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形成及特征
什么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运用这一概念进行分析时，许多学者往往习惯于列举一系列与生育观念有关的词汇，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似乎这些词汇本身就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笔者以为，这是过于简单化的做法。这些词汇固然7跟传统的生育观念相联系，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某些方面，但是，它们并没有反映传统生育文化的实质。
从文化的角度上说，生肯文化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生育观念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形态和组织方式。而生育观念又包含-有四个方面的内容：（1)生育态度，即对生育目的和意义的看法；（2)生育的性别取向，即偏好男性还是女性，或无偏好；(3)理想子女数，即预期的生育子女数；(4)对子女质量的期望，即对子女未来成长的设想。因此，研究传统生育文化，必须对这些方面进步综合的分析。
所谓传统，一般相对于现代@言。而这一概念置于历史长河中观察，是‘为模糊的。从时间变迁上说，不仅上限不清楚，下限也可以有多种。不过，在讨论传统生育文化时，一般概言其历史延续性，以1949年建'国开始为现代，则在此之前均为传统。也就是说，将建国前的生育文化一概视为传统的生育文化。
随着一夫一妻制的确立，个体家庭逐渐显示了其重要性，而个体家庭的维系和传承却依赖于生育行为。换言之，生育行为不再是两性结合的自然结果，它还具有一系列社会经济功能:(1)增加劳动力的功能；(2)赡养父母的功能；（3)财产继承的功能；（4)壮大家族势力的功能；等等。家庭之所以会具有这些功能，又是与当时的会经济制度相联系的。家庭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家庭农业经济，主要依赖劳动力的不断投入来增加产量，因而，必须增加劳动力作为生产投入的保证。而男性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较女性更具优势，因此便倾向于^#加男性劳动力，“男娶女嫁”的婚姻方式则加强了这一倾向。劳动力增加的主要途径无疑是生育行为。在此基础上，便逐渐形成了希望多生育，特别是多生男孩的生育意愿。家庭既是独立的单位，又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家庭的扩大和强盛，不仅是家庭经济实力强大、香火旺盛的象征，而且是社会地位的基本保证。在家庭基础上形成的家族，往往就是一个社会集团，其人口多寡也往往是势力:强弱的象征，人多势众的家族在邻里纠纷、社会争端中往往占尽优势。人丁兴旺也就成'为自卫和生存竞争的凭借手段，从而更增强了多生育尤其多生男孩的生育观念。我们可.以将这种生育观念概括为：追求“多”、“男”的生育意愿。
追求“多”、“男”的生育意愿被社会伦理道德所规范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多”、“男”生育的伦理化和道德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确立。一代思想大家孔子说：“地有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礼记•亲记下》）。孟子则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荀子也说：“土之与人者，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荀子•致土》）。这些思想大家的言论被后世奉为圭臬，逐渐形成了中国生育文化中特殊的价值观：多子多福。与多子多福相伴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上升为社会各阶层恪守的伦理道德准则。
追求“多”、“男”的生育意愿被规范为“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还得到了以父系家长制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的维护和强化。而“家”与“国”相通，君权与父权相联，家族制和宗法组织又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即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而子孝、妇从、父慈的家庭伦理关系也扩展为民顺、臣忠、君仁的政治伦理关系。因而，生育行为成了国家人口增长的源泉，家族制和宗法组织构成了社会制度形态和社会组织方式，而生育文化本身也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生育文化的形成有其客观基础，那就是小农经济。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以追求“多”、“男”生育为特征的生育观念，得到了家族制和宗法组织的维护和強化，上升为伦理化、道德化的社会行为准则。这一准则的代代相传，使追求“多”、“男”的生育观念沉淀，成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根本。
二、传统生育文化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前，生育行为非但没有受到抑制，反而得到鼓励，以致于造成持续20多年的人口快速增长。据此，有人认为，这种高生育率正是植根于传统的生育文化肥沃土壤之中。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建国后基本上得到维持，人口控制开始后，虽有所弱化，但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至今仍在许多落后地区占据着重要地位。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以生育率高低作为唯一衡量尺度来区分传统与现代的生育文化，并不妥当。固然，传统生育文化与髙生育率相联系，而现代生育文化则与低生育率相联系，但是，衡量生育文化的转变与衡量生育率的转变，在本质上有着重要区别。因为，如前述，所谓传统的生育文化，是与其相应的一系列制度形态和组织方式相联系的，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并与家族制和宗法组织相联系。衡量生育文化是否转变，最重要的是其赖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1949年以后，我国私有制经济已为公有制经济所取代，特别是，集体化之后，集体经济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虽然广大农村赖于生存和发展的仍是农业经济，但是，由于经济制度已经发生变革，再将农村经济视作小农经济是不妥当的。更重要的是，与生育观念唇齿相依的家族制度和宗法组织，在建国后已经被废除。虽然家庭形式仍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但其功能已大为弱化。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建国以后已经开始转变。
