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在文艺领域，以呈现真实、启迪民众为主要目的的纪录片成为展现人民“战疫”事迹、弘扬抗疫精神的极佳文艺形态。近来中央电视台、各省级卫视均制作播出了众多以抗击疫情为题材内容的优秀纪录片。从呈现形态来看，有单集纪录片、系列纪录片、微纪录片等；但在文本内容里，它们都蕴含了共同的美学特征：崇高美、悲壮美与和谐美，由此真切表达出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关键词】“战疫”纪录片；崇高美；悲壮美；和谐美；人民美学
[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付出巨大努力，最终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1]在与新冠病毒的斗争中，各条战线的抗疫勇士们众志成城、艰苦奋战，彰显出党与人民崇高伟大、不惧牺牲、命运与共的精神和理念。而在文艺领域，以呈现真实、启迪民众为主要目的的纪录片成为展现人民“战疫”事迹、弘扬抗疫精神的极佳文艺形态。中央电视台、各省级卫视均制作和播出了一系列以抗击疫情为题材内容的优秀纪录片，如《同心战“疫”》《2020春天纪事》《生命至上》《武汉战疫》《中国抗疫人物故事》《武汉：我的战“疫”日记》《在武汉》等。就它们的呈现形态而言，有单集纪录片、系列纪录片，还有微纪录片；但从文本内容来看，“战疫”题材纪录片则蕴含了共同的美学特征，即崇高美、悲壮美与和谐美，由此真切表达出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大无畏气概铸就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一、崇高美：抗疫实践与精神的能动反映
崇高的美感多源自人类保全自我与他人的冲动。当人们遭遇危险境况和各类冲突时，会自然产生一种以保护自我或他人为目的反抗。[2]1若通过反抗斗争使痛苦与危险得以消除，便会产生欢愉之情——崇高。因而崇高一般是历经痛苦磨难、克服障碍之后才會显现，它首先诞生于人类应对冲突、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缺少了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战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崇高也无从谈起；在审美领域里，崇高美则是对人的精神与智慧的赞颂，它能够震撼人心、鼓舞人民。
由此来说，面对新冠病毒的侵袭和危害，通过纪录片文本真实记录和呈现人民群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众志成城、冲破阻力、构筑起坚固防线并最终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实践过程，其本身即具备鲜明的崇高美学特征。例如在六集系列纪录片《同心战“疫”》中，第一集《令出如山》以时间为线索展示了疫情出现后面对十分困难的局面，党和政府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成立中央应对疫情领导小组，果断及时地做出“封城”决策。之后《生死阻击》《坚强防线》《众志成城》《人民至上》等各集文本则分别记录呈现了医护人员逆行出征、基层工作人员和普通民众守望相助、各地支援湖北，直至在与病毒的斗争中取得决定性成果。通过文本叙述我们直观看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举全国之力仅用10多天的时间先后建成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346支医疗队4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和湖北，交付700多辆负压救护车，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数百万快递员冒疫奔忙等无数宏伟壮举。
上述一系列事件无疑洋溢着崇高的美学意味，而且数量与力量上的“大”本就是崇高美的基本特点。[3]90如此，“战疫”题材纪录片对抗击疫情斗争中时间、数字、速度等要素的着重描绘，呈现出的即是典型的崇高美。虽然有的不单是体积的大且不能用计算或逻辑的方式进行推演，但在以视听影像进行叙述的纪录片文本里，数量、力量上的生动展示依然能够直观唤起人们内心的崇高观念。况且那些事迹与数量背后是各条战线的抗疫勇士们历经痛苦磨难后换来的，有身患渐冻症依然奋战第一线的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有共同参加救护工作的刘敦礼、刘凡父女，还有无数各司其职、视死如归的志愿者、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因而“战疫”题材纪录片中的崇高美是人民抗疫实践的能动反映，是一种富有深刻内涵的艰难而卓绝的美。
