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韩国电影与导演李沧东
韩国电影近年来的发展可谓异军突起。从以往单一的对本民族历史的描摹，转向以哲学观、趋向国际化的创作追求;在此基础上，努力构建以叙事为主导的规范化审美形式，涌现出了一批风格鲜明、颇具实力的导演。如以 《密阳》《绿洲》等影作表现凄苦卑微、救赎思辩为内蕴的导演李沧东，以大胆残酷、直面欲望为特征的金基德，以恢宏叙事、惊悚怪诞为标志的奉俊昊，以阴暗复仇、血腥暴力为主题的朴赞郁等。
1954年，李沧东生于韩国大邱的一个平民家庭，少时生活艰难，受尽屈辱。苦痛的人生经历，潜移默化地反映在他的影片中，奠定了“破碎与伤痛”的感情基调。主角多为社会边缘人物，以精心构思的叙述风格，深入骨髓的写实主义笔触，既表现了小人物身上的巨大张力，又演绎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悲剧结局。
二、 女性主义的微观理论与《密阳》梗概
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于20世纪60年代滥觞于西方，主旨在终结性别剥削和压迫，促进两性阶层的平等。同时，存在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即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同步兴起。与之相关的微观理论也层出不穷，如地位期望理论、角色理论、网络理论等。女性主义的地位期望理论认为：两性在进入性别交织的目标动力群体后，由于群体中对男性的期望值高于女性，故而女性在互动时的自信心、威望和权力也随之降低。若某个女性想反潮流而动，则会受到来自群体内两性的反对、敌视、甚或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性别期望模式便进一步得到巩固。
电影《密阳》的剧情是：一个叫李申爱的女人，夫亡后携垂髫之子俊儿，从首尔来到一个叫“密阳”的小城教琴谋生，因其“水土不服”、虚张声势、特立独行、离经叛道之“反潮流、反低俗、反信仰”的言行，致其遭受到小城女人们的“舌杀”、男人的“绑杀”、宗教及信徒的“神杀”;在经历了痛失爱子、亲人谩骂、仇人反讥、宗教嘲弄、割腕自杀的连连噩梦后，最后只得屈从现实、入乡随俗。
在此片的人物设置上，李沧东安排了一个底层的女性角色作为表现主体，以浓墨重彩来刻画女性悲剧。纵观国内对李沧东电影的解读，大多停留于存在主义的视域;但笔者认为，李沧东诸影作中所关注和塑造的“小人物”角色之命运，其中蕴含着女性主义的深刻命题，本文试以女性主义中的地位期望理论，对《密阳》进行评解。
三、 女性主义对《密阳》的拷问和印证
在片中的背景地韩国，尽管近年来提高女性地位的呼声日益高涨，但仍属观念上的男权社会。首位女总统朴槿惠在竞选中所表现出的果敢、刚毅、勇气等男性特质，又反证了社会文化中对男权的推崇。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男性以修身爱国、建功立业为人生志向;女性以三从四德、相夫教子为传统美德。铺天盖地的，为取悦于男性审美观而整容的女性，更体现出男权至上的影响。如某位女性欲反潮流而动，面临的难度及结局可想而知。
（一）为何申爱要回密阳?
片中的女主角申爱有琴技傍身，选择一个比密阳大些的城市发展，不是更好吗？为何单要回密阳呢？是臆想丈夫的亡灵之爱，还是要实现丈夫的未竟之业呢？笔者看来，两者皆非。她明知丈夫生前有出轨的“前科”，但仍受“未嫁从父，既嫁从夫”的伦理标准驱使，认为儿子既是丈夫，也是密阳的后代，带其返回亡夫的老家度日，天经地义。此处看似申爱要携子另谋新生，实则从俊儿舅之口透出：申爱的娘家是容不下她这“泼出去的水”的，悄然暗示了她的去向。
（二）男性的帮助能否避免“绑杀”?