既然生育文化开始转变，那么，如何解释50、60年代的高生育率呢？笔者以为，50、60年代高生育率的形成，主要不是由于传统生育文化的作用，而是当时的舆论导向和政策倾向。如果说，传统生育文化之于生育率的作用在于鼓励“多”、“男”生育，那么，建国后的高生育率并不是传统生育文化作用的结果，而是政策鼓励的结果。在政:策鼓励之前的高生育率，可以看作是未加限'制的自发生育的结果。按照笔者的看法，现代生育文化对应于传统文化，以主张节育、.鼓励少生少育为特征，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未受到现代生育文化冲击的生育状态必然是自发的，而自发的生育行为的结果往往致高生育率。因此，50、60年代的髙生育率主要不是受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而与生育行为的自发放任、乃至政策鼓励有关。也.正是由于传统生育文化在建国以后发生转变，才会有70年代人口控制施行的巨大成效。
中国70年代生育率下降为什么那么快？有人归诸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性。为什么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有效的呢？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实行了人口控制，但要么失败，要么仅有微效，中国的成功无疑是令人注目的。许多人将中国的这种有效性归诸于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即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有一个系统的行政组织网络；有一整套相应的政策措施；有强硬坚决的领导；有明确的政策目标；有周全的避孕节育服务；等等。笔者认为，所有这些无疑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果的。因为，所有这些在其他国家也都曾有.过类似的实践，甚至有些国家的政策措施更为具体细致。何况，就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而言，70年代充其量不过是其试行阶段，比诸80年代，在许多方面还极不完善^因此笔者以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建国以后传统生育文化已经发生转变，正因为这种转变，才使得计划生育运动顺利开展，并取得伟大成就。
值得指出的是，人口控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行为，它会促进传统生育文化的转变。在建国以后，传统生育文化虽然已经发生转变，但是由于没有现代生育文化的冲击，生育行为仍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因而维持着高生育率。而人口控制正代表了现代生育文化，它的介入，不仅表示一种政策行为，同时也表示了现代生育文化的冲击。
在西欧国家的生育率下降中，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是高度物质文明的建立，这一建立为生育文化进入现代阶段提供了基础。而直接引起人们生育观念变化的，却是文化的变迁，特是节育文化的冲击。分析表明，避孕知识的宣传和普及，节育运.动的开展，是促使西欧人口生育意愿发生转变的重要文化原因。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化程度的提髙、教育的普及、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变等又为这种文化作用提供了条件。当节制生育的观念成为一种普遍的社舍观念时，生育行为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中国实行人口控制之前，虽然传统生育文化已经发生转变，但是，现代生育文化所赖以形成的基础，却尚未建立。现代化程度较低，节育生育的观念得以普及的一些客观条件，也不如当时的西欧。然而，实行人口控制也有其有利条件。首先，人口控制由政府提倡并实行，节制生育这种文化行为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由民间组织的，而是政府政策的一部分。由于有强有力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系统t这种文化行为的影响更直接更深入。其次，人口控制并不只是宣传和教育，也不只是普及节育知识，而主要是一种政策行为，不仅有明确的政策目标，还有相应的政策措施体系。文化行为和政策行为的结合，对生育观念的影响也就更大。最后，实行人口控制时，虽然物质条件比较落后，但有较好的精神基础，一方面由于家庭功能的弱化，家族制和宗法组织的废除，传统生育文化已发生转变，它有利于生育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已逐步建立起来，许多与传统生育文化相联系的社会观念已发生转变，同时，社会条件方面，提倡男女平等使妇女社会地位提髙，初等教育的普及化和医疗卫生技术水平的提高。使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降至很低的水平，所有这些也都有利于转变生育地念。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人口控制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效。
如果说50、60年代，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已经开始转变，那么，到70年代末，这种传统的生育文化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不仅生育观念发生转变，与生育观念相联系的制度形态和组织方式也发生了转变。正是这种转变，便人口控制得以顺利施行，生育率得以迅速下降。
三、人□控制与生育文化的冲突和调适
