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信息转换的文化活动，而且是一系列复杂的思维活动。意识形态以不同的语言形式隐藏在语篇之中，以各种隐蔽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者写作、译者翻译以及读者解读文本。本文拟以批评语言学为主要方法论，强调翻译中语言分析和社会分析相结合的重要性，同时主张翻译研究应以语篇为单位。特别注意考察作者、译者、读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三元关系及其在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和解读过程中的作用。以便弄清翻译的本质并有效地解释那些“不忠”的现象。
[关键词]意识形态；翻译模式；翻译研究；翻译过程
一 引言
翻译研究往往侧重探讨翻译结果，忽略了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对意识形态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更是避而不谈；翻译评论、翻译理论始终拿着“忠与不忠”的尺子来衡量所有翻译作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被引入翻译研究，有关意识形态和翻译研究的讨论如火如荼，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研究意识形态对翻译的作用不仅有助于我们认清翻译的本质，而且有效地解释了那些“不忠”现象。这样也有利于提高翻译工作者对意识形态的认识，也可使翻译批评家和研究者从意识形态、历史、文化诸角度客观地审视译作，深入分析该译作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等特点，而不是简单地对比原作和译作，匆匆做出“忠”与“不忠”的草率结论。
翻译研究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活动：首先，翻译不是单纯的抽象思维，而是一种包括抽象思维和灵感思维在内的错综复杂的思维活动。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全过程，但方式不同、角度不同，效果也各异。WWw.133229.Com这种影响有时候是显性的，有时候却是隐性的，不易觉察。翻译研究要考察作者、译者和读者这三类人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活动规律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其次，翻译研究还要涉及文学、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符号学、美学、传播学、跨文化交际等诸多学科。最后，应该了解片面地强调某个方面是不科学的，翻译研究要在语篇环境下进行全面研究，因为语篇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
批评语言学以功能语法和社会语言学等学科为理论基础，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在作者创作、译者翻译的过程中，受意识形态的支配，会有意识、无意识或者下意识地从各自语言系统中选择一定的语言形式。那么，在一定条件下，不同的语言形式会发挥不同的语言功能，不同的语言功能也将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以不同的语言形式隐藏在语篇之中，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发挥作用。本文拟以批评语言学为方法论，旨在揭示：意识形态在翻译全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二 意识形态及其对翻译的作用
1796年法国哲学家d.de tracy首创了“ideologie”一词，用来表示一种负有使命的“观念学科”，作为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对宗教进行现代批判。其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甚至拯救人类，使人们摆脱偏见，以便为理性的统治作好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形态”是由虚假观念所组成的，它们颠倒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掩盖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掩盖了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变化和发展需要说明的是，意识形态的这种歪曲的性质，不是某个思想家任意所为，而是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的性质。所以，社会现实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社会现实的虚假观念；这种反映具有实在的、客观的内容，虽然这种内容是被歪曲地表现出来的。
尽管“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词典中已经有了明确的界定，但是经历了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洗练之后，似乎难以做出一个公认的适当定义了。由此看出，这一经典已经被人篡改或淡化。从另一个角度讲，说明意识形态也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深化的社会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意识形态涵盖了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意识形态可以是某一阶级、政党、职业内的人对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也可以是某一国家或集体里流行的潜藏在政治行为或思想风格中的信念；同时，一个人在一定时期内的一整套或有系统的社会文化信念和价值观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具体表现形式为哲学、政治、艺术、审美、宗教、伦理等。所以，我们要全面、客观地认识意识形态，不为某种观念所左右，否则，就会做出错误的结论。
翻译操作学派的a.lefevere将意识形态引入翻译研究，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网络，它由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而且这些看法和见解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因此，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文字转换过程，而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那么，译者首先要服从的不仅仅是原文，更多是目的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审美观念等。译者作为社会的人，处于一定的社会阶层，其意识形态受到一定上层建筑的控制，因此其翻译行为是为该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再者，译者实际上还担负着跨文化交际的使命，在其翻译过程中将一种异域文化的话语所包含的观念、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引入本土文化。除此，翻译也受到社会单位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的限制；译作还要迎合读者的主流意识，否则就不得不对其进行加工处理。
