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有着很深的“疾病情结”。这首先源于童年时代亲人的病痛就已浸入他的情感和血液中。他的大姐身体一直不好，“我童年最强烈的印记之一，就是大姐在病床上不绝于耳的疼痛的哭声，腰疼、腿疼、以至全身的疼痛”[1]。父亲因患有哮喘病、肺气肿以至后来的肺原性心脏病，58岁时就离开人世。1992年开始，阎连科自己也患上了重度的腰椎间盘突出，不能行走和端坐，只能躺着不动，成为中国当代文坛有名的“病号”之一。童年痛苦的疾病记忆和自身的疾病体验使得阎连科不由自主地将疾病和残疾作为其小说的主要创作对象和审美对象。
一、阎连科小说中残病叙事的文本形态
在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中，疾病和残疾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甚至成为结构作品的核心。在《瑶沟的日头》中，大姐被无名的腰痛病长年束缚在病床上。《大校》中旅长的老婆是一个得了疯病的女人。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以及中篇小说《耙耧天歌》等作品，更是描摹了疾病的千奇百怪及其对人们身心的无穷折磨。
(一)神秘恐怖的喉堵症。喉堵症是《日光流年》里飘荡在三姓村上空的索命瘟神。对于喉堵症的病理学症状，作者没有详细描绘，只有“喉咙里开始肿胀得如喉管里塞了一段红萝卜”、“开始吐血了”[2]等寥寥数语。但喉堵症给三姓村所造成的后果却是日趋严重。“初时他们和别的人世一样，人畜两盛，生寿也都六十岁，甚或八十岁，然一代一代的出生与消亡，寿限却慢慢锐减下来。早些时候，村人多都有害黑牙病、关节病，有的弯腰驼背，骨质疏松，肢体变形，甚至瘫痪在床。百余年来，三姓村人又大都死于喉堵症，人的寿限从六十岁减至五十岁，又从五十岁减至四十岁，终于就到了人人都活不过四十岁的境地，到了满世界不和三姓村通婚往来的境地”[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派调研人员来到耙耧山脉，但最终“他们只好惊叹而来，摇头而去……给三姓村留下的是莫名的摇头和不解”[2]。在小说中，喉堵症是一个抽象概念，既无法清晰地认识其症状，又没有科学的理由可以解释。但就是这样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让三姓村村民就如同提前接受了死亡的邀约，在恐慌绝望中惶惶不可终日。
(二)苦中作乐的残疾。残疾是一种特殊的疾病，虽然不能置人于死地，却给人类造成永远扭曲变形的身体现实。《受活》中受活庄住着的是成群的聋、哑、盲、瘸残疾人。作者借社教运动的一次会议让受活庄的残障村民来了一次集体亮相：“台下是一片瞎子和瘸子，不瞎不瘸的，又多是聋哑者，你站在瞎群里，你的眼就是两盏灯；你站在瘸拐的人群中，你的两条腿就是两根旗杆儿；你坐在一群聋人间，你的耳朵就是能听千里之音的顺风耳。”[3]那年长的瘸子向柳县长介绍：“受活庄一百九十七口人，有老少瞎子三十五口，聋哑四十七个，瘸子三十三个。那些少了一条胳膊、断了一根手指，或多长了一根指头的，个儿长不成人样的，七七八八，不是这不全，就是那残缺的也有几十口人。”[3]总之，整个受活庄几乎没有身体完整的人。久而久之，这种无边无际的病痛让村民们失去了感觉，他们过着一种与世隔绝、悠闲自在的生活，在这里“那日子是瘸子要用瞎子的腿，瞎子要用瘸子的眼，聋子离不了哑巴的耳，哑巴离不开聋子的嘴”[3]，一村人的日子过得像一家人一样，祥和富足，无争无吵。
