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 提要】
文章指出，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诗的兴起与日渐成熟有密切关系。出于养生和消疾的需要，服药之举与采药之行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人追奉的风尚，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为满足服药之需，人们“不远千里”，“穷诸名山，泛沧海”以采药石，山水在满足时人药石之需的同时亦培养和提高了他们的山水之趣，药因此与山水及山水诗有了直接的联系。东晋，尤其是在晋宋之交，服药与采药的活动极为频繁且更加地普遍化， 中国 士人山水审美情趣亦于此时得以确立，而山水审美情趣的形成，是山水诗 发展 的基础。 药在六朝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及王瑶《文人与药》中均有论述。鲁迅论药及服药对魏晋文士及文学的 影响 ；王瑶承袭鲁迅的观点，在材料和观点上进行更为详尽的补充说明。至于文人服药如何具体影响到文学及何种类型的文学，两位先生均没有涉及，更没有认为药和山水诗之间会有什么关系。而中国山水诗的发生、发展及成熟的原因，前人论述洋洋大观，但与药及采药似乎都没有联系。该文的看点在于：作者从 历史 文献 出发，兼之以文本论证，发现六朝的药与山水诗之间的特殊关系：其一，魏晋南北朝服药的文人，如王羲之、谢安、鲍照、谢灵运等，他们多入名山涉大泽泛沧海亲自采药；其二，文士采药活动不为采药而采药，而伴之以山水之游，即所谓“采三芝之秀”兼从“千仞之游”。采药活动不仅直接培养和提高了时人的山水审美情趣，而且还带来了山水诗的早期形态作品——采药诗，正是两者的共同推动，山水诗才发生并最终走向成熟。提出并证明药为中国山水诗的催生剂，文章很有创见。
【关键词】 服药/采药/山水审美情趣/山水诗
关于山水诗产生的原因，前人论述已颇详备，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社会 政治 、 经济 及地理环境的影响；2. 朝隐之风的影响；3. 论道谈玄学讲佛风气的影响①。但在林林总总的论述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被众多 研究 者忽视了，即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诗的兴起与日渐成熟有密切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于养生和消疾的需要，服药之举与采药之行成为时人追奉的风尚，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为满足服药之需，人们“不远千里”，“穷诸名山，泛沧海” 以采药石，山水在满足时人药石之需的同时亦培养和提高了他们的山水之趣，因此，采药与服药就与山水及山水诗有了直接的联系。
一
晋末宋初是中国山水诗发展至为关键的一个时期。刘勰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P208)晋末宋初，玄言诗从诗坛告退，山水之作声势大兴，成为人所竞作的新诗体。在当时众多竞作新体的诗人之中，殷仲文、谢混为关键性人物。殷诗《南州桓公九井作》，诗中多有山水景句，曹旭注《诗品下》“晋东阳太守殷仲文”条说此诗“见由玄言向山水诗过渡的倾向”，又阐释了包括山水诗在内的诗歌发生的原因。我们看谢混的《游西池诗》，山水景句几占全诗一半。如果说殷诗对于山水之景的描写还嫌粗略的话，那么，此诗山水景物的描写则具体细腻多了，读起来清新朗丽。殷、谢的创作给玄风弥漫的东晋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山水之风，沈约于《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论》中以“始革”和“大变”来评价两人在改变当时诗风时起的作用：“(晋)(殷)仲文始革孙(绰)、许(询)之风；叔源(谢混)大变太元之气。”
