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1867-1916)和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近代文学中最有高度和个性的小说家。两人年龄相差25岁，芥川是夏目为数不多的弟子之一；夏目是日本人引以为骄傲的明治时代(1868-1912)的文豪，芥川则活跃于近代思潮泛滥的大正时期(1912-1925)；两人出身名门东京帝国大学，学的都是英美文学；两人都以小说见长，尤其善于洞悉人的心灵世界，但夏目多长篇，可见道德忠诚的明治气息，芥川执着于精美的短篇，喜欢烛照人间的灰暗本性，两个人的小说都不算欢快明朗，但却有真挚和睿智。明治和大正时代，日本空前发展，国富兵强，而中国恰恰遭逢历史上最不幸的时期，饱受列强掠夺和摧残。正是在那个时代，夏目和芥川先后来过中国。
1909年秋，夏目应老同学老朋友、“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6-1945)总裁中村是公(1867-1927)邀请，赴“满洲”(东北地区)各地参观访问20余日，发表了游记《满韩处处》。12年后的1921年春，不满30岁的芥川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视察员的身份来华观光视察，历时三个多月，遍游上海、苏州、杭州、南京、九江、汉口、长沙、洛阳、北京、大同和天津等地。回国后，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游记，1925年出版单行本《支那游记》(东京：改造社)。
对中国人来说，两位作家笔下的中国让人感慨万千，它不是秀美的山河，不是温良敦厚的人情礼仪，不是丰衣足食的民间生活，不是明净宜人的空气，不是整洁有序的大街小巷，而是充满肮脏污浊、浑迷混沌、贫穷堕落、无赖痞气、愚昧无知的昏暗世界。特别是以“人力车夫”为代表的“中国人像”和城市街景，构成了夏目和芥川、乃至日本近代文人独特的“中国印象”或“中国记忆”。
本文关注两位作家的“中国记忆”，从个人视角出发，发掘使用新的文献资料、或过去人们忽略的资料，通过文献实证重新考察夏目和芥川的“中国叙事”，期冀为学界提供一点思考的材料和视点①。
一、负面元素：文豪们的“第一印象”
先看两个文本有关“中国”的“印象”“记忆”和“叙述”。
《满韩处处》篇幅不长，中文译文不足百页。夏目到“满洲”旅行，他的“中国”意识并不强。当时“南满铁路”沿线是日本的管辖势力范围，很多日本人来到“满洲”“开拓”，他们把日本叫做“内地”，而称“满洲”为“外地”。②夏目的行程活动基本都在“满铁”、也就是日本人的安排和范围中进行。所以，夏目的观光旅行不是完全意义的“中国之行”。在他的意识中，有时是在“中国”，有时是在“亚日本”，呈现一种复杂情形。
夏目乘坐的客船“铁岭丸”③在大连靠岸，按他的记述，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确是那种特别的气氛：
船横着，准准地驶到那宛如饭田河岸的石壁旁，让人想不到这是大海。河岸上聚集着很多人。不过大多是支那的苦力。单个看脏兮兮的，两个人凑到一块儿，看了更不舒服，而象这样成帮结伙的，愈加不堪一睹。我站在甲板上远远俯瞰这一堆人，心中不禁慨叹：这船真是来到了一个妙处啊！(中略)船缓缓地侧停在那群苦力面前。不管船停好没停好，苦力们就象发怒的蜂窝一样，吵闹动作起来。(中略)
……朝河岸上望去，果然有成列的马车。还有许多的人力车。可是，拉人力车的都是那些吆喝吵闹的家伙，和日本国内比较起来，实在是不好看。驾驭马车的车夫也多半和他们一样熙熙攘攘、闹闹哄哄的。看来，这脏兮兮的感觉实在是来自这嘈杂的喧闹。
这儿的关键词是“苦力”“人力车夫”“脏、乱、吵”。
12年后的1921年，芥川乘坐“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日华联络船”“筑后丸”，从日本九州北端的门司港启程，9月6日抵达“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在上海专用的“汇山码头”。和漱石一样，芥川踏上中国的土地，受到的第一个冲击，也是“人力车夫”：