批评语言学认为，“意识形态”一词并无“虚假”或“歪曲”的含义，是指“人们安排或证明自己生活的方式”或“人们生活和向自己表现其与生存环境的关系的方式总和”。批评语言学主张，语言分析要和社会分析相联系。然而，意识形态表现得非常多样化，而且隐蔽性较强，不易被觉察。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意识形态的这些特点，这样有助于我们把握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对翻译的影响。21世纪是个多极化世界，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生活将会更加全球化和信息化。任何封闭的思维或措施都是没有出路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等都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也在变，当然对翻译的要求也要随之变化，否则那种不合时宜的翻译就必然会被淘汰。批评语言学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意识形态、语言以及翻译的新视角。
三 翻译模式研究
苏联翻译理论家l.barkhudarov认为，翻译包括两个层面：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在翻译过程中，决定着翻译策略、翻译结果的是译者所选择的翻译模式。所谓翻译模式，就是对整个翻译过程所作的概括性描述，也是对翻译活动规定的一套标准的操作程序。翻译理论家一度提出种种翻译模式，目的是为了描述真实的翻译过程，弄清楚翻译的实质。但往往比较重视对翻译结果的研究，而忽略了对翻译过程的研究。翻译过程不仅涉及语言学以及与语言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还涉及了作者、译者和读者的个性、生理、心理问题、意识形态的活动等，因而显得十分复杂。而人对自身的了解，尤其是对大脑机制的了解十分有限，这样就限制了对翻译过程中思维活动的深入研究，这也是目前许多翻译理论对翻译模式构造的不够完整的原因。
翻译模式发展初始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代表人物e.a.nida认为：首先译者应该从语法和语义层面对原文的表层结构进行“分析”，以便进入原语的核心层次；然后将分析后得到的各种信息进行处理，将其从原语“转换”为译语，并弄清原语与译语核心句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译语可能出现的各种表达形式；最后译者根据译文的需要，把传递过来的信息进行“重组”，以一定的译语形式将其固定下来。nida模式显然受到结构语言学的影响，主要是从信息等值角度考虑翻译问题，将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分离，只注重语言对比，忽视了非语言因素、使用语言的人以及其思维活动的研究，因此难以全面解释翻译过程，但是此模式引入表层、深层结构分析语言转换的过程，为建构翻译模式奠定了基础。巩固阶段的代表w.wilss首次提出：翻译的第一个阶段是“分析”，即译者对原文文本的主要意图和修饰进行仔细思考，然后是第二阶段用译语“重现”原文意图。此模式说明，该理论比前人有所进步，wilss认识到翻译时译者的思考活动与翻译结果密切相关，并将分析原文看作翻译过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提出要考虑原语的语义和修辞，但却没有考虑文化、语境等因素，也没有深入探讨思维活动的过程。深入阶段r.t.bell根据心理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系统地借用了语义学、语用学、语篇分析、功能语法和信息论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对翻译过程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翻译的心理模式：“原语语篇分析过程”(语法分析－语义分析－语用分析－语义表达)；“语义表述综合过程”(语用综合－语义综合－句法综合)。该阶段翻译中多学科分量加重，对翻译过程中大脑的思维活动做了有意义的研究，从而使得对翻译模式的描述和规定也进一步接近翻译的实质。该理论涉及翻译本质、翻译心理过程、译文评价标准等方面，是一种理论基础扎实、内容完备的多学科理论。这是贝尔对翻译的最大贡献。
翻译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需要考察作者、译者、读者这三类人，要认真分析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和解读四个环节。翻译研究不仅要研究原作和译作而且研究人，因为人的社会地位决定意识形态，翻译中语言形式选择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那么所产生的社会功能也是不一样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翻译作为一种跨语和跨文化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译者在将一个异域文化的话语所包含的观念引入本土文化时，必然会对这来自异域文化的价值观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然后决定传达策略。批评语言学主张，语言研究要在语篇、语境环境中进行，不仅要研究语言还要研究人和人的意识形态。这是语言研究的进步，也给我们探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四 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与解读
(一)意识形态的建构
原文的写作过程是一个思维过程，是意识形态建构并发挥作用的重要阶段之一，然而这一阶段却一直被翻译研究所忽视。根据sapir-whorf假说，思维是通过语言来感知外部世界的，而语言并非是一个透明的中介，它可能歪曲现实，从而影响并控制思维，控制人们对世界的主观体验。一方面，文化不同，思维不同，语言结构也就不同(语言相关论)；另一方面，语言不同，思维、文化也就不同，语言结构就影响人的思维结构(语言决定论)。所以，翻译仅仅研究作品本身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考察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因为作者身处一定的社会阶层，其意识形态、思想内涵、写作方式等都受到一定的文化熏陶，这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在写作中会自然而然地发挥出来，有时候也许作者自己也浑然不知。写作过程中的素材选择、人物刻画、遣词造句、篇章布局等都与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无关系。
从篇章结构而言，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表达思想感情，语篇结构和其中的语言形式是作者在其交际目的和意识形态倾向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下，从整个语言体系中筛选出来的。这些模式都有一定的定式，无一例外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摆布。作者有意无意间选择了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而这些语言形式一旦出炉就不是简单的语言形式了，就会发挥一定的语言功能，从而产生一定的社会意义。当然，原作中作者选择的某种语言结构孤立来看也许并不带有任何社会意义，然而一旦它频繁地出现于特定语篇和语境中或者当它与其他结构相结合时，便可能产生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
就语篇体裁而论，一种语言中的各种体裁都具有特定的意义潜势，包括具体的语义范畴、主体位置、修辞方式、使用规则和惯例等；它们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适合于表达不同社会群体和机构的意识形态。这样一来，作者实际上无形中运用了语言的适当形式向译者和读者灌输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然而，原作语篇中的意识形态意义并不一定都是作者有意识表达的，相当一部分源于语篇体裁和语篇类型的意义潜势，这种意识形态意义往往是由于说话人的文化背景、所受教育、所处社会阶层和地位、所从事职业和所代表的利益等因素所不由自主地或无意识地表达出来的。这也恰好反映了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塑造人的强大威力，而这种威力首先和主要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通过语言和语篇发挥作用的。所以，考察作者写作中意识形态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准备阶段。如果我们仍然忽视原作者的意识形态活动，那是不负责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