那么，山水诗大兴的晋末宋初是怎样一个 时代 呢？钩史索籍，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士人服药之风大盛的时期，当时人好服一种叫五石散也称寒食散的药。据余嘉锡《论学杂着·寒食散考·魏晋南北朝人服散故事》所考及本文撰者补考，魏晋南北朝服药有事迹可寻考者，两晋约31例，相当于魏及南北朝所有人数的总和，其中魏约7例，宋约9例，齐约3例，梁约4例，陈1例，后魏、北周约4例、隋约2例，晋宋之交为服药高峰期。魏晋南北朝人何以服药成风？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文人与药》一章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1)当时文人对生死 问题 的忧虑及其消解；(2)从时人重视仪容的现象加以说明；(3)从五石散具有刺激作用，有助于房中术的角度进行解释。其实，这三个方面说的是一个原因即养生。但魏晋南北朝人服药非惟养生，亦为消疾。张仲景寒食散方本为治五劳七伤等杂症而制，在时人的服药故事中，服食以治杂症、顽疾者不乏其人，如王羲之患“癫病”②，王徽之有“背疾”，王献之常年病痛缠身③，王氏父子服药，除了好养生之外，主要还是为了治病；谢灵运患肺结核④，疗疾消病为其服药之主因，养生倒在其次；鲍照患脚上气 (P1264-1265)，服食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此外，服药之风的盛行，与当时的一种婚制——身份内婚制不无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极盛，大族间为保障自己的政治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而彼此联姻，即大族联姻的对象基本上属于门第相等的几家士族或皇室，身份内婚制使得婚姻圈极端狭窄，重亲婚、血缘婚、异辈婚现象十分突出：如袁耽大妹适殷浩，小妹适谢尚，尚女又适浩从弟歆；谢安(尚从弟)女适耽子质，质子湛娶谢玄(安兄奕子)女，质女适玄从子子重。又如，晋明帝娶庾冰之妹，明帝之孙废帝(海西公奕)娶庾冰之女；晋哀帝为孝武帝之侄，哀帝王皇后为孝武帝王皇后之姑；简文帝王皇后为王述之从妹，其子会稽王司马道子妃为王述之孙王国宝之从妹；刘宋之时，徐湛之为宋文帝姊会稽公主之子，宋文帝之女南阳公主嫁徐湛之之子，徐湛之之女又嫁宋文帝子随王刘诞，等等。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制造成了血缘关系的混乱，对后代的繁衍极为不利，世胄贵胜弟子体弱多疾，须以药物调理。如陈郡阳夏谢氏、琅琊王氏等家族长期受病患困扰，其家族弟子多好服药，当与他们体羸气弱多病，体质严重衰败有关。
养生的要吃，养病的也要吃；贵胜之家服药为风雅，贫寒之家服药为附庸；仙家道隐服药，凡夫俗民服药，桑门僧侣亦服药；男子服药，女子也服药；名士药动行散为风流，常人吃饭米中遇石亦称石发，于是服药成风。时人在这种追求感官的刺激中得到一种暂时的满足，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服药的人很多，有的人服药也就是服药而已，并未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正如晚清，吃鸦片并未给当时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文学样式，表明服药与文学并无直接关系。而晚清之药与魏晋之药的不同在于：晚清之人服药多钱买，魏晋之人服药多亲采。晋宋齐梁约47例服药者当中，有采药事迹可考者约为24人，故采药在当时已成为大多数人生活的重要内容。采药者可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仙道之人。他们既是服药风口上的标向者，亦是采药领头人。因为仙药不是现成的，也没有一个固定的配方，要服药先得“登危涉险”，“劬劳山泽中”，“掘采草木之药”，然后根据仙书或《本草》进行配方，“煎饵治作”。 也非每一药必亲采，亦可以钱制办，但要服用大药，就不是钱可以办到的事情了，非得走山问水，访于耕牧贩夫，累年积月，等待时机亲采不可了。于是，崇山峻岭、深沟野壑到处留下仙家道隐寻药采药的身影和足迹：孙登于苏门山采药服食；许迈采药于桐庐桓山、临安西山；刘驎之、刘凝之均曾往衡山采药；陶弘景遍历名山，寻访仙药。
