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国，国势衰微，列强环列，虎视鲸吞。在国门被迫洞开数十年之后，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三个沉重的话题：中国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什么？用什么手段、途径来解救危机？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或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
此时的中国正值“时势造英雄”的时代。风华正茂的陈独秀，以他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篇最动人心魄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三件大事上发挥了独特的、无以替代的作用。他以“英雄造时势”的气概，激扬文字，开创伟业，对这三个世纪性难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第一届至第五届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思想及其变化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意义，他的思想认识及其社会活动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成长史的重要内容。迄今，学界对陈独秀思想的研究已硕果累累，但是对其救贫观却少有专门的论述和研究，有所涉猎的也多是将其归人政论等一类。而笔者以为，陈独秀的救贫观恰恰是解析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发展轨迹的一个重要脉象，它不仅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反贫困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同时也是考察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
一、祛贫：中国“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
1904年初，作为知识分子中深怀忧患意识且初步觉醒的陈独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他也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这年6月他在《说国家》一文中，回顾了自己10年来的心理路程：1894甲子年和1901庚子年中国战败，让一心读取功名的他有了醍醐灌顶的顿悟，他开始思考“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遍览这一时期陈独秀的著作，可以发现，关心国事，为挽救“日益贫弱”25的国家上下求索，奋力而为，成为了陈独秀人生的一大主旋律。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陈独秀无可避免地触及到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也是中国在几乎整个20世纪的最基本的一个国情--贫穷问题。
1916年，他忧愤地指出，“吾华之贫，宇内仅有”?，当世的中国“既贫且弱-，除少数人夕卜，全国人民“生机断绝”;他不由地发出“我们国民已经穷极了”?的呐喊。1918年他在所作的《丁巳除夕歌》中痛切地表达对中国社会贫富悬隔的不满及对穷人的悲悯之情：
“除夕歌，歌除夕；几人嬉笑几人泣：富人乐洋洋，吃肉穿绸不费力，穷人昼夜忙，屋漏被破无衣食，长夜孤灯愁断肠”，“满地干戈血肉飞，孤儿寡母无人恤”，“万人如海北京城，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由是，陈独秀把人民的基本生计--吃饭问题视作是当世的头等大事。他说“夫古今中外之礼法制度，其成立之根本原因，试剥肤以求，有一不直接或间接为穿衣吃饭而设者乎？个人生活必要之维持，必不可以贪鄙责之也”?;可以说“独有人民要饭吃，却无法将他止住。无法止住，所以成了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
从朴素的唯物主义情感出发，他用笔描绘了一个时代性的具象：
“肚子俄极了，我们两天没得吃了。想问对门借点米熬粥喝，怎奈他们的口粮还没领下来，也在那里愁眉叹气。”
“好冷呀！老天为什么又要下雪？这风雪从窗户吹进来还不打紧，只是从屋顶漏湿了一家人这条破被，怎么好！”
“我的可怜的丈夫，他拉车累的吐血死了，如今我的儿子又在那大风雪中拉车，可怜我那十二岁的孩子，拉一步踹一口气！”……
这是陈独秀在1919年4月以“只眼”笔名发表在《每周评论》上《贫民的哭声》中的几段文字，他在哀民生之艰难的同时，也向中国那班卖国的文武官发出警告:社会革命已是风雨欲来了--
“我想这可怜的哭声，早晚就要叫他们听见，叫他们注意，叫他们头痛，最后还要叫他们发出同样的哭声！’’
“因为多数人没有饭吃，是一件最要紧最危险的事啊！”
民众的生存问题成为陈独秀关注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直至1930年代，他不无痛心地尖锐指出：20世纪整个中国的经济已经陷于空前大破产，“不但农村并且城市，不但小城市并且大城市，最大城市如汉口，甚至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都有朝不保夕之势；不但工人与贫农，即中等农民和城市中小商人，中小学教员，各机关小职员，这些占全国绝对最大多数的人民，都在破产，失业，借债，饥饿中度日。’
陈独秀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贫穷国情的描述在当时的知识界不是独特现象。以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而闻名的严复更早就提出，‘‘为今日吾中国之大患者，其唯贫乎！”他把清末以来的种种社会弊端都归为贫穷而引起，提出“居今而言救国，在首祛此贫。唯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而后于民力、民智、民德可徐及也。-早年研究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兴味甚浓的张东荪在1919年12月发表文章，这样论道，须知现在中国有一个现象，大家非大注意不可的。这就是普遍的生活困难。在乡村因为生活困难，遂跑到都市，在都市依然是生活困难。1920年11月5日，张氏在《时事新报》上又刊文《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再言“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另一负有盛名的学者胡适在1930年代也提出了著名的“五鬼论”。胡适认为“五鬼”的存在是中国社会的五大症结，“五鬼”中第一大仇敌和恶魔就是“贫穷”?。当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时，胡适很不以为然地指出：老百姓生活习惯不好是因为穷，“我们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的，物质的。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太低了，决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因此，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让老百姓能够生活下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如何去过所谓的新生活。”
