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摘 要：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入我国，依然倍受关注，然而其传入之初并非如后来那样迅速被广大人民接受。魏晋时期的社会巨变及佛教自身在此时的变革给人们的思想和心灵带来了“福音”，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客观需求，同时佛教吸收并借助中国本土文化对自身改造和宣扬，从而不断兴盛且真正被更多人所接纳。
关键词：关键词：魏晋时期；佛教本土化；佛教兴盛
佛教目前主要分布在亚洲的东部和东南部，其创始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典、仪式、习惯、教团的组织等，但其在世界性的各大宗教和思想之中，显得非常特殊，其宣扬慈悲普度，善恶报应，轮回转世，认为只要依法修行，便能脱离苦海，进入“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1]。秦汉之际，佛教开始在中亚各国流行；西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真正被广大中国人接受，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达到鼎盛。如今，中国仍有很多人信奉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从传入到被中国人接受再到中国化佛教宗派形成，一路走来并非易事，其中也有很多艰辛，但最终经过魏晋时期的变革后佛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很快发扬光大。
一
佛教初传的背景及情况。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文化转折时期，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达到空前的程度[2]，“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的政治格局一去不复返，各路诸侯竞相割据，宗法制解体，礼乐制度衰落，社会发生着剧变。从“礼不下庶人”[4]到私学出现，文化精英游说各国，诸子学述兴起，不断发展成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后秦一统天下，开始了大一统文化的时期，其秉承了韩非子的“以法为治、以吏为师”，在文化上采取高压政策，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是沉重的打击。经过楚汉之争，汉朝为恢复社会发展和巩固君主专制而先后采用不同的统治政策，儒学经过长期发展，更接近于为专制政权服务的帝王之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就此“经学化”、“神圣化”[5]，成为当时的正统。
佛教于此时传入中国，情况并不理想，发展较为缓慢，主要由于这样几方面：首先，汉代儒学盛行，当时其他流派的本土文化都居于次要，佛教这样一种外来文化在此时机会就更少，还未找到扎根于中国的有利途径；第二，宗教的产生是需要人们心理需求和一些外界因素的刺激，例如人对某些事物的强烈渴望、自然经济遭到破坏、社会动荡缺乏安全感等等[6]。汉朝在外儒内法理论的指导下，人们都被笼罩在礼法之中，社会有序，这个时期人很难对其它宗教产生绝对的依赖；另外，统治阶级及上层人士在此时还未对佛教产生过多的“好感”，佛教并未真正被纳入到政治轨道上来。表面看佛教似乎已经进入中国，但事实上并未真正得到当时人们认可。
二
佛教真正深入中国有其特殊的背景及自身的变革发展。总的说来，魏晋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及思想文化发生前所未有之变化，为其它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此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魏晋时期儒学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汉武帝时期的政治气候使经学得到兴盛，“经”专指儒学经典，所谓“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7]，强调忠君孝亲的思想。这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一定积极作用，如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等；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限制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随着汉朝的灭亡，“独尊儒术”的枷锁慢慢松开，知识分子对“自由”的渴望与日俱增，先秦时期“士”尚能自由表达思想与见解，而“独尊儒术”让当时的一些思想人士欲言又止。魏晋以来，政治分裂、礼制被“践踏”，巨大的社会变革给当时的政治和文化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自此，经学不断衰微，后起的玄学引用老庄自然等一些思想，探寻人生哲理，试图突破经学的束缚，挖掘个人的内心世界，但理论上显得有些空洞。佛教就此得到发展机会。
