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都没有错。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历史阶段下，尤其是对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工作重心转移来说，其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谁先富的问题
在经历了长期的政治运动后，中国的国家贫穷和人民贫穷都达到了极致，也许这时还会有人梦想致富，但绝大多数人害怕言谈致富。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考察时，第一次明确而响亮地提出了‘‘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重要思想。邓小平身为国家领导人带头言富，鼓励人们追求富裕，就是要除去人们心里的魔障。同时，这也是邓小平发动改革的初衷，那就是要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水平，就是要人民富裕，国家强盛。
十年文革，各级政府都没有专心致力于经济建设，国家经济到崩溃的边缘，要怎样抓经济，邓小平的方法是放而不是抓。这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是放手，“让”是不压制。事实上，如常言说的那样，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中国的农村先富了。这就是邓小平说的‘‘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不过要说明的是那个时候的‘‘富”，是吃饱饭。不光是农民，那时候工人也‘‘富”起来了，按劳分配，勤快的人有奖金拿。这正是邓小平的愿望，他在1978年3月28日谈到‘‘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时提出“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对干得好的、干得差的，经过考核给予不同的报酬。我们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但物质鼓励也不能缺少’，“奖金制度也要恢复。对发明创造者要给奖金，对有特殊贡献的也要给奖金。”让谁先富起来，邓小平讲得很清楚，是让干得多、贡献大的人先富起来。
应该说最先富起来的人，既是中国最基层的人，也是最大多数的人，这符合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初衷，符合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基本利益的立场。对‘‘谁先富起来”的质疑，主要是针对那个时候出现的官倒、官商、官股等现象的质疑。一方面，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事，没有现成的制度与经验。在改革初期提的还是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变有一个过程，思想认知有个过程，市场经济的制度与法律建设也有一个过程。这时有人借双轨交接时节的制度漏洞，获不义之财。这种现象确实存在过，但中央及时发现不断改进，在邓小平的‘‘先富论”思想中很明确的是坚持按劳分配，劳动致富。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批评道：“但是也要看到一种倾向，就是有的人、有的单位只顾多得，不但不照顾左邻右舍，甚至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和纪律。比如去年我们疏忽了一点，出了一股滥发奖金风，奖金一项发了约五十亿。”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直接批评了“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1982年4月1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时，邓小平又在讲话中提出“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软，下不了手。为什么下不了手？思想上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当作一般性质的问题来对待。”他对依然用政治运动进行思维的干部指出：‘‘盗窃国家财产，贪污受贿，这是现线买卖，清清楚楚，不容易搞错。所以，现在刹这个风，一定要从严从重。”“对有一些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他还特别针对干部和干部子女中间出现的问题提出批评，说‘‘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正是邓小平正当获利、守法致富的思想，那时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得到了遏制。事实上“官倒T’、“官商’、“官股”也只是一个历史现象而已。
那么，那个时代有没有社会不公，最大的贫富不均又在哪里？是在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脑体倒挂现象甚至到本世纪初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我们并不认为邓小平的“先富”中不包括知识分子。事实上，一154-邓小平一直是为知识分子说话撑腰的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要靠知识。他恢复高考的举措是在为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奠基，高考又是一项有上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制度形式，它让社会各阶层的人员流动起来，它让国家能够得有能者的效力。知识分子的贫穷比工农商延续的时间更长，我认为那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因为，知识分子劳动价值的市场承认远比体力劳动的市场承认来得更复杂。所以，即使较长时间社会存在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也不是‘‘先富论”的错。相反，邓小平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反复强调要给教师加工资，以行政的手段平衡这一差距，弥补市场之不足。事实上，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先后让教师每年领13个月的工资,并在1994年1月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二十五条中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
另一方面，任何时代都会有自己的社会问题，问题不断出现，政府和人民就不断地一起来解决。历史地看“先富论”并没有给不公不义留下余地，更没有先设定哪些人能富哪些人不能富，没有为特定的阶层或社会利益集团设计先富的路径。
二、如何带动后富的问题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本质在于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认为是‘‘先富带动后富”。