显然，视贫穷为中国一大患，一个严重的社会病症，这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极为普遍。然而，造成中国贫弱的根子是什么？如何诊治这一社会病症？对这一问题所持的不同立场与主张，则不仅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小众圈”的纠葛与分化，同时亦通过他们的实践作为，于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国家前程命运的走向。
二、因由：陈独秀对“贫穷”的多重解剖
陈独秀无疑是20世纪初期中国思想界的启蒙大师，中国贫弱的国情，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自在他关怀的视野。继之而来的探究与拯救也自然成为他思想体系中重要的部分。就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陈氏留下的笔墨，其相关思考与主张堪称丰厚。梳理他数十年间对中国贫穷国情的因由剖析，大体可归纳为以下诸点：
其一，伦理道德的堕落是导致国穷民贫的渊薮
陈独秀曾经用“国人严重缺乏爱国心”来诠释中国的贫弱，这是其早期思想认识的重要特征。1904年，他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了《说国家》一文，认为国家大事，都靠着皇帝一人胡为，或倚仗外人保护，或任教徒把持，大家不问国事，所以才弄到灭亡的地步。而英、法、德、俄等国，人人都明白国家是各人大家的道理。各人尽心国事，弄的国富民强，人人快乐，家家荣耀。”他因此断言当今世界各国，人人都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强。人人都不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亡。”从这一认识出发，他认为社会的根本问题是道德，而“政治、学术皆技艺问题”。他指出，长期的封建统治导致民智未开；国人对外抵抗力薄弱，与“儒崇礼让，佛说空无”的学说有极大关系，“我们民族现在种种不上进，受人侮辱，正因为缺少野心”；“穷通祸福，都是天定”、“万般由命不由人”之类的“天命观”，严重妨碍了中国人“振作自强”的精神，导致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充塞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全国人民，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民德，民志，民气，扫地尽矣。”直至1916年，他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仍然有着这样的认知思路:如果一个国家的民德、民力低下，无异于“自悔自伐”，会如磁石一般招致强敌人侵或受独裁统治，这样的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其亡自亡也。中国之危，固然是因为迫于独裁与强敌，其根子仍然是民族之公德私德堕落所导致。?
五四前的国人中包括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虽然我们军事上败于西方,但是东方的精神文化胜过西方物质文明者大有人在，洋务派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教仍大有市场。而陈独秀祭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以勇猛直前之精神，掀起新文化运动，坚决反对旧礼教，抨击旧道德，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警醒之功。在他看来，旧的伦理道德是罪恶之源，国弱民贫与封建落后的国民性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吃了崇拜东方文化、精神文明而轻视西方物质文明的大亏。
其二，帝国主义势力的人侵日增国计民生困苦陈独秀在分析中国民众生活苦难时还直指其背后的另一魔影--帝国主义势力的人侵。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胨独秀最早的一篇文作是写于1897年冬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在这篇洋洋近万言的论述中，陈独秀分析中国所面临的亡国危情：“近时敌酣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仔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1903年5月，安徽爱国人士在安庆举行拒俄大会，陈独秀率先发表演讲，剖爱国热肠于大众，并发起组织了爱国会。1904年陈独秀著文《瓜分中国》,痛言道：各列强“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他号召国人齐心协力抵御外辱。此后，陈独秀还指出，帝国主义以商品输出的形式占据中国市场，迫使中国农产品价格下降，破产的农民不得不拥人城市谋生，“自耕农多卖却其耕地降为佃农，佃农则降为雇工，或改业往城市为苦力，沿海者则移往海外，多数则流为兵匪”。“农民被物价腾贵驱迫到都市去找工作，手工工业渐为外国机器制造品所毁灭，新兴的工商业没有保护关税及运输便利，也不能够发展起来与外资竞争”，导致“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此时全国人民，除了官吏兵匪等外，无不生机断绝。总之，帝国主义势力的人侵破坏了中国的农耕经济，肥了外国的财政资本家和中国的少数买办及半买办的企业家，大多数人民则陷于颠沛困苦和饥饿之中。