一出码头，几十个黄包车夫一下子就将我们团团围住。我这里说的“我们”，便是我、以及我们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村田君和友住君、还有国际通讯社的琼斯君。说到黄包车夫一词，在我们日本人的印象里，决无那种脏兮兮的感觉，反倒是车夫的健壮和十足劲头，令人不禁回想起江户时代的风情。可眼前的中国的黄包车夫，简直可以说就是肮脏的代名词。一眼扫视过去，个个都是一副怪相。车夫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前后左右，尽是伸将过来的车夫们的脸，他们大声地喊叫着。一位刚刚上岸的日本女人显得很是惶恐。我也一样，当一个车夫扯拽我的袖口时，我不由躲到了人高马大的琼斯君身后。(《上海游记·二第一印象(上)》)
接着，是马车车夫。年轻的车夫急躁而粗鲁，“马车刚起步，那马就冒冒失失地撞在了街角的砖墙上”，到了目的地，车夫又为车钱讨价还价，“迟迟不肯缩回那只接了钱的手。看样子是嫌车钱给得太少。不仅如此，马车夫还连珠炮似的在说着什么，直讲得口角上泡沫飞溅”。包括“马车车夫”在内的初到上海的“第一印象”，显然颇不愉快。但作者强调：“遗憾的是，它确确实实也是中国给我的第一印象。”④
夏目、芥川对中国(大连和上海)的“人”和“城市风景”的第一印象的感受要点是一样的。它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物理性、视觉性的静态印象：“污浊”“肮脏”；二是包含了听觉和感觉的动态性印象：“吵闹”“无序”“混乱”和“混沌”。这些性质不同的东西混杂一起，构成了生理和心理的不快感。所以夏目说：“这脏兮兮的感觉实在是来自这嘈杂的喧闹”。这是来自另一个生活空间的异域他者所感受的“不适”，也包含了西方“中国话语”的某种延长。面对两位作家的感受和叙述，读者的心态十分沉痛。但在当今21世纪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中，情绪化的极端反应并不多见。只是，有时人们还是习惯于或轻描淡写地批评他们对中国不
够友好，或避重就轻顾左而言它。有不少研究从“东方主义”(Orientalism)理论视角出发，阐释《支那游记》中的“中国描述”“中国形象”。认为这些作品中出现了不少“负面意象”，即“20世纪初半殖民地中国贫穷混乱的现状和肮脏愚昧的国民”⑤；所津津乐道的大多是“支那”和“支那人”落后、颓废、粗俗、脏污、贫穷等“丑陋”的一面——尽管亦是事实——以致在当时就引起了巴金等人的反感和批驳，等等。显然，这种欲言又止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中，既有中国人长久的创伤隐痛，也有带有惯性的思维路向，凝缩着历史文化的积淀和矛盾。
二、“普遍性”：东洋“他者”的共同记忆
夏目和芥川的“中国叙事”并非单独的或特殊的个案，在同一脉络上，还有不少类似的“记忆”和“叙事”，如近年由中华书局推出的系列翻译《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就是一批数量庞大的纪实性文本。在笔者个人搜集的资料中，也有另一些意味深长的“另类”文本。
其一，和夏目、芥川这些明治大正时代的自由主义作家不同，日本近现代还发生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对中国的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文学有过极大影响，在那些信仰社会主义、主张推翻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左翼”作家中，有一位叫鹿地亘(1903-1982)的人物。他与中国关系极其密切，具有日本共产党党员、左翼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文艺活动家、小说家、评论家以及中国文学翻译研究家等多重身份和背景。从1936年到1946年的10年间，鹿地一直生活在中国，其中，从1938年起，协助国民政府进行各种形式的对日反战宣传活动，参与对日宣传、策反以及教育日军俘虏等工作。他还是鲁迅的朋友。鹿地因参加和领导日本左翼革命运动及文艺运动，多次被捕坐牢，后为逃避日本警察的监视和迫害，于1936年1月逃亡来到上海。笔者在调查1930年代的日本杂志《文学评论》时，发现了鹿地来中国后写作的题为《上海通信》的三篇文章：《上海通信(一)》(东京：《文学评论》第3卷第3号，1936.3)、《上海通信(二)》(《文学评论》第3卷第4号，1936.4)、《上海通信(三)》(《文学评论》第3卷第6号，1936.6)。非常珍贵的是，这些文章具体详细地记述了作者的“上海印象”，包含着富有价值的多重信息。