在审美上，崇高是对人的精神与智慧的称颂和赞美，它能够震撼人心、鼓舞人民。因为崇高美诞生于人类应对冲突、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是历经痛苦磨难之后才会显现的精神美感。面对某一新生事物或困难局面时，会由于它们远超出自己的认知能力而心生恐惧；然而伴随人们的努力探索和奋斗，对事物的认知逐渐加深，恐惧感随之消散，斗争的过程则携带了崇高的美感，用以赞美人的精神与智慧。因此，在诸多美学家那里，能引起人恐惧的东西都是构成崇高的因素。就“战疫”题材纪录片的内容叙述来说亦是如此，起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人们发现病毒远超自己的心理准备，显得有些惊慌失措。纪录片《2020春天纪事》的第一集中，流行病学调查员辜洁泥发出感叹：“疫情来的时候，我们始料不及有这么大的杀伤力”；重症医学科医生尹万红在一次抢救失败后失落地说：“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想把他给救回来。”经过艰苦的探索和研究，科研人员成功地获得了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为病毒的检测诊断和疫苗的研发奠定了基础。同时经过临床探索，医生们提出采用“治疗战略前移”的方案对患者进行诊疗。纪录片的第二集接续讲述了陈薇院士对新冠疫苗的成功研发；国家疾控中心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明确了病毒的传播渠道。
可见，崇高不在于对象，而在人类自身的奋斗和精神，是人对自身力量胜利的愉快、对自己本身的使命的崇敬。[3]100所以崇高美首先诞生于冲突和抗争的实践过程中，是对人的精神与智慧的反映、称颂和赞美，能够给人带来巨大的精神感染力。“战疫”题材纪录片呈现出的崇高美学特征充分展现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彰显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和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能够增强人民的自信心、凝聚力和向心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面对疫情，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而是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壮举，书写下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壮丽篇章。
二、悲壮美：对困难与牺牲的抗争超越
有冲突斗争就会有牺牲和失败，若主体被严峻的客体障碍彻底压倒，便会产生悲剧性的意味。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引起的怜悯与恐惧能使欣赏者的情感得到陶冶。[2]165朱光潜则认为“崇高”也是悲剧的主要美学特征，只不过这种崇高来自于对失败的反抗。悲剧虽然源自人类与它者斗争中的失败或牺牲，但悲剧意味仍可激励人心，鼓舞人们继承他人未臻的事业，与困难抗争，前赴后继直至胜利。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数万名医务工作者和普通民众投身抗疫前线，他们不畏艰险，即使面对牺牲、恐惧和失败也从不怯懦屈从。因此“战疫”题材纪录片中的悲剧性集合了悲怆、崇高与壮美，呈现出悲壮的美学风格。
这种悲壮美首先表现于一线医护人员的付出与牺牲。《武汉战疫》第二集《救治》中，省救治专家组组长赵建平坦言初期战斗并不顺利，感染入院人数激增以及太多未知因素导致医务人员过度劳累乃至牺牲；《同心战“疫”》第二集《生死阻击》里，武汉市肺科医院医生胡明因得知同行不幸感染而痛哭流泪。在湖北共有3000余名本地医务工作者感染新冠肺炎，多位以身殉职，这些平凡英雄的离去昭示的正是无言的悲壮美。此种悲怆非他人搬弄是非所致，也不是命运式的遭遇，而是“由于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明知其害，依然不畏惧退缩，这也让人们意识到同危险的病毒战斗反而是一种必然的崇高。因为悲壮美的意味不仅在于它带来的痛苦，更在于我们对待痛苦和灾难的反抗方式。如此，纪录片悲壮的美学特征才能激励现实中的人们不怯懦屈从，直至获得斗争的胜利。同时面对牺牲、目睹失败，亦会让人们认识到必须更好地认识病毒、掌握规律，才能进行更有效的防护和治疗，其也暗含了人类奋斗的最高可能性。
其次，悲壮美还表现于无数投身抗疫斗争中的普通群众。日常平凡和最不引人注目的普通群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幸更具悲壮意味。鲁迅说，“有价值”的小人物遭遇，强调的是悲剧的正义[4]38，它更能彰显人生的价值意义和悲壮精神，也会直接鼓舞现实中人们的奋斗与抗争精神。例如在《武汉战疫》第一集《迎战》中，武南社区居民赵泉的父亲不幸感染，病情危急，却因疫情爆发初期医疗资源严重紧缺而无法入院治疗，最终离世。再如《2020春天纪事》第三集中，负责调配物资运输车队的志愿者李小熊不幸感染新冠病毒，社区工作人员黄恒因身体不适居家隔离；《在武汉》第一集《车轮上的生命》中车队队员签署生死协议，志愿者丹丹感染病毒。可见悲壮的美学特征揭示的是生命的伟大以及人性之美，在与病毒的斗争实践里，人的认知总是有局限的，失败、牺牲难以避免，但不可战胜的是人的理想情怀、精神意志和善美人性。普通民众的无私奉献说明悲壮性给予恐惧和哀伤之后，还有怜悯、珍惜与震撼，它让人们领悟抗疫精神的丰盈和坚实，从而产生真实的审美快感。
“战疫”题材纪录片的悲壮美学特征唤起的不仅仅是同情式的怜悯，还能激起观众的赞美心情和英雄气魄，这与崇高的美感十分相近。虽然人物的不幸遭遇叫人痛心惋惜，但又为他们的力量和坚毅而折服，悲壮美同时含有否定性的和肯定性的两种情感形式。抗疫斗争中个体的牺牲与恐惧从外在方面看是失败了，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却能激发我们强烈的情感和生命能量。因而悲壮是全国人民阻击新冠病毒过程中对自身和他者的观照、感悟和认知。与之相连的虽是苦难与牺牲，但其中蕴含的美感意味却洋溢着伟大的抗疫精神，激励着后人继续战斗，直至获取胜利。