他还指出，中国自变成“半殖民地”以后，经济发展权“完完全全操在外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手里”。?仅辛丑条约赔款连息九万五千万两白银，在那时的民生上更是不可承受之打击，中国更加陷人了帝国主义宰割的深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无一不是破坏中国的主权，除了以前的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之外，加上全国重要的铁路矿山权，内河航行权，在中国境内开办工厂权，和北京、天津、汉口、上海驻兵权等等，中国陷入半独立国家的悲境，国计民生日增困苦。?应该说，陈独秀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人木三分的。在这一观点上，他与同一时代的胡适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三，政治不良，苛捐杂税繁多祸害百姓
在分析当时蔓延于全国的贫穷现象时，陈独秀还无情面地鞭挞了军阀政府的不良政治以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他说“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钱用到那里去了？替人民办了什么事？呵！呵！我知道了：养了议员去嫖娼，恭维督军。养了文官去刮地皮，借外债卖炉矿得回扣。养了武官去杀人，抢劫，贩卖烟土。养了法官警察官去捉拿那贫苦的烟犯赌徒来罚钱。现在的时代，还无人敢说政府官吏没什么用处。可惜他们的功效，只造成一片贫民的哭声！”。1919年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除三害》一文，明确提出旧军人、官僚、政客是中国时政的“三害”，断言:若不除去这三害，政治永无清宁。他认为贪官劣绅军阀灾荒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不亚于外货侵人。
其四，中国长期停滞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经济衰落
陈独秀认为，和欧洲、日本相比，中国长期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二者强弱盛衰的历史根源。他多次指出，“现代的中国，还只是演进到农业时代”，“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近代以来的中国仍然没有进人现代化的发展轨道，远远地落后于西方和日本等国家。相比而言，在罗马帝国衰亡后仅数百年，欧洲便迈进了资本主义的门槛；日本的明治维新则是在德川幕府倾覆以后便开始了，两个社会之间的过渡期为时不久或几等于无。他分析道：“19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各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挟着工业与科学，企图掠夺征服全世界，做他们的殖民地；在这一时期，全世界的各民族，能够自动的发展工业与科学以适应环境的便兴旺起来，否则不免日渐衰败下去，这是近代史的一般规律。”而中国的贫穷与落伍正是这种规律的反映。
陈独秀还分析了中国的资本主义未得到发展的几个具体因素：中国的四邻都是生产力和文化较低的民族，没有外来刺激;海岸线实际上较短，不容易形成沿海岸对外贸易的都市；纵线河道缺少以致大陆内部交通困难，不容易迅速积累原始资本、发展国内市场；最大的四次蛮族侵入（五胡、金、元、满清）破坏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以此种种历史原因，遂至延长了中国前资本主义时期，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陈独秀鲜明地指出，由于中国二千年来长期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在这样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只能产生我们固有的武器，固有的道德与文化，即所谓东方文化与精神文明。”此前的中国，虽然多次治乱循环，多次更换王朝，而统治权始终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和商业上面，这是中国长期陷于贫困中的重要缘由。
其五，中国旧势力阻挠革新，屡屡扼杀工业与科学
陈独秀早年曾留学日本，他特别注重比较近代以来中国、日本的发展。他指出：科学与工业在中国与日本有着完全不同的遭遇。日本在德川时代也盛行过守旧和攘夷运动，但是受欧美留学回国者奔走号召的影响，日本兴起了明治维新运动，全国上下狂热地崇尚科学与工业,并在此后的六七十年间，“工业与科学很顺利的发展着，未曾一次遇到反动势力的阻碍，所以才有今日的强盛。”而中国的每一次变革，都为守旧势力所阻碍。
陈独秀认为近代中国救亡运动一次次归于失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守旧势力的梗阻。中国接触科学与工业与日本明治维新大体同时，出现的第一次改革是李鸿章师法西方推动变革，以达富国强兵。然而，受清廷的阻碍，加之没有民间援助，留学欧美回国的学生也没有发挥一点力量，中国改革的头一炮没有打响，反招致甲午年对日战败。受甲午之败刺激，康梁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其动力来自民间的知识分子，以输入西学、振兴工业为理想，改革行政体制。一时震动全国，“其意义大于李鸿章时代之改革”，但仍被旧势力扼杀；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本有收回主权，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以发展工业与科学的希望，不幸又遇到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军阀之反动，一切都趋向复古”，最终辛亥革命仅仅是推翻了满清帝制，却没有完成国家独立与富强，其后酿成了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清帝复辟、南北战争等后果。?所以，他认为，在中国不去恶旧势力，任何革新难有起色，人民只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在上述分析中，与梁启超、胡适等人不同的是，陈独秀认为“贫穷”本身不是因，而是果。所以，他没有孤立地看待贫穷现象，而是从多视角深度剖析因由。他的阐述另有一明显特点，就是惯于从中西对比中找寻答案。这一习性即与他的留洋背景有直接的关联，亦与他的眼界视域有关。从1901年10月到1915年上半年，陈独秀曾五次东渡日本，在那里他受到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影响，外面的世界自然成为他审视中国的参照系，他曾经明确说：欲了解中国就需要开眼看世界，就应当在中外比较中诊判自我，“第一要明瞭世界的经济政治现状是怎样，第二要明瞭中国的经济政治现状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是怎样”?--把中国置于世界范围来审度。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才愈加明晰、深刻。最难能可贵的是，陈独秀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关注，是以“在场斗士”的姿态而非以客者的身份来立言，这一立场注定了他将作为一个“殉道者”的命运。
