虽然称为希腊，但却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许多地域较小、各自独立的城邦组成的。在这里，公民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性，这就为思想自由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为哲学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奴隶制社会使得奴隶主有闲暇从事脑力劳动，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二是希腊哲学的产生直接得益于丰厚的文化背景，它是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古希腊地处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交汇之处，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与有条件汲取各大文明的精华，如荷马的英雄史诗、巴比伦的算术、埃及的几何学和宗教观等，共同构成的肥沃思想土壤，催生出古希腊自然哲学这朵智慧之花。
早期希腊哲学是古希腊哲学的产生阶段，在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后世的研究者们多以苏格拉底划分前后，因而亦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那时的古希腊人把自然界作为整体来研究，自然科学都包括在哲学里，称为自然哲学，这既是古希腊人对自然界的哲学思考，又是早期自然科学的一种特殊形态。这时的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2]小亚细亚西岸中部的伊奥尼亚地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发源地，在这里，形成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不同流派：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德谟克里特学派等。这些学派就世界的本原和存在问题，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学说进而形成了不同的物质观、运动观，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2本原问题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对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可以追溯到米利都学派。米利都学派的共同特点是用自然的因素来解释自然界中的现象，把自然界的本原归结为某些具体的物质形态，认为宇宙万物是由某种基本的东西演化而来的。虽然如此，但米利都学派的四位哲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和赫拉克利特对世界的本原问题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本原物质：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万物起源于水又复归于水，地球是漂浮在水中的圆盘，天空是由稀薄的水汽形成的盖子；阿那克西曼德对本原的规定突出了本原的流动性，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不定”或“无限”；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无定的空气是万物的始基，通过不同的作用变成火、云、水、石头等；赫拉克利特则主张火是一切自然现象的物质始源。在他看来火产生一切，一切由火的转化而形成，并且复归火。米利都学派关于世界本原的理论无疑是相当原始的，但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不仅就地震、雷电、天体和生命等各类特异现象给予了自然的解释，而且对一般的宇宙论问题，也即万物的起源和构成问题，提出了自然的理论。可以认为这种对一般问题的探讨，开启了希腊哲学和科学对纷纭万象做出普遍说明的尝试。
毕达哥拉斯学派像米利都学派一样追求自然的知识，不同的是前者把世界的本原看作是物质性的，而后者则认为“万物皆是数”。如其代表人物毕达哥拉斯通过对数的研究，认为数是万物的本源，并企图用数学关系来解释自然现象。他们认为数学的本原就是万物的本原，将自然万物的本质数学化，开启了将自然数学化的大门。自然万物的本原是一，从一产生二，产生各种数目；从数产生点、线、面、体；产生水、火、土、气，它们的相互转化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与米利都学派的“水”、“气”、“火”等相比，“数”具有更高的普遍性、概括性和抽象性，更能体现自然万物的统一性。
促成爱奥尼亚自然哲学家关于物质的终极构成理论的发展，是来自埃利亚学派的“是论”，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巴门尼德。巴门尼德论证的出发点是“它是，它不能不是”。从这个前提出发，巴门尼德所得到的逻辑结论是：“是者”是不生不灭的、不变的、不动的、不可分割的、均一的、完整的，就像一个圆满的球体。巴门尼德还发展出了一种不折不扣的理性主义观点：一切感觉经验都是靠不住的；一切运动、变化和生灭都是假象。自然界虽然处在不断的变化生灭之中，但是决定着自然界外在现象的应该是一种不变的根本。这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科学思想。
恩培多克勒是多元论哲学的典型代表，他的思想包容性很强，是各家的综合，也可以说是一种过渡。他认为，永恒不动的存在不是单一的，也不仅仅是思想的对象，而是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他称为“根”，明确宣称火、土、气、水是万物之根。即用“四根说”来解释自然界的根。多元论哲学的另一位代表阿那克萨戈拉，受伊奥尼亚自然哲学传统的影响，也在物质性的东西中探寻万物的本原，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不可见的“种子”，这些“种子”必须是永恒的、无限的、并且是同类的。这种把看不见的物质元素“种子”作为本原的观点，使自然哲学对事物内部结构的探讨更加深入。
德谟克里特学派，也称为原子论学派，其代表人物是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古代原子论的创立者留基伯第一个提出了关于原子和虚空学说，他把原子理解为不可分割的物质粒子。留基伯的继承者德谟克里特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认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是“原子和虚空”组成的，原子是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伊壁鸠鲁继承和发展了原子论，他认为世界就是原子和空虚，原子是“不可分的坚实固体”等。原子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中最重要、最高成果之一，在原子论哲学家这里，自然的人格化所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小，神在自然界的解释中渐渐消逝，虽然他们的论点只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上，但它在思想上和方法上对后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运动观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古希腊各派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运动观，其中包括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恩格斯的一段话可以充分体现出古希腊运动观的重要性：“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2]
