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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最新的国贸论文题目，供大家选择：1、论技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推动2、反倾销战中的政府作用分析3、国际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化解途径4、两岸经贸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5、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效应6、美国贸易政策问题7、美国贸易保护的机制和途径8、美国经济问题9、美国利益集团机制10、中国的贸易政策目标研究11、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12、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商品出口价格的传递效应13、汇率变动与中国工业品出口竞争力研究14、中韩贸易(或投资)关系分析15、新时期中日经贸关系分析（可具体到某一行业）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蔡惟慈接受记者专访时，对装备制造业的新目录给予高度评价：这是统一认识的很好文件，鼓励类的产品门槛比以前提高了，限制类、淘汰类的范围也比原来严格了，对未来一个时期内机械工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他同时表示，《指导目录》将随着行业的发展不断滚动更新，估计很快还会再次修订。 蔡惟慈告诉记者：“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目录的修订向全社会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我国机械工业目前的发展现状是高端的吃不饱，低端的供过于求，这样下去行业是没有出路的。”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重要的综合性产业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已经与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一是相当一部分技术和产品已经研发成功并广泛应用;二是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隐忧;三是部分技术、工艺和产品不能满足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要求;四是部分条目表达宽泛，界限不清。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旨在全面贯彻“十二五”规划纲要，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坚持走以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驱动的科学发展道路，优化结构、改善品种质量、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重点提高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研发和系统集成水平，加强重大技术成套装备研发和产业化，推动装备产品智能化，促进产业由大变强。 对于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修订过程，坊间流传多个版本。中国工业报记者从多方面了解到，《指导目录》自2007年开始修订，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变化，《指导目录》内容也几经更新，近日发布的最终版本与“十二五”时期我国机械工业发展的大方向基本一致，内容与智能装备、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相关规划也有很好的呼应。从修订情况看，《指导目录》对2005年版本中的机械相关的条目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如《目录(2005年本)》鼓励类别条目机械门类，原有条目52条，修订后共有条目60条;限制类别条目机械门类中，原有条目34条，修订后共有条目57条。淘汰类别条目机械门类中，原有条目84条，修订后共有条目91 条。国家发改委上述负责人表示，与《目录(2005年本)》相比较，《指导目录》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细化条目内容。对条目内容进行了较大程度的细化，具体到产品、规格和技术参数，明确支持发展的重点。二是提高技术要求。对大部分鼓励类别条目，较大幅度地提高了规格参数的要求，对部分限制类和淘汰类条目，也提高了规格参数要求。三是扩大覆盖范围。修订后的条目，涵盖了电工、机床、仪器仪表、通用机械、农机、重型机械、石化机械、内燃机、液气密、模具、轴承、通用零部件、塑料机械、环保机械、印刷机械、食品包装机械、工程机械、文化办公、制冷、城市轨道交通，以及铸造、锻造等机械工业各个行业，覆盖更加全面。《指导目录》的重点内容涵盖七个方面：一是瞄准薄弱领域，着力提高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等基础制造能力。二是突出关键环节，更加注重提高关键设备制造能力和关键部件配套能力。三是强化保障支撑，加快发展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和新兴产业所需装备。四是更加关注“三农”，扶持发展先进适用农用装备。五是适应需求变化，大力发展新兴领域装备。六是防范产能过剩，坚决抑制部分行业重复建设。七是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重点放在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上
大大是什么学习阶段的？
《现代营销》（理论版）省级 综合性学术期刊 主要栏目：企业文化、经营与管理、改革与创新、政策与法规、市场调研、工程技术、商业科学、电子商务、经济纵横、财务天地、实践与探索等。还有其他问题私聊我
（一）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本符合世界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产业结构逐步摆脱了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二产业发展不均衡、第三产业水平低下的现状，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产业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基本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合理化阶段的任务，并向优化和升级的方向发展，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主要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长开始转变为由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带动。第一产业比重自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基本呈上升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呈下降趋势，到2001年已由1978年的下降到，第一产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农业发展的单一生产结构逐渐转变为多种经营。第二产业比重自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呈下降趋势，1992年开始呈快速上升趋势，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相对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建成，制造业能力大大增强。第三产业比重自1978年至1992年基本呈上升趋势，自1985年开始超过第一产业，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得到基本缓解，现代服务业体系正在兴起。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非均衡性特征较为突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仍然很多。主要表现在：一是产业结构仍需进一步“纠偏”。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仍不够合理，第一产业劳动力过剩，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展仍显不足。