(三)泛滥成灾的热病。热病，是丁庄人对艾滋病的民间称谓。丁庄人曾认为“艾滋病都是外国人的病，城里人的病，心术不正的人才会有的病”。直到越来越多的人莫名其妙地死去，他们才明白“一是热病其实并不叫热病，它的学名是叫艾滋病；二是只要当年卖过血的人，那时候十天半月间，有过发烧的，今天必是艾滋病。”[4]艾滋病导致“不到八百口的人，不足二百户人家的小庄子，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竟死了四十几口人……而且是那死人的季节也才刚到来，到明年，死人会和秋天的粮食一样多。坟墓会和夏天的麦捆一样多。死过的，大的五十几，小的三岁或五岁……”[4]
阎连科细致地描述了丁庄人长满毒疮的躯体和发病时的生理反应：“他的身上开始痒。一夜间，脸上、腰里和腿间，到处都是蛇胆疮。浑身痒得要拿头去往墙上撞。喉咙里也莫名其妙疼。胃里天天翻江和倒海，知道饿却是吃不下。吃下一口恨不得吐出两口来。”[4]作者还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观察患者枯槁、毫无生气的身形和脸色：“根柱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叫着根柱的人。他瘦得没了人的样，脸是黑青色，眼窝深得能装下两个拳头或鸡蛋。蹲在地边上，我的坟边上，缩在学校院墙的半截暗影里，他像一卷儿从坟里爬出来的鬼。脸上的黑，枯干的黑，如活人被风吹干了。”[4]艾滋病让整个丁庄变成了一座被厄运诅咒的孤城，里面弥漫着疾病的惨烈和死亡的威胁。
(四)绵延不绝的痴傻。《耙耧天歌》的主人公尤四婆从十八岁开怀生育，一连生出三个痴傻女儿，“都是在长至半岁当儿，目光生硬，眼里白多黑少，到三岁四岁才能开口叫娘，五岁六岁，还抓地上的猪屎马尿，十几岁还尿床尿裤。”[5]后来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娃，“哪知孩娃岁半时候，淋雨发烧，本是家常病症，可烧了一夜，来日做爹娘的细心一看，孩娃嘴歪眼斜，话又不会说了，饭碗也不会端了，除了呵呵地傻笑和嘿嘿哦哦地呆看，其余一无所知”[5]。到镇上卫生院一问才知道这病是因为丈夫尤石头的爹患过羊角风，属隔代遗传。尤石头不堪生活的重压跳河自杀了，留下尤四婆这样一个柔弱的女性，艰辛地把四个孩子抚养长大并为他们求婚送嫁，临死时还计划用自己的身骨熬药汤为儿女治病。
疾病不仅影响了阎连科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以疾病作为关注人类生存的切入点，阎连科揭示出了河洛地区的广大乡民在疾病困扰下的伦理传承和变异。
二、阎连科疾病叙事作品中的乡村伦理状况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主体，阎连科认为，伦理起源、形成和发展于山川乡野。透过乡野，最能看清伦理的道德和伦理的乡村文明和野蛮。因此，他的文学创作聚焦“耙耧山脉”，描绘了疾病映照下触目惊心的乡村伦理状况，如父子伦理、婚姻伦理、政治伦理的扭曲变异
。
(一)父慈子孝被父子相残所取代
在家庭关系中，父子关系被儒家视为社会关系的基石，它既是“三纲”之一，又是“五伦”之首。孔子说：“为人父，止于慈。”[6]父慈子孝是优秀的传统家庭伦理道德，也是对父子伦理的根本要求。但在疾病的摧残下，传统的父子伦理在阎连科的笔下受到强烈冲击。
在《丁庄梦》中，阎连科通过一名已被艾滋病患和家人毒死的孩子的视角，讲述了丁庄村因追求“卖血致富”而发生的偷盗、乱伦、杀人等不义之事。作者在小说中将艾滋病肆虐演绎为父子三辈间的道德剧。爷爷丁水阳十年前在上级领导软硬兼施的劝说下，组织村民去卖血致富的上扬庄参观，开启了丁庄村的噩梦。儿子丁辉为了挣钱，挖空心思且无所不为，是造成当地艾滋病病毒交叉感染的元凶，也成为杀害自己儿子的间接凶手。因为妒忌丁辉在大卖血和热病大爆发后的暴富，村民暗中下毒害死了他年仅12岁的孩子。为了向乡亲们赎罪，爷爷丁水阳最终超越了血缘亲情，用正义的棍棒杀死了贪婪成性、无恶不作的儿子丁辉。
