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意识形态 反映论 结构主义 建构主义
[摘要]：“意识形态”是当代传播文化一个重要词汇，这一词语从它起源起就具有了某种复杂性，但总的来说关于意识形态理论有三种理解模式，即反映论模式、结构主义模式和建构主义模式。
abstract: ideology is an important word on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culture, this word has a complex intension，but i think there is a three reading modes about it, reflectionism 、structuralism、constructivism.
key words：ideology、reflectionism 、structuralism、constructivism
在当代传播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中，“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词汇，但对于什么是意识形态并没有统一的概念，有说它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价值和信仰；有说它是一种宗教，一种习惯和仪式；有说它是一种在权力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象征系统等等。本文综合了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关于意识形态理论主要存在三种解读模式：反映论模式、结构主义模式和建构主义模式。
一、 历史 与阶级意识——反映论视角下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反映，这是在反映论视角下马克思等人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wWW.133229.COm反映论(reflectionism)认为语言是世界的反映，强调世界“是什么”。“语言单纯反映已经存在于那里的关于物、人和事的世界的一个意义”。[1]
据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我们知道，最早提出“意识形态”一词的是法国 哲学 家特拉西，他在1796年提出这个词语是想创立一门关于观念和感知的新学科，他将之称为观念学。[2]并且他希望“观念学”成为“第一 科学 ”，使它成为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但特拉西的“观念学”遭到了拿破仑的嘲笑，拿破仑认为特拉西的“观念学”是脱离 政治 和社会实际的虚幻的东西。
使“意识形态”这个词语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阐述了他对“意识形态”的看法，马克思批判了围绕在费尔巴哈和施蒂纳身边的“青年黑格尔派”，他把“青年黑格尔派”的观念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青年黑格尔派”提出要在德国打一场真正的战役，这个战役不是战争，而是观念的战役，他们认为对所接受的观念采取批判的态度就可以改变现实，马克思严厉批评了这一观念，他认为必须揭穿这些形而上学的虚幻的错误的观念。他认为这些错误观念实际上麻痹了工人阶级大众，客观上帮助了统治阶级。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3]
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是一种错误思想，是统治阶级意识的反映。资本家们不仅在物质上占有支配地位，而且在精神上具有支配地位，统治着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被统治阶级尽管可能有自己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却被统治阶级控制和支配。
马克思之后，一批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十分在意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但他们重新修正了马克思“上层建筑”/“ 经济 基础”，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卢卡奇是其中的代表。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具有重要价值。但他没有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错误观念，而认为意识形态是反映了参与冲突双方的各自利益。并且卢卡奇认为，既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那无产阶级也具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根本对立，资产阶级虽是少数派，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却占据着绝对主导位置。不过，卢卡奇认为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最终要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投降，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与否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斗争的胜利，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意识领域：“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4]
