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家庭人口这一社会现象的产生，除了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如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制约外，还与文化密不可分。本文试图从文化观念角度解析中俄两国不同的家庭人口局势，并揭示出在诸多影响因素中，文化因素是影响家庭人口局面的主导因素中俄两国不同的人口趋势。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到2000年11月，全国总人口达12.9533亿人(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等）,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1%。众所周知,中国人口的特点是基数大、育龄人群和农村人口的比重高、增长速度较快，且地区发展不均衡。从新中国诞生开始,中国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1949~1995年，大陆人口总数由5.4亿多增加到12.1亿多，增长124%,年平均递增率为16,87%。
从建国至今，由于中国各个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实施的人口政策的差别，导致了中国人口增长的不均衡,出现了大致六个不同的阶段:1949~1958年，人口迅速增长阶段；1959~1961年，人口发展的低潮时期;1962~1973年，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期。这一阶段全国人口净增23352万人，平均增长率为26.15%;1974~1982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活动，国家同时采取了人口控制政策。但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这几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保持在10%。以上;1983~1990年,这一时期，国家仍加大控制人口力度，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在14%。左右；1990年至今，人口生产指趋低，人口自然增长率较大幅度下降。1997年降至10%,直到2000年降为8.77%。
综观中国50年的人口发展历史，虽然有生育率下降时期，但人口总量呈膨胀趋势。可见，中华民族的繁衍力在世界上屈指可数。如果不是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控制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总量将更庞大。
俄罗斯与中国的人口趋势恰成鲜明对比。尽管政府一直采取鼓励生育政策，但人口增长缓慢，进入90年代总量缩减。
俄罗斯有1.45亿多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5%，人口总数次于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位于世界第6位。90年代，伴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动荡，俄罗斯出现了严重的“种群否定”(Jfen0nyjiHmm-现代西方流行的人口学术语，意指死亡率超过出生率的人口减少现象)。人口在最近8年呈缩减趋势。根据莫斯科大学人口学教授B.M明德克夫的评估，1992~1999年，俄罗斯人口自然减损270多万。2000年前8个月，人口进一步下降,人口比1999年减少的幅度为0.3%。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最近估计,2001年，俄罗斯人口 可能再度减少70万。俄罗斯医学院统计部门向全国发出警告:俄罗斯的出生率已降到了“危急界限”,俄罗斯只有1/3的怀孕是以婴儿顺利出生告终。据联合国资料，目前俄罗斯是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0.6%/年)最低的国家之一，并进人世界人口出生率最低的10个国家行列(低于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如果照目前的水平发展下去，不出10年，俄罗斯人口将由目前的1.45亿，缩减到1.38亿。