《日光流年》中，作家不厌其烦地描述了在疾病和饥荒的驱使下，一些三姓村村民狠下心来煮食自己的残疾孩子，以及捕捉以残疾孩子尸体为食的乌鸦充饥等惨绝景象。那些被送到僻远谷底等死的残疾孩子只能任由同样饥饿的乌鸦的残虐攻击和啄咬而毫无招架之力。当孩子们逐渐饥饿死亡后，乌鸦越发猖狂地啃食他们的尸肉腐骨，景象惨不忍睹：“这儿的死尸横七竖八，每一具的身上都没有一片好肉。每一张脸上都破破烂烂，白骨像剥了皮的树枝裸露着。嘴和鼻子丢得无影无踪。他们的衣服全被乌鸦啄破了，肠子在肚外流着，心肺脾胃如坏核桃烂枣样在地上搁滚。破衣满天，腐臭满天，天空拥满了飞毛和叫声。每一具尸体的手里或手边都有一根枝条，粗的像胳膊，细的如手指。他们的身边，男娃尸或者女娃尸，都有几只甚或十几只和他们一样死腐的黑乌鸦。他们不是饿死的……他们是将饿死时，被饿疯了的鸦群啄死的”[2]。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在做出放弃残疾孩子的决定之前，三姓村人也曾发生过激烈争执，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父母们最终还是无奈地剥夺了残疾孩子的生存权，导演了一幕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
(二)无情失义的婚姻伦理
在我国文化传统中，“情”、“性”与“义”等被视为婚姻伦理道德的内核。但在阎连科笔下一些人物的婚姻当中，这三者并非总是三位一体，其婚姻关系呈现出一种既缺少现代婚姻之“情”，又失去传统婚姻之“义”的无“情”无“义”的面貌和失重状态。
《日光流年》中司马蓝和妻子杜竹翠、情人蓝四十之间的情感纠葛是乡村婚姻伦理缺失的典证。司马蓝与竹翠的婚姻只有形式而无丝毫的爱情可言。他们结婚就是一种权宜之计。当年杜竹翠让司马蓝选择要么娶她同她合铺当村长，要么让她可以外嫁出村。为了三姓村的女人不外嫁，为了维护自己作为村长的权威和地位，司马蓝舍弃与自己情投意合的蓝四十而与杜竹翠合铺成家。但这场无爱的婚姻一开始就走上了“夫为妻纲”的老路。杜竹翠在嫁给司马蓝时就表白：“你要是娶了我，我会像磨道里的驴一样侍奉你一辈子”，“我杜竹翠一辈子要是对你说一句难听的话，你可以把我舌头割下来”[2]。即使结婚生子后，司马蓝仍然与蓝四十保持公开的情人关系，当妻子阻碍自己和蓝四十相好时，他对妻子实施了长时间的惩罚，甚至频生杀意，直到妻子死亡。从他们的婚姻中我们看不到夫妻间的人性温暖。
司马蓝和蓝四十之间的婚外情也以悲剧结局。他们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但为了让公社卢主任坐镇三姓村翻土造田，司马蓝用激将法使未婚妻主动去“侍奉”卢主任，并发出“我要不娶你做我媳妇我天打五雷轰”的毒誓。老村长蓝百岁死时，司马蓝以娶蓝四十并让她活过40岁为条件，让蓝四十对众人撒谎，自己顺利当上村长。事后又违背自己的诺言，把婚姻给了杜竹翠。改革开放后，他又怂恿蓝四十做“肉王”，带领村中女人进城卖淫挣钱买修渠工具。当他临近40岁患喉病将死时，他又领着自己的三个女儿去跪求蓝四十再次去城里重操旧业为他挣钱治病，以延长自己的性命。蓝四十因此感染性病，最后以极端残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悲惨绝望的一生。