那么，上海给我们的日本左翼战友的第一印象究竟是怎样的呢？
城市给我一种灰黯的印象。从船上放眼上海，虽无东京一般净朗，但远远望去宛如凸凹剧烈的锯齿一般装扮着天空的近代建筑，确为日本的都市所不及。在这风景中，可以感受到繁盛和动感，更可以感觉到繁盛和动感所具有的一种明快。不过，一出了码头，刚才的印象便一下子被破坏掉了。呈现在眼前的是，古旧的红砖建筑物如高墙一般挟着仿佛跌落在谷底的道路，让人猜不出两边的高墙后面发生着什么。在来来往往中，街区的每一个区域仿佛都被高墙保护着，湿淋淋脏乎乎的沥青道路上往来的人流，仿佛是被无数的人家和街市赶出来的一般。更严重的是，当我被卷入到这不安的人流的一瞬间，忽地朝我袭来的，是数十人黄包车夫的人群。就是中国的人力车夫。就是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游记》里描写的车夫。他写道：“说到中国的车夫，说他们是污秽的代名词并不夸张。放眼一看，个个都是一副怪怪的样子。他们围在你的前后左右，个个伸着脖子大声喊叫着，吓得刚上岸的日本妇人战战兢兢的。当一个车夫拽我的外套的袖子时，我不由地退到身材高达的A君的背后。”就是这些车夫，人们对他们抱有先入之见，甚至轻易地把他们和盗贼劫匪联系在一起。朋友一直提醒我：“去了上海，不要一个人外出走路，不要在不安全的地方坐人力车。”我也害怕在这冬日里被弄到什么地方，被扒光衣服，更何况眼下正是抗日气氛高涨的时节。于是，当一齐涌过来的车夫中，猛然有人要向我的旅行箱伸手时，我也不由地象芥川一样一边心中发虚，一边壮起胆子朝他们大喝。(《上海通信(三)》)
鹿地亘特别注意到上海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外国人居住的“租界”，一个是华人居住区。两个世界截然不同，租界里的道路是平坦宽阔的柏油路，沿街是傲然屹立的欧美近代建筑；而华人区到处是凸凹不平的狭窄的石子路，阴暗潮湿，一片脏污。在鹿地眼里，“这些华人街简直就是被租界所包围的小岛”，“是被近代大都市所包围的特殊部落”。他哀伤地慨叹这是“反差至极、充满暗示的风景”。
夏目访华是1910年代、芥川是1920年代，而鹿地则是1930年代。然而，他们对上海的第一印象依旧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其二，在笔者搜购的日本资料中，《从日本前往支那》(原名『日本より支那へ』，东京：北隆社，1924年)这本旅游指南书非常有趣。此书出版于1924年，编写时间正好应该在芥川来沪前后。书的作者叫后藤朝太郎(1881-1945)，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文专业，后来成为语言学家、大学教授。此人曾多次来中国访问、生活，精通汉语，熟知中国的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编写过有关中国的书籍达110余种之多，为众多读者广泛阅读，被誉为昭和(1925-1989)初期“中国通第一人”。他这本书以如何乘坐“神户(经门司、长崎)——上海”这条重要海上专线客船赴中国旅游(芥川来华时即利用该航线)为内容。其第六章《登陆上海》主要介绍上海及其周边情况，作者说上海是一个“天上”和“地上”并存的都市，它既有“世界上最污秽的苦力们”，又有“看上去简直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神般的洋装美女”。而第二节题目为《提防不良车夫》，专讲不良车夫，提醒游客小心。
总之，透过以上的种种例子，可以说，本文所关注的两个场面所代表的“中国印象”“中国见闻”确实不是特殊的，也不是个别的。就是说，夏目和芥川的“人力车夫”“城市街景”并非极端的个人感受，而是那个时代东洋他者的“共同体验”和“普遍记忆”。
三、毋需扭捏：“中国叙事”建构的现象真实