在复杂的社会政治局势下,大多数俄罗斯家庭生活下降，人口出生率降低。40年代初，苏联年出生超过350万人，60年代末(在1967-1970年）,年出生人口为180~190万，而到1993?1995年,年出生人口仅为140万,1997~1998年，不到130万。现在俄罗斯家庭正由平均两个孩子向一个孩子甚至没有孩子发展。按照俄罗斯专家的意见，从1992年起，俄罗斯已开始了出生率崩塌、死亡率上升的人口减少时期，对俄罗斯民族的安全提出了现实的威胁。他们认为，人口减少带有3个特征:一是全俄性。涉及了俄罗斯大多数地区;二是涉及的不仅是俄罗斯民族，而是除图瓦和北高加索部分民族外的绝大多数民族和部落;三是人口亏损带有长期特点，不取决于人口现实局势的好坏。这是因为，俄罗斯人口的缩减表现为出生人口数不能弥补死亡人口数，也就是说，缩减的是0?17岁的孩子的数量，它从1990年初的4000万，降低到1996年末的3700万。1998年，俄罗斯出生不到130万婴儿,死亡人口却达199万。尽管目前学术界认为出生率下降已停止，并开始上升,但低龄人口的减少状况还将持续10年。
鉴于俄罗斯特别严峻的人口局势，俄罗斯政府和社会正在采取积极措施,抑制人口下滑趋势。一些有识之士发出号召,在全社会大力培植多孩生育观念,以鼓励出生。
2.中俄两国人口局势的文化原因
文化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可以理解为“生活轨迹”,包含社会习俗、服饰、语言、礼节、行为和被社会所确定的制度等。传统文化作为观念，是一种价值取向，是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它是对社会和个人有着生命力和深影响力的东西,时刻规范和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为，而这种作用并不以其经济、物质基础的变化而马上变化。中俄两国人口的变化轨迹,除了其各自独特的经济、地理等背景外，与传统文化有直接关系。
先看中国的传统文化。谈到中国的“人”和‘‘家”，自然会想到在传统文化中的评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被尊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为大”。而“家”则是伦理观念的核心，以男性为尊。和犹太教一基督教的文明相比,中国人的道德信仰不是建立在人与上帝的二元对立之中,而是建立车
人与自然的和i皆之中。是天地化生为人而不是上帝造人，正是这种对人的根本认识，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文学，也影响到中国人口自身的发展。“人定胜天”、“人多力量大”、“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含有以人为本、以男为尊的民间俗言，成为后来中国家庭人口发展过程中以量取胜、以男为重的重要的社会文化历史导因。
在中国的“家庭”概念上家”是社会的母细胞，是列于民族(国家)、社会之前的基础单位。历史上，一直把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国自原始社会以来形成的最重要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是“孝”,而“孝”则是以“家”为背景产生的。儿子善事父母，是人伦之常情，亦是维系家庭关系的根本。“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三才章》),可以说，“孝”是做人的根本,一个人如果是个“孝子”,那么他就可以做好其它一切。对于父母来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由于历史上中国的家庭具有生产、生育、赡养老人的职能，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财富直接表现为劳动力的相加,加之子继父业，嫡长子继承制等，“人财两旺”、“早养儿早得济”、“早生贵子”，便成为人们的生活希望。这样,以家庭为核心产生出伦理道德，以重孝和尊男作为该伦理道德的特征，使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早婚、早育、多育、偏好男性的传统生育观，并给中国的家庭人口发展过程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m求性别偏好和几代同堂、大家族、大庄户式的生活方式。
诚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国家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生产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庭规模趋小，生育率急剧下降，被世界人口学界称为一个谜?，人们的生育观念也由于地区的不同有了一些变化，但主体的生育意识并未发生改变，我国以控制数量为要旨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方针不变、力度不减，一些地区出现的新生儿性比例失衡、全国大部分地区(主要是农村地区)夫妇偏男生育意愿强烈，就是很好的例证。