《丁庄梦》中丁亮感染了艾滋病后妻子嫌弃他，他与自己的同宗弟妹杨玲玲同病相怜，因怜生爱，因爱生欲。他们先是在一起偷情，被人抓住现行后，两人不顾一切决定先各自离婚，然后光明正大地结婚，死了也要互相做个伴。在他们领结婚证的那天，丁亮因发烧而睡不着觉。寒冷的月夜里，玲玲往自己赤条条的身上浇凉水，用凉透了的身子给发病燥热的丁亮降温。这样反复六次直到丁亮睡着。但杨玲玲第二天却因浇冷水引起热病发作而高烧死了。苏醒过来后的丁亮也殉情而死。疾病给了两个曾被婚姻抛弃的人身心释放、灵肉合一的机会，但这种飞蛾扑火式的爱情却如昙花一现令人惋惜。他们这种舍生忘死的爱虽有悖于伦理却无悖于人性和道德。
(三)崇尚权威的乡村政治伦理
阎连科的小说创作聚焦于相对稳固和封闭的豫西乡村世界。在历史上，河南向来是朝廷封建专制统治的重点区域，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不仅导致了这里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的崇拜权力、害怕权力的官本位文化，也形成了更为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文化。阎连科以河洛地区耙耧山村为对象，围绕乡民的疾病和求生的欲望，揭示出乡村社会的权力角逐。
阎连科首先再现了山村社会内部的权力结构与宗法伦理之间的纠葛。在《受活》中，阎连科将单纯的权力纳入到乡村社会特有的各种伦理之中，使之与宗法、亲情、血缘和人性等形成一种丰富、多向度的纠结。受活庄是一个由残疾人构成的偏远村落，村民过着听天由命的日子，却浑然不觉其乐融融。县长柳鹰雀却打破了村民平静的生活。为了带领全庄百姓踏上小康之路，柳县长雄心勃勃地要在当地建立一个庄严宏伟的列宁纪念堂，然后从解体后的苏联将列宁的遗体买回来，让无数旅游者前来瞻仰并收取门票。为了筹集巨额的“购列款”，他大力发掘受活庄残疾人的特长，成立了“残疾人绝术团”：“断腿猴：单腿飞跑；聋子马：耳上放炮
；单眼儿：独眼穿针；瘫媳妇：树叶刺绣；盲桐花：聪耳听音；小儿麻痹：脚底瓶子鞋”[3]等等，在全国巡回表演……在他狂热的鼓动下，受活庄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富梦想，随即又被现实击得粉碎。借助这场癫狂式的求富闹剧，作者展示的不只是一群残病乡民简单的生存欲望的突围表演，更是中国乡土社会中各种伦理思维与政治诉求之间的复杂纠缠。
更重要的是，阎连科详细描述了乡村之外的权力机构对乡村平民的压榨。《丁庄梦》用“后叙事”的方式，突显了艾滋病给丁庄人带来的灾难和恐惧，并由此来揭露权力运作的真相及其惨烈后果。沩县教育局高局长带着建立“血源村”的政治任务三番五次来到丁庄，撤除了不愿组织村民卖血的四十年村支书李三仁的职务。作者没有描绘平民与权力之间的直接对抗，而是更多地强调权力的“软手段”——让丁庄人集体“参观”卖血致富的蔡县，从而使丁庄百姓自愿走上了卖血之路，迫使他们自觉臣服于自己的政治任务。在这里，权力作为艾滋病的始作俑者，并不只是顺利地实现了自身的政治使命，同时在为百姓“圆梦”的过程中，全面催醒了人性里各种潜在的欲望，使丁庄人陷入无法自拔的欲望泥潭。事实上，“我”的父亲丁辉作为丁庄艾滋病制造者的血头，最开始在田间地头违规采血，艾滋病泛滥成灾后又变卖政府的救济物资，最后还靠“配阴亲”肆无忌惮地发死人财，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作为权力的代言人，能够成功地借助体制权力资源，将上层权力巧妙地转化为个人获利的资本。