中国现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略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第二产业收入比重要高出这些国家，第三产业的发展明显滞后；就就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过低而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过高乃至过剩的问题仍然存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产业结构需要进一步向高级化升级，只有调整所有制结构，向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的方向发展，才能取得更好的成就；二是地区产业结构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从东到西逐步递减，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状况较为明显，地区产业结构很不平衡。根据各省市产业结构综合分析，东部地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高于第一产业。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一般在40%以上，一直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第二产业比重一直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第三产业比重低于东部地区，略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慢于东部地区，其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东部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则相应地呈上升趋势，表明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步拉大。1978年，西部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为，分别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低和个百分点；2001年，西部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下降到，分别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低和个百分点。三是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当前，由于中国第三产业的一些领域尚未向非国有资本开放，而第二产业的开放度较高，使工业品的过剩表现相对明显，导致工业品价格一再下降，而服务项目的价格却一再攀升，经济结构性过剩特征明显，成为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原因。四是农村城市化进程缓慢制约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步伐。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防止城市人口过度膨胀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采取了就地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政策，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不能实质性地从事第三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我国现阶段的产业税收政策分析 1994年，我国开始实施新税制，逐步确立了以流转税类（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为主体税类，所得税类（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类（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特定目的税类（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财产税类（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行为税类（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船舶吨税、印花税、契税、屠宰税、筵席税），农牧业税类（农业税<含农业特产税>、牧业税）为辅助税类的税制结构。新税制的运行，基本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增强了税收的调控职能，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优化，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一是税收收入大幅度地稳定增长，为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创造了条件。新税制实施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年均增收1000亿元，1999年税收收入突破万亿元大关。二是新税制的灵活性加强了，进一步增强了税收调控功能，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在调节资源流动方面，所得税发挥着重要作用，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调控功能也不可忽视，特别是新税制确立了增值税在流转税中的主体地位以后，“两税”更是发挥了重要的调控作用。 尽管如此，现行税收制度仍存在一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步伐，主要表现在：一是现行分税方法不利于资源的自由流动。1994年税改实行的分税制，中央与地方的收入主要依赖于共享税，而共享方法又由于受到财政分配关系的制约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显得很不规范。二是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存在问题。目前，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对固定资产所负担税款不予抵扣，这产生了重复征税现象，既不利于鼓励投资，又不利于市场竞争，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大，原材料耗用少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能源、原材料产业的实际税负。这种情况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背离，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三是个别税种，如社会保障税等还未开征；已开征的税种中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实行内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并行的做法，不利于扩大对外开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技术创新机制；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设置不合理，内资企业优惠税率有27%和18%两档，外资企业优惠税率有24%、15%、10%三档，税率偏高、级次偏多，加上实行的是全额累进税率，造成临界点附近税负异常跳跃现象，不利于扶持小企业的发展壮大；个人所得税在整个税制结构中的地位还比较低，影响了所得税应有的调节作用；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档次还比较少，使个人所得税实际效果不甚理想；居民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也没有真正达到预期的效果。四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区域导向突出，而产业导向薄弱。我国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有着明显的区域导向特点，也就是由沿海到内地，税收优惠程度由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开放区——其他地区依次递减，其政策效应是诱导资源向东南沿海和经济特区及开发区流动。与区域导向强化形成反差的是税收优惠的产业导向还比较薄弱。表现在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企业“一刀切”地实行从低税率优惠，没有体现出行业或产业差别。 