俄罗斯文化底蕴丰厚。说到俄罗斯文化，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东正教给俄罗斯传统文化留下的深深足迹，由她而确定地、直到不久前还盛行的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家庭生育行为的特点，曾像中国一样，是固有的早婚、普遍婚姻、追求多孩并器重男孩。不同于中国的是，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在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影响下，被较快地侵蚀、冲毁。由于上述原因，人们的家庭生育观念，在现代已经是社会性的少孩规范了。
东正教的有关家庭价值主要包括婚姻由上帝指定，象征着基督和教堂的精神联合;对婚姻和家庭非此即彼的选择实际上不存在。按东正教义，不结婚的只是那些人，即决定献身于教会的人(僧侣、修士或出家人）；禁止婚前和婚外性接触;进人婚姻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台阶一理智选择与宣誓结婚。家庭生活的幸福与否，在栢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互相选择的理智程度;不许离婚。婚姻不可废除,除非夫妇一方死亡。夫妇的义务是以精神的、道德的相互完善作为这个联姻的最高目标,只有内部精神的联合才有联姻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夫妇双方应履行道德责任:克服自信,互爱、互敬、互信，互相帮助，宽容对方缺点，忍耐、慷慨、能饶恕人并能自我牺牲。在基督徒的婚姻中，丈夫是家庭的精神首领，在困难时，为所爱的妻子和孩子承担全部责任并自我牺牲，在需要时，甚至为他们献身;丈夫对妻子的爱应该是适度的，服从于一个目标一在道德上规范并完善妻子。妻子的主要责任是征服她的丈夫，妻子应富有聪明才智和纯洁等;在家庭里培养孩子。按东正教义，不生育孩子,是作为父母罪孽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对上帝的极不忠诚。
显然，东正教的价值观给俄罗斯人民的自我意识以很大的影响，并据此形成了关于对“人”的概念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概念。与中国的“人”被作为“自然界的首要元素”、“宇宙的中心”不同的是，在俄罗斯，人是“上帝的子民”，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个性”、“民族的元素”和“社会的一员”，在需要时，可为共同的目标而献身。
家庭在俄罗斯被视为社会学院。它是编织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元素，并形成社会理智作用的基础条件和人口生产即体力的和社会文化代际代替的基础。没有家庭,不可能补充各种社会结构并保障社会生活。
80年代，苏联曾进行了两次有代表性的价值趋向调查，结果显示，家庭被列为“工作”、“羸得周围尊敬”等数项价值的最优先地位，成为对于公民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
在生育观念方面，俄罗斯视“生育”为爱情的自然结果。一般说来，俄罗斯人十分看重精神生活，追求有爱情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关于这方面，有大量的理想主义的文学作品可以作证。从这个角度看，俄罗斯人比中国人在对待生育上更多一些理想色彩。实际上，生育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俄罗斯都是作为延续种族并加固它的手段。
但为什么在人口发展趋势上,俄罗斯与中国截然不同呢？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生育文化观念的肤浅。所谓生育文化观念的肤浅是指从地缘角度，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亚洲领土虽广大,但政治文化的中心却在西部，以西为重。西方的观念和思潮以最直接的方式给俄罗斯以影响，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对个性、自由的崇尚，始终是俄罗斯年轻一代追随的主流;从历史角度，10世纪前，俄罗斯是一个多神教国家。988~989年，罗斯将基督教定为国教。此后,封建主义国家和正在形成的教会组织积极推广基督教。13世纪以前，基督教的影响还局限于城市。蒙古-鞑靼入侵以后,基督教广泛进入农村，不过农村中多神教的某些残余一直保留到19世纪。由于基督教的传人，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使基辅罗斯成为世界基督教社会的一部分，造成了古俄罗斯文化的演变和丰富发展。而与此同时存在了1000多年的多神教，仍然难以摆脱其影响。尽管东正教作为正教的地位在俄罗斯长期得到保留，但在俄罗斯历史上的苏维埃时期却被诋毁，取代它的，实际上是非宗教传统的与东正教传统有很大不同的东西。这些新传统以国家在社会里包罗万象的绝对作用为主要特征。其中包括苏维埃革命所倡导的一些被极端化的思想观念。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阵营旗帜的地位,人们会轻而易举地接受这些观念,但当国家角色(作用)在根本上发生变化苏联传统”处于一种被“悬挂”状态时，它表现出的对生育观念的冲击作用,短时间就难以消除了。