三、嬗变：“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救贫观
眼见“中国民困财穷的状况”?，从青年时代就染上爱国忧民底色的陈独秀很自然地不断思考、探索着如何破解。随着时局的变化，他的认识也在不断改变，“五四”时期则是其思想演变的重要分界线。
五四前的陈独秀主要从“伦理的觉悟”、兴办近代教育与发展实业三个方面来阐述他的救贫观。
鉴于对吾民精神、民族公德私德堕落的反省，陈独秀认为“勤”、“俭”、“廉”、“洁”、“诚”、“信”这六个方面为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爱国之义，莫隆于斯”。为此，他把这六个字的新道德作为中国救亡图存的根本之道。他希望凡爱国者，“皆本诸良心之至诚，慎厥始终，以存国民一线之人格”。@在“曰俭”中，他把俭朴之风视为立国立家之本，批评“俗尚奢侈，国力虚耗”的现象，以“民生在勤”、“民生在俭”的道理，指出“浪费资财于不生产之用途，则产业敝，国力衰弱，可立而侯”，主张以节俭来聚集国民兴产殖业之基金。陈独秀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从而提出思想启蒙的重要性，他把“没有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视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为此，他把“改造国民性”视为救国救贫的重中之重，声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斗争矛头直指封建礼教与旧道德，在思想界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关于教育，陈独秀认为，我国的教育必须取法西洋，因为近代西洋教育比我国教育要先进的多。他总结西洋教育的长处是：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观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是为“真教育”。他的结论是，只有教育才能使工人们进步；如果仅是给予工人再多的钱财，却不以补习教育为重，“亦难有良善之结果。”
为避免中国的利权被各列强所攫取，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多有创设自己民族工业的呼吁。陈独秀也是倡导者之一。早在1904年4月，他在《安徽俗话报》上接连发表《论安徽的矿务》、《安徽的煤矿》等文，详细列举出安徽省十州县的二十几处煤矿中与“洋股”相关的十七处，他呼吁安徽民众除极穷的人外，每人出5角钱资，开采办矿。当然，这样的呼吁连泡影都难以显现。
由重伦理到兴教育、办实业，这是陈独秀最初的救国救贫思路，也是那个时代诸多有志之士的共同主张。譬如对国民进行思想改造曾经是20世纪初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呼吁。1919年，“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发起人王光祈在阐述学会的宗旨时指出，国人陈腐的思想已不足以成为任何主义生存的土壤，当务之急不是决定采取何种主义去进行活动，而需要先更新国人的思想，以社会改革，创造少年中国，“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其他一切政治改革，皆是虚想”，单纯地模仿、抄袭国外的宪法政治等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一切主义必须的预备工夫，先决问题,这个“预备功夫”，就是“革新思想，改造生活”。关于教育，当时代的另一新锐人物胡适在留学期间也曾立志为国家“造新因”。1916年1月胡适写信给国内的朋友适近来劝人不但勿以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顾虑。祖国有不能亡之资，则祖国决不致亡。倘其无之，则吾辈今日之纷纷，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他说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无别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颓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8胡适后来特别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甚至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中断了勃兴的文化启蒙，这皆与“造新因”的初衷--即把教育作为根本解决之途径相关。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情势下，这些理想都是一厢情愿，在现实面前只不过是极其可笑的梦呓。
极有现实感的陈独秀在“五四”期间开始意识到这一点，虽然在以后的人生岁月中，他始终不曾放弃思想启蒙与发展教育、实业等期冀，但是，在思想上他却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这就是摈弃改良式的救国设想，开始了对现实政治的“介人”。
曾经，陈独秀对胡适提出的“二十年不谈政治”有过默契。但是，陈很快就自己破了这一戒律。1917年的7月，他明确提出“政治不得不为人类生活重要部分之一盖一群之进化，其根本固在教育，实业，而不在政治，然亦必政治进化在水平线以上，然后教育实业始有发展之余地”；“而今而后……倘不以全力解决政治问题，则必无教育实业之可言”。他诘问“例若今日之中国政象如斯，吾人有何方法从事于教育实业之发展乎？”?这一认识于陈独秀而言是一个革命性的思想转变。
1920年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一般认为，此文的发表是陈独秀在思想上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标志。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对政治的“介人”是从对民生问题的感悟开始的。正如他说，“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最进步的政治，是把社会问题（即民众的生计问题）放在重要的地位，“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因为“人们的幸福以经济的生活为最切要，经济的生活不进步，所谓人民的幸福，仍是一种空话”。?他认定“精神生活不能离物质生活而存在”，而“我们四万万人中，至少总有二万万人不能由正当手段得着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资料，还有何心肝来高谈什么精神生活！”?在这里，陈独秀清晰地表达了由对民众日常经济生活的体恤而关切政治的缘由，并道出了两者之间不可分的辩证关系。
