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首要基本理论问题的最好诠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目标,然而什么是“共同富裕”?具体而言它属于什么一种“形态”?我们能够诠释的是:它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同等富裕,而是一种有差别的“共富”状态,但这并不能诠释一切。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又必须采取必要的手段,当然包括政策性的和非政策性的,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就成了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目标的手段。当然,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有其根源性,换句话说,欲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那就必须把“蛋糕”做大,实力(经济实力)做强,绝不能经济还没有上去,就把带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先富者(“领头羊”拉下来“领头羊效应”的作用不容忽视。
-切经济基础的总和就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总和的决定因素就是社会生产力。因此,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目标根源,故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断是辩证的、科学的。
二、富裕与贫困--理想与现实的对弈
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切身体会着经济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快速提高。从物质生活而言:吃饱-吃好-吃得健康,人民生活水平实实在在地跨越了一个个台阶,实现了质的飞跃,但这对于我们而言,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因为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区域、行业、部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并逐步拉大,国家统计局于2014年元月20日发布数据:2013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已经越过了0.4的警戒线,而且还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和空间。当然,库兹涅茨早在上世纪就对发展中国家居民的收入差距情况进行了实证统计、分析、研究,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模型。这意味着在现今中国‘‘发展中”的境遇中‘‘富人更富,穷人则相对更穷”属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面对这样的存在,不应该的存在,导致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是否合理?
‘‘效益优先”是邓小平优先提出的。邓小平在1978年末的中央工作会议中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0152其次才是“兼顾公平”,让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地区或人在合适的时机,通过多交点利税或技术转让的方式带动后富。同时,也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然而,现实的确产生了“两极分化”现象,至于这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观点不一。有人认为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属于经济的“缓冲”现象;也有人认为:两极分化就是两极分化,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的没有带动后富,而是按照我国的分配制度,以各种形式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合情合理合法地剥削后富,最终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因此,我们要化解两种观点的矛盾,走出误区,必须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目标与现实的“两极分化”现象重新认识、定位,尤其是其体现出来的‘‘先富-后富-共富”思路。通过对“先富-后富-共富”思路的合理论证,去纠正人们认知的误区,从而化解‘‘贫”与“富,,的矛盾,实现社会的和谐。
三‘先富-后富-共富”思路科学的原因分析
‘‘先富-后富-共富’,“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这条发展之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是特色之举,是科学的、辩证的统一。
(一)“先富”的依据
1.区域差异因素
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历史已久,无可厚非。从区域性来看:东部富裕,中部温饱,西部则相对贫困。
首先是历史因素,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的入侵,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侵略的同时,无形中的剌激,致使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人们的思想也开始‘‘萌芽”,这些‘‘萌芽”的所在地均为东部沿海大中城市,无形中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然而中西部则相对贫困、落后,在发展中缺乏资本。其次是政策倾向性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后“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深圳)”,从此,从‘‘点-线-面”的改革逐步展开,由‘‘点-线-面”的改革目标是全方位的,但改革的过程却是有先后之分。打个比方:两个同等大小的雪球,一个优先(滚动),一个滞后,试问结果怎样?不言而喻。最后是地理因素,列强来于海上,他们将先进的生产工具优先带到东部,剌激了东部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东部交通发达(水运),便利远洋运输和国际贸易,优势得天独厚。
2.行业、部门差异因素
中国自古就是个农业大国,时至今日,农村人口仍占我国总人口数的一半以上,且生产效率低下,结构单一,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采取的政策仍是“以农补工”。因此,形成了今天的城乡二元经济。即使单从农村或城市而言,差异性也较为普遍,首先,从农村而言,农业产业结构优先调整的则相较富裕;其次,从城市而言,从事高科技、高管、新兴产业或成功的自主经营者收入较高,尤其垄断性行业更加明显,但也必然存在,因为‘‘垄断是竞争的必然结局,竞争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产生垄断。垄断的这种起源就证明垄断的正当……”[4141垄断又必然产生垄断利润,行业的差异性自然显现。
3.市场机制因素
市场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竞争性,它可以剌激经济快速运行,使社会的发展充满活力;可以优化资源,使经济与科技完美结合;可以捕捉信息,满足人们物质与精神的需求。但市场也有其‘‘负倒效应”,在资源配置中过程中也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特征,市场参与经济活动的方式虽然多样化,但总是唯‘‘利”是图,坚持‘‘效率优先”“公平次之”,这样一旦掌握不了均衡点,极易产生“两极分化””
但不能因为市场本身的“缺憾”就去抹去市场自身的竞争性优势。从历史视角看,在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之下,虽然没有产生“两极分化”,但人们在平均主义‘‘大锅饭”中却是共同贫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论断:市场只是调节经济的一种手段,它不属于社会制度的范畴。在此,肯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事实胜于雄辩,经过21年(1992-2013)的实践验证,我国经济在市场运行机制下得到了快速、高效、有序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两次‘‘翻番”。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15。决议中把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极大提高了市场这个资源配置手段的地位,同时,它是在当前‘‘两极分化”现象产生之后作出的决定。可见,认可了市场也就认可了“先富-后富-共富”的理论,先富是共富的前提、手段,共富才是目标。
4.人与人的差异因素
根据我国当前的分配制度,居民收入来源呈多样化趋势,因为每个人所拥有的智商、情商、资产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性。
首先,人的智商(IQ)、情商(EQ)因素。人与人的智商、情商均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说与其后天的教育都存在必然的联系,甚至与生俱来(遗传因素)。一般而言,智商、情商高的人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收入相对较高;智商、情商都低的则主要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相对而言收入较低。
其次,资产因素。根据我国现有的分配制度,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而且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进一步提升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市场就意味着“竞争’,“对劳动来说,竞争和分工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要使平等到来,必须有竞争”16140必须依赖市场。那么资产要素在市场竞争中参与分配也必然导致有‘‘先富”有‘‘后富”,因为人与人的资产基数不同。