男主人公宗灿自从出现在申爱身边，便一直陪伴左右。帮她租房、帮她招生、去教会等等，有意无意地献着殷勤，解决了一个弱女子所无法应对的诸多困难。申爱虽口头上表现了“强势”，称“我自己的事自己办”，以此来拒绝帮助;但一个外乡女人，在世俗眼光下是明显属于“能力不足”的，面临人生地不熟的窘况，也由不得她做出实际的拒绝。虽然这大大消耗了她的自信心、降低了她的自尊心，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而且，有了教室、有了学员、还有了歌舞伙伴，似乎又有了一片小天地。当勒索电话打来时，她惊慌失措地冲出家门，凭直觉想去找宗灿帮忙，毕竟这是她来到密阳后最早也接触最多的一个男人;但当她看到在店里手舞足蹈的宗灿时，却可能想了很多：他能否帮忙？会不会是绑匪同伙？自己以身相许，能否还上这人情债？邻居会怎样看待她们的关系？这些顾虑都是合情合理的，而申爱突然萌发了试图摆脱宗灿的帮助亦或控制的想法，想凭借自己救出儿子，故在彷徨中转身离去。按常理，在爱子被劫的紧急关头，先行救子才是上策，而她这次不合常理的“反潮流”做法，在倾尽存款后，仍因满足不了绑匪的要求，最后换来被撕票了的结局。
假设申爱不去逞一时之能，而求助于宗灿，往好里说，宗灿既可帮她出谋划策，又可帮她筹钱或报警;往坏里说，可通过宗灿是否相助，了解其是否为绑匪同伙，即使是同伙，也可为讨价还价、周旋救子赢得时间，或许惨剧就不会发生了。
对比上述两个情节可知，在男权社会中的一个寡女人，得到“多助”或“寡助”，对其生存境况是大不相同的。这里虽因女性本身的思维、体能、情感等因素，令其在某些方面处于弱势，但在地位期望理论所定义的社会群体中，男性天生便认为女性软弱可欺。一个女性，尤其是寡妇，若无男性作靠山，诸如被讥讽、被勒索、被言杀的后果就落到了申爱这个“软而涩的柿子”身上。
（三）女人们为何对申爱“言杀”
不仅仅是影片中的密阳小城，任何一个地方都自有它的方言、习惯、明潜规则、风土人情等。按通常的处世原则，一个外来女人到一个陌生之地生存，首需入乡随俗，与长居此地的女性们取得共同语言，至少交上“三个好朋友”，熟悉了这里的言行方式和特点后，继而逐渐融入当地的社会群体。如若不然，一个女人首先受到的就是女性群体中的“言杀&rdq
uo;。影片中申爱与几个女人相处时的言行及后果，无不体现出这一残酷的现实。
一是她来到“罗曼史”服装店后，说店里灯光暗，人气低，建议老板重新装修。很快，这个来自首尔的女人及建议，就成了理发店里女人们的话题。李沧东在此处的场景、人物、语言等设计可谓鞭辟入里，作为中国观众，特别能体验到理发店这个“新闻集散地”的功效。女人们借服装店的装修说开去，很快议到了“为何带孩子到亡夫的家乡来住”，还推测“儿子好象不正常”等等;而这些议论，对也在场的申爱，更像是故意之举。这种被讥讽、被敌视的心理感受，可想而知。
二是在药店里虔诚的女教徒劝其入教时，她断然拒绝道：“我不信这个。”这次虽没有女人们的嚼舌，但立即被当面回击道：“你是可怜的人！”“听说你有些不好的事情才来密阳”;如此当头一棒，直中申爱心房，马上向女教徒解释道谢后，落荒而逃，甚至忘了还在门口的儿子。