升级的税收政策分析 （一）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中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调整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稳步实现产业结构由适应性调整向战略性调整转变。转变的途径主要是通过生产领域的不断创新，创造出适合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的新产品，改变过去以生产规模的快速膨胀来促进经济发展的短期行为。二是降低第一产业比重，提高第一产业的产品质量，真正形成高产、高效、优质的农业。在切实保护、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加快体制创新与组织创新，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规模和水平；三是抓住国际上生产制造基地向中国转移的契机，推动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一方面应加快发展新兴制造业，另一方面应改造原有的制造业，提升其发展水平，特别是装备制造业，以推动中国制造工业发展上一个大的台阶。四是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进一步放开第三产业的资本准入限制。将目前仍具有国有资本垄断性质的某些第三产业领域真正向民间资本放开，扩大民间资本在这些行业的获利空间，激活民间资本在这些行业的资本投入。五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在继续发展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同时，着力培植旅游业、房地产业、社区服务业等新的产业，壮大地方经济的实力。六是加快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步伐。除了国家相关政策扶持外，东部地区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和技术支持。西部地区应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抓住机遇，充分发挥本地区能源储备丰富、农牧业资源以及旅游资源特点突出、劳动力成本较低、产业发展具备一定基础的优势，加大开放力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治理生态环境，大力调整产业结构，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二）深化产业税收政策改革的基本内容实行轻重有别的产业税收政策。对第一产业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减轻农民、牧民以及渔民的实际负担，稳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是政府首先应考虑的问题；在税收政策上，政府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的各种经济负担。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真正取诸如乡镇统筹款、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全面调整农业税收政策以及农业特产税征收办法，适量减免部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制定合理的税负标准；其次，各级政府应切实负起改革重任，严格执行相关政策，对于基层政府变相加重农民税费负担的做法，上级政府应采取包括法律、行政在内的相关措施，严厉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真正让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 正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的正确划分是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权首先应解决的问题。税收立法权划分应本着“中央集权为主，地方分权为辅”的原则，合理分权，适度下放。地方的立法权限应主要包括：全国统一开征并且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地方税部分政策调整权，全国统一开征但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小的地方税实施办法与政策解释权，全国不统一开征的地方税立法权、政策解释权等。地方行使地方税立法权一般应遵循从上原则和地域原则，所立税法不得违背中央税收基本法精神，地方制定的地方税收法规须报中央备案。由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范围、立法适用对象等直接关系到中央税收与地方税收的相互关系，是税收法制体系中一项关键内容，因此，为规范化、法治化起见，地方立法权只能局限于省级立法机关，市一级立法机关一般没有税收法规的制定权；税收法规的一些关键要素，例如税率、税收优惠等必需符合国家税法精神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立法机关应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建立、健全工作机构，充实、配备专业人员，提高税收立法质量，积累税收立法经验，使立法机关尽早履行税收立法工作的全部职责。在此基础上，合理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构成。 改革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一是逐步统一内外税制，有选择地实施“国民待遇”原则。二是逐步取消以区域为主的税收优惠，代之以鼓励产业升级、技术改造和高技术风险投资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税收优惠形式的单一化想多种优惠形式转变。四是应由中央集中制定税收优惠法规，使税收优惠政策规范化、法制化，具有确定性、统一性、稳定性及可预见性。 公平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应当看到，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税收政策、企业自身、税收征管以及社会综合治税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税收负担不够公平。不仅影响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而且也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着力通过税费改革，努力促进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税收负担的公平合理，促进性质不同的非国有经济之间税收负担的合理公平，规范国有企业社会职能，减轻国有企业总体负担，规范各类非国有经济的税收管理，是政府调整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税收政策的重点。 为更好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各级税务机关应积极争取海关及司法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坚持不懈地开展打击偷税、逃税、税等违法犯罪行为，优化税收环境；通过建立完善税法公告制度、执法公示制度、执法责任制度，推行定税公开、纳税公开、服务公开、处罚公开、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公开、依据公开、行为公开、程序公开等，增强税收执法的透明度，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通过加大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和监督力度，改变税收执法重实体、轻程序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彻底避免执法中的随意性和越权行为，努力为投资者营造公开、公正、高效、文明的税收投资环境；通过完善税务代理机制，规范税务代理行为，理顺税务代理与税务部门的关系，保证税务代理在公正、独立、透明的前提下开展业务，创造良好的税务代理服务环境。这个问题提的不够明了,总的方向上来看是有一点大.怎么说呢,我国目前的行政环境,总的方向正向法制化,正规化发展.但是从全国的报考公务员情况来看,行政环境还是不好的,什么时候让大家都知道当官不好当,不容易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基本正规的环境.为什么这么多人相当官呢?人们都明白当官的意义,尤其是在现在中国.我国现在进行法制改革,逐步的也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目前的改革力度还是太小,实现逐步的正规化,透明化,法制化.