其二，贵胄名流。这些人要服食，花一笔钱，吃现成的也不是没有，但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愿意亲采的。因为当时的旺族世家、清流子弟，仅凭其门荫，便可平途进取，坐致公卿，所以他们往往摒绝庶务，退隐山林，交游道隐仙家，逍遥采药去，言“卒当以(此)乐死”。且东晋南朝的士族多精擅医学，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自序》中就提到当时的门阀医学事迹：“其贵胜阮德如、张茂先、裴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稚川、蔡谟、殷渊源诸名人等，亦并研精药术；宋有羊欣、王微、胡洽、秦承祖；齐有尚书褚澄、徐文伯、嗣伯群从兄弟，治病亦十愈其九。凡此诸人，各有所撰用方。”精晓医术，这就为采药之举提供了一定的医学常识及作为必要的前提而存在了。这部分世家弟子、名士要服食 自然 是“欲其必行，是以躬亲，意在取精” 了。有些名士虽不谙医学，但他们的交游不是精晓医术的世家子就是道士，而道士也是通医术的，如王、谢圈子中就集结了殷浩、殷仲堪叔侄、裴逸民、蔡谟、羊欣、许迈、支遁诸人；谢灵运隐居会稽，“艺菜当肴，采药救颓”的时候，与他从游的就有王弘之、孔淳之等人。
其三，贫寒弟子。五石散药物很贵，服者多为皇室贵宦世家子，贫寒弟子中服食者史籍见载不多，但也有服食的，有些人是追尚世风，有些人确实是身罹重患，不得已而为之，而贫家服食者非要亲采不可了。如鲍照，常年受脚上气困扰，亦是贫家子患富贵病，火药间阙，故成为采药队伍中一员；江淹，少孤贫，且本素宦之人，不求富贵，又要服食，常往越地稽山一带采药。
但魏晋南北朝人士的采药活动非为采药而采药，他们的采药活动往往伴随着游山玩水，即隋僧释慧净《英才言聚赋得升天行诗》中所云“欲采三芝秀，先从千仞游。”
二
采药活动不仅直接培养和提高了时人的山水审美情趣，而且还带来了山水诗发展的早期形态之作——采药诗，两者共同推动山水诗走向成熟，这样看来，山水诗并非仅是文人纯粹游山玩水的结果了。
1. 采药活动直接培养和提高了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山水审美情趣
药多生山泽，名山大泽多出好药、上药，且山泽“清寂”、“高洁”，是养性之佳所，便于行炁、合药，所以修道之人必入山泽。蝮蛇聚居、虎狼出没，瘴气环绕的山泽在他们的改造下日渐成为一可居住、可养性、避乱世、远腥膻的乐地，为后来士人进入山泽开辟了道路。而将“登山采药”与“集严水之欢”(支遁《八关斋诗序》)进行有机结合的是晋宋以降的道士：
许迈，好山水，与王羲之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游遍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
刘驎之，好游山泽，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返。
刘凝之，性好山水，隐居衡山之阳。登高岭，绝人迹，为小屋居之，采药服食。
陶弘景，遍历名山，寻访仙药。性爱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
且晋宋以降的很多道士非仅以游山泽掘药石为怀而已，他们多博学能文，对于世外的风云际会亦了然胸中，故吸引了山外大批的名流文士向山泽聚集，或一起登山涉水以采药石，或诗文往来，谈玄论道、切磋艺文，许迈、支遁与王羲之、谢安等人寓居会稽，“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陶弘景交好谢朓，以丘迟、江淹、任昉、沈约等为徒。在凡道交往之中，道士们的山情水趣往往会通过这些名流文士往山外传播，吸引更多向往山林的目光，成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山水趣味的引领者。
相较道隐服药、采药多属个人性行为而言，士人的服药和采药都是集体进行的，他们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交游圈子，成员来自 社会 中上层的各色主流人物，如以王羲之与谢安为中心，聚集了谢尚、谢奕、谢万、谢玄、殷浩、殷仲堪叔侄、郗愔、王修之、王胡之、桓伊等世家名流，李充、孙统、孙绰父子等着名文人，许迈、杜呙、许询、支遁等知名道隐桑门。他们多聚居在会稽、永嘉一带，常常相携，逡游东浙诸郡经年累月，以采药养疾之名兼行赏山水清晖之实，澹而忘归。时人在与山水肌肤相摩、相亲，神情相媚、相悦的过程中，山水之情油然而生：王子敬行走在会稽山阴采药途中，沿路“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潭壑镜澈，清流泻注”，不禁脱口而道：“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 (P145)在他们眼中，山水不再是作为消极避世的借口，而是作为赏心乐事的审美对象，正如戴逵《闲游赞序》所云：“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争斗。谅所以翼顺资和，涤除机心，容养淳淑而自适尔……故荫映岩流之际，偃息琴书之侧，寄心松竹，取乐鱼鸟，则澹泊之愿，于是毕矣。”