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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行为影响粮食生产的论文
1农户行为理论
针对我国农地经营的特点，有学者认为，不同于国外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生产，我国农户经营土地规模小、且土地细碎化严重，农户的生产很难如舒尔茨理论所认为的那样以市场为导向，同时我国当前农产品商品化率2006年已达到65．6%，也并不完全符合恰亚诺夫的理论。在这一背景下，有的学者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农户行为目标的观点。如高帆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制度、技术进步使农户具有一种“过渡”性质，农户的生产目标正从满足自身需要向利润追求演变，但仍有显著的“半自给，半交易”特征。孔祥斌等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不同，农户种粮的机会成本不断升高，农户的目标和土地利用方式也会随之发生三个阶段的变化，分别为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产量与利润最佳化、利润最大化阶段，随发展阶段的提高，农户会更少追求粮食产量，更多追求经济收益。江永红等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角度出发，将农户行为的不同目标视为制度、市场化水平、收入水平不同发展阶段农户不同突出需求的产物。“过渡理论”较好地解释了近年来我国农户行为目标的变化，也可以从一些学者实证研究中得到验证。李翠珍等发现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粮食生产可以分为1978－1990、1991－1998、1999－2005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最大，投入品持续增加，粮食单产逐渐提高，第二阶段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有所下降，粮食单产达到最高并保持稳定，第三阶段农户更加重视经济作物，粮食种植面积与单产均大幅下降。同时，学者发现尽管直接经济收益非常低，但是农户仍然重视粮食生产的原因在于种粮还有着某些间接受益，如对家庭基本生存的保障、较低的风险、以及粮食产品可以成为如畜牧业等其它较高收益生产的投入品。某些农户会优先种植作为主要口粮的粮食作物，之后再选择其它作物。
2农户行为对耕地质量影响
2．1农户行为对耕地利用质量影响
在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农用地分等定级规程》中，耕地质量评价指标由自然质量等、利用等和经济等别三者组成，当前的研究者也普遍认同耕地质量是耕地自然质量与利用质量的综合体，由土壤质量、地形坡度等自然因素与对耕地投入、管理水平、区位等社会经济因素共同构成。农户行为同时对耕地自然质量与利用质量产生影响。学者对农户行为对耕地利用质量影响的研究基本围绕耕地利用质量与耕地综合质量和粮食生产的关系上。例如徐梓津等根据贵州省关岭县的调查数据，提出了在确定耕地自然质量的基础上加入农户投入行为指标的耕地综合质量评价方法。张贞等提出了类似的加入农户投入行为的耕地质量修正方法，并且将农户收益看做耕地综合质量货币化的表现，利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测算了不同农户投入行为对耕地产出的影响程度。石淑芹等应用GIS空间分析对东北地区耕地质量评价的研究中加入了对耕地利用质量的考量，将机械化程度、亩均化肥施用量、地膜施用量和农村用电量等农户技术选择、要素投入等行为作为耕地利用质量评价指标，并利用GIS软件计算了耕地利用质量、自然质量与粮食单产的相关系数。总体而言，目前的农户行为对耕地利用质量相关研究数量较少，角度较为单一，对耕地利用质量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反应耕地综合质量的耕地产出，或以耕地自然质量变化为归依，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对耕地利用质量的本质的认识比较含混。
2．2农户行为对耕地自然质量影响
在与农户行为相关的耕地质量问题中，现有研究普遍将土壤质量作为耕地自然质量的标准，研究表明土壤质量受农户土地利用方式、技术选择、化肥、有机肥施用、秸秆还田等多种因素影响，现阶段学者们广泛探讨了农户不同经营行为的影响。综合性研究如杨景成等发现保护性耕作、提高复种指数、合理的轮作换茬、有机肥料和化肥的施用以及弃耕农田还林还草等保护性管理措施则能够显著地影响土壤有机质动态，提高农田土壤有机质含量。丁忠义等使用GIS空间分析对曲周县的研究对比了1980年与2002年的土壤调查数据，发现盐碱地治理、增施有机肥、秸秆还田等农户土地改良活动使该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显著提高。土地利用方式方面，廖晓勇等对三峡库区万州地区的研究发现，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的通气、透水能力大小、人为扰动影响、表土覆盖程度各有不同，从各种理化标准看，耕地质量从优到劣的排序为林地＞柑橘园＞旱地。侯鹏程等比较了江苏省吴江市稻田、林地、桑园、菜地、果园、旱地六种常见土地利用方式，发现稻田的土壤质量显著高于其他利用方式。从培肥、耕作方式角度，学者们普遍认为长期投入有机肥、进行保护性耕作和秸秆还田有助于耕地质量的提高。如王鹏等在湖南省祁东县的研究认为，当地减少有机肥投入，增加化肥投入，导致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减少，理化性状变差，土壤自然肥力降低。邓祥征等基于土地动态模拟系统，运用CENTURY模型对我国各主要农业生产区农田土壤有机碳贮量变化进行了模拟与预测，研究表明实施秸秆还田与保护性耕作能够有效促进农田土壤有机碳贮量的增加。不过这种也有学者举出反例，如Campbell等研究发现，保护性耕作对土壤有机质的汇集作用很大程度上受到土壤肥力的影响，肥力贫瘠情况下免耕并不总能提高土壤有机质水平。
3农户行为对粮食生产影响
关于农户的不同生产行为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学者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肥料施用上。如宇万太等对海伦、沈阳、桃园三地的研究表明，农户施肥对作物产量形成的贡献率随气候热量增长由北向南逐渐由0．31提高至0．42。徐卫涛等利用我国31个省级地区1999－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当前粮食产量与化肥施用量关系，提出应当依靠科学施肥、增加替代要素投入等方式减少化肥投入，提高我国粮食生产效益。李忠芳对我国典型农田21个长期肥料试验的分析表明，在长期不施肥条件下玉米和小麦年平均产量表现为下降趋势，仅施用化肥时玉米、小麦和水稻的年产量同样呈、下降趋势，增施有机肥可提高作物产量。保护性耕作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如，黄国勤介绍了江西省稻田保护性耕作的12种常见模式及其效益。何进等根据1993－2000年在寿阳县和临汾市以及2002－2003年在定兴县的综合试验，发现采取深松与免耕耕作技术的试验地粮食产量均显著高于采取传统耕作技术的土地。刘立晶等对河北省的研究发现，当地保护性耕作使玉米和小麦产量提高分别达到11．8%和9．7%。
4农户行为影响因素及其对耕地质量与粮食生产影响研究
当前学者们的研究热点是农户对各种内外因素的响应以及这些因素引起的农户行为变化产生的影响，许多关于农户行为对耕地质量与粮食生产影响问题的研究也涵盖于该问题之中。
4．1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被认为是对农户行为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种粮收益的提高会提高农户种粮收入，激励农户进行更多的粮食生产，并保护用于生产的耕地。粮食价格水平是受到较多学者讨论的因素。如王竹芹等对2003－2009年26个省面板数据的研究则认为，粮价提高对于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和提高粮食产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罗峦认为，即使在粮食商品化率比较低的时期，预期粮食价格也是刺激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的重要因素。Rosegrant等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粮食作物的动态供给反应函数，利用1969－1990年的国家数据，分别对总产出模型、播种面积模型和单位产出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价格支持政策对印度尼西亚的粮食产量具有重要影响。也有研究者认为粮食价格对农户无法产生有效激励。陈飞等基于适应性预期模型对我国29个省市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预期价格因素对小麦、水稻、玉米三种主要作物生产的影响，发现预期价格水平的影响不并显著。张淑萍在河南省的调查发现，7成农户认为粮食价格不合理，8成农户认为种地不划算，表明当前粮食价格水平仍然偏低，一定程度的提高不足以对农户产生有效激励。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廖洪乐等、丁忠义等。农业收入比例的影响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谢蓉等通过对上海市郊本地与外来农户间的对比发现，农业收入比重较高的外来农户，有着较高的农业生产积极性。肖建英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的研究表明，农业收入比例与农户采取保护性耕作的意愿为正向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赵华甫等研究了北京市平谷区的农户，由于户均耕地面积小，更加以地块细碎化，当地农户农业收入比重很低，农户大多兼业，因此缺乏耕地保护意愿。陈美球等通过对江西省952个农户的农户调查也发现，农民耕地保护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因素是农业生产收入过低。在当前阶段，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农民的职业、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农户兼业化趋势加剧，除了粮食价格，农民外出务工对粮食生产与耕地质量的影响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非农就业带来的首要影响是农民劳动力相对价格产生变化，农户行为也会发生相应变化。田玉军、李秀彬、辛良杰等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研究表明，在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引起的农业劳动力机会上升的影响下，农户倾向于选择水稻、玉米、马铃薯等劳动力要素边际收益更高的作物，种植结构也趋向于向这几种作物集中，一些质量较差的土地则被撂荒退出了生产。李德洗利用2010年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对河南省4200个农户调查的数据发现，在本地就业和外出务工的农户都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了小麦玉米的种植比重，但粮食亩均产量下降了。陈风波等发现，江汉平原地区农民的外出务工引起当地水稻种植制度由种植两季转为种植一季。钱文荣等还讨论了非农就业带来的汇款收入的影响。研究认为农民外出务工的汇款收入同时产生了增加化肥农药投入的正面因素与减少劳动力投入的负面因素，但总体上仍会引起水稻产量下降。李谷成等的研究也认为在农户外务工成员汇款的增加会降低在家务农成员的生产积极性，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4．2农地产权制度因素
农地产权制度对农户行为的影响是长期以来研究者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许多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农地产权制度是刺激农户行为进而影响耕地质量变化的根本因素。如谭淑豪等认为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激励机制，如土地的频繁调整会降低了耕地产权的稳定性，将导致农户减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代之以不利于耕地可持续发展的短期行为。石志恒等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也发现，更长的承包期限对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则有正面影响。高明的农户调查中，三分之二的被访农户愿意对其承包土地作长期性投资，其余的农户不愿对承包地长期投入的主要原因是认为30年的承包期难以真正实现。马贤磊对江西省丘陵地区的农户调查研究表明，农地产权稳定性因素对农户的耕地保护性投资行为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同时农户的风险厌恶倾向加大了农地产权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性投资的影响。张振环等利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我国1952－2008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显示出产权制度稳定性对耕地单产和质量变化有显著正向影响。
4．3耕地质量因素
由于更高质量的耕地给农户带来更高的预期收益和更低的生产成本与风险，因此研究者也将耕地质量本身作为刺激农户行为的重要因素进行了研究。如，石淑芹等应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对东北地区的研究表明，因为中高产田的预期收益较高、由于灾害发生严重减产的风险较低，农户投入意愿较高。张衍毓等根据对陕西省横山县的'调查提出，农户对不同质量的土地有着不同的行为响应，因为对于较高质量土地有着更高的收益预期，因此对质量相对较高的土地倾向于投入更多的有机肥、化肥以及劳动，这使得不同质量土地之间的质量差异越来越大。孔祥斌等对北京市大兴区1982年、2000和2006年的农户土地利用和土壤肥力变化数据的研究表明，不同农户、不同地块利用投入的差异逐年增强，地块间肥力的空间差异性也显著提高。
4．4补贴政策因素
为实现粮食增收、耕地质量提高的目标，近年来我国农业补贴持续提高，许多学者认同通过补贴以及农业投资等方式引导农户。国外学者如Hellin和Schrader分析了瑞典农户秸秆还田的激励因素，提出了以政府为主体通过补贴来促进秸秆还田、减少直接焚烧的设想。国内的刘明月等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河南省宝丰县农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显示，政策的补贴力度和对农户焚烧秸秆的处罚对农户是否采取秸秆还田有显著影响。高明认为提高种粮补贴额度是促进粮食生产的有力措施。但是，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当前的粮食补贴政策并没有起到实效，如陈春生认为以政府为主体主导的粮食补贴与提高粮价本质上是短期性的，稳定粮食生产的重点还是在市场化改革之中培育出一个经营能力强、抗风险水平高的“主力农户”群体。张秀林等也不认同把提高收购价格作为促进生产的主要方式，而主张通过引入新技术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户自身竞争力。
5总结