上述“他者”的中国体验、中国记忆以及中国叙事体现为
主观和客观的混合，必然的参与到近代西方世界(包括日本)的中国话语建构中，同时他们自己也处在一个被建构的过程。他们的“中国叙事”无法摆脱同一系谱的各种话语的影响。以夏目和芥川来说，除了他们的“先辈”的话语浸渍，还有欧美的影响。例如笔者在调查日本近代综合杂志《太阳》(1895-1928)时，曾发现一则小文《各国人的气质》，说一位欧洲自行车旅行家周游世界，对世界主要国家国民的特性进行概括，结果是：匈牙利人最富有热情，俄罗斯人多疑猜忌，波斯人讲究迷信，印度的英国官吏最倨傲，缅甸人最温顺，中国人肮脏，日本人自负等⑥。这种颇有“定性”嫌疑的西方世界的“中国话语”，被选出来发表在影响力最大的杂志上，体现了日本与西方中国话语的合流或共鸣，构成了带有权力色彩的支配性话语。这是夏目和芥川的“话语”背景之一。
然而，作为被记忆被叙述的中国人，应该如何接受“他者”对中国负面因素的叙述，至今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在《满韩处处》，特别是《支那游记》文本中，1910、1920年代初期的中国，殖民空间和本土空间并存，充斥着衰败、黯淡、浑沌、鄙俗、腐朽、肮脏这些令人不快的元素，显示这样的中国既是作者的一种感官印象，也是一种情感的道德的判断。面对这些来自东洋人的负面描述，单纯的愤慨意气和抗拒反拨是不恰当的。将客观现实和道德情感分开，除了民族自尊和自卫的激情，可能更需要理性的民族自我认识，特别是民族的自我省察和批判勇气。
回顾历史，夏目和芥川访华的1910、1920年代，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端不幸的悲惨时代。晚清不必说，即使是芥川来华的1920年代，虽然“中华民国”诞生已10年有余，但中国大地依然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纷乱状态。国家的基本统一尚未实现，国家的系统建设，无论是物质文明、制度建设、还是民风习俗、公共道德，都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时期。无数仁人志士面对国家民族的不幸局面，每每发出焦急的呐喊。鲁迅(1881-1936)抨击中国社会的腐朽堕落和中国人的“劣根性”，怕“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⑦；说英国人称中国人为“土人”，“他们以此称中国人，原不免有侮辱的意思；但我们现在，却除承受这个名号以外，实是别无方法。”⑧闻一多(1899-1946)1925年从美国留学回国，面对阴暗沉寂的故国家园，竟然在诗歌《死水》中发出惊人的悲鸣：“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⑨在《发现》一诗中，更是情不自禁高喊：“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这既是诗人的郁愤绝望和痛苦情绪，也是那个时代中国残酷现实的真实写照。
比起远离历史有百年之遥的今人，亲身经历着那个时代的国人对这类“他者”作品的认知和处理方式，显得非常理性。1925年11月，《支那游记》结集出版之后，作家夏丏尊(1886-1946)马上便在上海的日本书店里买到该书，挑选若干节译成中文，冠名《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他在译者记中说：“果然，书中随处都是讥诮。但平心而论国内的实况，原是如此，人家并不曾妄加故意的夸张，即使作者在我眼前，我也无法为自国争辩，恨不得令国人个个都阅读一遍，把人家的观察做了明镜，看看自己究竟是什么一副尊容！想到这层，就从原书中把我所认为要介绍的几节译出。”⑩1927年9月，芥川自杀仅一个月后，《小说月报》编辑了芥川龙之介专号，刊登其小说、小品文等作品。郑心南(1891-1969)著文《芥川龙之介》，介绍了作家的一生及其创作。在论及芥川以中国为题材创作的作品时，文章指出：这类作品“都是采我国的材料。虽然文词之间，含不少的讥刺，但这是他对于现社会不满足的表现，即我们也常有同感，不能以他是异国人便认为有意轻蔑。而况他对于本国社会的讥刺，更来得厉害呢！”