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芥川龙之介与哥特文学
芥川龙之介是20世纪初日本“新思想派”最重要的代表作家，集新现实主义、新理智派和新技巧派文学特种于一身，他发展了日本的短篇小说文学类型，借鉴、吸纳了西方现代小说的文学样式。哥特小说与芥川龙之介之间的联系，最具象表现于芥川龙之介的随笔《近期的幽灵》。在随笔《近期的幽灵》中，历数英美小说中的幽灵，述及英国作家华尔浦（名著《奥特朗托城堡》的作者）、安·拉德克里夫、马杜林（小说《流浪者梅莫斯》影响了巴尔扎克和歌德）以及冠之以“修道士”绰号的刘易斯，述及司各特、利顿、霍格以及美国的爱伦·坡和霍桑等。[1]其中多为著名的哥特小说家，由此可见芥川龙之介与哥特小说的渊源。
关于芥川艺术观的形成及有意识的创作这一方面，影响最大的要数西方作家爱德华·艾伦·坡（1809-1849），美国的诗人、小说家。艾伦·坡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极为重视作品的“整体效果”。二人之间虽然相隔百年，但是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作品特质、艺术创作态度和主张等方面，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2]芥川龙之介在作为短篇作家和批评家的爱德华·艾伦·坡身上找到许多共鸣，曾有评论家说，“坡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是第一个开掘人类意识最深处幽暗领域的人”。[3]而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也多以揭发人性的本质为主题。爱德华·艾伦·坡的诗歌与小说都具有鲜明的哥特体特点，他是使哥特小说朝内在化方面发展最突出的作家。在哥特小说发展上，他最为重要的是把道德探索同心理探索有机的结合起来。[4]《黑猫》与《红死病假面》就是他作品中最典型的哥特作品。
哥特小说被评论家们称之为“黑色浪漫主义”（dark romanticism）。所谓的“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情节上，它浓墨重彩地渲染暴力与恐怖;在主题上，它不像一般浪漫主义那样从正面表达其理想的社会、政治和道德观念，而主要是通过揭示社会、政治、宗教和道德上的邪恶，解释人性中的阴暗来进行深入的探索，特别是道德上的探索。[5]而且哥特小说的重要源泉是《圣经》和基督教传说，特别是关于地狱的传说。贯穿哥特小说始终的主线是表现善恶冲突，进行道德探索。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地狱变》在情节和主题上都非常符合上述两点，不论是《地狱变》屏风的内容还是“良秀”创作《地狱变》的过程全都充斥着血腥与恐怖，由此刻画出一幅人间地狱。哥特小说中的人物应对矛盾通常表现出双重人格以及分裂自我的创作特点，本文试图引入哥特小说中“分身”这一表现形式概念，从全新视角探究芥川龙之介《地狱变》中“良秀”与“猴子”这两个形象之间的关系，对其进行分析探究，以考证其内在联系和代表深意。
二.“猴子”与“良秀”的形象分析
通过《地狱变》小说情节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创作《地狱变》屏风之前;二、创作《地狱变》屏风过程中;三、《地狱变》屏风的最终完成。
第一部分是“良秀”创作《地狱变》之前的情节。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对“良秀”的描写：
从外表上看，他不过是一个身材矮小、骨瘦如柴的老头儿，一副令人生厌的样子。他晋谒堀川府的时候，时常穿着一身淡褐色布衣礼服，头戴一顶软乌帽，但形容却极其寒酸猥琐。不知为何，他偌大一把年纪却又一副红唇，这情形与其年龄十分不符，直叫人觉得那副嘴脸有如野兽，于是更加着人厌恶。……世上有那口中无德之人，说良秀的一举一动颇像猴子，于是给他取了个诨名叫“猴子阿秀”。[6]
这一段描述最后一句，直接写明“良秀”的诨名为“猴子阿秀”，而从后文中，我们也能知道波丹国进献的猴子，由堀川府上的小公子取名为“良秀”。名称是每个个体给定的特定名称符号，是通过语言文字信息区别个体差异的标志。身为人的“良秀”和“猴子”却有着一样的名称，芥川通过名称直观的将“良秀”与“猴子”联系在了一起。由此再细细品味这一段文字，就会发现形式上这是对“良秀”的外形体貌和衣着进行描写，但是描写中“身材矮小、瘦骨如柴”，“穿着一身淡褐色布衣礼服，头戴一顶软乌帽”，有着“一副红唇”的描写，不由得使人联想起被驯化的猴子穿着衣服时的模样。将身为人的“良秀”描写成猴子的形象，甚至和“猴子”有着相同的名称，寓意可谓讽刺。而正是此处一开始就鲜明的表明了芥川的写作态度：“良秀≈猴子”。