对现实政治的关怀，是五四时期陈独秀在思想上化蛹为蝶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二，一是由民主主义迅即地转向马克思主义，二是对于国家前途有了新的认识，而这二者又是同步并行的。
“五四”前的陈独秀崇尚的是“法兰西文明”（即西洋文明）。1915年，他把近代文明的发生归于三种学说，“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并称这三者为“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仅从这一表述来看，此时的陈独秀与那个时代的多数知识分子并无二样，是一个典型的民主主义者：受到西方多种思潮的浸染，莫辨良莠，采囫囵吞枣式的“拿来”，尚未消化吸收即以此作为批判的武器，在思想认识上表现出兼收驳杂的特征。
“五四”时期陈独秀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仰者。在中国，陈独秀并不是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张国焘曾经在日后的回忆中说，他（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然而，陈独秀一旦接受了、服膺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便采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国家与社会问题，主张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用社会主义来拯救民生。在《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他说“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自此，陈独秀不仅明显地接受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且认定“吾们欲改造社会，不可不先有至善的‘方法’和4信仰，”。?“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在国家前途的选择上，巴黎和会警醒了曾经沉湎于西洋文明的陈独秀，他认识到“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巴黎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陈独秀一改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好感，他尖锐指出，西方所谓的“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那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现在多数人都渐渐明白起来要求自己的自由与幸福了，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此时，西方资本制度在他眼里已经失去了光环，他直言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因为“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的。”
抛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代之而起的是对社会主义的热望，陈独秀认定“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
四、出路：以社会主义昭苏贫民生计
摒弃西方发展道路，把社会主义作为解决时代困境与贫困现状的制度选择，在1920年代前后的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是极有市场的。何以至此？早年对社会主义饶有兴趣的张东荪在1919年12月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一文，其中有一段颇值得寻味的话广须知现在中国有一个现象，大家非大注意不可的。这就是普遍的生活困难。在乡村因为生活困难，遂跑到都市，在都市依然是生活困难。所以在这个普遍的生活困难状态下，无论甚么主义必定都变了抢饭吃的手段”，?品味最后一句话，我们不难看出，张氏所表达的无非是?_在当下的中国，各种“主义”的提出大概都绕不开民众生计困苦这一社会现实，也皆以此为介体催发而生。陈独秀等对国家前途的深度思考与选择似也印证了这一观察。
早在1915年，陈独秀在阐述他所醉心的法兰西文明时就已经体察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他说“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专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在他眼里，“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是西方现实社会最大的缺陷，而贫民生计或以社会主义而昭苏。不过此时的陈独秀是将卡尔?马克思与圣西门、傅里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相提并论的，并不真切地明了他们之间本质的差异。
经过“五四”洗礼以后的陈独秀，从思想上乃至行动上表现出他对马克思学说的服膺。他指出：根据社会发展的轨迹和俄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中国不但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急需“马克思社会主义”。1920年，他著文指出：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把多数勤劳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机器牛马不如。?此间他还专门写了一篇《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把穷人富人二重天的生活情境予以对比描述。他力主采阶级斗争的手段来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他说“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斗争”，“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德谟克拉西也永远只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在同一时期，陈独秀还以他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来阐述贫困问题--“穷的哲学”。他说：“人类底贫困不单是食物一样，乃是衣，食，住，知识，娱乐，一切等等不足者对于足者比较的现象。不但没有衣食住是贫困，吃素菜的比吃肉的是贫困，着布衣的比着绸缎的是贫困，住茅屋的比住大屋的是贫困，着短衣的比着长衣外套的是贫困，没有钟表用的比有钟表的是贫困，步行的比坐马车汽车的是贫困，无钱结婚的比妻妾成群的是贫困，无力量读书的比学者是贫困”，这种贫的现象，“大部分是因为财产私有分配不均，一阶级人底占据有余造成一阶级人底不足”。?他断言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