(11)在当时，理性的读者和评论家都爽快地承认《支那游记》的记述，乃是自己身边的中国社会现实现状的真实写照，它象一面特殊的明镜，可以帮助国人自省，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国家。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能因为话是出自外国人之口，便抗拒恼怒。上述评论表现了一种健康理性而客观的心态。后来虽然有人表述过一些不满的意见(12)，但同时也声明那不过是“自尊心的单纯直觉的发生”，“如果我们把芥川氏所提出来的来看，当我们承认那是事实的时候，我们便会默默忍受的”(13)。这也是一种很诚实的态度，值得尊重。
今天，假若是出于“自尊心的单纯直觉的发生”，而责难夏目和芥川的作品的某些方面，绝不为过。但如果因为言者是外国人、是日本人，因为他们写了一些令人不爽的负面内容，便回避历史事实，回避民族的自我反省的话，那就不够理性了。我们要承认，夏目和芥川作品中的许多记录，就是他们的所见所闻，至少在物理性物质性世界的形态上，他们的“中国叙事”的表象部分有许多是真实的。而之所以他们的感触会比中国人加倍的强烈鲜明，原因之一是他们那里存在的两个“落差”：一个是以往人们关注过的纵向落差。就是作家在长期经受中国古典文化的滋养熏陶中，积累建构的“中国憧憬”和“中国想象”，神秘美丽绚烂，充满理想和浪漫情愫，而一旦来到中国，眼前的现实惨淡凄凉，两者之间的落差太大，打碎了“记忆”和“想象”，带来了破灭后的失望失落，负面的色彩分外强烈。第二个则是横向“落差”，即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发展落差。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个是精进改革、锐意图强、咄咄逼人；一个是不思进取、腐朽衰败、奄奄一息。由此延展，也体现在社会的最表层——风俗习惯、城市环境卫生、市容市貌上。一个或可多用“落后、颓废、粗俗、脏污、贫穷”等“丑陋”的字眼来形容；一个则以其清洁爽净、安谧整饬、讲究礼仪秩序令许多国人感慨不已。从1913年到19
22年在日本留学近十年的作家郁达夫(1896-1945)，在自传中屡次回忆最初踏上日本土地的难忘印象：“船到了长崎港口，在小岛纵横，山清水碧的日本西部这通商海岸，我才初次见到了日本的文化，日本的习俗与民风。”“每次回国经过长崎心里总要跳跃半天，仿佛是遇见了初恋的情人”，“在我的回忆里，它却总保有那种活泼天真，象处女似的清丽的印象。”(14)他每每感叹日本“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在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中国的社会，简直是一种杂乱无章，盲目的土拨鼠式的社会。”(15)他的某些表述或许过于极端，但却很可以说明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同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游记和中国人的日本游记，就会有更直接切近的理解(16)。
四、结构性缺陷：“中国叙事”建构中的帝国暴力
固然，负面中国的凄惨暗淡是投射在作家眼中的现实，其真伪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但另一方面，两位作家的“中国叙事”无疑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那是来自于殖民帝国的一种优越感、一种强大帝国对于羸弱中国的孤傲，也是一种与之共生的话语暴力和精神暴力。
这种致命缺陷在夏目的《满韩处处》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谓《满韩处处》，实际上并没有写韩国(朝鲜)，而所谓“满洲”也不过是“满洲”中的“满铁”，作品的实质内容是《满铁处处》。在地理学意义上，漱石确实跨海来到了“中国”的东北地区，但在“心理”层面上，在作品里，夏目依旧驻留在日本，在“满洲”的日本。他的“海外旅行”的真正动机并非要观察和了解中国或者韩国，而不过是看看“满铁”是个什么样的机构，看看“海外的日本人都在干些什么”。他参观的，是“满铁”的设施、与日本的殖民战争殖民统治有关的场所，他访问的，是昔日的本国旧友、今日的殖民统治者，他只是从“本土”日本到海外日本，从“日本”到“亚日本”，“中国”从始至终没能进入他的欲望视野。