希腊科学以万物的本原问题开篇，但每一位哲人在探讨本原问题时，总会涉及到自然之运动变化问题。泰勒斯宣称“大地浮在水上”，水是万事的本原，这里的“水”一方面是自然界中的一种元素，它体现了自然哲学家以自然说明自然的哲学原则，另一方面表征“水”乃是作为万物开端和主宰从而生化万物，具有普遍性和流动性。这里的“大地浮在水上”是最早涉及到自然运动变化的动力问题。当阿那克西美尼以“气”作为万物的本原的时候，他以气的凝聚与疏散来说明宇宙万物的生成，从本原自身内部寻找运动变化的原因。他还认为由于永恒的运动，对立物从“无定”分离出来，从而形成万物，并且万物生成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运动。
到公元前五世纪早期，宇宙的变化问题几乎占据了所有哲学家的心灵，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哲学家是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永恒运动、发展着的火，燃烧的火象征着自然界中普遍的川流不息的现象和转化。他认为，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基于一种变的原则即“对立斗争和报复”。他说：“万物都换成火，火又换成万物，正如货物换成黄金，黄金又换成货物一样。”在不断的变换中，火变成了水，水变成了土；同样，土变成了水，水变成了火。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过程同时存在。所以，世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但一切变化皆不能越出平衡的限度。这个“度”，就是世界的秩序。这样的观点在遥远的古希腊是非常可贵的。为此，列宁给予赫拉克利特的学说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说明。
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本身就是事物的不断发展、变化和不断更新，一切都在变化着，也存在着，所以运动和发展与物质本原是不能脱离开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赫拉克利特提出了“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著名命题，指出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恒的不断变化中。这个命题隐含着承认河流在一瞬间还具有稳定性的寓意，因此他认为“我们走下而又不走下同一条河，我们存在而又不存在。”
阿那克西曼德是古希腊最早把“对立”的思想引进自然哲学的人。他说“无定形”存在着对立，如冷与热、干与湿等。引进“对立”概念，就是引进了辩证法思想，这对人们正确认识自然界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毕达哥拉斯学派利用数学关系来解释自然现象，他们从球是最完善的几何体出发，认为大地是球形的，同时认为天体运动甚至音乐也应该服从数学规律。毕达哥拉斯学派还认为，宇宙按照贵贱和完善程度，分为三个部分，即地球和月层的下部分，以恒星为界的交界部分和诸神的住所。地球、天体和整个宇宙是一个圆球，宇宙中各种物体都作均匀的圆周运动，而天体的运动越慢，它们的地位就越高贵和神圣。因此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太阳、月亮和行星作均匀圆周运动的假说，因为这种运动才符合神圣和永恒的天体的举止。
与数本原说一致，毕达哥拉斯学派特别强调和谐的观念，认为宇宙是天体的和谐，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对立统一思想。后来亚里士多德评论说，这个学派的思想可以归结为“对立是存在物的本原”。毕达哥拉斯曾经提出过十个对立面，即有限和无限、奇数和偶数、单一和众多、阴性和阳性、静止和运动、直线和曲线、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正方和长方等[3]。他们认为地球上冷热、干湿是相等的，热占优势时是夏天，冷占优势时是冬天，干占优势时是春天，湿占优势时就是多雾的秋天。把对立面的消长看成是决定事物性质的因素。
原子论派的智者以原子—虚空论为依据，坚定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把永恒的运动看成是构成万物的无限的原子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在他们看来，原子是“自己运动着，同时也使其他的一切运动”。一切事物无非就是原子的聚散和原子的运动。认为宇宙的生成是必然的过程，并断言“万物都根据必然生成”。留基伯留下的只有这样一句话：“没有任何东西是任意的，一切都能说出理由，并遵循必然性。”他的这种观点排除了神话迷信的创世说，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它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对变化问题所给出的答案之一。但是，把一切都归结为必然性的观点亦有很大的局限性，带有浓厚的机械论色彩。后来，伊壁鸠鲁对此作了修正，承认偶然性的存在，这就为公民个体自由意志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原子论被认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中最重要、最高的成果之一，是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的巅峰，虽然它只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上的哲理思辨和天才的猜想的结果，但它的思想和方法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纵观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古希腊自然哲学中丰富的思想，尤其是自然哲学的精神具有不折不挠的力量。在古希伯来人的宗教信仰逐渐统治了古希腊灿烂辉煌的自由王国时，当哲学在被曲解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三段论形式中被僵化时，自然哲学的精神并没有因此而湮灭，而是在举步维艰中发展。在文艺复兴时代，如浴火凤凰，涅槃重生，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今天，西方的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如此普及，我们总能从古希腊的哲学中找到源头。
作者简介：魏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