我国政府如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 从国际经验看，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对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发挥干预作用。而通过对美、日、德三国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分析可以看出，首先政府应均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都以不破坏市场调节为前，其干预的范围也多是为弥补市场失灵，而做出必要决策”。其次，三国政府都十分注重对教育和科研开发的投资和建设，以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第三，日、美两国政府在产业政策决策时注意吸收社会各利益集团(包括私营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以使其制定出来的产业政策符合社会各集团的利益，在实践中便于贯彻和执行。 目前我国各产业之间机构不协调，第一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农产品加工与社会化服务体系落后；第二产业中，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增长不协调，传统产业比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发育不足，加工业能力过剩；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且结构不合理。区域产业发展中，地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组织结构水平低。针对现存产业机构失衡问题，政府应采取的措施有： （一）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体制改革，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政府的调控行为必须依法在范围、力度和方式上作双向的调整，在某些方而强化政府调控以纠正调控不足，在另一些方而弱化政府的调控，以纠正调控的过度。例如，为保护竞争，维护市场秩序，质量规制和打击假冒伪劣而进行的政府行为必须强化。加大力度改革不合理的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尽快形成合理的投资融资机制，完善证券市场的功能，建立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真正实行“非禁即入”市场准入制度，改审批制为备案制。 （二）推进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市场机制对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调节作用。 “十五”期间政府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政策，应当有较大的转变和相应的改革，不仅要提出鼓励或限制的产业和产品目录，要有符合市场规律要求的经济和法律手段加以配合，而要重视加强和完善市场调节功能，使结构调整的政策手段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起作用。 （三）为了加强市场机制对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调节作用，需要重点推进以下几项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加快以股份制为基本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全国城乡人市场，健全市场体系；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尽快形成合理的投融资机制；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的规则和机制，加快优胜劣汰的进程；继续消除地区之间的割据状态，促进资源在区域之间、产业之间和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构建企业破产和职工再就业的系统工程。 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1 产业政策的前瞻性和现实性决定了其目标的多元化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说，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过程的加速阶段，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已开始全面向信息化社会迈进。信息化代表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潮流，而全球化又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所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目标不可能是单一的，而必须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经验、国际经济发展的最新趋势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采取多目标战略。2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虽然在现实的不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价格竞争优势不但来源于比较优势，还可能来自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因素。但作为一国的发展战略、经济增长、产业演进来说，比较优势仍是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升产业的竞争优势。正如迈克·波特所言，比较优势是最大的竞争优势。产业政策一定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目前，我国仍处于劳动要素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禀赋阶段，因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现阶段实施竞争优势产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丰裕的劳动资源、既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和尚可通过技术改进和制度改革拓展的产业发展空间等条件，使得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处于劳动要素具有比较禀赋优势阶段时推动经济增长的理想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力发展将极大地吸收我国城乡中存在的大量富余劳动力，就业率的提高和城乡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能推动产出的增加，而国民收入的提高将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积累必要的资本。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应成为产业政策扶植的重点。当然，要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龙头，才能扩大和深化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3 促进支柱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一方面重视市场力量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发育不完善，产业结构成长度低、技术水平落后、资金匮乏，单靠市场力量难以实现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迅速提升，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扶持十分必要。高科技领域如国防、航空航天等公益性质的部门具有高投资、高风险且收益回报期长等特点，这就特别需要政府的支持。4 大力发展技术含量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是产业发展的方向 在这方面，一要淘汰那些污染环境、资源消耗较多、缺乏竞争力的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二要对具有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技术改造，加快开发新产品，实施品牌战略；三要大力发展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劳动密集与先进技术相结合的产业、围绕高科技外围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机械不能代替人工作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近年来，对于产业结构合理性的标准，经济学界进行了许多探讨。有的学者认为，比较合理的产业结构有轻型结构、舒展型结构、高效型结构，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开放型结构、自我调节型结构和可变型结构。在正式的文献资料中，关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论述部分，更多的是以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关系作为论据。以上的各种判断标准，都是针对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某方面的不合理现象而提出的，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感觉还是不够全面和系统。