保障粮食生产与改良耕地质量是我国政府高度关注的两大问题，在我国以小农户为主，农户是对耕地质量与粮食生产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相关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证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学者们研究了不同类别的农户行为对耕地质量与粮食生产的直接影响，也探讨了农户响应不同内外因素产生的间接影响。当前研究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深化和拓展。第一，学者们对耕地利用质量本质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在对其评价时所选取的指标各有不同，远不如对耕地自然质量标准的认同度之高，研究者还需要进一步明晰耕地利用质量的概念;第二，多数学者在分析农户决策时将农户视为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追求的理性人，但正如农户行为理论指出的，我国小农的行为处在“过渡状态”，其决策并非完全依据经济理性。因此，研究者可以尝试探索基于有限理性的农户行为影响。;第三，农户行为、耕地质量、粮食生产三者之间的影响相互交叉，而学者的研究往往仅针对其中两者，所以，对三者之间动态关系的分析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摘要由于税务筹划在我国的起步比较晚，并且发展缓慢，我国对税收筹划的这一范畴的内涵没有正确认识，将税收筹划与偷税、漏税混为一谈，视为非法行为，更有甚者认为税收筹划往往被视为偷税的近义词。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和整个国民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税收筹划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国内的税收筹划和代理人员应该抓住这次发展机遇，迅速提高从业能力，抢占国内市场，静待未来与外资从业机构和人员的竞争，共同发展。相应地，立法机关和税务机关应积极取得专家的协助，重视对税制的研究和改革，加快税收立法和司法建设的步伐，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减少税法本身和税收征管中的漏洞，引导税收筹划的健康发展。1增值税纳税筹划概论 增值税纳税筹划及筹划模式纳税筹划(Tax Planning)，是指纳税人依据现行税收法规制度，统筹安排经营管理活动的涉税业务，设法谋取最大税后收益的税务决策行为。即在法律规范许可的范围内，通过比较“节税”（tax savings）所产生的税收利益和其他成本，而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事先筹划和安排，以实现纳税人的税后收益最大化的税务决策行为。对企业增值税税收筹划概念的探讨，首先是基于税收筹划概念的分析。税收筹划概念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由西方引入我国，译自 tax-planning 一词，也译作税务筹划、纳税筹划、税务计划等。税收筹划是一门涉及多门学科知识的新兴的现代边缘学科，许多问题尚不成熟，因而国际上对其概念的描述也不尽一致。综合而言，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概念的表述大体如下：1)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IBFD）所编写的《国际税收辞典》一书认为: 税收筹划是指企业通过对经营活动和个人事务活动的安排,实现缴纳最低的税收。2)印度尼西亚税务专家亚萨恩威所著的《个人投资与税收筹划》认为: 税收筹划是指企业通过对税务活动的安排,以充分利用税收法规所提供的包括减免税在内的一切优惠,从而享有最大的税收利益。3)印度税务专家史林瓦斯在他编著的《公司税收筹划手册》中说道: 税收筹划是经营管理整体中的一个组合部分......税务已成为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对企业既是机遇,也是威胁。4)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梅格博士在其《会计学》一书中将税收筹划定义为: 在纳税发生之前,有系统地对企业经营和投资行为做出事先安排,以达到尽量少缴税,这个过程就是税收筹划。5)我国税收筹划专家赵连志认为: 税收筹划是指企业在税法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投资、经营、理财活动进行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取得节约税收成本的税收收益。税收筹划的目的就是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税收筹划的外在表现就是“缴税最晚、缴税最少”。6)我国学者盖地认为：税收筹划也称税务筹划、纳税筹划，是指企业（自然人、法人）依据所涉及到的现行税法（不限一国一地），在遵守税法、尊重税法的前提下，运用企业的权利，根据税法中的“允许”和“不允许”、“应该”与“不应该”以及“非不允许”与“非不应该”的项目、内容，对经营、投资、筹资等活动进行旨在减轻税负的谋划和对策。7)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在其编写的《税务代理实务》中，把税收筹划明确定义为：税收筹划又称为纳税筹划，是指在遵循税收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企业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股东权益最大化，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行或委托代理人，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等事项的安排和策划，以充分利用税法所提供的包括减免税在内的一切优惠，对多种纳税方案进行优化选择的一种财务管理活动。纳税筹划一般采取两种模式：一种是围绕具体税种实施筹划，如增值税筹划、营业税筹划和企业所得税筹划等；另一种是围绕企业活动进行筹划，如企业投资的纳税筹划、企业设立的纳税筹划等。但是两种模式是互相贯通的。增值税纳税筹划的意义企业主体税种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关税、消费税和所得税等。对许多企业来讲，增值税的地位比较重要。对增值税进行仔细的研究和筹划不仅对于增强企业竞争力，实现企业的税后收益最大化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而且有助于促进国家增值税税收政策目标的实现，有助于促进增值税纳税人依法纳税，有助于促进增值税税收法规的不断完善。增值税纳税筹划对企业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里简单分析如下：1)对增值税进行有效的纳税筹划可以增加企业的价值。比如，在全年应该缴纳的增值税总额保持不变时，如果通过纳税筹划实现了税负均衡或者延迟纳税，那么由于现金具有时间价值，税负均衡或者延迟纳税可能降低企业现金流出量的折现值，从而使企业的价值增加。2)税收筹划是使企业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税收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这种依法征收同时也是对纳税单位和个人的财产、行为、所得等的法律确认，即依法纳税后的财产、行为、所得等是法律认可并受法律保护的；税收可视作经营费用，是企业纯利润的减项，企业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不纳税或少纳税，就意味着花少量的费用获得同样的法律认可和国家法律保护；税收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政府根据市场规律制定的产业政策、产品政策、消费政策、投资政策等无一不在税收法规上得到充分体现。企业在仔细研究税收法规的基础上，按照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安排自己的经营项目、经营规模等，最大限度利用税收法规中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无疑可以使企业的利益达到最大化。 3)税收筹划是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的促进力。税收筹划是一种高智商的增值活动，为进行税收筹划而起用高素质、高水平人才必然为企业经营管理更上一层楼奠定良好基础；税收筹划主要就是谋划资金流程，它是以财务会计核算为条件的，为进行税收筹划就需要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规范财会管理，从而使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不断跃上新台阶。高素质的财务会计人员，规范的财会制度，真实可靠的财会信息资料是成功进行税收筹划的条件。创造这些条件的过程，也正是不断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过程。 4)对增值税进行有效的纳税筹划能使“可供股东分配利润”增加。比如，从以下计算公式（不考虑消费税和城建税、教育费附加）计算方法不难看出：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如果通过纳税筹划使缴纳的增值税税额减少，那么就会使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降低，从而使主营业务利润增加。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主营业务利润的增加，可供股分配的利润相应就会增加。5)对增值税进行有效的纳税筹划有时可以增加企业应税产品和应税劳务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增加销量和市场份额。比如，属于小规模纳税人的商业企业，其增值税税率规定为 4%或者为6%，现在用4%来计算，并且在计算应纳税额时不许抵扣进项。假设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向消费者销售价格为100 元（含税）的商品（含税进价为 60 元，不考虑消费税），并假设城建税税率为 7%。销售这 100 元的商品，对主营业务利润的贡献计算如下：对小规模纳税人主营业务利润的贡献=100/（1+4%）－60－[100/（1+4%）]×4%×(7%+3%)=－60－（元）然而，如果该企业是一般纳税人，同样向消费者销售价格为 100 元（含税）的商品（含税进价为 60 元，不考虑消费税），并同样假设适用的税率为 17%，城建税税率为 7%。销售这 100 元的商品，对主营业务利润的贡献计算如下：对一般规模纳税人主营业务利润的贡献=100/(1+17%)－[60 /（1+17%）]－{100/(1+17%)－[60 /（1+17%）]×17%}×(7%+3%)=(元)可见，销售这 100 元的商品对小规模纳税人主营业务利润的贡献要多些。假设不考虑其它差异，并且假设两种身份的纳税人要求同样多的主营业务利润，那么小规模纳税人就可以将该商品的含税销售价格定得低些，从而获得较强的价格竞争力。 增值税纳税筹划的特征增值税纳税筹划具备如下特征：1)条件客观性增值税税收法律制度对不同身份的纳税人、不同的产品、不同的销售方式等可能存在差别因素和倾斜政策，法律制度可能模棱两可，法律规范的执行存在弹性，也就存在制定不同纳税方案的空间，也就存在对增值税进行纳税筹划的客观条件。2)行为合法性在税收法规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规划涉及增值税税收的经营管理活动，是增值税纳税筹划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在我国现行税收法规制度中，尽管有反避税、反逃税以及处罚偷税、严惩税的条款，但从没有任何反对纳税筹划的规定。3)对象统筹性增值税纳税筹划不仅要注重现在，而且要更加注重未来；不仅要看增值税的负担，而且要看其它税种的负担；不仅要看增值税税负的高低，而且要更加注重总的税后收益的增加。4)收益最大性增值税纳税筹划不仅看重增值税税负的高低，而且更加看重总的税后收益的多少。最大限度地实现总体税后收益，是纳税筹划的最终目标。5)时间超前性增值税纳税筹划一般是在应税行为发生之前就加以设计、规划安排，而不是如偷税、逃税等那样多发生在应税行为之后。 增值税纳税筹划的基本原则1)不仅要考虑外在税负，而且要考虑内在税负。外在税负，是直接付给税收征管机关的税款，而内在税负是以具有税收优惠的投资机会的税前收益率降低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比如，由于国家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的有些投资机会有时伴随着较高的投资风险而且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要求在进行增值税纳税筹划时不能仅仅考虑降低应交税额，而要同时考虑可能增加的内在税负。2)在筹划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成本——效益原则企业进行增值税税收筹划要先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判断筹划方案是否经济可行。在筹划税收方案时，必须综合考虑税收成本的降低和因实施该方案而导致的其他费用增加或收入的减少，亦即综合考虑该方案的实施能否给企业带来绝对的收益。从根本上讲，企业进行增值税税收筹划属于企业财务管理的范畴，这一筹划活动和其他财务管理决策一样，必须遵循成本效益原则。任何一项筹划方案都有其两面性，随着某一项筹划方案的实施，企业在取得部分税收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为该筹划方案的实施付出额外的费用，以及因选择该筹划方案而放弃其他方案所损失的相应机会收益。当新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小于取得的利益时，该筹划方案才是合理的方案。当新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大于取得的利益时，该筹划方案则是失败的方案。一项成功的增值税税收筹划必然是多种税收方案的优化选择，税负最轻的方案不一定就是最优的税收筹划方案，一味追求税收负担的降低往往会导致企业总体利益的下降。纳税筹划是为了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因此需要考虑对其它成本的影响。3)要事先为交易的相关各方考虑交易的税收影响。筹划者要事先考虑筹划方案对交易相关各方的影响。比如，要考虑到纳税筹划对客户、股东和债权人等的纳税影响。4)筹划方案要取得税收征收机构的认可对于在法律上成立的纳税筹划方案，企业应及时同税务征管机构进行沟通，积极争取主管税务部门的认可，便于该方案在事实上成立。企业进行增值税的税收筹划必须遵守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和相关政策，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保证企业的经济活动、纳税方案被税收主管部门所认可，否则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5)全面筹划原则。企业增值税税收筹划是企业理财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与企业其他财务管理活动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不可把税负轻重作为选择纳税方案的惟一标准，而应着眼于企业财务管理的总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等方面。6)适时调整的原则。企业进行增值税的税收筹划总是在一定法律环境下，以一定企业经营活动为背景制定的，有着明显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环境、企业、法律等各方面情况不断发生变化，企业必须注意税收政策法规的更新及未来走向，抓住时机，灵活反应，适应税收政策导向，不断补充修订税收筹划方案，以确保企业长久获得税收筹划带来的收益。 企业增值税税收筹划的必要性分析1)税收的无偿性决定了企业必定进行增值税税收筹划税收的本质特点决定了税收筹划的存在。税收就其本质来说，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政治权力按预定标准无偿地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它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无偿性2)进行增值税税收筹划是企业的一项基本权利税收的无偿性决定了税收是企业财产所有权的单方向转移，税款一旦交出去就不会再回来，对企业来说，增值税税款的支付是企业资金的净流出，而且没有与之相配比的收入项目。从这个意义上说，节约增值税税款支付等于直接增加企业的净收益。3)进行增值税筹划对国家和企业是双赢的在企业交易往来的经济活动中，企业增值税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表明，增值税不仅在企业税收支出中占有很大比例，而且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企业为了实现自身目标，通过合理手段降低企业所增值税税负，是企业自主理财的积极行为，这种行为有利于企业节约成本，增加收益；对国家而言，企业进行增值税的筹划活动是以符合税收政策的导向为前提的，是顺应增值税法立法的，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实现国家利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的目标。因此，企业进行增值税的筹划活动对企业和国家是双赢的。当然政府课征增值税对企业和政府都是双赢的是有条件的，这个前提就是：企业的增值税税收负担应该合理，政府应当制定合理的增值税税率，以保证增值税的课征既有利于刺激企业生产，又有利于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以下数据反映了增值税筹划对国家和企业的影响
我有一个家那就是学校，我有一个仁慈的父亲那就是老师，我不想离开他们，可社会是我的爱人，我不得不能离开他们，因为我要跟随他到那个小镇。
印度 历史 悠久，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文明的地区之一。其古代史 自然 也是丰富而壮丽的 文化 史诗。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印度古代史的详细介绍，希望大家喜欢!