依前述，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在50、60年代已经发生转变，而到70年代末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论点可能会引起争论。第一，50、60年代传统生育文化是否已经转变？如果是，那么第二，如何解释70年代的生育文化的转变？第三，如果说70年代末传统生育文化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那么，如何解释80年代生育率变动的地区差异？特别是，如何解释许多调查资料所表明的那种有着较髙理想子女数的生育意愿？
笔者认为，判断传统生育文化是否发生转变，不仅应看其生育观念，还应当看与生育观念相联系的制度形态和组织方式，以及生育文化所赖以延续的基础。如前述，50、60年代中国生育文化的基础已不再是小农经济，尽管占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仍依赖农业经济，而作为生育文化构成部分的家族制度和组织方式已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家庭的诸多功能也已经弱化。而生育观念之所以没有发生转变，主要在于政策的鼓励和当时的舆论导向，作为生育文化构成部分的生育观念不能认为仍是传统的，而只能说是未受节育文化冲击而保持着一种自发状态。以生育率没有下降推断生育观念仍属千传统生育文化，进而推断传统生育文化没有发生转变，其理由是不充分的。因此，笔者认为，50、60年代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已经发生转变，尽管还不是根本性的转变。
而70年代发生的传统生育文化的根本性转变，关键在于人口控制。如前所述，人口控制也是一种文化行为，它的功能在于诱导生育观念从自发状态进入少生少育的自觉状态，即使传统生育文化转变为现代生育文化。由于传统生育文化的基础已经摧毁，生育文化的构成部分——家族制和宗法组织已经被废除，也由于一系列社会条件和文化形态的变迁，更由于人口控制的制度化和政策化，在现代生育文化冲击之下，70年代传统生育文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余下的问题是如何解释80年代生育率变动的地区差异，特别是许多调查所表明的“传统”的生育观念。
8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3之间波动，总的来说，已由高生育转变到低生育。但是，地区差异显著，有低如上海的略高于1，也有嵩如西藏的髙于4.，各省市自治区内部社区之间的差异可能更大。在解释这种生育率地区差别，生育文化的因素自然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比较两个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组织方式等相类似的社区的不同生育率时，生育文化更有着独特的解释力。而且，据对有着较高生育率社区的调查，较多理想子女数的生育意愿；往往与被认为是传统的生育观念相联系，如“养儿防老”、“传宗接代”、“人多势众”等。在这种情况下，推断传统生育文化还在起作用，似乎是顺理成章。
笔者以为，这种结论似是而非。在80年代的生育率地区差异中，确实有生育文化的作用，但它不是传统的生育文化，即使说有传统生育文化的作用的话，这种作用也是次要的，并且不表现为历史上延续而来的传统生育文化，而是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传统生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复归。
传统生育文化的复归，得到许多研究的证实。主要在50、60年代已经发生转变的家族制命'宗法.组织在一些地区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宗族组织的恢复.，使各种灭迹已久的族规族法也死灰复燃。毫无疑问，家族制和宗法组织的恢复也导致了生育观念的逆转变。同时，由于农村经济政策，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的各种功能尤其是生产功能也得到了增强。这样，生育行为在传统生育文化中的一系列功能便得到了恢复，如家庭劳动力的需求、财产继承的要求，及至家族势力壮大的斯望。在这种情势下，人们要求多生育特别是生男孩，便有了其文化基础。
不过，即使是在传统生育文化有所复归'的地区，生育意愿也没能恢复到传统的水平上。诸多调查资料证实，即使在落后的乡村地区，在被视为传统生育文化气氛较浓烈的地区，生育意愿也大都转变到只希望生育2—3个孩子，只是，要求有一男孩。这种生育意愿水平与传统生育文化基础上的生育意愿水平，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即使是这种较低水平的生育意愿，也与政策目标要求有差距。1980年政策目标是“一胎化”，“提倡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5年“开小tJ”后，在许多乡村地区，如第一胎生的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但这仍保证不了2—3个孩子的生育意愿，也保证不了必须生育一个男孩的愿望。于是产生了向现代生育文化转变的中国生育文化与作为一种文化行为的人口控制之间的文化冲突。作为冲突的一个结果，部分地区出现了“超生”、“抢生”、“偷生”等现象，从而出现了多胎生育的增加，进而影响了地区差异的缩小。
然而，这种文化冲突仍不能说是传.统生育文化与现代生會文化之间的冲矣，而只能说是向现代生育文化过度的现时期的中国生育文化与人口控制目标所要求的生育文化状态之间的一种文化冲突。许多研究者用诸多调査资料来论证传统生育文化的存在及其深厚程度。如，“养儿防老”的生育目的还占半数以上，还有“传宗接代”的要求，还有“人多势众”、“家族兴旺”的意识，等等。笔者以为，这些调查资料可以相信是真实的，反映了部分地区人们的观念。但是，调査设计本身是有问题的，调査者所理解的这些建立在传统生育文化基础上的生育意愿术语，和回答者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相吻合，是可以置疑的。同样是这些调査，有趣的是，作为传统生育文化最基本特征的“多子多福”观念，在现代人们心目中似乎已失去其地位。这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养儿防老”、“人多势众”等观念到底能不能归于传统生育女化的范畴。以术语本身来说，自然是的，但术语是调査者主观意识的产物，不足为证。以“养儿防老”观念来说，它在传统生育文化中，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赡养父母是家庭子女的事情，根本无所谓社会保障，正因为这样，人们追求多生育特别是男孩，以便在丧失劳动力之后能“老有所养”。但是，在现代，以80年代°为例，即使是在落后的乡村地区，也有着莲本的社会保障，只是，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经济改革后家庭功能的增强，更使人们把养老寄托在子女身上，因而反映在问卷上，生育的目的自然就是为了“养儿防老”，但它与传统生育文化中的“养儿防老”不一样，它不是以此作为目的，只是担心社会保障无法保障其老年的养老问题，而不得已以生育作为养老的手段。因此，二者有着不同的意义，不能等同视之。