但事实上，不管作家喜欢不喜欢，他又确实进入了中国，满目是中国风景，满目是中国人。但夏目以强烈的自觉，将自己定位于与中国人迥然不同的“异质者”，将自己与“满洲人”进行类分、进行差异化处理。我们一方面承认夏目笔下的中国现实并非虚构杜撰，然而，他对“苦力”和“车夫”的“肮脏”“邋遢”的写实描写背后，不但没有同情理解的温情，甚至缺少人间的同类意识。他捕捉感受到的不过是“奇妙”“难看”“不堪入目”“肮脏不堪”和“大煞风景”。他一再用甲午战争以后流行于日本的蔑称(“清国佬”)来称呼中国人。坐在轨道车上，驾车的中国人的“弥漫着汗臭味的浅黄色裤腿会碰到我的西装下摆，令人作呕。”乘坐马车时，朝鲜人车夫有些粗鲁，于是作者“恨不得把朝鲜人的脑袋挂起来示众。”即使是旅馆房间里“奇怪的臭味”，他也认为“那是中国人执意留下来的”，“不管爱干净的日本人怎么打扫，依然很臭。”以至于和中国人分手后，“我产生了一种终于和残酷的中国人断绝了缘分的心情，不由得高兴起来。”
就这样，夏目的《满韩处处》有意地切断自己与中国的关联，置中国于视线之外，通过对以“苦力”为代表的中国人的不屑一顾、轻蔑、厌恶和半真半假的恐怖，建构了一个孤傲矜持弱不禁风、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日本“绅士”形象，流露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精神霸权与暴力色彩，与近代日本“脱亚入欧”的时代倾向不谋而合。在这一点上，这位伟大作家几乎没能在任何一点上超越自己的时代。
芥川的情况有些不同。虽然和夏目一样，他当时也是拖着病弱的身体访华，但他所寻访的不是日本人管辖的“满铁”区域，不是遥远的“满洲”，而是中国内地，是他一直满怀憧憬和想象的中国。只是，中国的现实和他的“中国想象”相距太远，随着他的足迹在中国各地不断延伸，强烈的负面感触逐渐侵蚀其“中国像”的童话色彩。在上海一上岸，“黄包车夫”肮脏恐怖“样貌丑怪”，马车车夫鲁莽粗野；豫园的“湖心亭”“破旧不堪”，甚至有“中国人正在悠悠然地向池子里撒尿”，石板地上净是小便的痕迹；黄浦江水成“黄疸病的黄色”，长江的水则“与铁锈一模一样”；马路边上躺着乞丐，正用舌头舔膝盖伤口的腐肉，“浪漫得叫人看了要退避三舍”；拦路抢劫、卖淫猖獗、半公开的吸食鸦片，上海成为首屈一指的“罪恶之都”。杭州的西湖是“一个泥水池子”；古城苏州的文庙“荒芜”，寒山寺所在的枫桥镇“毫无特色、肮脏之极”；扬州“破旧寒酸”，令人“感到悲哀”；庐山的苦力轿夫丑陋“狰狞”，江上渔船里的人蹲在甲板上直接向江里排泄粪便；北京的天坛地坛这些名胜“荒草丛生”，时而成为处决犯人的刑场；长沙在大街上屠杀犯人，郑州马路边上的柳树挂着腐烂的头颅……这些负面场景强烈地击打了作家，正如他在扬州的伤心至极：“无论如何，却根本看不到杜牧那首名诗所咏唱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的意境”(《江南游记·二十三 古扬州(上)》)，“现代中国已非我们日本人在中国古代诗文中认识的中国”(《上海游记·八 城内(下)》)。
随着带有古典诗文意境的“憧憬”和“想象”不断破灭，芥川感到痛心痛苦，对中国的失望等负面情绪开始发酵增殖：“我深信不疑，日本人一在中国住下，嗅觉似乎就会变得迟钝起来”(《江南游记·二十三 古扬州(上)》)，“我对于中国早已腻烦透了”，“我已经不爱中国。我即使想爱她也爱不成了。当目睹中
国全国性的腐败之后，仍能爱上中国的人，恐怕要么是颓唐至极沉迷于犬马声色之徒，要么是憧憬中国趣味的浅薄之人。唉，即便是中国人自己，只要还没有心灵昏聩，想必比起我一介游客，怕是更要深感厌恶的吧。”(《长江游记·一·芜湖》)芥川的恼怒和批判背后，是他作为一个文人墨客的中国情结，他渴望充满诗意的古典中国，唯其渴望过于诗意，当梦想被现实彻底粉碎时，才憎恶不休。
和夏目差不多，在大处，芥川最终没能超越那个帝国、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具有莫大权力的时代氛围；在小处，没能超越那个有些病弱、伤怀多感的纤纤日本式“绅士”。他曾想让自己的“中国之行更加贴近中国人的生活”(《江南游记·十七·天平与灵岩(中)》)；也曾经反省“我等的偏见在作祟”，“动辄使用自己固有的尺度”，“我们都不该受此种偏见的束缚。”(《江南游记·一·车中》)这一点，在夏目那里是找不到的。然而，芥川还是惯性地作了日本式绅士。