三是她在学校听完儿子的演讲后，旁若无人地起身振臂大呼，立刻引来身边其他女家长的侧目。按说听到惊呼，别人侧目相视的细节也很自然，但在民风闭塞、操守妇节的密阳小城，女家长们个个正襟危坐，又听了你儿子的演讲，再看到你首尔女人的大呼小叫，那所投来的目光就不自然了。一个目光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众女家长的侧目回应，已然代替了语言，那这些目光包含的语言是什么？
从以上几个片段可见，作为孤儿寡母，本是人们眼中的弱势群体，但申爱的一言一行无论对密阳的女人们或男人们，都是一次惊异、一种逆反、一个刺激，引来了女人们的讥讽和白眼，也引来了男人的绑架敲诈和撕票;也使申爱在密阳延续着处处碰壁、举步维艰的生活。
（四）宗教是救赎还是“神杀”
影片《密阳》对女性生存空间中各类角色的安排，可谓轻重兼顾，详略得当。对申爱爸爸的“父权”和丈夫的“夫权”，既不露声色，又不显影像，借人之口，点到为止。但在宗教与人、尤其是与女人的关系上，却是以重头戏份来安排，并以浓墨重彩的笔触、冲突迭起的剧情，来表现申爱失子后与宗教的纠葛，可谓该剧的高潮。
申爱面对幼子被害后所经历的巨大痛苦，她选择了信奉基督教，用一直以来“我不信这个”的宗教来麻醉自己，试图从中得到解脱和救赎。但看到仇人的女儿被人欺负时，她却视若无睹地开车离开，可见宗教于她并无救赎之效，申爱救不了自己，妄谈宽恕仇人的女儿。在牧师和教友的感化下，她看似得以解脱，重获新生。于是在众教友的簇拥下，来到监狱试图给杀子仇人以宽恕，但令申爱始料不及的是，仇人既称自己“得到上帝的原谅，还在为俊儿妈祈祷呢”。又称自己“心宽体胖”，大有对申爱“反救赎”之意。这不免让笔者想原创一个《牧师与狗熊》的新版寓言，其对话设计为，申爱祷告说：“神啊！你救了我，请你把我的仇人变成基督徒吧！”仇人高举手掌说：“感谢上帝！赐予我俊儿，我杀了他，在监狱得到上帝您的原谅。”
杀子仇人的回答使申爱万般纠结：我代神去原谅仇人，可仇人已被神原谅了，神不是在戏弄我吗？于是申爱歇斯底里地发出了“这不全都是假的吗”的呐喊。与仇人的此番对话，彻底颠覆了申爱对宗教的信仰。然而她没有像其他信徒那样，对神坚信不移;也没有像不信教的人那么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而是以和牧师偷情、在讲经会上投放扰乱的音乐?，来进行对宗教而言亵渎神灵的、“反潮流”的报复行为。
申爱 对宗教的逆反行为，换来了牧师对她“按神的意愿，你活得还真辛苦”的判词，宗教及教友对她的抛弃，不亚于“舌杀”和“绑杀”对申爱心灵的伤害;在宗教的氛围里，你若做出对神灵的“逆潮流”之举，就难逃“神杀”的厄运。
（五）申爱自杀后的归宿是什么
申爱的特立独行、离经叛道，注定她要走上一条绝路。在除宗灿外的众叛亲离后，她走上割腕自杀之路。此时影片进入尾声，但申爱的人生并未结束，死里逃生出院后是什么归宿呢？李沧东安排了两个耐人寻味的剧情，一个是让杀子仇人的女儿为其理发;另一个是剧终特写，宗灿殷勤捧镜，申爱以剪落发，纷散于阳光下的泥土。
笔者认为，前者是想告诉申爱，仇人的女儿虽然爹不帮她，你不救她，但她在少教所里学会了理发，出狱之后忍气吞声，在小城里也能混饭谋生，暗喻申爱别再“折腾”了。而后者的特写镜头，可作两层解读：一层是让申爱看清镜中的自我，同时看清自始至终、不离不弃相助于她的宗灿;另一层是暗示了人生欲找到归宿，须落发入土接地气，入乡随俗谋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