对无产阶级来说，它的“意识形态”不是一面扛着去进行战斗的旗帜，不是真正目标的外衣，就是目标和武器本身。[5]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人类的命运能否取得胜利，不是取决于经济基础的改善，而是要取决于意识，也就是无产阶级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如果不这样，经济基础就是改变了，无产阶级革命仍然不会成功。实际上，通过对“阶级意识”的论述，卢卡奇思考了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失败问题，因为按照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应该在经济基础发达的欧洲爆发，但革命现实却不是这样，在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普遍遭遇了失败，卢卡奇认为这不是经济基础问题，而是意识出了问题，工人阶级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安于富裕的现状，不愿再革命。所以，卢卡奇认为只有让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即工人阶级要意识到即使生活富裕，但无产阶级被剥削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这样才有革命动力。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战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际上需要与资产阶级重新开展一场争夺意识形态的“观念的战役”，这场战役胜利了，革命才能取得最后成功。
无论是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在卢卡奇那里，意识形态都代表了某些阶层的思想和观念，是某些阶层思想、观念和利益的反映。
二、意义与再现——结构主义视角下的“意识形态”
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理论盛行欧洲，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核心观点是强调世界万物之间彼此关联性，结构主义强调深层结构支配着人类活动，[6]要弄清楚事物的意义，就是要挖掘隐藏在表层结构背后的深层意义。
法国哲学家阿尔杜塞（1918-1990年）运用结构主义理论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尽管他不承认自己是结构主义马克思者），阿尔杜塞认为马克思提倡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表现”/“本质”的反映论意识形态模式存在很大缺陷。他认为历史 发展 往往是由多种因素造成，并不取决于单一因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形成了一种彼此关联的结构，所以必须根据结构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仅根据本质及其表现来思考各种社会问题。[7]
阿尔杜塞以马克思为个案，阐发了他的意识形态结构理论，在阿尔杜塞看来，马克思生下来并不是立刻成为后来的那个“马克思”，马克思哲学有一个认识断裂期，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在1845年之前的马克思的思想还被黑格尔的思想所笼罩，1845年之后他才和黑格尔思想决裂。“马克思既没有生下来就要当思想家，也没有选择要在由德国历史集中于大学 教育 中的意识形态世界中进行思考。他在这个世界中成长起来，在这个世界中学会行动和生活，同这个世界‘打交道’，又从这个世界中解放出来。”[8]要了解马克思思想，就“必须在思想上同时了解这一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必须揭示出这一思想的内在整体，即思想的总问题。要把所考察的思想的总问题同属于意识形态环境的各思想的总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断定所考察的思想有什么特殊的差异性，也就是说，是否有新意义产生。”[9]
每一种思想在他产生之前，已经存在于某一个整体的结构环境中，要考察这一思想，必须先了解其存在的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结构”，并且为了了解一种思想，经常有必要“重新退回”到当时的“意识形态结构”中，阿尔杜塞以马克思为例说，要了解马克思就必须重新退回到马克思早年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中，没有“重新退回”，马克思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系，特别同黑格尔的关系，就不能被理解。马克思曾生活在黑格尔的意识形态环境中，然后又突破了笼罩着黑格尔思想的沉重的意识形态襁褓，才成为后来的那个马克思：
每个独特的思想整体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该思想同某个外界真理的关系，而取决于它同现有意识形态环境、以及同作为意识形态环境的基地并在这一环境中得到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每个独特思想整体的发展，其意义不取决于这一发展同被当作其真理的起点或终点的关系，而取决于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该思想的变化同整个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以及同构成意识形态环境基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的关系。[10]
阿尔杜塞强调意识形态以一种整体结构先于个体存在，譬如我们生下来就受到已经存在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这就是“意识形态结构”，这种意识形态结构虽受制于经济基础，但常对经济基础产生某种影响，而在当代社会中，“意识形态”已无处不在东西，以一种“神话”体现在现实世界中。而在另一篇著名的文章《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y and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文章中，阿尔杜塞更深入地分析了意识形态结构是如何通过“国家机器”作用于社会现实。他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分为两大类型：强制性和非强制性。非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家庭、学校、文化和大众传媒，它们以一种非强制的潜移默化的手段影响着大众，而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是军队、警察和司法机关等，它们通过一种管理制度确保统治秩序。
汤普森则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象征结构（体系），他认为研究意识形态就是研究意义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方式。他关注的是意识形态的“象征结构”是如何建立起来，在他看来，广播、电视、电影等 现代 媒介在起了重要作用：