在两位作家那里，有一点是共同的：对于中国的惨淡现实，他们的写实和恼火虽然无可厚非，但目睹中国的苦难艰辛，依旧缺少一种广大宽厚的情怀、充满仁慈博爱、包容理解的心间；他们有很好的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修养，但缺少洞察这个古老民族的长久历史、倾听它的脉动和倾诉、与它苦难的人民对话、去理解这个民族的过去现在以至未来的欲望和努力，更缺少思考反省近代日本这个“殖民帝国”在古老中国衰落之因果关系中的那份责任。而这，也是近代绝大部分日本文人的共同倾向。于是，他和他们的中国之行更多的，是带有情绪化的平面记录和叙事，而没能获得并反映关于中国的更多更本质的信息，也没能给读者以震撼内心的感动。
五、结语
对于本文所讨论的两个文本，以往的阅读和阐释存在反思的空间。对作品的负面“中国叙事”半遮半掩，以简单的民族自尊情感和道德意识来裁决，缺少一些民族自省意识。应该说，近代以来的此类“中国叙事”包含了社会·历史·风俗·文化的多重信息和价值，作者的海外观察者叙事者身份及视角为我们留下珍贵的记录资料，成为一面有益的镜子。同时，如夏目和芥川的中国游记，也反映了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时代潮流的力量巨大，抗拒时代超越时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恼怒和批判不“被人尊重”远不如自省自强更重要更有用。而近代日本文人在面对中国时的集体短板——缺乏理解认知中国的强烈欲望和坚韧努力，缺乏平等意识和仁慈宽厚的情怀、缺乏锐利深刻的洞察力以及思想力，缺少一份对自己国家的批判意识，许多时候仅仅是一个体会外国风情风俗的“观光客”——则是本文想特别加以强调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满韩处处》和《支那游记》无法成为优秀的一流作品，即使是在日本；而外表温文尔雅的日本“绅士”也没能成为中国人的真正友人。
注释：
①日本有关《满韩处处》的研究不多，日本研究者甚至有回避的倾向。较有分量的论文，如友田悦生：《夏目漱石と中国·朝鮮—「滿韓ところどころ」の問題》(『作家のアジア体驗—近代日本の陰画—』，東京：世界思想社，1992年)。《支那游记》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但总体评价不太高，后来有若干变化。代表性作品如：吉田精一：『芥川龍之介』(東京：三省堂，1942年)、武田泰淳：「中国の小説と日本の小説」(東京：『文学』1950年10月号)、紅野敏郎：「芥川龍之介△支那遊記と湖南の扇△」(『近代日本文学にぉける中国像』，東京：有斐閣，1975年)、関口安義：『特派員芥川竜之介 中国でなにを視たのか』(東京：朝日新聞社，1997年)、吉罔由紀彦「芥川龍之介の眼に映じた中国—『支那遊記』？零れ落ちた体験」(同上『作家のアジア体験—近代日本の陰画—』)等。
②1905年，由“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经营的大阪至大连的“日满航线”开通，“铁岭丸”(2143吨)于1906年投入运营，漱石来满洲的翌年(1910)7月22日，在朝鲜木浦湾触礁沉没，200多人遇难。
③夏目漱石：《满韩处处·四》，《夏目漱石全集7》，东京：筑摩书房，1988年。中文翻译参考了以下译本：小林爱雄著，李炜译，夏目漱石著，王成译：“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丛书之《中国印象记满韩漫游》(中华书局，2007年)。
④参照《芥川龙之介全集》第10卷(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所收《上海游记》原文，中文翻译据陈生保、张青平译：《中国游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个别字句笔者有所调整，谨向译者致谢。