在研读邓小平文选，寻找他的思想轨迹时，我们发现邓小平说的‘‘带动”有几层意思。“带动”的第一层意思是榜样的含义。对多次政治运动后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富裕与资本家和剥削等同起来，把有求富思想的人与坏分子联系起来，至少是思想落后的人。因此，国家鼓励勇敢的人先富起来，是要给人做榜样的。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谈到了“傻子瓜子”问题：“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带动”的第二层意思是行政平衡。行政平衡的实质是拿富人的一部分财富给穷人，拿富裕地区的部分力量（包括财富和人力、企业）帮助贫穷地区。这种带动的前提是有更多的富人，创造更多的财富。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实质上需要更多的富人。那么怎样才能从富人身上提取更多，而让富人仍然保持积极的生产劲头昵？这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更需要一个合理的社会提取的制度。所以我们说公正的社会制度是全社会共同的需求，不只是对穷人。行政平衡最常见的手法是税收，当然这是任何一个国家进行社会调控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武昌等地时说："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行政干预手段。比如，结构性的工业反晡农业，地区性的东部支援西部等。在这之中行业性的问题，国企的问题、金融市场的问题都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制中遗留下的最难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又都影响到市场的公平竞争。在行政干预市场时，有对市场失灵恰当的干预，也存在不那么合理不那么恰当的干预。这会影响到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当然，我们的政府是在管理市场，我们需要不断积累经验，认识问题。
‘‘带动”的第三层意思是非常积极的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按照邓小平的逻辑，首先要发展生产力，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共同富裕是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分配财富既是财富创造的最后一环，但财富和公平分配又是直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财富创造动力的一环，这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在于计划经济的动力源在行政命令，而市场经济就不同了。1742年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大卫?休谟说：一群人、需求和自由产生了商业。市场经济是由供求双方的欲望与满足关系构成的经济，供方通过提供需方要求的产品和服务，实现自己的劳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满足需方的要求获得自己的利益。那么市场的分配，按照价格规律调整，供方努力劳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动力就来自自己获利的欲望。而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找到了推动经济永不衰竭的动力源。这个源头不被污染才能保证动力十足，那么就要保证公平竞争，这也包括政府尽量少的行政干预。1980年7月邓小平在武汉期间就讲对‘‘不仅全国，一个省，一个社，一个队也这样。百分之二十先富起来，会把其他带动起来。不能什么都靠上级推动，而应当说运用经济杠杆。”当我们的思想随邓小平走到用经济规律带动后富时就豁然开朗了。
按照市场运行的机制，供方的财富来源于对需方的满足，那就意味着供方的财富越多，他为市场、为需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就越多。如果他们用获取的利润直接投资再生产，扩大或改进生产方式，这将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福音。无论他们是通过提高生产力、降低成本、为社会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还是扩大再生产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他们都在实际地增进社会财富，带动穷人的生活提高。他们越富，国家从他们的经营和所得中获得的税收就越多，政府对穷人和其他需要特殊帮助的人群的保障力度就越大。当然还有不少人自愿选择第三种财富分配方式，向社会困难人群提供各种善款帮助，这应该说是一种非常高尚的帮助。
三、如何认识今天的贫富差距
对今天社会贫富差距的认识是质疑邓小平“先富论”的另一个焦点，这里有两个误解。一是，误解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根本思想是共同富裕。邓小平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两点是他在概括社会主义本质时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对邓小平先富论的理解也不能偏颇，更不能强加于人。二是，错误地认为‘‘先富论”客观地助推了贫富差距。我们认为质疑者小看了人类历史，在人类社会拥有剩余物以来，几乎就不存在平等占有它的情况。如果我们认真认识人性，认真认识社会运行的历史，所有的战争、政权更迭、社会矛盾无不因此而起，哪是一个‘‘先富论”就能起到的作用。
改革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目标如何达到,邓小平的路线设计是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经济是什么？简单地说市场经济是遵循价格规律的竞争性经济。当一个社会进入竞争状态，这个社会就高度运转起来了。当然竞争必须是高度紧张和努力的，正因为如此，社会的发展才能够更快。
竞争性经济就像体育竞赛一样，离起跑线越远，竞赛者的距离也就拉得越远。距离的存在是竞赛的结果，我们要看到的是每个赛手都在努力，每个赛手都在接近目标。如果赛手的实力相当，努力也相当，那么他们的距离就会很小,这是理想的状态和结果。但事实上有人会在跑道上摔倒，但这不会影响竞赛的继续，也不允许人为地干涉竞赛。在这里有顺利有挫折，有先有后，这就是竞赛。市场经济的竞争也是如此。
社会经济又不完全同于竞赛，经济竞争 的失利可能涉及到赛手的生存，至少与他的生活质量相关。因此，国家不可能任失利者承担后果，如果这样社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社会通过多重分配的制度设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讲，国家除了人们从市场上获得第一次分配外，还通过税收制度，对处于不利地位的竞争者给予社会救济和保障。这从客观上平衡了贫富差距，但它的目标不是要打击财富拥有者。不要错误地认为社会不允许富人存在,应该是所有的社会都希望富人更多，最好全社会都没有穷人。社会只是让富人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而已。在市场分配和税收制度之外，还有第三次分配，就是全社会出于爱心、公益心捐赠的善款。拥有巨额财富的、中产阶级，甚至不能称为富有的人都可以是善款的捐赠者。善款的捐赠要完全出于自愿，社会也好、国家也好不能强制捐赠。道理很简单，我们希望他们继续快速地领跑比赛，因此，不能动摇他们的意志，打击他们的实力。
如此看来，差距并不奇怪，也不可怕。国家要做的是平衡差距和救助处于不利境地的人，满足人们社会性生存的基本期待。重要的是国家要提供公平的竞争制度,用法律来保障竞争规则的合理性。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的贫富差距还有相当多的体制性问题，制度性问题，那我们就分析问题，改进制度。提供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对于一个摸索着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来说不是_朝_夕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