今天难以想象生活在一个没有书刊报纸、没有收音机和电视、没有无数象征形式常规地和不断地传给我们的其他传媒的世界里会是怎么样的。一日复一日，一周复一周，报纸、收音机和电视持续不断地传给我们发生在我们所处社会环境意外的事件的有关形象、信息和思想。电影与电视节目中放映的人物成为千百万人的共同关心点，他们之间可能从无交往，但由于他们参与传媒文化而具有了一种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11]
汤普森考察了这个“象征体系”建立的具体过程，认为它主要是通过五种运行模式来支撑统治关系。（1）、合法化。这是根据马克斯•韦伯的“合法化理论”，统治阶级可以被大众传媒、宣传机构和立法机构描述、宣传为合法而加以建立，也就是说统治阶级可以被媒介描述为是正义的和值得支持的。[12]（2）、虚饰化。“虚饰化”是指“统治关系可以通过掩饰、否认或含糊其词、或者对现有关系或进程转移注意力或加以掩盖的方式建立和支撑。”例如暴力镇压反抗，被描述为“恢复秩序”，“监狱生活”被描述为“新生活”。（3）、统一化。“统一化”是指“把人们都包罗在集体认同之内而不问其差异和分歧，从而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国旗、国徽、国歌，往往就是运用统一化的策略。（4）、分散化。维系和支撑统治关系有时还需要分散个体，通过分散“将那些可能对统治集团造成有效挑战的人和集团，或者通过使潜在反对势力方面向邪恶、有害或可怕的目标”从整体中消失。官方媒介经常会用一些诸如“反革命暴徒”等词汇，即采用分散原则把一部分人排除在统治秩序之外。（5）具体化。是指“可以通过叙述一项过渡性的历史事态为永久的、 自然 的、不受时间限制的方式来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譬如媒体经常在报道中用“禁止进口”，而不是“总理禁止进口”，实际是把统治阶层的部分意愿扩大为全民意愿，下面就是汤普森的“意识形态运行模式图”：
汤普森指出，统治阶级就是利用上述的五种具体措施，通过现代大众传媒，将“意识形态”渗透到日常和大众生活中，从而达到维系和支撑统治秩序。
总之，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强调“意识形态”是通过大众传媒的运行得以“再现”，人们可以在电视、报纸等各种媒体文本中，发现“意义”。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一书中，罗兰•巴特也用结构主义理论，从广告、时装以及都市通俗媒介文化中，发现无处不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将之称为“现代神话”。[13]
三、差异与共识——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意识形态”
葛兰西认为以阿尔杜塞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结构”理论把社会从属群体看作是被动接受者并不恰当，[14]“意识形态”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从属群体和统治阶层之间既有对抗，也有妥协，始终处于一种运动状态，葛兰西将这种动态的权力关系称为“霸权”。
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基本主张是：一个 政治 阶级的霸权是指那个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其他阶层接受它自己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标准。如果该阶级统治成功，那么就将涉及到最低限度地使用武力。也就是说，统治阶级也不可能完全通过暴力来实现统治，它要维持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阶级的允许和同意，通过被统治阶级的自愿认同而完成，当然被统治阶级认同并不意味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积极没有矛盾，统治阶级要想被统治阶级接纳自己的统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就要不断进行谈判和协商。这样，文化霸权就不是一方灌输给另一方，而是双方谈判和协商的结果。甚至统治阶级在实行统治的过程中，要吸收一部分被统治阶级进入统治阶层。[15]
葛兰西对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进行了重新划分，将其分为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和国家，政治社会和国家主要是由法庭、监狱和军队构成，代表暴力统治；市民社会（民间组织）则是一个复杂的 网络 组成，包括教会、 现代 传媒、大众文化、 教育 机构和其他一些市民组织，代表舆论。统治阶级除了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秩序之外，更主要的是借助霸权，也就是通过谈判、协商和大众舆论来领导市民阶层，市民社会的日常秩序必须依靠舆论渗透而实现，让市民阶层接受和认同现有的统治秩序。意识形态经常是“默默地表现在 艺术 、在 法律 、在 经济 活动和个人与集体生活的一切表现之中。”[16]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同时也意味着，被统治阶级也有可能获得“领导权”。既然文化霸权是一个“动态结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实行文化的领导权，那么被统治阶级也时常想获得领导权，这也需要在文化上首先取得领导权，也要经常利用新闻报道和其他大众传媒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马克思实际上也强调过这点：
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像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17]