2、佛教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挑战并积极与本土文化交融。佛教要想长足发展还必须思考自身的发展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入乡随俗”势在必行，这要利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来阐释、发展其理论。儒学在魏晋之前已是民族文化思想的核心，道教又是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佛教要赢得人心，借助儒和道的思想无疑可以事半功倍。佛教与儒家争论的焦点多集中于“孝道”，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二者的本质基本一样，都是通过教化治国安民[8]，不少佛门之人还把孝道作为修行的一项重要内容，固有“周礼即佛教，佛教即周礼”[9]的说法。佛教与道教的思想根源都涉及人生苦短和世事无常的哲学思想，这也是二者共同点。同时，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一直遵循“自然”、“无为”的思想，这与佛教与世无争、慈悲为怀的思想亦有相通之处，佛教看中这一点，积极迎合玄学，用玄学理论来解释佛学思想，玄学也需要吸收佛教哲学思辨来充实自己理论。佛教经过百般努力，不断调节其与儒、道以及玄学的关系，扩大宣传，从而促进了其在中土的传播。
3、魏晋时期统治阶级对佛教支持。随着佛教不断被人们接受和理解，僧侣也开始广泛和士大夫结交，探讨佛学义理，佛教渐渐得到部分上层人士的支持。出自佛门的《沙门不敬王者论》点亮世俗的双眼，引起统治阶级关注，并受到儒家思想批判和谴责，其后却不了了之；桓玄时佛教实力不断扩张、壮大，“沙门当不当敬王者”的争论再一次被桓玄提出，最终为了维护政权稳定，他不得不像佛教妥协[10]。佛教与政权的两次斗争，都已佛教小胜而告终，体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从抑佛、兴佛中也可看到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态度，并非绝对排斥。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梁武帝萧衍是典型。萧衍不但亲身修佛，过着佛教徒的生活，为大家讲经说法，还从各方面支持佛教的发展，如支持译经、修建寺庙、铸造佛像等，在他的扶植下，梁代佛教的发展达到了南朝最鼎盛的时期。统治者对佛教慢慢转为扶持并帮助其发展，使佛教在中国的市场范围越来越大。佛教的发展离不开统治者的庇护。
4、魏晋时期社会大变革促使人们对佛教依赖加深。从汉朝到魏晋南北朝，社会经历着不同寻常的转变，政权更迭、朝代更替频繁。统治者争夺政权、谋取天下而引发的战争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百姓的生活，土地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加之很多人被迫参军作战等，人们时常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命及生活都无
法得到保障。与此同时，战争对百姓的内心深处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温饱、健康等都成为一种奢望，人们急切地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剂，使他们能迅速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甚至，在这个特殊的时代，精神的需求似乎超越了物质满足。当时佛教慈悲为怀、轮回转世的思想以及僧侣所言的西方极乐世界正好给了人们这种思想依靠，这可以有效地抚平其内心的创伤；另外，中国人信仰中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宗教观念比较淡薄，人们较讲求实用，佛教众多的慈悲之神，只要诚信即可得保佑，因此，人们便对佛教敞开心怀、悉心接纳。
三
佛教被中国人所接受并非偶然。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的时代给佛教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空间，此时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变化为佛教深入民间提供了条件。加之儒学不断受到冲击，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不断的融合，逐渐为百姓所接纳，其给当时社会带来新的文化气息，有利于统治者维护政权，安抚民众的精神和情绪，其在中国能迅速发展是主观努力也是客观需要，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佛教从此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发展壮大。佛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思想、哲学、文化传播以及人文社会等都产生过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5]冯天瑜等.中国文化史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潘俊杰.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3]程俊英.诗经译注•小雅•北山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王文锦译解. 礼记译解•曲礼上 [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6]周清泉.从汉以前中国没有宗教看佛教传入的原因[J].攀枝花大学学报,1995(4)
[7]荀悦著，袁宏著.两汉纪•后汉纪•献帝纪 [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8]丁钢.魏晋南北朝佛教社会教育活动的特点及其作用[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6).
[9]僧祐编撰，刘立夫、胡勇译注.中华思想经典:弘明集•孙绰喻道论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10]刘剑峰.两晋沙门敬不敬王者之争再考察—以儒佛关系的变迁为切入点 [J].北方论丛,20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