三、和谐美：矛盾冲突的调适与统一
美的本质属性是和谐，无论崇高美还是悲壮美。从另一方面说，崇高、悲壮蕴含的惊人力量也直接来源于主体与对象间的和谐状态。如许多美学家认为的那样，只有矛盾、冲突的危险性得到缓解时才会产生更多美感，并发挥最强烈的作用。在“战疫”题材纪录片中，和谐美主要存在于冲突的调适与统一中，包括人与病毒的冲突、人与他者的冲突和人们自我内心的冲突。
和谐的关系与美感产生于对立因素的互补、调适和统一。在与新冠病毒的抗争中，历经磨难最终获得重大战略成果自然就蕴含和谐的美学特征，它源自人们不屈从怯懦、敢于战斗的崇高精神。但冲突对立面导致的牺牲、失败和悲壮也构成另一极的和谐关系，例如《武汉战疫》中的赵泉一家，父亲感染不幸去世，随后感染病重的母亲则得到了及时救治并康复出院。这里虽然充满悲剧意味，却也是一种和谐，展现了在与病毒斗争中人类逐渐占得上风，各地医疗队逆行支援、扩建医院收治重症病人、开设方舱医院医治轻症患者、分诊治疗等决策及时解决了“一床难求”的矛盾。如赵泉自己说的，“要是父亲晚一个月感染病毒，也不至于现在这个状况”。此为一种“主观的内在和解”[5]155，少数个体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矛盾冲突的双方最终都实现了一種扬弃，重新达到和谐。
其次是人与他者冲突形成的和谐美。关闭离汉离鄂通道之后，无数普通群众居家隔离，日常生活用品均由社区工作人员统一采购派发，其中的利害纠葛必然会引发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纪录片《在武汉》第四集《最后一公里》主要讲述西城壕社区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社区封闭中的居民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会产生多样的需求，而社区委员会只有18名工作人员。副主任凃卉因不能及时满足居民购买药品的需求而发生争吵；年长的居民会由于无法使用手机支付而心生不满；还有的厌倦菜品种类单一。但最终这些矛盾都得以妥善解决，下沉干部王敬业单独外出为居民购买药品；社区开设现场登记以满足年长者的需求；菜品种类也逐渐丰富。作为阻止新冠疫情扩散的最前线，居民与工作人员皆依道而行，彼此交感，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从整体上看即为一种和谐的状态，彰显的是家国同构的和谐精神与美感。
再者则是人们自我内心冲突生成的和谐美。如《武汉：我的战“疫”日记》第四集中，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的90后队员李晨述说自己向母亲隐瞒投身一线的消息；第十一集里女性医护人员在纠结的心理斗争后，为了工作便利而剪掉头发。《在武汉》中放射科医生黄维告别妻儿父母，独自驾车从成都出发支援武汉；吴悠遭受群众质疑争吵，本要放弃志愿工作的他深思之后依然坚持义务救助他人。《2020春天纪事》里的志愿者施洋不顾家人反对，直言“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不站出来谁站出来”。纪录片中的这些普通人物都妥善调适了自我内心的冲突，以内在精神来充实肉体价值，投身抗疫斗争中，让本已失衡的社会生活、身心关系重获和谐。此种冲突生成的和谐，无论看见与否都会比外在形式的和谐更高、更美，因为它源自人心情感、理智、欲望、道德、正义之间的权衡与抗争，冲突和解之后诞生的即是真实的崇高美和悲壮美。
在某种程度上，和谐是崇高美与悲壮美的共同基点。崇高、悲壮多基于数量较“大”的和谐来生成震撼人心、鼓舞志气的美感，而和谐美本身则是从一个人、一件事的矛盾冲突中得来。因此在众多“战疫”题材纪录片中，对抗疫精神的呈现和赞美都落脚于个体人物和事件上，将崇高、悲壮、和谐的情感意味投射至广大人民群众身上，进而共同构建、弘扬党和人民的抗疫精神与大无畏气概。
结语
以上主要从“合目的性”的视角，即纪录片应具有“普遍、深刻、重要的社会意义”[6]的角度，对“战疫”题材纪录片所共有的美学特征予以简要阐述。若从“合规律性”上看，如纪录片创作方式、文本结构、叙事手法、画面声音，则会发现“战疫”题材纪录片又蕴含着鲜明的人民美学特征。它们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如深圳卫视制播系列vlog《我的白大褂？抗疫日记》；由央视新闻、哔哩哔哩联合制作的纪录片《在武汉》则从普通志愿者的视角进行拍摄；央视纪录频道的《武汉：我的战“疫”日记》亦是从武汉疫情亲历者的视角出发，向观众讲述武汉抗击疫情的真实境况。这些灵活的呈现形态和创作方式既满足了全媒体时代受众的接受习惯与审美需求，也让纪录片文本内容的构建始终以人民为主体，凸显出鲜明的人民美学特征，进而承载崇高、悲壮与和谐的美学风格。由此，目的与规律的有机统一让“战疫”题材纪录片的美学特征厚重宏大且真实细微，悲壮源自人民、崇高由人民构建，正是无畏无私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奋战，才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铸就伟大的抗疫精神。
作者簡介：姜常鹏，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讲师、博士；陈敏南，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