印度古代史之吠陀文化
已知的最古老的印度文明是公元前第三千纪的印度河流域文明，通常以其代表遗址所在地哈拉帕(在西旁遮普)命名，称为哈拉帕文化。哈拉帕文化是一个分布范围非常广大的文明，在时间上大致与古代两河流域文化及古埃及文化同时。这一文化在达到相当发达和成熟的情况下，由于至今不明的原因而衰落以至最终彻底消失。取代哈拉帕文化的是由西北方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带来的新文化体系，这一文化(有时以其圣典的名字称为吠陀文化)是古典印度文化的起源。吠陀一词的意思是知识，是神圣的或宗教的知识，中国古代曾将这个词译为“明”或“圣明”。吠陀是包括有大量的各种知识的宗教文献，是在很长的时期中由多人口头编撰并且世代口传下来的。早期吠陀时代的历史几乎完全无从考查;梨俱吠陀描述这一时期。雅利安人的主要活动是祭祀、迁徙和对土著居民(可能是达罗毗荼人)进行征服。雅利安人在这时的主要祭祀对象是代表自然力量的因陀罗、阿耆尼诸神。《沙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闼婆吠陀》产生较晚，被称为“后期吠陀”。在后期吠陀产生的时代，雅利安人的文化相较以前有了很大发展;他们从早期主要居住的旁遮普移入恒河流域地区。种姓制度在这时大概已经出现。崇拜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神的婆罗门教代替了敬奉自然神灵的早期吠陀信仰，这种宗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抬高祭司阶层(婆罗门)的地位。往世书和印度大史诗描述这一时期雅利安人分成不同的部落集团，而且人民中已经有被称为“罗阇”的领导者出现(王)。敌对的部落集团之间进行频繁的战争，最终形成了为数众多的早期印度国家。在前600年时，印度有不少于20个这样的国家，吠陀时代到这时通常认为已经结束。这一历史时期是所谓的列国时期，因为佛教产生于这一时期，也常称为佛陀时期。列国时代的印度精神生活十分活跃，出现了许多哲学或宗教流派，其中影响最为久远的即是佛教和耆那教。通常称这次思想爆发为“沙门思潮”，新涌现的许多思想潮流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反对婆罗门在印度社会中的特权地位。
印度古代史之印度十六雄国时期
印度十六雄国(Mahajanapadas)是十六个强盛的王国或共和国，其范围涵盖肥沃的印度河-恒河平原，其实也有其他较小的国家，散布在这个范围上。通常所指的十六雄国是：迦尸、憍萨罗、鸯伽、摩揭陀、弗栗恃(跋耆)、末罗、支提、跋蹉、俱卢、般遮罗、摩差耶、修罗色那、阿湿波、阿盘底、犍陀罗和甘菩遮(剑洴沙)。在许多印度邦国之中，位于今比哈尔邦的摩揭陀国逐渐居于优势地位。印度可信的 政治 史开始于频毗娑罗(瓶沙王)统治摩揭陀的时期。往世书和各教派的典籍证明了这位君主的存在，以及他积极的政治活动导致摩揭陀的实力大大增强。频毗娑罗之子阿阇世(未生怨王)执行扩张政策，大概在北印度确立了某种盟主地位;他并且支持佛教的发展，使佛教在王舍城举行第一次结集。大约从前4世纪开始，难陀王朝统治了摩揭陀;这个王朝的建立人摩诃坡德摩•难陀是一个比阿阇世还要强大得多的统治者，甚至德干高原的某些地区也服从他的王权。
印度古代史之波斯人与希腊人的入侵
公元前6世纪末期，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征服了印度西北部地区。这是有记载的印度雅利安人社会与其它发达文明的第一次政治接触。大流士一世将他的印度属地建为一个省，并且可能是波斯帝国人口最多、最富裕的一个省。在大流士之后侵入印度的是古代欧洲最伟大的征服者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波斯帝国的衰弱导致他可以长驱直入亚洲，其兵锋所及最远之处就是印度。亚历山大对印度西北部地区的侵略在印度文献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然而它可能对孔雀王朝的兴起起了助推作用。
印度古代史之孔雀王朝
亚历山大撤出印度之后不久，被称为月护王的旃陀罗笈多推翻了摩揭陀的难陀王室。旃陀罗笈多建立起印度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式政权孔雀王朝。他赶走了希腊人在旁遮普的残余力量，逐渐征服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月护王在位后期击退了亚洲最强有力的希腊统治者塞琉古一世的入侵，并获得对阿富汗的统治权。孔雀王朝终于在阿育王时期到达颠峰，这位伟大的君主完成了对南方羯陵伽的征服，这样除了极南端的一些国家以外整个印度都在形式上统一于帝国政权之下了。阿育王大力支持佛教，广泛进行传教活动。但是，孔雀王朝的强盛在阿育王去世之后即告终止。摩揭陀的力量退缩回它本来居有的地区，印度恢复列国时代的那种分裂状态。
从前2世纪初开始，大夏希腊人、塞人和安息人先后侵入印度;塞人的侵略尤其广泛，他们在整个西印度建立了许多公国。大月氏人成为最 成功 的侵入者，他们在北印度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这个国家被列举为古典世界的四大帝国(罗马帝国、安息、贵霜帝国和汉朝)之一。贵霜时代的宝贵产物是大乘佛教和犍陀罗艺术。
印度古代史之笈多王朝
贵霜帝国在强盛了若干世纪之后分裂为一些小的政治力量。取代他们在北印度的优势地位的是旃陀罗笈多一世建立的笈多王朝。笈多王朝是孔雀王朝之后印度的第一个强大王朝，也是由印度人建立的最后一个帝国政权，常常被认为是印度古典文化的黄金时期。与孔雀王朝一样，笈多王朝的发源地是在摩揭陀;这个王朝的头几位君主都是征服者，他们确实统一了北印度，但在南方则并没有扩张得太远。旃陀罗笈多二世取得了一次对塞人的辉煌胜利，常常被认为是印度 传说 中的伟大英雄超日王。中国僧人法显在旃陀罗笈多二世在位时访问了印度，他描写这位国王的贤明统治使印度人民安居乐业。笈多王朝的文化非常繁荣。婆罗门教再度兴起，不过此时它已经开始向现代印度教转变;佛教和耆那教继续拥有广泛信徒。笈多君主的宗教政策总体上来说是容许所有教派传播。在文学上，出现了古代印度最伟大的诗人迦梨陀娑。
印度古代史之后笈多王朝
从中亚侵入印度的嚈哒人(白匈奴)严重地损害了笈多王朝。嚈哒人后来被印度社会所同化，但他们在5~6世纪的活动促成了帝国的解体。许多地方王公和民族反对笈多王朝的中央权力，于是这个帝国迅速瓦解了。所谓后笈多王朝(实际上与真正的笈多王室没有关系)的统治权力再次退回摩揭陀。7世纪的印度是分裂和混乱的，除了卡瑙季(曲女城)的统治者戒日王在北印度建立过短暂的霸权之外，没有一个王公拥有广大的权力。不过，在南印度则兴起了几个强盛的政权，如遮娄其人(其统治者打败了戒日王的进攻)、罗湿陀罗拘陀王朝和帕拉瓦人。
印度古代史之拉其普特时期
大约在7世纪北印度兴起了一种新的力量，即拉其普特人。他们在7~8世纪之后的印度历史中起了突出作用。从7世纪中叶直到12世纪末穆斯林征服北印度之间的历史时期常常被称为拉其普特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北印度政权都是拉其普特人建立的;南方的遮娄其人也是拉其普特人的一支。拉其普特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他们中特别重要的有瞿折罗-布罗蒂诃罗人、兆汉人和遮娄其人。各拉其普特王国之间混战不已，同时又激烈抵抗伊斯兰教力量对印度的侵略，以致拉其普特人常被认为是印度教的保卫者。阿拉伯人在8世纪初征服了印度西北部的信德，揭开了穆斯林入侵印度的序幕。
9~11世纪在南印度出现了几个强大的王国，如朱罗国(注辇)和潘地亚。其中朱罗国曾经侵入印度尼西亚诸岛屿。
印度古代史之伊斯兰时期
(1)德里苏丹国伊斯兰对印度的真正征服开始于11世纪，是由中亚的突厥人进行的。伽色尼王朝的苏丹马茂德入侵印度12次以上，在北印度造成严重破坏。伽色尼王朝在中亚的领土于1173年被其位于阿富汗的原附庸廓尔王朝吞并。廓尔王朝的统治者穆伊兹-乌德-丁•穆罕默德(廓尔的穆罕默德)在1192年的第二次德赖战役中 决定 性地击败了兆汉人;他留在印度的总督(出身奴隶)顾特卜-乌德-丁•艾伯克于1206年采用苏丹头衔统治被穆斯林征服的北印度地区，定都德里。此后直到莫卧儿帝国建立，北印度的历史即为德里苏丹国的历史。
德里苏丹国是由来自阿富汗的突厥人建立的穆斯林政权。先后有5个王朝在德里进行过统治：奴隶王朝，卡尔吉王朝，图格鲁克王朝，赛义德王朝和罗第王朝。不过，德里苏丹国并非统一了整个印度的帝国。除了在阿拉-乌德-丁•卡尔吉等极强大的苏丹统治时期，德里苏丹国充其量只是北印度的一个最大的王国。北印度的拉其普特人继续保有强大的力量，而南印度则几乎从未进入苏丹政权的版图。阿拉-乌德-丁•卡尔吉时期对德干地区的3次大举入侵使德干北部服从苏丹统治直到14世纪;菲罗兹•图格鲁克苏丹臣服了印度教王公统治的奥里萨。困扰苏丹的问题主要是叛乱和外部入侵。在整个德里苏丹国存在时期，叛乱和王室内讧层出不穷。各地的分立势头从未被有效遏止，几个著名的苏丹都曾镇压过大规模的叛乱。外部入侵的威胁开始主要是来自蒙古人，后来则是中亚的征服者帖木儿。帖木儿的可怕入侵终于使摇摇欲坠的苏丹政权彻底崩溃。德里苏丹国在帖木儿撤离之后不久解体，独立王国林立各地，虽然还有名义上的苏丹，但他们的权力几乎只限于德里和旁遮普。德里苏丹国时期，印度的穆斯林文化有了很大发展。许多苏丹执行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除了征收人头税之外并不对非穆斯林居民进行迫害。伊斯兰式的宏伟建筑在印度耸立起来，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建筑风格有时被称为德里风格。在文学上，产生了阿密尔•胡斯鲁这样的伟大诗人。突厥人也带来了一种有害制度：在宫廷和贵胄之家中流行的奴隶制。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乌尔都语在苏丹时代产生，以及罗第王朝末期出现了锡克教。
(2)莫卧儿帝国德里苏丹国瓦解造成的权力真空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新的穆斯林征服者很快在西北方出现。1526年，帖木儿的直系后代巴卑尔从中亚进入印度，在第一次帕尼帕特战役中击溃了罗第王朝的最后一个苏丹易卜拉欣•罗第。巴卑尔占领了德里并被尊为“印度斯坦的皇帝”。他继而在1527年击败拉其普特人，1529年又消灭了阿富汗人的残存力量。由巴卑尔建立的政权被称为莫卧儿帝国，意为“蒙古人的帝国”，因为巴卑尔的血统由母系可以上溯到成吉思汗。巴卑尔的统治只是莫卧儿帝国的肇始，他还未来得及巩固莫卧儿人在北印的地位便已去世。行政、司法和财政制度都没有建立;这些关键事物实际上是由莫卧儿人的敌人舍尔沙缔造的。舍尔沙是南比哈尔地区的阿富汗人首领，他在1540年打败并赶走了巴卑尔的继承人胡马雍，短暂地恢复了阿富汗人在印度的统治。舍尔沙的统治时期很短，但是却十分重要。他压服了孟加拉的叛乱，并把它分成19个小行政单位;征服瓜廖尔;打败了最强的拉其普特人领袖马尔德夫。在短短5年之内，几乎整个印度北部都被他征服了。在舍尔沙于1545年阵亡之前，他已经在北印建立了自上而下的行政制度，举行土地清丈以确定税制，并进行了货币改革。舍尔沙的统治事实上为莫卧儿帝国的最终建成铺平了道路。在舍尔沙死后，胡马雍得到波斯国王太美斯普一世的支持返回印度，不久夺回德里;但他在与主要敌人阿迪尔沙阿交锋之前突然死去，完成莫卧儿人伟业的任务归于其子阿克巴。阿克巴最强大的敌人是阿迪尔沙阿的印度教将军喜穆。喜穆利用胡马雍之死夺取阿格拉和德里，并自称为“超日王”，可能在印度复兴起一个印度教的王朝。阿克巴在1556年关键的第二次帕尼帕特战役中打败了喜穆，于是在印度再也没有可以与莫卧儿人抗衡的力量了。
阿克巴是莫卧儿帝国的真正建立人和最伟大的皇帝。他在漫长的统治期间征服了印度北部全境，并把帝国的版图第一次扩展到印度南方。由于对拉其普特人采取怀柔政策，大多数好战的拉其普特部族都归顺了帝国的统治。对异教的宽容是阿克巴的显著特点，他不仅免除了非穆斯林的人头税，还企图倡导一种融合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改革。以苏巴(省)为单位的全国行政制度形成了，印度教徒也被允许担任政府官员。阿克巴时代的印度是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阿克巴去世后，莫卧儿帝国先后由贾汉吉尔和沙阿•贾汉统治。这是两个才能较为逊色的统治者，沙阿•贾汉终于被自己的儿子奥朗则布推翻失去了皇位。
奥朗则布是莫卧儿王朝最重要但也最具争议的皇帝。他放弃了莫卧儿帝国初期尤其是阿克巴时代的宗教宽容政策，加强伊斯兰教的宗教地位，企图使印度完全伊斯兰化。奥朗则布恢复对非穆斯林征收人头税，将印度教徒逐出政府，并大举拆毁印度教庙宇与神像。这些短视的政策导致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与政府的矛盾突然尖锐起来，并很快演变成武装斗争。坚持自己信仰的锡克教徒和拉其普特人成为莫卧儿帝国公开的敌人;奥朗则布虽然多次打败他们，却无法彻底消灭其反抗力量。最危险的国内敌人是新兴的马拉塔人国家，它后来发展出可与莫卧儿帝国匹敌的 军事 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奥朗则布力图消灭他的政治对手，莫卧儿帝国帝国的疆域在他在位时扩张到最大限度。他长期驻留在德干指挥对该地区各穆斯林小国的征服，这些国家是16世纪初德干的伊斯兰教强国巴赫曼尼王朝分裂后形成的。其结果是奥朗则布取得了胜利，将德干地区并入帝国版图，成为印度南方的最高统治者。除了次大陆极南端和马拉塔王国以外，奥朗则布统一了整个印度。
奥朗则布去世后的莫卧儿帝国称为“后期莫卧儿”。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皇帝大都昏庸无能，马拉塔人愈战愈强，大有取莫卧儿而代之的趋势。但是，决定印度命运的因素是欧洲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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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著名的种姓制度，在吠陀时代前期即已形成。这是一种影响印度几千年的陈规陋习。种姓制度（又称族籍制度、四姓制度），即瓦尔纳（Varna）制度，这种制度起源于肤色，梵文“瓦尔纳”即肤色。入侵的雅利安人有着强烈的种族优越感，而鄙视当地的黑皮肤土著，称其为达塞人，即奴隶，于是发展起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最高贵的是婆罗门即僧侣，从事文化教育和祭祀活动；其次是刹帝利即武士，从事行政管理和打仗；第三是吠舍即平民、地主和商人；第四是首陀罗即达塞人，从事耕种和各种手工业劳动，地位低下。各种姓之间互不通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首陀罗之下又出现了贱民，即不可接触的人，从事的职业如刽子手、掘墓人、清道夫等。而且这一种族上的划分，不再与现实相符合。如今印度南部黑皮肤的婆罗门照样高贵，而北部某些地区白皮肤、灰眼睛的贱民照样低贱。
印度的种姓制度一直被世人所诟病，但是已经在印度当地延续上千年的种姓制度在一时间是无法改变的。而且这种种姓制度源于印度当地最为广泛的印度教，种姓制度将人们划分为4个等级，从高到低依次是婆罗门... ...