《地狱变》中“良秀”与“猴子”并没有实际的联系，“良秀”与“猴子”间的纽带是良秀的女儿，透过这位少女，没有实际关联的“良秀”与“猴子”有了交接点。良秀的女儿第一次遇到“猴子”，为它求情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再者说，既然它的名字叫良秀，就如同见到家父因错受罚一般，我这做女儿的岂有坐视不管之理啊。”[7]说者虽然无心，但是芥川的此处对话设计却是有其用心，身为人女为一个畜生求情，却说出这样的理由，既表现出少女身为人仆的无可奈何，也再一次点出“良秀≈猴子”。
在没有遇到良秀的女儿之前，芥川对于猴子的描写着重于其作为畜类的行为，如：攀援庭院中的松树;弄脏房间里的榻榻米;偷橘子吃等。而自从良秀的女儿与“猴子”亲近起来之后，芥川笔锋一转，对“猴子”的描写通了人性。如：它整日不离少女左右;良秀的女儿偶患风寒卧床不起时，它陪伴枕边，仿佛惦念其病情而神情忧心;少女蒙受赏赐之时，猴子有样学样将大人赏赐的红衬衫毕恭毕敬举过头顶等，而且因此小猴子讨得了大家的欢喜。“猴子”活生生的由一只讨人厌被人追打捉弄的畜类，摇身一变变得讨人喜欢而通了人性。
第一部分对于“良秀”的描写，浓墨重彩的描写了他的绘画技艺，而且强调了他的冷傲而不通人情，却唯独对女儿充满人情之爱，甚至为了女
儿不顾尊卑之别反抗大人，恳请其放还女儿回家。
绘制《地狱变》屏风之前，“良秀”虽因为其超凡脱俗的绘画技巧而性格冷傲脱离人群为人厌恶，但是却仍对唯一的女儿充满父爱之情而不惜反抗权贵;“猴子”自从跟随在良秀女儿身边，由一个野性难驯的畜类而变得讨人喜欢通晓人情。
第二部分转入“良秀”的《地狱变》创作，芥川在这一部分首先使用了倒叙的方式娓娓讲述了《地狱变》屏风的惨烈内容，而正是以此为风水岭，对“良秀”和“猴子”的形象描写发生了巨变。“良秀”在绘制《地狱变》过程中，或者说是他一旦拿起画笔便完全陷入沉迷忘我的境界，完全忘记了疼爱的女儿。在这里芥川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良秀”为了绘画创作而呕心沥血甚至变得疯魔癫狂，为了还原绘画的真实变得冷漠无情，无所不用其极。而与此同时，良秀的女儿的境遇则变得愈发惨淡，在此芥川用隐晦的言语描述了少女的遭遇，却对于“猴子”的行为进行了详细生动的描写。芥川从第三人视角描述了“猴子”向其疯狂求救，以及在良秀的女儿获救之后，像人一样两手拄地，毕恭毕敬的连连叩头致谢。在这一阶段，“良秀”的父爱被对艺术的狂热暂时取代，而“猴子”此时变成为良秀女儿的守护者，代替“良秀”守卫保护着良秀的女儿。
第三部分是《地狱变》的最终完成，最高潮一幕是火烧蒲葵叶车。当“良秀”认出被捆绑着的少女是自己的女儿时，奋不顾身的向车子奔去，却在火势骤起的当口停下脚步，双目圆睁，嘴角扭曲，面部肌肉抽搐不止，可见其内心的恐惧、悲哀和震惊。面对燃烧的蒲葵叶车，“猴子”的表现是：
从御所房顶径直跃进熊熊燃烧的车中。在那被烧毁塌落的朱漆格窗中，抱住了倒仰其间的少女的肩头，同时，从那弥漫的烟雾之中传出裂帛一般撕心裂肺的哀叫，其声悠长。接着又是第二声、第三声。[8]
“猴子”对少女不离不弃，共同葬身于火海。而接下来，对于“良秀”的一段描写，令人心惊：
方才还如同坠入地狱般痛苦无比的良秀，此刻却在他皱纹密布的脸上焕发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光辉，恰似一种神情朦胧的法悦的光辉。……仿佛在他的眼中已不见挣扎死去的女儿，而只有美丽的烈火和烈火中备受苦难的女子的身影，而且这幅景象使他内心感到无比欣悦。[9]
此后，“良秀”就一味埋头画那扇屏风。而在完成《地狱变》屏风的第二天夜里，“良秀”悬梁自尽了。“良秀”在面对挣扎死去的女儿和完成《地狱变》这一最高杰作之间，选择了后者，完全舍弃了作为父亲的情感，而投身于艺术，在他的心中，艺术是至高无上的。而“猴子”则完全舍弃了畜类的怕火本能，为了良秀的女儿投身火海，舍弃生命。
三.分身
《地狱变》中“良秀”和“猴子”是两个没有实在关联的存在，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作者从外形和名称这两个用以区别个体的要素出发，将“良秀≈猴子”。通过良秀的女儿这一个关键纽带，清晰的描写出两条线索：“良秀”在追逐艺术创作的过程中迷失了父爱和人性，甚至为了完成《地狱变》屏风而完全舍弃人性本能;而“猴子”则摆脱畜类本能，陪伴少女，承担起父亲的角色，成为良秀女儿的保护者，甚至为她舍弃生命。
哥特小说的显著创作特点是：作品中人物应对矛盾表现出双重人格以及分裂自我的创作特点，在社会利益面前，个人欲望为之束缚，由此个体为之分化，自我身份发生缺失，从“分身”这个概念出发，我们可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解析“良秀”和“猴子”的相互关系。