目前，在俄罗斯，东正教价值正在复兴中。根据社会学家B.B夫洛索夫的调查研究，近几年，到东正教堂举行婚礼的人数逐渐增长。1986年，有79840对新婚夫妇到教堂举行了婚礼，而到1994年，只在俄罗斯大东正教堂一个教堂举行婚礼的就达197410对。应指出的是,这个数字在很大程度上低于实际数字，因为40%的教区缺乏统计资料。而且，近年来，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引用的数字资料只能从外表反映东正教家庭价值开始在俄罗斯盛行的过程，问题是，这个过程有多深远并在多大程度上规范调节现代俄罗斯的家庭，能否有助于提高生育，目前还并不清楚。
3.两国生育文化观念的简要对比
中国:在观念上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天地化生为人”、“人定胜天“，对“人”持肯定态度，加上落后的生产方式，农业国，“人多力量大”、“男性为重”，就成为重要的家庭、人口发展文化导因;在生育上存在的“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其衍生的结果。
俄罗斯:地处东西方，但以西为重，以皈依上帝、“爱”、“自由”为主，加上城市比重明显髙于农村，生产方式不象中国农业国那样直接取决于人数，追求“爱”和“个性自由”，是重要的家庭、人口发展的文化导因。同时，由于扩张、战乱的历史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祥地，“民族”、“人民”、“国家”高于“个人”、“家庭”，又使其在追求“爱”和“个性自由”的同时，表现出对“家庭”的游离。
在对“人”的理解上--俄罗斯较突出的是西方观念，认为“人是上帝的子民”，追求的是“爱人”和“自由”，不象中国那么“崇人”，追求“人丁兴旺”。
在“家庭”概念上--中国是作为社会细胞，耷于“国”和“天下”之前，忽略其初始意义(繁衍后代)的研究，俄罗斯作为社会学院，在重视其初始意义研究的同时，更强调“家庭”对孩子的培养。俄罗斯在家庭功能理论的研究上要细致并优于中国。在民众观念上家庭”在俄罗斯不象中国那么有“向心力”(相对百姓而言），像“情结”,甚至成为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基准，而俄罗斯的“情结”是“个性”，而非“家庭”,俄罗斯十分看重“个性”,同时强调它的社会性。中国则忽视“个性”,看重的是体力的“个人”。由于俄罗斯对“家庭”的概念理解有较浓的理论学科色彩，从社会性上强调其功能,认为“家庭的活力”,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之一，它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当社会功能退化时，家庭必然退化。
对“生育”的认识--中国是从传宗接代，俄罗斯是从体现个性角度，尽管也认为有传宗的必要，但绝不像中国那么强烈，这是造成中国大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多育”的渊源。近年，当俄罗斯大多数家庭以“贫穷”为由拒绝孩子时,同样贫穷的中国西部、山区农民(他们的贫穷度有甚于俄罗斯)却在拼命地追求“多孩”。若仅从经济原因，显然解释不了这个现象，唯一的解释则是观念上的差异，这就是:中国--子孙多，家业旺，我可牺牲自己，换取未来“家业”的“兴旺”(实际上能否兴旺，难说);而俄罗斯一孩子多，我养不起。出发点是“我”。
总之，俄罗斯文化的两面性，导致了这个民族特具的宇宙宗教感情，关心人类、关心民族胜过关心“家庭”。扩张的历史和共产主义革命，使其把“家庭”紧系于“民族”、“统一”、“国际主义”这些具有政治意义的概念下，可以说,把家庭作为“战争”、“革命”的工具。虽然也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但是以作为培养“社会化孩子”的学院，其着眼点还是“社会性”(共同性)上。由于不同于中国的“家本位”观念，致使伦理道德，甚至生产方式都由家而派生，“重家”、“使家和而平天下”，是中国人价值观的最高境界。而俄罗斯的“家庭观念”相对于中国，显然要淡薄得多，没有凝聚力得多。因此，“生育”的意义对个人也就自然不如中国那么重要。
由宗教信仰导致的不同追求，俄罗斯崇尚的是“个性”和“大写的我”(发展的个性），更多地尊重个人，追求的是“爱”和“爱的自由”。因此，当中国人为不断“香火”拼命“多生”时，俄罗斯却以“自由”为由拒绝结婚和孩子。特别是在经济有待恢复的情况下,人们不要孩子，除有经济原因外，也有不愿当炮灰、不想因孩子牵涉自由等观念原因。这也是导致目前俄家庭状况日下、人口减少出现的文化根源。对此，很难作出价值评判，正如一些学者对种群否定评价有分歧一样。当一个民族从奴隶心态中摆脱出，更多地尊重“个性”时，这是进步;当一个社会的家庭人口发展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低寿命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高寿命时，这是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标志，但若进入低出生、高死亡、低寿命的负增长时，对一个民族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警觉的信号。