种姓制度的成因是雅利安人入侵者稳固自身政权的需求。最早在印定居的是达罗毗荼人，肤色黑。雅利安人是自中亚入侵的，肤色白。他们消灭了印最早的原生文明火种。为了稳固自身统治秩序，吠陀时代的入侵者以肤色（更为准确说法是血统）划分阶级，以宗教为背书，这就是种姓制度。由于种姓制度规定了各阶层适合的工种，这就使得社会分工完美地各司其职，每个行业父死子继，在封建时代有效保障了社会稳定，也益于社会生产经验一脉相承，熟练技工世家出现。但种姓制度无疑阻塞了下层人民升迁的通道，令社会阶层，贫富固化。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种姓制度亦违背了平等，民主，自由等印资产阶级施政纲领，违背人权，是彻底的封建糟粕。同时，种姓制度亦客观剥夺了低种姓者受教育权力，阻碍了印教育推广，以及后续生产力释放提升。并且，种姓制客观令现今印人民彼此割裂，甚至还出现了地方尾大不掉，中央管不着的奇异现象不利于印现代国家稳定。
种姓制度 是印度与其他南亚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体系。种姓制度以婆罗门为中心，划分出许多以职业为基础的内婚制群体，即种姓。各种姓依所居地区不同而划分成许多次种姓，这些次种姓内部再依所居聚落不同分成许多聚落种姓，这些聚落种姓最后再分成行不同行外婚制的氏族，如此层层相扣，整合成一套散布于整个印度次大陆的社会体系。因此，种姓制度涵盖印度社会绝大多数的群体，并与印度的社会体系、宇宙观、宗教与人际关系息息相关，可说是传统印度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与规范。种姓制度并非一套绝对的社会阶层，而是借由许多不同的标准建立起来的一套相对阶序，这些标准诸如：是否吃素、是否杀牛以及是否接触尸体等等……这些标准背后的核心概念是一套“洁净与不洁”的价值观，然而该价值观却受到实际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影响。为此，古代印度的婆罗门发展出一套称为“瓦尔那”的分类架构，作为解释并简化整个制度的方式。因此，这两套思维方式大致构成整个种姓制度的主要概念。种姓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职业世袭和内婚制。种姓之间界限森严，互相不能通婚、交往，不能共食、并坐。印度自古至今经历了集中社会形态，但种姓制度意志延续下来，成为其社会结果的重要组成部分。种姓制度在长期的演变中越来越复杂，出现了其他许多种姓和亚种姓。种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向成员提供了保护，但他制造种姓隔离，维护社会的不平等，对印度社会的发展和强盛起了消极的作用。
为了遏制恐怖主义活动、堵住漏洞、切断其资金来源、避免恐怖分子用摩托车行事、保障国家安全等原因。
目前国际形势 伊朗核问题开始的时候, 本来根本没有中国的事. 而且中国在伊朗的利益也不大, 仅仅是进口一些伊朗石油而已, 并没有石油开采权. 伊朗对中国也是不理不睬.而现在, 中国资本大举进入伊朗, 拥有伊朗石油的开采权, 这根本就是"火中取栗"嘛, 如果不是艺高人胆大, 有底气, 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偏偏往伊朗做大规模石油投资?! 日本敢吗? 法国德国英国敢吗? 印度敢吗? 中国原本就和伊朗问题无关, 现在突然大举投资而变成了利益相关者, 入庄做局, 没有程咬金的三板斧, 你敢去拦路打劫?!而日本在伊朗的开采权, 目前岌岌可危, 因为美国主子"很恼火". 可是日本"真的不想走", 因为宿敌中国一直在盯着日本手中的开采权. 从日本手把伊朗最肥的油田的开采权拿过来, 那中国可是赢双倍的(一消一涨就是双倍的变化). 这就要看日本和其主子讨价还价的结果如何了, 钓鱼岛军演的假新闻, 估计就是主仆间讨价还价的第一个结果.忽惊涛突然大力插手伊朗问题, 没有底气, 谁敢拦路抢劫美国?! 现在中国成功做了庄家. 如果没有一定的把握, 谁敢为了坐庄投入那幺大的资本去赌博(目前都是帐面资本)?! 忽惊涛的胆气可以排在毛之后了. 而且忽惊涛这次出访美国, 除了一通含糊不清的允诺, 美国人什幺也没有得到(纽约日报已经说了大家也应该看了). 其胆量确实非凡. 以忽惊涛谨慎认真的性格, 可以说, 中国的军事实力增长( 核武和常规军力), 一定是让人满意的.对美国而言, 中国就是伊朗核问题中半路杀出的程咬金. 让美国的行贿代价, 突然大增数倍. 美国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中国, 所以突然间中日东海冲突加剧, ***来个终统, 钓鱼岛军演假新闻, 美印来个核协议, 美日新安保条约, 人民币升值"压力"又来, 贸易逆差又"大幅加剧", 南海渔民被枪杀, 国内出现反改革的强大声音. 我就不信, 世间万物是独立不相干的.付费给你写另一半
根据国际媒体报道，尼日利亚正在考虑全国禁用摩托车，而禁用摩托车的原因就是为了反恐，同时为了达到反恐的目的禁止采矿活动。根据尼日利亚官方所发布的消息，尼日利亚国家安全委员会宣称，为了反恐目的，正在着手考虑全国范围内禁止使用摩托车和禁止采矿活动。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尼日利亚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这个国家治安相对比较混乱，常年都能发生一些重大的犯罪事件。而这个国家之所以要禁止使用摩托车，目的就是为了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恐，因为禁止使用摩托车那么就能降低人员的流入，这样利于尼日利亚国家安全期的排查。尼日利亚为了反恐由于尼日利亚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并且是这个国家的极端组织也非常之多，所以国家为了民众的安全着想要进行一系列的反恐活动，而为了不影响本次的防控行动，所以国家安全局在全国内发布了禁止使用摩托车的相关规定。要知道尼日利亚大部分的交通工具都是摩托车，四轮小汽车也相对较少，而且生活在尼日利亚的人们都是靠摩托车为生，这项政策的实施不知道当地民众的反应如何，不过当地民众为了自己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要遵从当地的政策。总结总的来说，尼日利亚宣布了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使用摩托车的这种规定是因为国家处于反恐的目的，毕竟尼日利亚这个国家的极端组织非常之多，这些极端组织常常发动一些暴乱，这样会造成国家不安定的因素，同时也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一定程度的伤害，所以尼日利亚这样做也是为了民众，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
9月15日上午，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新华社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马胜荣作题为《当前国际形势分析和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的主题演讲。 以下是演讲实录：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谢谢大家。我非常高兴参加2004年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参加会议的都是专家，对中国城市的发展肯定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建设性意见。我只是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在这里只能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与大家交流一些看法。 当前国际上热点很多，或多或少都与三年前发生的事件有关。近三年来，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促成这一变化的转折点就是2001年发生的美国恐怖袭击事件。可以这样说，事件中摧毁的是两栋楼，但这一事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最主要表现在美国的安全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美国认为他的威胁来自本土之外，现在看到了美国国内就存在着巨大威胁。因此，反对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安全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美国安全战略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到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变化。现在事件已经过去三年，但是恐怖活动并没有减少，尤其在俄罗斯，最近发生了一系列恐怖事件，最令世界震惊的是9月1日俄罗斯别斯兰市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这个事件有可能对今后的国际形势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下面我集中就恐怖主义目前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就此谈一下中国所面临的发展环境。 分析全球反恐形势首先要看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改变了世界格局。 3年前的事件有19名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飞机对纽约、华盛顿两个城市发动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袭击，几个小时造成3000多名无辜者丧生。这个事件对美国的影响最大，但是它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也绝不会是美国，它改变了冷战结束以来或者说扰乱了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大国关系随着事件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反恐成了最近三年来国际事务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如果用电脑语言来说，就成了最常用的关键词。反恐两个字也可以说成了最近在国际上比较时髦的词。在反恐旗号下，美国先后进行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对世界格局的改变也有很重要的影响。 三年后的今天，世界并没有因为反恐而变得更加安全。如果我们回顾8月底到9月上旬以来的短短十几天里发生的事件，我们就会感觉到新的恐怖主义浪潮又一次袭击了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最为严重的就是9月1日有一伙恐怖分子在俄罗斯南部的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占领了一所中学，将1300多名学生劫持为人质，在解救的过程当中，有300多人死亡，其中一半多是儿童。目前恐怖主义或者说恐怖分子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将他们的阵地转移到防范相对薄弱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展开活动。当然，也有在防范比较严密的地区展开活动的，最近的一些新闻报道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二，美国以反恐为纲，保证国内安全。 美国长期以来没有受到过外敌的袭击，在事件当中有了切肤之痛，袭击警告、恐怖主义、恐怖分子这些词汇在美国历史上一再频繁出现，在美国的百姓中一再传播。安全问题已经取代了发展经济、医疗福利和就业等国内问题，一跃成为美国布什政府的头等大事。美国政府和曾经受伤过的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敏感程度达到了其他国家无法想象的地步。 美国因为受到了袭击，成立了国土安全部，民航部门也实行了苛刻的安全检查。美国这些严厉的措施保证了美国国内在三年时间里没有受到大的袭击。美国对事件进行了反思，对遭受恐怖袭击的原因反思的更多。但事实上，这些反思没有占主导地位。在反恐的旗帜下，政府警察和情报机构的力量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加强，布什政府制定了爱国者法案，情报机构被赋于了更大的权力，对民众的窃听和调查不再需要象以往那样经过严格的审批，美国宪法所保证的言论、隐私和游行示威等自由受到了威胁。为了保证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纽约警方对民众的游行示威活动大加限制。同时美国在对待俘虏方面也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就连美国籍的囚犯也没有办法享受美国法律规定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他们不能见律师，也不能给家人打电话，甚至不能让陪审团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在美国反恐已经是布什政府近三年来的万能武器。 在最近的大选当中，布什又将美国三年没有发生过新的恐怖袭击渲染成自己政绩，借此来攻击在安全问题上缺乏优势的民主党对手。特别是布什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切尼，最近亲自出面对民众发出警告，选克里就等于选择危机。布什在任期内没有明显的政绩，但是他抓住了反恐这个旗帜，而且把共和党竞选提名大会提到了在前夕举行，这个决定使共和党的提名大会成为历史上离11月2日总统选举日时间最近的提名大会。改时间的目的就是唤醒人们对事件的痛苦回忆，打造布什铁腕总统的形象。布什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就是竞选下一届总统，认为他能够给美国人民带来安全。 在三周年纪念日之前，俄罗斯发生了人质事件，澳大利亚驻印尼使馆遭受到爆炸。这两次事件再次把不安和恐惧带给了美国民众，这在客观上可能会给布什竞选连任增加成功的砝码。根据美国广播公司以及华盛顿邮报的最新联合民意调查，目前布什在大选进程当中仍然领先克里，有希望获得选票数量要比克里高出9个百分点。在处理恐怖主义问题上，布什获得的支持率要比克里多22个百分点。 第三，美国把反恐战争引向国外，世界变得更不安全。 美国政府对外采取强硬的路线，以是否支持他反恐为标准划分敌友，并且抓住这个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了军事部署，不仅恢复了冷战结束以后曾经一度关闭的一些军事基地，而且在原属于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内，甚至领土内开辟了新的据点。只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美国军事在全世界的存在和影响力超过了它在冷战中用几十年时间所建立起来的规模。对于反恐领袖布什来说，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为他提供了一个－－用中国话来说－－就是"英雄用武之地"。 近三年来，美国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反恐战争，不过有很多观察家认为或者说事实也证明这一点，这些年的反恐几乎是越反恐，恐怖主义的活动越是频繁。虽然成规模的恐怖组织少了，但是零散的恐怖分子多了。美国受到的威胁小了，世界其他地区受到的袭击多了。拉登不露面了，可他大大小小的徒弟们冒出来了。 据不完全统计，事件后，发生在全球的严重恐怖事件有17起。在美国的严厉打击下，基地组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能力日益减退，但是基地的学员们将他们学到的恐怖知识和技能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更多不知名的企业组织应运而生，而且这些恐怖新生代具有更多的文化知识，他们懂电脑，会上网，手段也更加残忍，他们在欧洲、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区发动不少血腥袭击，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 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期间没有发生恐怖事件，有西方记者说，雅典奥运会只有故事，没有新闻。意思就是非常好，开得很成功，参加的人很多，开幕式很精彩，但是没有新闻，就没有他们所想的重大新闻，如果楼被炸、人被杀了，可能就有新闻了。但是宁可没有新闻，要有一个安全的奥运会，我想这也是世界各个国家愿意看到的。 这些恐怖主义活动使很多人对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政策产生疑虑，如果仅仅加强以军事打击来消灭恐怖主义，而无视恐怖主义蔓延的根源，不铲除滋生的土壤，那恐怖活动肯定是愈演愈烈。 第四，国际关系旧的格局已经打破，重组还在进行当中。 事件发生在美国，但是它的影响遍及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作出了一种选择，按照美国的原则就是非此即彼，要么支持美国，要么成为他的敌人。因此，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全球形成了各国联手打击恐怖组织这样一种非对称性的斗争态势。 我们怎么来看待现在的世界格局？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反恐是各国都在做的一件事情，这里有共同点，但同时各国也有各国的打算。美国有美国的打算，俄罗斯有俄罗斯的打算，特别是在最近俄罗斯发生恐怖袭击之后，俄军总参谋长提出先发制人。先发制人不光是对本国，对国外的一些有恐怖嫌疑的国家也要采取先发制人。 因此，我们在将来的反恐斗争当中要注意俄罗斯在这场斗争当中角色的变化。我们知道，美国在反恐斗争当中是采取双重标准，它根据它自己的利益来决定反恐策略。有的时候强调要坚决打击，有的时候又采取一些比较放任的态度，甚至是接触一些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实际上损害了全球联合反恐总的战线。最为明显的就是这次俄罗斯人质事件。在俄罗斯人质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就说，美国政府继续与所谓的“车臣异见人士”接触，并要对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的方式提出建议。 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恐怖事件，中国也面临着反恐问题。如何建立高效的预防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包括中国城市发展中所需要关注的问题。 国际形势有很多方面，除了反恐问题之外，强调两个问题。 第一，朝鲜核问题。这是世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也是中国非常关注的问题。朝鲜核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安全。我们希望能够和平解决，能够各方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使得朝鲜半岛能够保持稳定，这符合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 第二，中美关系问题。中美关系当中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具有爆炸性。台湾问题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台湾问题虽然不是一个国际问题，但它有非常大的国际因素。 总之，除了注意恐怖主义的问题之外，目前特别要关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朝鲜核问题，一个是中美关系问题。当然，中美关系问题还有一个经济问题。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都是比较密切的，如果双方关系比较好，合作得比较好，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对美国的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矛盾，特别是政治上的一些问题影响到了经济关系的发展。 就我国的发展环境而言，我简单的综合一下，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目前国际政治力量的架构和发展趋势有利于分散我国面临的战略压力，使我们避免处于各种国际矛盾的中心。 第二，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资金、技术等转让的现状，有利于我国发展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我常常说这么一个例子，在人家都已经做好席位的情况下，要挤出一个位子出来就比较困难，你首先坐了这个位子就比较好办。所以在考虑发展时要具有前瞻性。 第三，世界各国、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看好我们国家的发展前景和市场潜力，使我们在国际上增加了筹码。事情总是分两个方面，不利的方面肯定有，首先是美国把我们看作是潜在的战略对手，其次是“台独”的发展，特别要注意有可能发生重大“台独”事变。 第四，世界经济发展也有对我不利的一面，比如对于能源、矿产资源的争夺等等。 以上我结合反恐和中国的国际环境谈了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些看法，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巴以问题、伊拉克问题、欧盟扩大问题、世界经济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等等，都是世界上一些重要的问题，都是研究世界形势这些人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在这儿就不多讲了。今天谈的一些观点有很多方面是属于个人的看法，仅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