在这种心态下，他们能够积极地欣赏山水之美，从中体悟山水的真趣，才有了王右军“我卒当以乐死”的感叹。且时人对山水的喜爱似乎具家族遗传性。如琅琊王氏、陈郡阳夏谢氏、丹阳句容许氏、太原孙氏、谯郡戴氏、南阳宗氏等家族，山水之好有如一种“病菌”，渗透在他们的血液、气息当中，通过祖孙、父子、兄弟、叔侄世代传承互染。而这些集名士、文人、朝廷命官、佛道信徒、掘药人于一身的世家之子又作为山水之好的“带菌者”，通过他们的交游，将这种家族性的遗传“病菌”传染给更多的人进而遍及整个社会。至晋宋之交，不管在朝与在野、世族与素族，对山水之美的欣赏与爱好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山水之美不再为世族、士人所独专，此以永和九年王羲之主持的兰亭之游为代表，这一次山水盛宴聚集了当时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士凡41人，预者或为父子、或为兄弟、或为姻亲、或为僚属，或为朝官贵胜名流，或为道隐桑门凡夫。
如果说，道士因入山采药而成为一个 时代 山水趣味引领者的话，那么，文士则因入山采药而成为一个时代山水趣味的传播者，并将之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山水无处不在，时人的血液之中流淌着山水，神情之中关乎山水，《世说新语》赏誉篇、容止篇中常以山水喻人，以定人品高下、容止风度；言谈之中依托山水，有《世说新语》言语、栖逸诸篇载时人言谈为证；书信之中尽道山水，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陶弘景《答谢中书书》等；作文更离不了山水，《世说新语》赏誉篇一○七条载孙绰批评卫永的文章说：“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而孙绰本人是神情和作文都关山水的。山水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 内容 及审美的基本格调，而山水作为审美基本格调的确立，为山水诗 发展 奠定了基础。
2. 采药诗中的山水描写
那些采药诗人在寻采药草途中所记的名山胜景川泽风光的诗歌，我们暂且把这些诗歌称为采药诗，一些既是服药者也是掘药人的着名山水诗人如陶渊明、谢灵运、鲍照、江淹都有撰作，这些采药诗的价值往往被论者所忽视，但它们作为 中国 山水诗早期的发展形态，却是山水诗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些采药诗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采药活动与山水描写同时入诗，以下各选每一朝代采药诗人代表诗作以明之：
嵇康《游仙诗》(遥望山上松)首二句写采药途中所见之景：“遥望山上松，隆谷郁青葱”，中间十句抒发对仙人的悬想之后言及采药：“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蝉蜕弃秽累，结友家板桐。”
桑门支遁《八关斋诗三首》之三记与“同意者”的一次采药活动，其中“广漠排林筱，流飙洒隙牖”，“望山乐荣松，瞻泽哀素柳。解带长陵岥，婆娑清川右。泠风解烦怀，寒泉濯温手”为写景；“从容遐想逸，采药登祟阜。崎岖升千寻，萧条临万亩”写采药。
宋鲍照《过铜山掘黄精诗》写自己一次铜山采药经历：
土昉中经，水芝鞱内策。宝饵缓童年，命药驻衰历。矧蓄终古情，重拾烟雾迹。羊角栖断云，榼口流隘石。铜溪昼森沉，乳窦夜涓滴。既类风门磴，复像天井壁。蹀蹀寒叶离，秋水积。松色随野深，月露依草白。空守江海思，岂愧梁郑客。得仁古无怨，顺道今何惜。一至八句为掘药之记述，九至十六句为掘药途中景色之描写。
又梁江淹《采石上菖蒲诗》：
瑶琴久芜没，金镜废不看。不见空闺里，纵横愁思端。缓步遵汀渚，扬枻泛春澜。电至烟流绮，水绿桂涵丹。凭酒竟未悦，半景方自叹。每为忧见及，杜若讵能宽。冀采石上草，得以驻余颜。赤鲤傥可乘，云雾不复还。一至四句写年岁渐老，九至十四句为采药之缘起，五至八句为沿途所见之景。
仅揆数例，余不一一。
其次，采药诗中的山水描写有一个由虚到实、由作言仙谈玄背景到作抒情主体的转变过程。
早期的一些采药诗中亦有山水及采药活动的描写，但多为虚幻之景，是想像中的山水，且往往作为言仙谈玄的背景出现。如，郭璞《游仙诗十九首》之九：
采药游名山，将以救年颓；呼吸玉滋液，妙气盈胸怀。登仙抚龙驷，迅驾乘奔雷；鲜裳逐电曜，云盖随风回。手顿羲和辔，足踏阊阖开；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诗中之景句“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是诗人想象采药服食之后得道飞仙，遨游天际，俯视人间所看到的景致：偌大的东海不过路上蹄迹中的积水、巍峨的昆仑就像蝼蚁之堆。最后两句是由前两句生发出的玄理。