如果将这一问題再引申开去，就是一个文化冲突的问题，即向现代生育文化过渡的生育文化与人0控制所要求的生育文化状态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的背后是，人口控制目标与落后乡村地区客观生育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果保持人口控制目标不变，那么，要继续降低生育率，就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因为，对于许多落后的乡村地区来说，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为落后、社区环境条件差的情况下，生育意愿转变到只要生育2~3个孩子，已经是极为现代的生育文化。在这样昨生育文化中，要继续转变生育意愿，仅靠人口控制的强制性干预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有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变革促使社区环境变化，创造有利T-人口控制目标所要求的生育率实现的条件，如强化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普及教育、推动社会化进程、化家庭功能等。
就人口控制的文化行为而言，它应当适时地因地制宜地与社区的生育文化相调适。笔者以为，这方面的问题同样突出。由于没有认识到传统生育文化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人口控制的文化机制还主要作用在如何转变传统生育文化上，这就使得人口控制文化行为逐渐失去其效力，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在一些落后的乡村地区之所以有较9高的生育意愿，并且非生男孩不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估计到，按照现在的形势发展，_来的家庭将会出现劳动力短缺、老无所养等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是现实的而是预期的，因而在生育意愿上便有较多的理想子女数。而控制人口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提高全民的福利，可以预期，在未来，家庭功能将逐渐淡化，家庭经济将逐步过渡到合作经济或集体经济，社会保障体系也将逐步完善。所有这些，将与少生子女的一代人同时到来。这样，人口控制的文化机制应当侧重于转变人们固有的对未来的预期和观念，使生育文化进一步转变到低生育的现代生育文化上。在这种背景F,如果还将宣传教育的重点放在转变“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生育观念上，不啻是无的放矢。
四、结论
1、不能将一些与&育观念有关的词汇当作生育文化。“多子多福”、“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生育观念只是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一些表征。生1育文化的内涵应当包括生育观念及与之相伴随的制度形态和组织方式。.
2、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其主要特征是：“多子多福”的生育价值观、以父系家长制为中心的家族制度和宗法组织。
3、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建国以后即开始发生转变。其表现是，小农经济基础的摧毁，家族制度和宗法组织的废除。但生育观念没有明显转变，生育行为表现为一种自发的状七，这种自发生育在舆沦导向和政策倾向的作用下演化为50、60年代的高生育率.和快速人口增长。
4、70年代初人口控制施行以后，经过'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代表现.代生育文化的人口控制运动的冲击和诱人口控制不仅是一种政策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行为。
5、到80年代，中国生育文化形成了两'种类型，一种以城市地区为代表，属于现代生育文化类型，另一种以乡村地区为代表，属于向现代生育文化转变的过渡类型。未来人口控制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转变乡村地区的生育文化。
6、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给农村社会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同时也诱发了一些传统的文化现象。随着家庭功能.的增强，家族制度和宗法组织的死灰复燃，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有复归的倾向。这一倾向给人口控制增加了难度，也阻滞了乡村地区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7.引起乡村地区生育率波动以及“超生”、“抢生”、“愉生”等现象的原因在于受传统生育文化复归影响的向现代生育文化转变的生育文化状态与人口控制目标所要求达到的生育文化状态之间的文化冲突。其背景是，现代生育文化所要求的社会经济基础与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反差。
8、中国人口控制的出路在于：（1)弱化家庭功能，制止复归的传统生育文化的蔓延，加。强社区的文化建设;（2)创造有利于现代生育文化的社会经济条件，逐步建立现代生育文化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3)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4)加强人口控制的文化.功能，提高人口控制文化机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5)对不同文化社区进行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地完善人口控制运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