英国从中世纪末开始就走上了和其他欧洲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1215年6月15日，“无地王”约翰在贵族的胁迫下签署了《大宪章》，这份法案限制了国王的权限，并规定由二十五名大贵族组成的贵族会议可以否决国王的命令，王权和法律共同支撑着国家，而一些特殊情况下，王权要受法律的制约。《大宪章》在中世纪曾被三十多次重新申明，历代英王虽然都不遗余力地继续扩张王权，但都不敢忽视这份法案的力量。由于这份法案的确立，英国贵族和贵族会议获得了很大权力，形成了可以和王权匹敌、在关键时刻可以和王权争霸的强大势力，这就意味着国家政权的更替可以不许要一种新的力量的介入（即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依靠人民），而由贵族和王权的斗争完成。因此，才会出现了以资产阶级化贵族为首的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权为首的封建势力的斗争（1648——1688）。《大宪章》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共同决定了英国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君主立宪政体之下，因为贵族和君主一样享有超平民的特权，即使贵族被资产阶级化，也希望国家仍然是“人人不等”的国家，唯有这样才能保证贵族阶级世代享受的特权，如果像法国那样成立共和国，贵族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所以，贵族既要要求国王驯服，扩大自己的权利，又要极力保障王政这种政体的存在。君主立宪政体是最符合这种心理的政体，贵族可以依靠手中的资本成为最早的资本家，并以这种身份在议院呼风唤雨，而君主政体有保证了他们的后代享受世袭的权利。因此，当查理一世要求绝对的君主权利时，贵族们用武力战胜了国王（正是《大宪章》摧毁了君主权力至圣至高的神话），处死了国王（英国处死国王是有先例的，1587年苏格兰女王玛丽就曾在英格兰被法庭审判之后被处决），而克伦威尔建立护国公政体时，贵族们有支持相对温和的查理二世复辟，当詹姆斯二世胆敢挑战英国人的精神信仰，开始偏向天主教的专制统治时，1688年贵族发动的“光荣革命”又把这个国王赶下台，并且最终和玛丽二世、威廉三世合作，把君主立宪、议会执政的政体确定了下来。至于英国国君主为什么肯老老实实的做立宪君主，如果他们要求得到封建君主的权利，就会遭到人民和贵族的共同反对，而如果贵族想要剥夺君主的权利，就会直接剥夺他们自己的权利，因此贵族和君主是相互依存，互相扶持的，这也是君主立宪制可以在英国长期实行的原因。
1．研究近代英国宪政形成的意义英国近代以来的崛起和强大，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而其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宪政体制的形成与完善，无疑是其最重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支撑。近代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三权分立宪政体制国家，应该被看作是英国贡献给现代世界政治的最大制度创新。近代英国正是通过宪政体制创新引领时代潮流，并迅速崛起为欧洲强国、乃至世界强国的。从欧洲的历史来看，英国崛起时人口不过2000多万。英国先是在1588年消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接着又打败了“海上马车夫”荷兰，最终在18世纪后期的七年战争中打败法国，而成为世界霸主。并且，随着宪政体制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英国日渐成熟，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新技术开始不断涌现。1765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1768年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织机，1779年克莱普顿发明了走锭纺织机，1784年卡特莱特发明了动力纺织机，等等。而代表经济自由放任和市场经济成熟理论的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正是在1776年出版的。英国长达几百年的兴盛史，充分证明宪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可以说，英国所走过的宪政之路是成功的，经验是可贵的，对后世影响是巨大的。研究英国宪政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可以更好地认识近代英国的崛起，有助于提供线索，抓住根本。就其深远意义而言，近代英国宪政体制的形成与完善不仅是国家性的，更是世界性的。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宪政国家都是效仿英国宪政体制而走上宪政道路的。宪政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无疑是当今中国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而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些规律性联系。中国百年来宪政进程受阻，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的缺乏、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缺乏有效的平衡和相互尊重。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推进，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私人财产权利已经人宪，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已基本形成，从而为我国的宪政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结构基础和背景根基。当然，宪政在中国的实现，也离不开我们的理性自觉推动。这就需要对西方宪政的生成加强研究以丰富我们对宪政的认识。事实上，对宪政的认识和了解本身就是我们宪政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近代英国宪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历史考察，可以为我们认识和把握社会变迁时期制度变革、演进的机理提供一些借鉴和参照。我们在强调各国现代化的多样性、各民族发展的独特性的同时，也不应忽略现代化所内涵的普遍性和一般性规律。尽管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各异，但只要采取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奉行利益导向的市场经济，采用形式理性的非人格化官僚管理体制，那么社会治理就必然选择法治和宪政。在当下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宪法、宪政问题日益成为政治领域，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并且在日益推进的依法治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得到了清晰体现。毋庸讳言，现代政治体制与宪法、宪政有着直接联系，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是宪政问题。为此，对宪政主义进行追根溯源，以便为我们的宪政发展提供一定的知识和理论储备，就显得极为必要。英国是宪政“母国”，当然也就成为宪政研究躲不开、绕不过的重要一环。对近代英国宪政形成、发展的动因、过程和特征给予历史性的考察与思索，并上升到规律性认识，对于正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正在走向宪政的中国有着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当然，我们更多地是要从近代英国宪政的形成和发展中寻求经验而非样板，寻求灵感而非模式。2．近代英国宪政形成的特点长期以来，英国宪政的形成与发展一直是中、西方学术界乐此不疲的研究领域。然而，由于英国宪政发展未曾中断的连续性，使得英国宪政的形成和发展烙有更多的传统痕迹。故而对英国中世纪宪政与近代宪政的联系和区别，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将中世纪英国宪政与近代英国宪政等同。事实上，从17世纪开始，近代英国的宪政体制及其价值观念与中世纪的宪政体制及其价值观念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对此，霍布斯鲍姆强调：“这种对激烈对抗的回避，这种对新瓶贴上旧标签的偏爱，是不应与无所变革混为一谈的。”中世纪至近代，英国的宪政发展分为前后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首先是中世纪等级制混合政体，然后通过近代宪政革命，建立起成熟稳固的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政体。英国从中世纪的《自由大宪章》开始，由于封建地方贵族、城市与王权的对立、冲突，在封建制度下开创了英国宪政的传统，创立了封建制混合政体。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强大，社会冲突逐渐转变为地方贵族与国王、市民阶级之间的冲突。封建制度不利于集权国家的发展，而商品货币经济的健康发展又离不开庞大集权国家的保护。由庞大中央集权国家保护，可以加快资源的交易速度，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同时，国家的悖论也被提了出来，拥有一个强大而权力有限的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国家过于软弱，无法保证契约的实施与产权的安全，交换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将非常有限。但是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强大的政府虽然能够保护产权，但是也会因为国家权力的强大对契约与产权造成威胁。所以，自由市场制度的发展必须伴随制约政府行为的制度的建立。绝对主义国家只能从道德上尊重和保障产权，但在制度上却无法真正有效尊重和保障产权。17世纪英国率先建立了三权分立宪政体制，开始用分权的手段，来解决国家作用的“本质两难”。这时分权的社会等级色彩逐渐淡化，职能色彩逐渐增强。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建立的议会主权和普通法院司法独立都限制了王权对私人财产的随意侵犯，确保国家制度内部存在制约与平衡，使国家在积极有效地发挥它应起的作用的同时，无法滥用权力。宪政对公共权力不是否定，而只是限制。通过三权分立宪政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近代英国形成了一个权力强大而又有限的政府，并为1780年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产权保护这一关键性基础。可以说。近代英国是伴随着对私人财产权利保护而崛起的。3．研究近代英国宪政形成的方法目前，宪法学界，存在着形上论与实在论、先验论与经验论、自然法主义与法律实证主义、重主观与重客观等各方面的理论分野，从而导致了对宪政的不同定义。宪法学界对宪政的定义纷繁复杂、众说纷纭，其根源在于对宪政的认识缺乏一个同一的话语背景。以至于在不同的语境中宪政呈现出不同的含义，造成了宪政这一概念使用的混乱，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在不同的语境中宪政有着不同的指向。事实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脱离宪政形成的历史语境研究宪政的产物：人们在研究宪政时，总习惯于把它的发展历史看成好像只有从属和次要的意义，甚至确信宪政可以离开它的历史来进行考察和理解。结果造成对宪政的研究，分析演绎性的方法多，而事实描述性的方法少。演绎分析性的方法大都将宪政的形成建立在逻辑推演的基础上，由于缺乏历史考据，其结论难免缺乏事实的生动与历史的厚重，甚至会出现断论失据之辞。事实上，宪政的形成、发展、变革是与社会生活、社会发展存在内在关联的，我们不应将其与它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分离开来研究。对于宪政的发展及其价值观念的变化，如果离开它所赖以存在和发生变化的背景条件，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以宪政之“定义”解说宪政，只是回答了“什么是宪政”的问题，却无法回答。宪政是什么”。搞清楚宪政是怎样产生的，事实上比弄清宪政的定义更重要。因而，研究近代英国宪政的形成离不开历史学方法，离不开历史视野和背景，这就需要引入历史学方法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英国宪政研究，引入历史学与法学交叉学科研究也是具有可行性的。历史学，法学只是为了研究方便而进行的一种人为学科划分，二者的隔阂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无论是历史学、还是法学，它们所面对的都是同样一个人类社会的现实和历史，将它们区别开来的只不过是研究重点、研究方法和所用理论有所差别罢了。因而，在研究领域上出现交叉或者重叠是正常的。并且，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通过历史发生学的逻辑梳理，可以引领我们超越浮面的表象，进入到更为深层的生成机制中去。作为过程描述的历史学，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它是法学家的一个基本理论素养。正如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所强调的，“法学家必当具备两种不可或缺的素质，即历史素养，以确凿把握每一时代与每一法律形式的特性；系统眼光，在与事物整体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中，即是说，仅在其真实而自然的关系中，省察每一概念与规则”。由于缺失历史的背景和视野，长期以来对英国宪政的研究多是平面拓展，而缺乏深度挖掘；多囿于表层，总还是悬浮在波谷浪尖。而不知道宪政之河的深水处究竟涌动着什么力量，才形成了水面上那可见的波峰。通过历史深层描述可以还近代英国宪政形成以来的历史本来面目，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近代英国宪政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以便从中抽象出宪政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宪政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不在历史之外，而在历史之中。投有宪政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宪政理论的研究也就失去了依据和支撑。目前，关于英国的宪政理论之所以迟迟难以取得较大进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宪政史研究的滞后。可以说，投有一套符合历史发展真实的描述性宪政史著作，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分析性宪政学说，更不可能谈高水平的宪政理论。因为，“知其所以然”是建立在“知其然”的基础上。所以要在宪政史与宪政理论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只有将历史叙述与理论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到观点的真实与深刻。有说服力的英国宪政理论，只能是建立在对英国宪政史进行直接而持续的思考基础上。英吉利民族于中世纪王权与贵族的对抗冲突中孕育萌芽的自由传统，经过几百年的缓渐生长，在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商业革命等新事件及新精神的滋养之下，渐渐根深叶茂，终于因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而开出了宪政之花，结出了自由之果。宪政的思想与制度宣示着人类政治意识的觉醒，启示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三个世纪以来，尤其在经历了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政治的劫难之后，宪政之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样式已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宪政的主要制度与观念起源于英国。议会制、责任内阁制、政党制、文官制等宪政制度首先在英国产生，宪法的财产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分权制衡和有限政府原则、法治原则都从英国的行宪经验中得来。在行宪历程中，英国孕育和生长了宪政制度和自由精神。宪政制度与自由精神的相互作用，社会史与思想史的互动使英国在经历传统与变革的巨大冲突之后，以演化与渐进的方式成功地从中世纪政治制度转变到近代的君主立宪制度，避免了激进与革命的社会变革，率先步入近代社会，创造了富有英国经验主义特色的英国宪政模式。所谓宪政，简而言之，即是有限政府。宪政的核心内容是限制与约束国家权力，确立与保护公民权利与自由。正是在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之中，公民权利获得保障，政治自由得以实现，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得以确立。而对于权力的警惕与防范根源于对于自由价值的珍视，所以权利和自由高于和先于权力。英国的宪政道路是自然演化和渐进改革的道路。英国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从君主制政治转向现代政治，实现宪政的道路是在社会力量的冲突与和谐的动态平衡中，通过持续不断的渐进、稳健的社会改革而实现的。英国从中世纪的《自由大宪章》开始，就由于贵族与王权的对立、冲突而开创了英国自由的传统，这样一种传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兴起，冲突转变为贵族、国王与中产阶级、国会的对立，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以光荣革命成功实现君主制与宪政的调和，传统政治形式与现代政治精神的结合而告终，光荣革命成为英国历史的最后一次革命，它奠定了英国式渐进道路的基础。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工人阶级逐渐成长为独立、完整的政治力量而与工业家集团形成两种对立的社会力量，民主化成为十九世纪政治变革的主题。在社会变革的潮流中，政治家审时度势，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使英国民主化的进程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避免了法国革命式的代价。二十世纪英国的宪政改革同样是致力于渐进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而拒绝欧陆盛极一时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费边社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冲突的妥协方案是建立“福利国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英国避免了法西斯主义等极权主义的惨痛代价。