“支那”一词的来源和变迁回顾：“支那”一语源于古代印度。后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佛经，在翻译佛经时，僧人按照音译将“chini”译为“支那”。后来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均来源于古代印度的翻译。日本从江户中期开始偶用“支那”一词，至明治维新、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不甘“居四夷之中”的中国这一称呼，而改用“支那”一词，反映了日本战胜中国之后的优越心理及对中国的轻蔑。后中国方面对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的作法表示关切，甚至进行了抵制。1930年，国民政府训示外交部：今后凡载有“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同年10月，日本外务省提请内阁讨论将中国的日文正式称谓改为“中华民国”。但日本民间使用“支那”的现象并无减少。直到日本战败后的1946年，日本政府规定，除历史性、地理性或学术性叙述之场合以外，不得使用“支那”一语，而改用“中国”。从此，支那一词，成为了日本语言中的死语。参见[日本]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等。另，笔者对近代日本最早的综合杂志《太阳》(1895-1928)进行了调查统计，确认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日本对中国多用“支那”和“清国”，以“支那”略多。《太阳》第1卷计12期的目录中，&l
dquo;支那”出现11次，“清国”或“清”出现8次。目前国内出版的《支那游记》的中译本均采用了《中国游记》的译名，其原因自然在于“支那”一语流行、使用的历史背景和内含的文化心理意义之中。
⑤李雁南：《在文本与现实之间——浅析日本近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⑥《各国人的气质》，东京：《太阳》第4卷第22号，第232页。1918年11月5日。
⑦鲁迅：《随感录·三十六》，《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
⑧鲁迅：《随感录·四十二》，《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
⑨闻一多：《死水》，新月书店，1928年。
⑩夏丏尊等：《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小说月报》1926年第4号。
(11)郑心南：《芥川龙之介》，《小说月报》1927年第9号。
(12)秦刚：《现代中国文坛对芥川龙之介的译介和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一文资料详实、介绍全面。本文第3节参考了该文，申明并致谢。
(13)丁丁：《芥川龙之介的中国堕落观》，上海：《新时代》1933年第1期。
(14)郁达夫：《海上——自传之八》(1935)，《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第29页。
(15)郁达夫：《日本的文化生活》(1936)，《郁达夫文集》第四卷，第156—157页。
(16)这方面有许多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可供参考，比较容易看到的，如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中罗森《日本日记》、何如璋等《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王韬《扶桑游记》、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岳麓书社，1985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