“良秀”在小说中主要有两个社会身份：画家和父亲，他的内心有两种情绪：一、对于艺术创作的追求;二、做为一个人本能的父女情感和道德责任，当二者发生矛盾与冲突时，当“良秀”对于艺术的创作欲望超出父女之情，“良秀”作为父亲的本能与道德责任从他体内分化出来，转嫁到“猴子”身上。这一过程，是一个割舍人性的过程，当“良秀”对于艺术创作的渴望达到顶点，他抛弃了人性本能和人伦道德，心理发生了彻底的扭曲。“良秀”与“猴子”的分身关系，是一种作品创造出的理想境界，“良秀”这一个体中的人性与艺术创作欲在面对矛盾纠结中割裂了自我。
“良秀”追求艺术割舍人类的道德情感，而“猴子”作为“良秀”割舍出来的分身，充当担任人性的良善与责任感的角色。“良秀”在艺术创作与父爱发生矛盾时选择了前者，割舍了作为父亲的情感与责任，这是一个矛盾纠结的过程，是一个逐渐割舍的过程。“猴子”是作者设计创作出的形象，“猴子”替代了“良秀”逐渐割舍的人性本能。
“猴子”在“良秀”创作“地狱变”这一作品的最终，抱着良秀的女儿死去。“猴子”的毁灭也象征着“良秀”唯一的人情之爱的泯灭，“良秀”为艺术创作割舍了人性，完成了《地狱变》屏风。但是完成的《地狱变》屏风就能代表他所追求的“最高的艺术”了吗？割舍了人性的“良秀”又能坦然的继续追求创作“至上的艺术”了吗？正如小说中横川和尚所说的那样：“不论艺道如何高明，然为人之道，若违反人伦五常，便应打入地狱。”“良秀”的结局以自杀告终。
四.“分身”和芥川龙之介
艺术是崇高的美好的，亲情与道德则是最基础的人性的东西，但是当“猴子”死去后，“良秀”最终也没能够达到艺术的顶点，他的艺术之路在丧失人性后，无疾而终，最终走向灭亡。其实反映出一个要点，那么就是人的个人追求与欲望虽然看似美好，但是一旦为了个人欲望而舍弃人性的根本，那么终将灭亡。
而这种“割舍人性”的现象在芥川的其他作品中也有许多表现。
“良秀”作为一个艺术家，在内心的矛盾挣扎中，最终为了艺术割舍了人性;《罗生门》中的“下人”为了生存舍弃了心中的良善，《竹林中》中的人物因为色欲、物欲、征服欲不择手段，泯灭人性......虽然《罗生门》和《竹林中》结尾没有明示小说中人物的最终结局，但是读者不难想象，其结局必定是走向毁灭。“良秀”与“猴子”的分身关系，是一种作品创造出的理想境界，“良秀”这一个体中的人性与艺术创作欲在面对矛盾纠结中割裂成为两个个体。而现实社会中人无法分裂，只能是两种情感在人这一个体中的角逐与矛盾。
芥川龙之介作为一名清醒的作家，他的内心也充斥着矛盾与迷失，有着感情与理智的难以取舍，有着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纠结。《地狱变》中的“地狱”是存在于人性深处的黑暗与迷失，艺术成为了没有人性之爱的灾难。但是迷失的又何止“良秀”与作者自身。当时日本的民众，在动荡的社会环境，资本主义的欲望横流之中，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使得人们迷失了人性的根本。政治家，商人，甚至是普通民众都为了各自目的，割舍了人性中的善良，迷失了自我，冷漠自私的活着。当时的日本社会，全盘西化，推崇西方的先进技术，追求“富国强兵”，摒弃日本的传统文化，为了内心欲望与追求，丢弃了日本民族的根本。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地狱变》中最后“良秀”的自我毁灭也反应出芥川对于当时的日本社会和日本民众的担忧和警醒。
注 释
[1]芥川龙之介.文艺的，过于文艺的：芥川龙之介读书随笔[M].林少华译.金城出版社.2012.
[2]王昕.芥川龙之介与《地狱变》[D].哈尔滨理工大学日语语言文学.2011.
[3]常耀信.美国文学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P5.
[4]肖明翰.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J].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02期.P98
[5]汪介之、杨莉馨主编.2011.欧美文学评论选（古代至18世纪）[M].北京大学出版社.P209.
[6]芥川龙之介.罗生门[M].傅羽弘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P83.
[7]芥川龙之介.罗生门[M].傅羽弘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P85.
[8]芥川龙之介.罗生门[M].傅羽弘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P151.
[9]芥川龙之介.罗生门[M].傅羽弘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P153.
（作者介绍：周婷，苏州大学日语语言文化专业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