摘 要：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关键词：宗教公共性；中国传统宗教；当代中国宗教 Abstract：Religion is not hollow but substantial，as an organization to link social this sense，no religion is private or publicity of religion is emphasized here to draw religious groups' notice to public affairs in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to emphasize 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world of social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nvironments of existence，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differ i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status quo，China will not tend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ng state with a “public”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the best policy is mutually adapting，sharing woe and weal and harmoniously getting along. Key Words：publicity of religion；traditional Chinese church；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当前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非常热烈。笔者认为，诸如此论的名称皆是处于不同语境下的思想者为了强调某个具体对象(宗教、哲学、神学)之某种性质(公共性)所使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在特定语境下有其具体的内涵及意义，不能到处套用，而应分析其适用性和限度。 一、公共性与宗教的公共性 对“公共性”和“宗教的公共性”进行反思，首先使笔者联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故事。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在一起讨论哲学。柏拉图鼓吹他的“型相论”(理念论)，并使用了“桌子性”(tablehood)和“杯子性”(cuphood)这样的名词。第欧根尼说：“柏拉图，我可以看到桌子和杯子，但我看不到你的桌子性和杯子性。”柏拉图则说：“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可见的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却没有可以用来识别桌子和杯子的本质的理智。”[1]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肯定事物性质的实在，并进而认定事物的性质有独立存在的地位；而第欧根尼否定事物性质的独立自存。我们可以评价说，柏拉图的睿智穿透了事物的表面，达到了对事物性质的一般性认识，但他将事物的性质视为独立自存则是错误的；而第欧根尼认为事物的性质不可能有像实体那样的独立存在，这是对的，但他要是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达到一般性的认识，那么这是错的。 现今学界对“公共性”这个概念的解释相对明晰，而在理解“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时若不联系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就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因为，这世上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完全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又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不能在特殊意义上给自己冠上公共之名，或称自己为公共的呢?重要的不是一般地判断宗教、哲学或神学有无公共性，而在于联系具体对象，判断它在什么范围内、什么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我们在英文辞典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publicity是形容词public的名词形式。Public的释义有两大类，第一大类：(1) 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2) 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3) 从事公共事务、群众娱乐活动、社会服务的。第二大类：(1) 向大众公开的；(2) 众所周知的。[2]我们要注意的是，publicity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它的所指仍旧是事物、对象的某种性质，而不是某种事物和对象。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就此而言，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像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等原则的确立使得宗教团体变得私人化或个人化，乃至于使人们生出这样的幻像——可以有完全私人的宗教或者完全私人的神学。然而，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所谓宗教、哲学、神学的私人化(个人化)只是表示其公共性的削弱，或公共程度的压缩，而非完全丧失。 一般说来，使用公共性字眼的学者想要倡导扩大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但正因为公共性的概念太一般了，乃至于我们必须将它与具体的对象联系起来，方能判断这样的倡导有何意义，而在这里，在何种领域中扩大公共性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不同场景下一般性地倡导宗教公共性的扩大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 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强调基督教及其教会具有的公共性，教会(ecclesia)的本义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open assembly)，原本就含有“公共”的意思。启蒙时期以前，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基督教的公共性达到极致，而人民的公共生活受到教会的统治和支配，在教会建制(church institution)中私化(privatised)了。默茨在分析基督教传统的私化时把启蒙时期的教会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视为基督教目前所处困境的根源。他说：“区别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有价值的，但似乎并不能弥补基督教所丧失的公共地位与角色。”[3 ] 新教神学家弗勒斯德尔(Duncan )探讨建立一门公共神学的可能性。他说：“公共神学是一门讨论有关神的神学，它具有指向公共可共享之真理，并参与公共讨论及见证那真理对世上所发生的事之正当性及关怀今日人民与社会所面对的严峻问题。它从所受托的传统提供坚定的信念、挑战和见解，而非寻求共同的表述或重述每人的说法。”[4]这样的呼吁有其特殊用意，其主旨无非是要神学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的改革与建设。 在我看来，这些倡导呼吁公共性的学者们用来解释公共性的那些概念更加值得注意。例如，潘兰特(Raymond Plant)力陈神学本身的公共性，并指出明了神学公共性的关键在于对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理解。他说：“一般与个别的张力位于政治神学的核心。神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学科，试图寻求达到某些一般的关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和行为的真理。而另一方面，政治的社团，他们的信仰和价值是非常专门的和个别的。神的本性(至少在古典有神论中)可以被认为是无时间的，无变化的，而政治总是涉及具体的社团在特定的时间和在特定的地点的生活方式。”[5]17他又说：“神学……怎么能够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呢?政治完全是在一个充满差异的领域中形成的，在其中，不同国家、种族、性别、群体的成员有着不同的、相互之间并不和谐的利益和目标，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得到不同的解释和拥有不同先后秩序。”[5]18这种意思在莫尔特曼那里说得更清楚。他说：“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就使它成为一种公共的神学。它涉及社会的公共事务。它在对基督的期盼的光明中思考什么是神的王国的普遍关怀。”“公共神学不得不与神学的公共相关性发生关系，这种相关性处于基督徒身份的核心处，它关心的是神国莅临在人类历史的公共世界中。”“没有公众的关联性就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反过来说，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就没有公众的关联性。”[6]可见，强调神学的公共性就是强调神学主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就是宗教信仰的公共关联性。 总而言之，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是对传统宗教、哲学、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文化多样化和生活世界科技化的处境中建构或重建宗教、哲学、神学的尝试。二、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性 西方学术界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界有影响。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异，但并不大，而且这些差异的产生并非语词本身引起的混乱，而是由中外学者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所引起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西差距之缩小，这些理解上的差异将会削弱，不会阻碍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 在现代汉语中，“公共性”一词译自英语publicity。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词法上的最大差别就是喜用双字词，少用单字词。与现代汉语词“公共”最接近的古汉语词是“公”。它作为形容词时的现代释义主要有：(1) 公正；(2) 公有(共有)；(3) 公开。[7] 中国先秦时代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家、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公平、公正。第一层含义是最主要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就是当然的宗教领袖，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政治统治领域)。 中国古人对宗教的理解也体现出“公”的意思。“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礼”亦与今日“宗教”之内涵重合，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神道设教”更是反映了统治阶级或社会圣贤对宗教公共性的关注。“天”具有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天帝”、“天命”、“天意”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正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是“公”的起源。“天”是至善、至公、至大。“公”作为公平的准则而演变为公共、公益、公道、公正。天命就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 这样一种“公”的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又是社会行为规范；既是宇宙秩序，又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又是宗教崇拜。在这样一种模式的制约下，宗教被纳入公共政治的领域，直接成为统治架构中的组成部分。宗教是一种权力或资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相对于“公”的宗教，那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祭拜私鬼、私建庙宇、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等，被列为公共性的对立面，称之为“私”。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政治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偏狭。[8] 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中国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公”的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用于不同的对象，则派生出多项语义，例如公安、公案、公报、公布、公差、公产、公道、公德、公断、公法、公房、公费、公愤、公告、公海、公函、公家、公开、公款、公理、公立、公例、公粮、公路、公墓、公判、公平、公仆、公然、公审、公事、公诉、公堂、公文、公务、公物、公休、公议、公益、公用、公寓、公园、公约、公债、公正、公职，等等。“公”几乎可以添加于任何“在者”，而无论其是实体，还是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上述辨析表明：西方的“公共”概念和中国古代“公”的概念的含义并不完全对称，但经过长期的交流和发展，现代汉语有足够的表达手段转述publicity的各种含义，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9]相反，倒是这些语词的使用者若是不明了其所指对象的性质，加以滥用或乱用，那么倒是令人困惑的。 三、当代中国宗教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就“公”的主要意义而言，中国的传统宗教并不缺乏公共性，但具体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公共性有程度上的差异。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公”字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宗教的公共性的存在及其表达形式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简要地说来就是大一统的“公”(官)变成分层次的“公”，原先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弱化，公共空间逐步增大。 新中国建国初期，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宗教团体能够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得到初步呈现。宗教事务具有了公共、公开等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注：《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这样的公共性成了宗教在中国社会合法存在的标志和必要条件。 在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宗教的教化功能不再泛化，无所限制，并以社会团体的身份结束了传统公共宗教的发展模式。政府、宗教团体、个人信仰之间的界限得到明确，进而政府与宗教团体各自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得到明确，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10]在这样的宗教制度变迁中，私人信仰取得法律的保障，而宗教团体则消除政府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团体。 这样的社会化将是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中国宗教由此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这样的发展趋势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性(政治性、官性)而言，是私化了，但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公共性(社会性)而言，则是公共化了。政府对宗教由控制转变为依法管理，而宗教团体则自治自理，非行政、非营利、非市场，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任何一种宗教要想正常地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这就需要宗教团体思考把自己的力量主要用于何处。方立天教授指出中国宗教要走文化宗教之路。他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发挥中国宗教文化内在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对中国宗教的要求、时代对中国宗教的要求；同时，这也为中国宗教开辟了广阔的、健康的、良性的发展道路。”[11]我相信，这条路将给中国宗教带来更多的公共性。