1920年，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风生水起，陈独秀选择从“根本”上改造旧的社会，这使得他与主张从一点一滴做起、补偏救弊的改良派彻底分道扬镳了。是年9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受邀来到中国，他先后到江苏、北京、湖南等地巡讲。所到之处他极力倡导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即行会，同业组合或协社的意思。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一种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梁启超、张东荪等是罗素学说的积极追随者。梁氏称今日为改造中国社会计”，不是防止资本主义的发生，而是“借资本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他赞成组织各种协社(组合）从事互助生产，认为“此法最中正无弊”。应当使资本家“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对于劳动者之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知识之给予，皆须十分注意。质言之: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张东荪也自称“倾心于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他声称“社会主义不妨迟迟”，“不患他不实现，而只患他实现得太早”，现在要紧的是“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现在可做的事是发展文化事业，资本家办学校，办保险事业，废除工头制，实行分红制，把每年红利分给工人，贮蓄于银行等。?张东荪曾经陪同罗素前往湖南。这年的11月16日，张氏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极力鼓吹罗素的主张。他说：我这次旅行“虽未深人内地，却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滋味”；“开发实业方法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中国现在没有谭论社会主义的资格”，“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中国现在离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因而“决不会发生”劳农革命。张、梁的言论遭到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信仰社会主义者的反驳。
针对他们的言论，陈独秀首先写信给大名鼎鼎的罗素，问道.?中国要发展教育及工业，“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的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这封迫使罗素表态的公开信，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罗素名声大，当时中国知识界并不了解他的底细。《新青年》第八卷二号三号还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他的事迹。而罗素对陈独秀的信始终未予答复。
在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讨论中，陈独秀还写了《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和《社会主义批评》，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三点意见：第一，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解决中国人民的贫乏问题。中国是需要开发实业，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去开发。“按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外国资本势力破坏了中国的手工业，造成物价昂贵，大批手工业者失业，中国的“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必然的状况”。资本主义只能使“少数人免了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因此，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第二，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革命。中国的劳动者生活极苦而工价极贱。不能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就认为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针对中国缺乏真正劳动者的言论，陈独秀质问张东荪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船，是何人做出來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要排除外来资本的压迫，中国劳动者除了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外，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第三，中国要走社会主义。有人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快要崩溃了，所以才讲社会主义；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不配讲社会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因为交通便利，需要复杂的缘故，有许多事都渐渐逃不了国际化，经济制度更是显著;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