《日光流年》则揭示了更高一级权力对乡民的直接剥夺。小说描述了三姓村民坚信深翻土栽种的庄稼能让村民吃了长寿，翻土所需的工具和资金则由男人到城里教火院卖皮来筹措。但当三姓村的男人满怀信心聚集到教火院卖皮后，教火院竟派了几位穿着“制服”的年轻人交给他们一包红皮书，要求“卖皮”的三姓村人学习“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和“革命总会有流血，总会有牺牲”，“做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对人民有益的人”[2]等政治精神，也就是以所谓的崇高的革命态度而非金钱作为他们卖皮的代价。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行为实际上是掌握一定权力的“圆全人”对卖皮的残疾人的最后盘剥。
三、阎连科重建乡村伦理道德的渴望
疾病将人们无情地抛入跌宕起伏的生活轨道，人性的本质也在扭曲变形的生命旅程中不断显露。阎连科一方面再现了中原大地疾病泛滥成灾的现实场景，叙写了疾病对乡村底层平民生命的反复摧残；另一方面又揭示出异化的乡村权利雪上加霜，对残病人的尊严和人格的进一步践踏，表现出对底层人们无边的生存之痛和卑贱生命的关注和同情。《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里的乡民们为了彻底摆脱对疾病、饥饿和贫穷的恐惧，打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7]的古训，不惜以卖皮、卖肉、卖血来进行绝望的反抗。但恐惧却如魔咒般挥之不去，反而以一种更为绝决的方式，彻底摧毁了耙耧山人活着的信心和尊严，也颠覆了中国传统伦理中最为基本的秩序和观念。阎连科也意识到乡村伦理的消逝及其原因：“乡村的人不是情感发生变化，确实是人的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的说，我觉得今天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乡村没有任何道德价值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旧有的传统道德价值标准已经失去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处在极其混乱的时期。”[8]
然而伦理之爱，是我们家庭和社会必需也最为健康的力量。为了重铸乡村生命的存在尊严，为多病多难的乡村平民寻求最基本的价值秩序，阎连科试图用文学的方式来实现其“疼痛的救护”[9]。因为他认为，一切的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对伦理和道德的批判和修补，都是来之俗世、去之灵魂的精神历练和路程。因此，阎连科始终怀着一种疼痛和愤懑的意绪，希望用手中的笔来修补如病体一样千疮百孔的伦理道德。在《丁庄梦》中，阎连科在开篇第一章就叙述了丁大爷要求儿子丁辉在庄里挨家挨户磕个头，想让他磕完头了去死掉，投井、服毒、上吊都可以。遭到儿子多次拒绝后，丁大爷强忍着断子绝孙的切骨剜心的悲痛，亲手棒杀了罪孽深重的亲生儿子。作者还让病入膏肓的丁亮与杨玲玲不顾世俗的偏见和歧视，轰轰烈烈、生死相随地爱了一场。《日光流年》中司马蓝为修渠引水不择手段、竭尽全力，大功告成之后看到蓝四十为自己染上性病惨死，薄情寡义的他终于良心发现，抛弃了自己曾经孜孜以求的长寿梦想，最后心力交瘁、万念俱灰地追随蓝四十而去。《受活》中，想让自己在死后跟列宁一起接受大家瞻仰的柳县长在官位丧失、妻离家破后自残身体，准备加入到受活庄度过余生。
总之，疾病虽然给人类带来了苦痛，却也为作家开辟了一条获得独特生命体验和社会感受的途径。长期的疾病体验和强烈的济世愿望使得阎连科成为乡村平民的痛感器，他的疾病叙事作品浸润着他对底层弱势群体强烈关注的情感，体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伦理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