试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论文摘要：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辛亥革命；权力制衡；宪政意识 所谓宪政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政的知识、态度、评价、期望以及由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宪政心理等。诚然，一个国家能否实行宪政，最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但国民宪政意识的强弱对宪政建设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宪政意识是实行宪政的先导，它制约着国家宪政模式的构造与变迁。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剖析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一、国民对宪政的认同度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建立西方式的宪政体制上。1903年，《政法学报》发表的《立宪论》一文认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关系国家兴亡。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局，更加点燃了中国有识之士“宪政救国”的希望之火。他们认为，日胜俄败是专制国败于立宪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已预感到，爱新觉罗的皇祚已经是惨灯将灭了，要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治道——专制、人治已无回天之力，唯一的选择是走宪政之路，这样，立宪则存，不立宪则亡成为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最强音。张钟瑞的《土尔基立宪说》一文断言：“日本之兴也，兴于宪政；印度、缅甸、安南、朝鲜之亡也，亡于不知宪政为何物。”庆芳预言：“盖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未有不立宪国家能存在者。”人们认为，由一人政体向数人政体，由独裁政治向立宪政治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日俄战争后，“数年以来，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敷陈，下则报章之论列，莫不以此为请。”“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呼号于海内外日：立宪!立宪!!立宪!!!” 有人甚至过分乐观地估计：“国会一开，四海归心，国是大定，人人沐宪政之福矣。”可见，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当时对宪政建设倾注了很大热情和寄予厚望。 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先驱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同时，热情讴歌和赞扬民主宪政。梁启超于1902年撰文指出：“专制政体，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因此，“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代替专制政体为“理势所必至”，谁想阻挡这一历史潮流，“譬犹以卵击石，以螳挡车，多见其不知量而已”，他自信乐观地预言：“吾国民终归有脱离专制苦海之一日。”他警告清朝统治者，应及早放弃专制统治，实施宪政。因“时势可顺不可逆，机会可先不可后。”他号召国民“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觉民于1906年在《东方杂志》第二期发表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揭示了专制和宪政的本质区别。他说：“专制者君主之护符，而宪政则人民之甲胄也”。在专制制度下，“专制之君袭万乘之尊，挟雷霆之威，以侵人民自由而夺人民之权利。”在宪政体制下，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君民共同遵守宪法，从而，有效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白坚说：“立宪政治”是“国民政治”， “立宪之事业，为发达民权自由之事业”， “民权自由，立宪政治之真精神”。林懈《在政治之因果关系论》一文中，从人治和法治的角度出发区分专制和宪政。“专制任人，立宪任法。”专制制度的人治统治，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出现仁君圣主身上，而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因此，在专制社会，“治国少而乱国多”；再从西方宪政国家的经验看，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也必须断然抛弃专制、人治，实施宪政。如何实现由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转变呢?汉驹认为，想“开拓平民政治”，必须首先打倒“寡人政治”，要建设法制国，必须“先破专制国”。觉民也认为，“宪政者，必由人民之要求而后得，非君主之所肯施舍也”。汪精卫则指出：“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立宪者，当望之国民，不当望之君主。”梁启超则将中国由专制制度向宪政政体转变的希望寄托在以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认清世界大势，自动实施宪政上。 当近代中国刚刚迈进20世纪的门槛之时，宪政思潮主导了中国思想界。公共舆论鼓吹宪政，众多学者潜心研究和撰文宣传宪政，立宪派多次请愿，督促清政府早行宪政，清政府最后也被迫允诺预备立宪。似乎中国人对宪政的认同已达到一个相当高度。如果说，在宪政优于人治、专制这一点上，思想界和知识界先进分子基本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在对宪政理解和认同上，不仅一般民众，就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势力——立宪派和革命派尚存很大差异。 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商人是中国宪政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宪政意识最强、鼓吹宪政最力、研究宪政最深的两个阶层。如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大量宣传和研究西方宪政的文章。这两个阶层对西方宪政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他们为鼓吹宪政不遗余力，绝大多数成员对宪政在心理上有较大的认同、忠诚以及较高的信任，但立宪派以官员和学者为骨干，大多数旧学功底深厚，久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熏陶，立言必称孔孟，很大一部分人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虽认同了宪政，但宪政意识尚未在其思想深处牢牢扎根，因为，从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完成。甚至极少数人把宪政作为自己步入仕途或在官场平步青云的政治工具，当时有人就尖锐地指出：“今日国会为宦途之滥觞。” 革命派认为，当务之急是革命而非立宪，因此，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上，努力培养国民对革命的认同意识。在宪政领域，则主要集中火力批判立宪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对宪政本身的研究和宣传用力不够，虽然提出了民主宪政主张，但对革命成功后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模式和构造缺乏深入、理性、成熟的思考。 至如一般民众，面对一场场丧权辱国的战争，一张张割地赔款、屈辱求存的条约，以及战祸、贫穷的威胁，他们亟盼来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倾覆清朝，改变自己的悲惨生存状况。他们能成为旧制度“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他们的政治意识本能地倾向于革命，至如宪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与之在1907年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描绘了当时的情况：“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人民应之者卒鲜”，“人民不知立宪为何物，恐中国之大，对于宪政能理解者“寥寥无几”至如认同，更无从谈起。 二、知识界的宪法观念 宪政思想和制度皆出自西方，中国宪政理念源于输入，中国立宪也始于模仿，因此，中国国民宪法观念的养成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大量译介西方宪法和鼓吹西方宪政。 辛亥革命前，宪政思潮勃兴，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先驱者潜心研读西宪，撰文宣传和介绍西宪，从而把中国国民对宪政、宪法认识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所周知，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无不信奉人民是主权者，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根本体现就是由人民制宪和修宪。晚清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已明确提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汪精卫1905年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倡言：“宪法者，国民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荪楼在1910年撰写的《宪法大纲刍议》一文更明确指出：“宪法即国民权利所创，而非宪法畀国民以权利也”，是则“由国民主权以孕育宪法，非由宪法发生国民主权”。宪政与专制、人治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宪政推崇宪法的至．上权威。国民对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是衡量一国国民宪政观念强弱的重要标准。李庆芳1908年发表的《中国国会议》一文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称基本法，因为在宪法之中，“可以生长出无数之法”。荪楼对宪法地位的认识比李庆芳更深一层。他指出：“宪法为国家最强有力之法规”，“定国权之组织及行动大原则”，是“一国法治之准则”，其他“一切章程皆孕育于其内”。宪法的作用也是当时思想界、知识界先进分子宣传和研讨的重点。汪精卫1910年在《民报》第25、26期发表《论革命的趋势》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宪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依归。他认为，若宪法出于“限制君权之目的”，使君主与人民权利义务皆定于宪法，用宪法制约君权，则宪政可成。若宪法把巩固君权作为根本宗旨，宪法不仅不能限制君主作恶，反而会成为君主作恶的藏身地和屏蔽所，这样，“则君主之为恶，比专制之时将益肆”。可见，限制君权还是保障民权是专制之法和立宪之法最根本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荪楼尖锐批评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悖正义，昧法理，反事实”，其实质是保障君主之大权。 综上所述，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先驱者已经明确指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宪法是国民公意的体现，是国家的根本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宪法限制政府权力这一主要功能，并从法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初步阐释。但必须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实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宪法观念的蛛丝马迹，这就使当时研究、倡导、鼓吹宪政思想的先驱者，只能把目光完全投向西方政治文化，对西方宪法理念进行宣传和介绍，因此，他们的宪法思想模仿多于创造，移植多于创新，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一些现在看来仍不失为先进的宪法观念；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短，只能对西方宪政学说生吞活剥，特别是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漫长、民主法制传统薄弱的东方大国创制宪法，缺乏成熟的思考。特别是对军队在宪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活动范围这个关系宪政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尚未发现有人论及。至如绝大多数国民，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不知立宪为何物”。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慨叹：“使我民昏然冥然，仍以服从命令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不敢越黑暗地狱一步也，则何从而有要求宪法、拥护宪法、享受宪法之能力!”对于他们来说，虽反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但他们仍象往常一样，企盼好朝廷和好皇帝出现，用人治之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知识界的权利意识 公民权利意识是宪政赖以建立的重要思想条件。专制、人治建立在义务本位基础上，其核心是培养公民对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服从、甚至盲从的政治意识。宪政是全体国民参与的政治，需要塑造具有权利意识的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和抉择的合格国民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奉行的愚民政策使国民养成了安分、柔顺、服从的性格，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仁君圣主身上。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 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传入中国，权利思想也随着思想界先驱者的鼓吹而逐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了解和认同。康有为第一次明确喊出“人有自由之权”，“人有自主之权”，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声”的严复竭力宣扬天赋人权。梁启超倡导“民权救国论”，他大声疾呼：“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总的看来，在戊戌变法失败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主要宣传民权对国家兴亡的极端重要性，而对权利概念本身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也没有从宪政这一制度层面来认识和思考国民权利问题。二十世纪初，随着宪政运动的勃兴，权利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国民报)1901年第2期发表的《论国民》一文指出：“何谓权利?日：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又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说国民》一文把是否具有权利意识看成国民和奴隶的根本区别。该文指出：“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国民尚独立”。康有为把能否培养合格公民提到国家存亡高度，他在1902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一文明确指出：“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梁启超则把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思想看成国家富强的根本。他说：“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国民无权利思想的国家犹如无根之树，必亡无疑。”国民的权利既然是立国之本，因此，神圣不可侵犯，“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也不能拱手让与他人，若君主、贵族、外人侵害它，必须坚决维护和捍卫它。 宪政需要一大批合格国民，而培养具有权利意识的国民有赖全社会共同努力。雨尘子1903年在《新民丛报》第28期《近世欧人三大主义》一文中精辟指出：不知主张权利的国民是“无能的国民”，而无能的国民，是不可能制定宪法、开议会、享受自由幸福的。中国国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令思想界的先驱者忧心如焚，梁启超强烈呼吁：全社会都要把培养国民权利意识放在首位。“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为教育家者，为养成权利意识为第一要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农、工、商、男女“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在辛亥革命前宣传权利思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讴歌和赞美西方宪政国家的民权保障制度，以唤起中国国民的权利意识。如梁启超曾赞美英国道：“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思想之敏锐，即英人所以立国之大原也”。他们充分肯定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倡导的“多数人的权利”，高度评价西方国家宪法对多数人权利的有效保障，已初步认识到保障多数人的权利是民主宪政的实质。 