5.社会关系因素。卡耐基指出:100%成功=15%专业技能+85%人际交际能力,我们不会去论证他的数据来源是否科学、精确,但至少我们不会去怀疑人际交际的重要性。
总之“先富”是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的设计,从客观而言,能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二)“后富”的分析
绝对的平等是不合理的,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使社会的收入合理地拉开一定差距才是“正态分布”。
1.主观因素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首先,虽然后富者在智商、情商、资产、社会关系等各方面与先富者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以后,相对贫困的人群或地区无形中也会看到希望,激发了后发者的主观斗志,让后富者拥有改革开放的意识,调动起他们谋利致富的积极性。其次“后富”者在客观上可以借鉴‘‘先富”的经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无需再黑暗中慢慢摸索,无形中也降低了“创业”成本。
2.客观因素
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0387、“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a;邓小平同志曾说:‘把共同富裕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3373-374;再到江泽民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1;更有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一和谐社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构想,极大丰富了‘‘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共同富裕”无疑已经成为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目标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根据‘‘木桶原理”,木桶的最大盛水量是由最短板决定。要想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然从政策上对后富给予扶持,而扶持的来源对‘‘先富”者的税收。因此,后富拥有了客观依据。
(三)“共富”的必然
目前而言“共富”只是“偶然”。然而,如何才能使共富的‘‘偶然”现象成为‘‘必然”的结果,这才是值得我们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难题。
1.理论依据一社会性质
自人类社会跨出原始社会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产品就开始出现剩余,当劳动产品剩余达到一定量时,无论个体还是社会群体根据占有权力的大小、能力的高低,逐步产生了‘‘两极化”。这与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目标是相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富裕”却没有‘‘共同富裕”之说,换句话说:存在两极分化,但不去消除两极分化,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决定的。而然,社会主义本质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目标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是资本家的“主义”,资本家相对于无产者而言是“一小部分”,资本家虽是少数,但维护资本家自身利益是毋庸置疑的,因为阶级立场不同;而社会主义是无产者的‘‘主义”,它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维护着绝大部分人的利益,是多数人的‘‘主义”,共富自然也就成了了社会发展和追求目标。
2.实践依据
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就经济而言,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我们来说喜忧参半,我们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必须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的确确富裕起来了,但却没有带动后富,甚至还剥削后富,导致了“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
两极分化是可以分类的:一种是良性的两极分化,它有利于加快社会前进的步伐,另一种则是恶性的两极分化,它必然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障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11782这种分化及其过程虽然是资本家通过暴力手段剥夺完成,非常残酷,但它毕竟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当富裕积累和贫困积累现象同时存在时,就阻碍社会历史进步,当然其性质就是恶性的。
目前,我国正处于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暂时性的“两极化”现象是有原因的:-、历史因素。改革开放初期“以农补工”的政策性倾向致使“城乡二元化”现象的产生;二、行政性、垄断性行业的存在,拉大了行业之间的差距,客观上造就了贫富“两极化”;三、腐败因素。由于制度的缺位,监管的不力,致使权力寻租,产生“权钱交易”,造就“官一代、官二代”;四、执法不严、税收漏洞,导致的偷税、漏税现象产生,一部分人自然而然就富裕起来;五、“城乡二元”户籍制导致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均衡,必然产生两极化;六、剥削的存在。首先,政府认同了剥削的存在,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中提到“消灭剥削”,不认同“剥削的存在”,怎么“消”“消”什么?其次,政策性鼓励“先富”。邓小平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级分化就会产生…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消弱发达地区的活力”。
改革开放35年已过,针对以上种种因素造成的“两极分化”现象,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提出:必须适时进行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了“劫富济贫”的步伐,包括变革国民收入的分配、运行机制,以此来缩小两极差距,实现“共富”。一、保护农业,加快我国的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5]二、限制、调节部分国企高管的畸形薪酬分配制;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为民服务意识,提出“三严三实”的工作作风;四、加强税收调节功能,深化现有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S;五、创新起点及规则平等的社会运行、发展环境;六,逐步消灭剥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充分尊重劳动12,同时,加快“劫富济贫”的工作步伐,创新方式,找到理想的均衡点。
(四)“先富、后富、共富”的关系
1.“先富”是“后富’“共富”的前提、基础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先富”就不可能产生、带动“后富”,最终也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一共同富裕。
富裕必定存在先后之分、快慢之别,这在前文中也提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反之,如果不允许“先富”的存在,在分配制度上搞平均主义“大锅饭”,最终只能是共同贫困。
现实的发展更能证明“先富”是“后富’“共富”的前提、基础。邓小平同志指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让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和人带动后富裕的地区和人。另外,给予后富裕地区和人以政策性倾向和补助,帮助、拉动落后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同时,还可以发挥国家税收的调节作用实现“共富”。
2.“共富”是’“先富’“共富”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富裕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富”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消灭贫穷”,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共富”的前提不是“共贫”,“共贫”的社会状态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直接过渡成“共富”,必须要采取一种方式,如事物发展的规律一样:螺旋式上升。通过“先富;
“后富”-“共富”的发展方式,前文中提及的“先富-后富-共富”的逻辑,既是历史经验的验证,也是现实实践的证明。
四、结语
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一后富一共富”理论,结合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会议精神,提高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全面深化改革,使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无疑,最终的目标是“共富”。
总之“先富’“后富”是过程“共富”才是追求的结果;“先富’“后富”是手段“共富”才是追求的目标“先富’“后富”是前提“共富”才是追求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