陈独秀还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的，和此前建设在伦理上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资本家以红利名义获取的剩余价值，“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他尖锐地批驳了主张在中国实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张、梁等人，指出，辩论双方的分歧所在是，“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要改造？改造社会是跟着社会现状走，还是要打破现状？”现在处于内外交困之际的中国，“若不取急进的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是社会革命呢？还是社会改良呢？我们主张革命，你们主张改良。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分歧所在。?在这里，陈独秀较为集中地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及未来中国走向的主张。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不仅在思想上认同了马克思的学说，而且迅即诉之于行动。1920年一1921年间，他积极投人到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去，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人，并自觉立足于“工农劳苦人民”一边。1933年，陈独秀第四次被捕。在狱中自撰《辩护状》，在回顾了自己的人生历程，言道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明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
五、结语
纵观陈独秀的思想历程，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人生道路选择直接来之于他对国家前途命运休戚与共的爱国心与责任感。陈独秀后来曾经这样描述“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由空前民族危机生发出的爱国情感与救国抱负，为陈独秀此后人生打上了厚重的底色。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
中国经济的破败和百姓的极度贫穷，不仅直接造就了革命的土壤，同时也如酵母促使陈独秀一般的具有忧国忧民传统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起而“问政”了。从20世纪初开始，陈独秀对“小民的生计”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关怀，他针砭时政，诉说民众的疾苦，从多层面剖析了中国陷于贫困的根由。与同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起初，他期待通过改造国民性，发展教育与实业等途径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五四”期间，他在思想上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开始接受马克思的阶级史观，主张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他抱着为多数人谋幸福的信念，义无反顾地置身于对社会主义的追逐之中。即使是在游离于中国共产党外以后，陈独秀仍然关心着国事、天下事，关心着下层劳苦大众的疾苦。1932年，他著文发出“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的诘问。1933年4月，他在国民党的法庭上，坦承“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的三点理由时，所谈的第二点就是“中国人民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穷困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现象。”?他在自撰的《辩诉状》中，慷慨陈词言道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此时的他虽然已经被开除出党两年之久，但在“辩诉状”中，他仍然以共产党人自居，提出了包括“改善工农生活”等在内的四项任务，并且明言“予以前之所行所为，即此物此志，现在及将来之所思所作，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专制者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
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陈独秀获释出狱，随即再次选择了“做政治运动”，为抗战到处进行演讲宣传。在演讲中，他力主全民族抗战，特别提出：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须解除民众自身的痛苦”，如工人每日做工十二三小时，下了工疲乏得成了个半死人，更没有担任抗日工作的可能了。农民耕地不足，衣食已很艰难，又加以高租高利苛捐杂税的盘剥，怎会有抗日的情绪？为此，要改良人民生活，要使人民真能感觉到自身的利益与国家休戚相关。不如此就不能够抵抗站在我们眼前凶恶而有力的敌人。陈独秀的这些主张与彼时中共的抗战纲领是不谋而合的。
从五四前夕直至1930年代初，陈独秀一直期待通过“政治革命”--以革命手段夺取国家政权的路子从根本上来改变中国社会。为此，他数度被捕人狱，却不失其信仰。然而，在时隔“五四”运动十几年之后，当他在政治上几经沉浮摔打，特别是在最后一次几乎长达5年之久的牢狱生活之后，他的救贫观发生了一个重要“回归”--政治解决退居幕后，主张以民族工业复兴求得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他在《我们为什么而战？》中说“各个人以至全民族是不能靠空气生存的，要靠衣、食、住、行上物质的条件，而且要有很好的丰富条件，才是光荣的生存，而不是贫苦的屈辱的生存”，所以，此次我们进行的对日战争“固然可以说为民族生存而战，然而明了正确的说，应该是‘为民族工业而战，”。他阐释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之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他还特别回答“为什么要发展工业？因为非如此不能增高国家物质的力量和提高人民生活与文化，以减杀整个民族文化方面的落后性。”
张瑞敏，吴森森
(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