辛亥革命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有人已明确认识到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意识是立国之本和实施宪政的关键，有些论者对权利这一政治学和法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深刻和精辟之见解。 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国，不仅漫长的封建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排斥宪政，而且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主义和义务本位也排斥宪政，这一切，阻碍着占全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和城市市民权利意识的产生和成长。维新时期大力倡导民权，辛亥革命前为宪政奔走呼号的梁启超当时曾发出感叹：“吾见地球千五兆生灵中，其权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国人若者也。”1906年，他指出，能否正确运用选举权是宪政的关键。由于中国国民政治上的幼稚，他担心有人或将选举权视若“弁髦”，随意放弃，或受贿赂胁迫，在投票时违背自由意志，或在选举中用武力手段不正当竞争，或选出的议员不代表人民意志，只为私人和地方小局部谋利，危及中国宪政的实施。觉民在《论立宪与教育关系》一文指出，中国国民最大多数不仅不熟悉法律之学，而且对“国与民之关系，亦多茫然不知”。当时日本舆论也曾指出：“中国人民之泰半，于一己之权利利益殆无所知，而冷漠茫然。”总之，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处于“不知何物为权，何物为度”。政治思想非常薄弱，政治能力非常幼稚，政治知识非常缺乏，几乎处于无权利意识状态。如1909年咨议局选举，投票选民平均只有0．4％。 四、权利制衡思想 宪政即“限政”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民主政治观念。美国著名宪法学家麦基尔恩指出：“宪政意味着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它的反面是专制统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分权制衡思想。“一国之主权一人握之，万般政务一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皇帝是，政治之目的则皇帝之幸福是。”君主始终掌握最高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法自君出”、“朕即法律”被视为万古不变的定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君权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近代以来，西方分权制衡学说传入中国。随着晚请宪政思潮的蓬勃兴起，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已从纯粹的理论研究、介绍、宣传转向理论研究、宣传鼓动与政治实践两者相结合的新阶段。他们一方面撰文积极宣传英、美、法等国的分权制衡学说，另一方面深入思考在中国未来宪政体制的构建中如何体现分权制衡原则。权力分割以及职能分离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是宪政和专制、人治在政府体制设置方面的根本区别。辛亥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明确认识到分权对宪政的重要性。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指出，从国家机关的设置看，“专制则以一机关用事，而无他机关与之分权；立宪则其机关为统一的分科，立于分功之地位。” 他们认为，中国立宪政府应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国会是宪政体制的中枢机构，责任内阁替国会负责。吕志伊在《国会问题之真相》一文中阐述了国会在宪政体制中的核心地位。他说：“议会政治者何?谓以国会为国家政治之中坚也，国家活动之心髓也。”梁启超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遍考西方主要国家国会的职权和功能，提出国会应拥有以下权力：(一)参预改正宪法之权。(二)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三)议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四)事后承诺之权。(五)质问政府之权。(六)上奏、弹劾之权。(七)受理请愿之权。国会是宪政体制中“枢纽之枢纽”。李庆芳特别强调国会对政府的监督权。他指出：“国会为监督政府之机关，它是国民参政权汇萃之中心点，代表国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明确指出：资政院是“专制政体的议政机关”，国会是“立宪政体的监督机关"立宪派把督促清政府速开国会作为宪政的首要目标，并举行了三次大请愿。在他们看来，是否设立国会是实施宪政还是仍搞专制、人治的首要标尺。梁启超明确指出：“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谓之不筹办宪政。” 国民对政府的监督是制约政府权力误用和滥用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在强调国会对政府监督的同时，十分重视国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李庆芳深刻指出：“国民为母，政府为子；国民为主，政府为仆。”梁启超也认为：“政府受国民之委托，受国民之雇佣”，政府为国民服务受国民监督是天经地义的。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他指出：报馆为“代表国民发公意以公言者”，监督政府、教导国民是其两大天职。“对政府，当如严父之责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儿谏”。国民之所以不能放弃监督政府的权力，是为了有效防止政府的权力误用、滥用，侵犯国民权利。 辛亥革命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基本上认识和理解了西方分权制衡思想，并运用分权制衡理论粗线条地勾画出中国宪政体制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了以立法权为中心的政府权力主从式构造理论。这些宪政思想，是中国民主政治思想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成果，对中国当代民主宪政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晚清朝臣中的官僚知识分子对宪政心存矛盾心理，在宪政思潮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他们被迫附和，但对代议政府“知识尚薄弱”，对国会内容，也“懵懵惚惚”，而且害怕开国会后，官位不保，或虽保官位，但受宪政体制束缚，不像旧体制中任职自由，内心极端厌恶宪政，但不敢明目张胆反对，只能采取“暗默反对”。至如一般农民和市民，由于几千年“皆处于专制制度之下，为市民者以为分不当预闻国事，一旦闻国会之名，尚不解为何物，安辩其权限之何如!” 从总体看，辛亥革命前十年，轰轰烈烈的宪政思潮掩盖着国民宪政意识的普遍薄弱，知识界、思想界先进分子对宪政的相对较深的理解和较高的认同，掩饰了绝大多数国民对宪政的茫然无知。
西周分封的目的是让各个势力以周王的名义四处扩张以扩大周的势力范围，因为在西周时周天子强势，而且诸侯国众多，所以各个诸侯国不能和周天子对抗，就算是在外族手里得到些什么也都是周天子的，这样周天子就可以天天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扩土封疆了。汉分封诸侯的原因是刘邦在和项羽争天下的时候为了让在一边观望的各个势力来帮他，所以刘邦向他们许愿得天下后把天下分了。后来刘邦为了保护刘氏的地位才提出非刘姓不王，他认为自家人比外人可靠。
从封侯制度在西汉年间的变迁，浅谈西汉政治路线的变化用户347850460261207804月09日西汉疆域图在中国历史上秦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从周代的分封制度向集权帝国制度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变革都出现在这两个王朝之中。由于秦朝存在的时间太短，所以西汉才是真正的中华封建帝国塑型期。汉高祖刘邦而在西汉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形态发生了十分巨大的转变。在西汉初期的时候刘邦采用了分封与郡县制并行的国家管理策略。但是直到景帝一朝，西汉的中央政府都一直处在与诸侯王的争斗之中，这让西汉的统治者清楚的认识到分封制度并不能起到帝国屏障的作用，反而会成为帝国的隐患。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汉政府的政治路线出现了多次变动，在西汉初期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国家的国力，加强君主集权。但是这样的发展路线在西汉中后期暴露出了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因此政府中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应该恢复周代宽松的政治制度。这一趋势在西汉政府的不同政策上都有具体的体现，今天笔者将从封侯这一制度的演变入手，来揭露这样的转变及其背后的原因。汉武帝刘彻封侯制度在西汉初年的运用方式封侯似乎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官员的终极梦想，李广终生难觅封侯的故事更是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失意臣子反复咏叹的案例。那么为什么大家会对于封侯如此执着呢，是因为这是西汉继承自秦朝的关键制度之一，而它代表着臣子的最高封赏。一生未能封侯的飞将军李广我们知道在战国时期，秦国在商鞅的带领下发动了变法，让秦国走上了强国之路。在商鞅的强国途径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军事的重视。因为他和秦国的统治者知道，如果想要在战国时期脱颖而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强悍的军队，这才能帮助秦国征服山东六国。因此商鞅出台了一系列激励士兵的政策。在这些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其推出的军功体系。商鞅的爵位体系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如下记载："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强大的秦军部队在周代，人们的身份是根据其出身确定的，贵族和平民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也是周代维持其统治的基础。然而商鞅却在秦国推出了用军功换取爵位的制度。他将这种爵位详细分为了二十个等级，只要你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就可以获取相应的爵位和赏赐。这样的政策彻底打破了整个周代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壁垒，动摇了周代统治基础的同时也为之后帝国的发展路线指明了方向。而在这二十级的爵位中，侯就是最高的赏赐，因此当时秦国的将士们都以封侯为最高的荣耀。在秦国推行变法的商鞅到了西汉初年，这样的制度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刘邦见识到了秦帝国的快速崩溃之后，深感完全的郡县制还不具有良好的推行基础，因此在战胜项羽之后，他选择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方式来统治中国。在这种全新的政治模式下，封侯显然不是最高级别的赏赐了，镇守一方的藩王成为了功臣们最希望得到的封号。不过随着刘邦在位时期多个诸侯王发动了针对西汉政府的叛乱行动，刘邦逐渐意识到这些藩王对于中央政府的巨大威胁，因此他也留下了异姓之人不得封王的命令。这个制度虽然在吕后专权的时候被破坏，但是在西汉的大多数时间内还是被很好地执行的。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王这一爵位就被皇室子弟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朝中的文武大臣能够得到的最高爵位就是侯了，因此在西汉初年的官员们大多都把封侯列为自己奋斗的目标。此时的侯爵可以领到一定的封地，这些人的封地经常被安插在中国周边的藩国之中，这样既可以让藩国的实力被有效控制，也可以让这些忠臣良将之后对这些相对偏远的地区进行管理，这对于官员人才储备不足的西汉政府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些爵位是可以世袭的，因此这些人的后人也可以在当地享有崇高的地位，并延续其家族对于该地区的影响，这是汉帝国加强自己在周边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方式。西汉开国功臣韩信就被封为淮阴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刘邦刚刚建立西汉的时候，其只是简单继承了秦朝时期的军功制度，并把其中最高级的侯爵当做给予功臣的封赏，这样的赏赐一来可以安抚功臣，二来可以让他们分化藩王的势力，并且让这些有能力的人才投入到周边地区的建设之中，可谓一举多得，为西汉政府的早期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汉武帝时期的夺侯事件以及西汉政府的转变在西汉成立之后，迫于当时中国国内百废待兴的局面，西汉的前几任皇帝都采用了休养生息的政治路线。其中汉文帝和汉景帝父子在位的时候，他们优秀的个人品格和他们推行的宽仁制度更是成为了日后儒家学子传颂不息的帝王典范。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汉的国力得到了迅速的恢复，逐渐有了进行大规模政治改革的资本。汉文帝刘恒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是从汉文帝在位时开始，国家就已经注意到了同姓诸侯王的不可靠以及他们强大的威胁。因此在贾谊等人的建议下，政府已经开始策划削藩的相关事宜。只不过当时的中央政府力量还相对较弱，因此没有采取过激的政策。而景帝在位期间，在晁错的建议下，他终于开始着手解决藩王的威胁，虽然这引发了内乱还促使晁错被杀，但是从结果上看，藩王的实力确实被大大削弱，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区得到了明显的扩大。西汉名臣晁错与此同时，随着新的郡县不断被设立，中央政府对于官员的需求也在日益上涨。国家需要更多有能力的官员去从事地方行政管理工作。国家也在人员培养上投入了更大的精力，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汉初期行政人员不足的问题。在汉武帝登基之后，这样的行政路线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一方面汉武帝颁布的推恩令进一步削减了藩王的实力。而他在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之后，将儒家文化确立为国家的政治纲领，并在京城中设立了太学，教授学子们儒家相关知识，这样的改变对于西汉政治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太学也为汉武帝培养了一批精通于儒家文化的年轻官员，这对于西汉的官员队伍是一个极大的补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汉高祖在位时期所设立的那些侯爵就失去了他们存在的意义，首先他们限制藩王的作用已经不再重要，而且随着官员队伍的逐步充实，有着儒家文化基础的新人显然更加适合全新的帝国统治体系，他们治理地方的作用也已经不再重要。而且这些功臣之后们大多在政治工作中没有出色的表现，此时他们却依然享受着高官厚禄，这也是汉武帝所不喜看到的。因此在一次典礼中，汉武帝指责这些侯爵的后人有失礼的行为，并剥夺了他们的爵位，这样的行为无疑是一次典型的政治清洗活动。此事在《汉书·武帝纪》中有如下记载："九月，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丞相赵周下狱死。乐通侯栾大坐诬罔要斩。"中国古代祭祀场景这样的行为在中国古代无疑是危险的，因为这代表着政府的失信以及爵位的不稳定。可是在汉武帝时期，这样的行为却没有遭遇太大的质疑，这主要有两点原因：首先是相对于西汉初期的统治者，汉武帝明显更加有进取精神，他要在其统治时期扩大西汉政府的影响力，这样的诉求让他必须走上实用主义的政治路线，也就是凡是能为帝国带来好处的政策都会被其采纳，而这些政策造成的道德负面影响则被选择性的忽略了。因此其更愿意将爵位授予为其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们，而不是让高帝时期的功臣之后把持着这样的特权。因为他知道这样可以鼓励更多的人才为自己效命。名将霍去病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于此同时汉武帝还在抹去爵位的贵族内涵，汉武帝更愿意将爵位视为一种政治资源而不是显示恩德的政治手段。他会将侯爵赐予愿意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以此来换取他们的信任和欢心，这样的行为在其之前是不曾出现过的。汉武帝时期的爵位授予的特点无一不在彰显着这位雄主开拓进取的雄心，这与之前秦朝的开国皇帝秦始皇十分相似，这也让汉武帝时期的爵位赐予和秦朝时期如出一辙，其完全变成了政府的激励制度，而与周代利用爵位显示恩德的理念完全相悖。这样的行为在其在位时期还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随着国力的下降以及国内贫富差距矛盾的出现，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在西汉末年引发了较大的争议。汉宣帝时期对于高帝功臣之后的封赏及其背后的政治原因在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似乎走到了自己的全盛期，但是其开展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也将西汉建国以来积累的家底基本挥霍一空，再加上其晚年发生的巫蛊之祸，更让国内的政治环境处于动荡之中。汉武帝在去世之前将西汉政府的实际控制权交到了霍光等辅政大臣手中，他们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让西汉的政局走到了正轨上。西汉名臣霍光不过在之后汉宣帝在位时期，对于西汉政治该如何发展的争论成为了最重要的议题。当时的大臣们看到汉武帝虽然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击败了北方的匈奴，但是国内的经济情况也因此江河日下。百姓的生活压力日益增大，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也在日益增强。国家实行的盐铁专卖虽然为国家带来了财富，但是也让农业生产出现了一定的问题。而且随着儒家文化的不断发展，当时的儒生们也逐渐从实用派转向了学理派。这就让他们的理念更加接近儒家文化的本源，他们也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而更加推崇周代的政治理念和道德要求，这就让他们提出了树立国家道德形象的相关意见。拜将封侯这些意见包含了政治工作的方方面面，其中也有关于封侯的探讨。他们普遍认为将爵位视为一种用于交换的政治资源，并且将其随意剥夺的做法是会损害西汉的政治形象的，而这是不能被当时的政治氛围所接受的。因此有人提议将之前在武帝一朝被夺取爵位的功臣之后寻找出来，然后再恢复他们的爵位，以此来显示统治者的恩德，而汉宣帝也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此时在《汉书·宣帝纪》中有如下记载："复高
汉代确切的说是郡国并行制，后来不是有推恩令削王么，再说以前周有土地分封，凭什么到了汉代就没土地勒。搞笑
他们的制度就是进行收税的方式，更加增大他们的权利，也很符合当时的写照；他们有20多个国家进行封国，也是比较多的，在这方面他们多注重于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