又，庾阐《采药诗》：
采药灵山票，结驾登九嶷。悬严溜石髓，芳谷挺丹芝。冷冷云珠落，漼漼石蜜滋。鲜景染冰颜，妙气翼冥期。霞光焕藿靡，虹景照参差。椿寿自有极，槿花何用疑。
藿靡的霞光，参差的虹景，还有葱茏的椿树，鲜艳的槿花，都是幻想中的仙山景致，非人间所有，仅作为游仙背景出现。
晋宋以后采药诗中的山水描写则多为实景，对山水的描写成分较前大大增加，并在对山水的描绘中注入诗人的情感。试看帛道猷《陵峰采药触兴为诗》：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间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帛道猷为晋宋之交的桑门，爱山水，曾在会稽若耶山、沃洲山等地优游。《高僧传》卷五《义解二》载其《与竺道壹书》：“始得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触兴为诗，陵峰采药，服饵蠲疴，乐有余也。但不与足下同，日以此为恨耳。因有诗曰”云云。全诗以景色描写为主体：连绵的山峰、直竦云天的林木、远山笼罩在云雾之中，缥缈朦胧，一阵山风吹来，草木摇曳，一切显得安详而宁静。这时候一声鸡鸣打破了山间的静寂，原来这山间深处也是有人家的，于是沿着小径继续往更深处走。诗人的感情融会在景色描写之中，药及采药者作为背景已被隐去。全诗十句，六句写景，两句纪行踪，两句发慨，山水在诗中的地位大大增强，与后世真正意义的山水诗别无二致。帛道猷于晋咸安二年(372)前后创作这首诗，13年之后的太元十年(385)，谢灵运才出生，后人把改变山水在诗中的地位、创作真正意义山水诗的第一人归于谢灵运，其实这个第一人当属帛道猷。
此时采药所登之山不再是虚幻的仙山，所涉之水不再是神话传说中的瑶池之水，而是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可以肌肤相亲、可以为知己的山和水。这些诗作虽然零散且数量有限，没有形成规模，但为当时诗坛提供了一种新的诗歌创作形式。谢灵运，这个既是服药者也是采药人，集众家之大成，最终完成了山水在诗歌创作当中由附庸身份向主体地位的转变，在他笔下，对于 自然 山水，“寓目辄书”，“外无遗物”，其写山水之作“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曲新声，络绎奔会。” (P161)到了南北朝末期，人和自然山水之间则不仅完完全全地确定了审美关系，并且已经是“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10] 那样地亲密无间了，山水诗的创作经鲍照、江淹、谢朓等人的努力也日见丰润。最能说明 问题 的是，萧统编《文选》，即将此类诗编为山水游览一类，并在主题和文化意义上确定下来。萧统《文选》所选诗人，大写山水诗的谢灵运，是入选诗歌最多的人之一。[11]
关于药与魏晋南北朝文人及文学的关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文人与药》二文均作了充分论述，但两位先生仅论药及服药对魏晋文学的 影响 ，至于药及士人、文人们的服药行为如何具体影响到文学及何种类型文学，没有涉及。本文以为魏晋文人因服药而采药，在采药的过程中，山水审美趣味得以培养和提高，而山水趣味的确立是山水诗发展的基础。是采药这一行为，使药与魏晋文学发生了关系，成为中国山水诗的催生剂之一种。
注释：
①此以陶文朋、韦凤娟《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为代表，凤凰出版社，2004年4月版。
②《太平御览》卷七三九引裴启《语林》说：“王右军少尝患癫，一二年辄发动。”余嘉锡说：“右军病癫，它书未闻。裴启与右军同时，言或不妄。”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28页。
③《全晋文》卷二七载王献之与亲友之间往来的书信，其中除了谈及服食、药效之外，更多内容为自身疾患之况。
④《宋书》卷六七录《山居赋》云：“苦以术成，甘以熟。”自注曰：“术，术酒，味苦。，酒，味甘，并至美，兼以疗病。治痈核，术治痰冷。”自道其病状为“痈核”、“痰冷”，即肺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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