4.结论
人口的变化总是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背景，人口的发展总是具有特定的文化因缘。人类要想在自身生产上做到自觉繁衍，就必须关注生育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精心呵护、培植她，使她作为一种正作用力，推动人口生产良性发展。中俄两国同是人口大国，民族众多，文化底蕴丰厚。两国在人口问题上的不同趋势说明，文化变迁是滞后的,一种文化的育成并不是朝令夕改的易事。文化的内涵是约定俗成的规范和习俗，不经过长时间的渲染和涵化，文化是扎不卞根的。
中国强大的人口总量增势，来源于久远的文化生育观念，普遍的传宗接代思想，支撑着人们甚至可以无视生存条件的生育行为，推动着炎黄种族半个世纪以来人口的快速增长。但中国控制生育政策的强力和目前现代化的步伐，很可能荡漆传统的生育观念，造成几十年后生育文化的断裂。届时，中国种群否定的规模和程度，将不堪设想。这需要从现在开始，做好新文化观念的培植工作，正确处理圩现代化建设与保护传统文化的关系。比如，在人口老化的城市,培育“人口平衡发展”的生育观念，在不发达的农村和地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培育“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的文化观念，取代传统的“只有儿子才能传宗接代”的生育意识。
俄罗斯一些人口专家认为:俄罗斯人口的今天，就是中国人口的明天。有关专家预测，在最近20年，生殖危机将由目前的20几个国家，蔓延到全球40多个国家，而2050年后，世界将不会有一个国家再生育两个孩手，地球人类将有史以来出现负增长。届时，中国将由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让位于印度。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激动人心，但来自人口方面的挑战又让我们倍感压力。在这个矛盾下，能否正确地根据国情，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既不悖于现代化建设，又利于炎黄子孙发展繁衍的人口理论与实践，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一味地以降低生育率而极化宣传的一些观念，不仅会曲解大众对现代化的认识，造成对人口自身再生产理解的偏颇，势必会导致我们今后在人口问题上误入歧途，俄罗斯的人口亏损对我们就是警示。
俄罗斯的人口减少源于生育文化观念的不纯和间断。宗教传统与非宗教传统的对立,造成了生育文化的肤浅，而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缺乏对传统观念的保护，非宗教传统下一些不利于人口健康发展的价值观念被极端化宣传,西方及发达国家价值观念的影响，使俄罗斯的大众生育行为，失去了潜在统一的文化调节规范。因此,当国家政治、经济情况发生变化时,人口生产就会迅速受到影响。同时，俄罗斯的人口崩塌，也与其在最盛时的不警觉有关。战后人口减少的事实,政府曾高度重视人口问题，大力推行鼓励生育政策，通过有关鼓励生育的立法，采取若干鼓励生育的奖惩措施，包括给子女补助、胎次递增补贴、5个子女的母亲可提前退休等，刺激生育。结果使前苏联的人口有所回升。但人口的上升和经济的发展，往往造成人口问题容易治理的假象，使政府在人口问题上掉以轻心，缺乏长期、持久的规划和鼓励对策。从而使人口生产在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直线下降。对俄罗斯来说，目前除了应采取措施抑制人口下降趋势外，还应该在培植构建新的生育文化上狠下工夫。
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需要人口的健康发展。人口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资源、环境的协调，经济基础的稳固,还需要人口政策的良性操作。日本在经济起飞时，并没有充分估计到几十年后“银发浪潮”的冲击。俄罗斯在迅速的城市化，其国力雄居世界前位之时，也没有料到种族的衰败竟如此快捷、惨烈。事物在发展最盛时，往往是转折的开始。一个有深厚积淀的传统文化，可以避免事物发展过程的极端。关注生育文化，在加强现代生育观念宣传的同时，给我们古老的、传统的生育观念一个包容，并因地区发展的不同，实施总体保持人口平衡发展生育观念的宣传教育战略，这应该是新世纪初期我国人口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理念,它对解决新世纪我国的人口问题，避免在这个问题上重蹈本国或它国的覆辙将十分有益。
作者简介：李炜，博士，青岛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