这样，当它获得胜利，真正取得政权的时候，它也就顺利成章地成了统治者，但它要维持统治，必须继续保持练习。学校和大众传媒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中相当重要，因为统治阶级要让市民相信其统治，必须借助于学校和大众传媒，所以学校和大众传媒领域往往就成为“文化霸权”的主要斗争场所。[18]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改变了结构主义思想，为理解“意识形态”提供了新视角，因为这个概念考虑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斗争、对立以及冲突的纬度，在那里，争夺霸权不得不通过协商才能取胜。”[19]班尼•本内特则认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摈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决定论和本质/反映论，认识到精 英文 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共处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整合不同文化的框架，可以解决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非此即彼的对立状况。[20]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则更进一步解构了反映论和结构主义思维模式。在霍尔看来，意义是被建构、生产出来的，意义的“建构过程”比发现意义本身还重要。结构主义关心的是语言如何产生“意义”，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强调意义是通过语言被建构出来的。[21]在不同情境中，意义总是会变化流动，为此他指出，“意义产生于几个不同的场所，并通过几个不同的过程或实践（文化循环）被传播。”[22]人们是通过对事物的使用，通过一定的情境、通过表征的方式，给予事物以“意义”，霍尔举例说一块石头，可以是石头，也可以是雕塑、界碑，这取决于它所处的某个特定使用背景，事物本身没有隐藏结构主义所谓的“深层意义”，他把这个建构过程称为“表征的实践”：
我们所说的“表征的实践”，是指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意义必须进入这些实践的领域，如果它想在某一文化中有效地循环。在它于这链圈的另一点上被译解和可理解地接受之前，我们不能认为它已经建成了它的环绕文化循环圈的“通道”。所以，语言既不是各种意义的传送者的也不是它们的接受者的财产。它是被共享的“文化空间”。在这一空间里，意义的生产（表征）通过语言而进行。意义和信息的接受者不是一个被动的屏幕，可以在上面准确和清楚地投射出原来的意义。“获得意义”既是意指实践，也是“置入意义”。说者和听者或作者和读者由于经常转换角色，是一个始终是双边的、始终是相互影响的过程的积极参与者。[23]
“建构主义”理论打破了意义是稳定的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思维模式，霍尔并没有完全否认意义具有同一性和整体性，相反，他认为意义始终存在着“双重属性”，在差异中有同一，在同一种有差异，“差异在连续中、并伴随着连续存在。”[24]“意义”不停地被生产，被重新解读，始终处于变化流动中，既是统一的又是差异的，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权力、话语在这里冲突、碰撞和对话，而通过碰撞和对话，不同意见可以达成一种“共识”。
在《“意识形态”的再发现》一文中，斯图亚特•霍尔进一步就不同观念如何达成“共识”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介起到了很大作用。霍尔指出整个的现代文化领域便是一个“意识形态战场”，不同的文化形式在这里互相争夺霸权，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在各种话语争斗的实践中被制造出来。当然，在“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中，现代大众传媒发挥了重要作用，“舆论共识”就是由大众媒介再造出来，“舆论共识”的达成过程相当复杂，本身就要经历对抗、谈判和协商的漫长过程，大众传媒不单是支撑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它也考虑其他阶层的利益，大众传媒往往成为不同利益阶层的“调节器”，不同的利益阶层正是通过“舆论”达成意见的一致性：
一个能让权力持续统治舆论和法律的方法便是，特定阶级或权力集团的利益能够结盟或者等值于大多数人的普遍利益。这个等价系统一旦实现，少数人的利益和多数人的意志就能够“达成一致”，因为它们可以同时符合各方面都同意的舆论。舆论就成为一个媒介，一个调节器，这个在权力和共识之间的必然联盟（或等值）就通过舆论而得以实现。[25]
通过大众媒介的宣传、调解，不同阶层达成了“共识”，当然达成共识的前提是媒体必须是独立、公正，确立一个每个人都认同的“普遍框架”。
霍尔的意识形态理论，既吸收了结构主义的某些思想，又从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思想家汲取了思想资源，认识到了意义在不同社会环境的差异性，正因为如此，受众在解读意义的过程中，具有了主动性。
结 语
从马克思、卢卡奇，阿尔杜塞、汤普森，到葛兰西和霍尔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发现，“意识形态”确实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语，在不同的 历史 语境中，其含义均不相同。笔者在这里倾向于霍尔的“建构主义”理论，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表征的实践”，霍尔认为“表征的实践”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意义或概念层面，另外一个是意义的生产层面，离开了生产的历史语境，人们就无法理解意义。而在大众传媒时代，意识形态的生产则是由书籍、广播、电视、广告等媒介实践来完成，不同的社会和现实语境中，不同的作者、观众（读者、听众）和媒介机构会生产、制造和解读出不同的“意义”。
[注释]
[1]（英国）斯特亚特•霍尔编：《表征》，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页。
[2]（英国）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巨流图书公司（ 台湾 ）出版2003年版，第155页。
[3]（德国）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页。
[4]（匈牙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9页。
[5]（匈牙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9页。
[6]（法国）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张祖建译，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