例如轻与重、高与低、封闭与开放、可变性强与弱，都是相对而言的，重型结构不合理很难说轻型结构就一定合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二产业所占比例高、第三产业比例低，很可能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技术水平、资源条件和消费模式等与发达国家不同等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业结构不合理未必就是导致三次产业比例不同的主要因素。本文对如何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提出了三个方面的的标准。 一、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适应性标准 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大众的消费需求，满足消费需求是生产的目的，生产是满足消费需求的手段，这个关系必须要搞清楚。作为生产环节重要组成部分的产业结构，是从产业角度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考察研究，产业结构直接决定了对社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结构，从而间接地决定了可供选择的消费范围。 由产业结构决定的产品或服务结构与社会消费意愿的吻合程度是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最重要标准。由于社会的消费意愿很难测量，判断产品或服务结构与社会消费意愿的吻合程度也就变的很困难。一个简单的替代方法是，观测最终消费产品和服务中，是否存在短缺和过剩产品及服务，从而间接地判断产品和服务对消费意愿的满足程度。虽然这种判断方法无法区分消费者被迫接受产品和服务以及由于产品和服务质量、价格等原因压抑的部分消费意愿，但是在现阶段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法。按照上述标准，如果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消费意愿十分迫切，住宅需求是真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那么技术含量不高、能耗较高的建材产业占较高的比例，也不能简单地判断为产业结构不合理。 需求结构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观念转变也在不断地变化，这就要求产业结构对需求结构不仅仅是静态适应，而且要能够动态地跟踪消费结构的变化，这种适应消费结构变化的快速应变能力也应作为评价产业结构合理性的重要指标。例如，由于某种原因导致某种商品或服务需求的突然增加，引起该产品或服务价格上涨，这时候良好的产业结构应该能够迅速调动各种资源组织对该产品的生产或服务的提供，来满足这种变化的需求，从而使价格在短时间内基本下降至原来的水平。这种从价格开始上涨到基本恢复到原来水平的周期长短是反映产业结构适应需求结构柔性的重要指标。 由于消费需求和生产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消费需求决定生产，生产又反作用于消费需求，因此合理的产业结构还应当具有发现潜在消费意愿，引导消费需求适应当地资源条件,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功能。 二、产业结构与生产要素匹配性标准 生产是沟通社会大众消费和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力资源等）的重要环节，这就要求作为生产重要实现形式的产业结构，在适应社会大众需求结构的同时，必须与各种生产要素很好地匹配。 按照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的竞争优势理论，生产要素可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种。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和半技术人工等，这些要素是被动继承的，属于外生性的生产要素。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拥有的外生性生产要素条件差别很大，这种要素条件的差异性决定了某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特定产业上的优势和劣势地位。良好的产业结构应当是充分发挥优势生产要素的作用，尽量降低劣势生产要素的影响，为提高产业竞争力谋求基础优势。例如，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比欧洲国家具有基础性的优势。在我国北方严重缺水的地区，大力发展高耗水产业，造成工业与居民生活用水冲突，大量超采地下水、地面沉降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表现。 高级生产要素通常是创造出来的，包括技术要素、人力技能要素、研究与开发要素、信息要素、规模经济和管理要素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种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强，原来对产业结构起决定性作用的初级生产要素正逐步让位于高级生产要素。除了在天然产品或农业为主的产业以及对技术要求不高或技术已经普及的产业，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低。一个国家或地区想要通过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的强大且持久的竞争优势，则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日本就是充分利用其科学技术、管理等高级生产要素优势，避开在自然资源方面的劣势，取得经济飞速发展的典型。 优势生产要素是否已充分利用，短缺生产要素和资源是否被过度开发使用，是判断产业结构与生产要素结构是否匹配的重要标准。优势生产要素是否充分利用和优势生产要素是否短缺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前者是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而后者不是。欠发达地区和国家与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差距，不仅是优势生产要素充分利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优势生产要素缺乏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于落后地区或国家，优势生产要素的培育是比产业结构调整更为紧迫的问题。例如，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科学技术要素方面有很大的差距，我们需要下大力量培育科技要素，缩小差距。但是科技要素的培育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没有取得科技要素优势之前，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小，就不能当作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标志，因为优势生产要素缺乏带来的问题不可能通过生产要素配置的办法来解决。 三、产业内部之间的协调性标准 不同的产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投入产出关系，各产业内部以及各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是否协调是评价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在理想的产业结构状态下，应当是每个产业所需要的投入（实际为其他产业的产出或自然资源的投入）都能得到充分满足，即不存在瓶颈产业；每个产业的产出又刚好能满足其他产业投入和最终消费的需求而且没有过剩，即不存在过剩产业。同时存在瓶颈产业和过剩产业，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主要标志。 如果只有瓶颈产业而没有过剩产业，则说明生产要素已充分利用，仍存在无法满足的需求，这属于生产要素不足的范畴，不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应该是增加要素投入和提高要素使用效率，而不是产业结构调整（既生产要素的配置合理化）。同样只有过剩产业而没有瓶颈产业，也不能简单判定为产业结构不合理。没有瓶颈产业意味着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已没有未得到满足的需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开发新的需求、扩大现有需求，手段主要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等。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既要素配置）手段解决总需求不足的矛盾，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一些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着大部分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而基本建设中的设备大多需要进口的现象是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表现。笔着认为，对此问题应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对于国内具备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技术、资金、管理、经营），而仍需要大量进口，可能和当前管理体制导致生产要素配置错位有关，属于产业结构不合理范畴。对于国内缺乏某种关键性生产要素的大量进口（如缺乏核心技术、规模不经济等），则不能看作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表现，其实质还是必须生产要素的缺乏，需要通过要素培育来解决。具体分析我国的设备进口情况，可以发现绝大部分的进口都属于国内必要生产要素缺乏型的进口，产业结构不合理并非主要原因。[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
我国新能源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自1973年发生的石油危机以来，西方国家为减少对世界不稳定地区石油供应的过分依赖和出于环境保护的要求，都把提高能源系统的效率、节约能源作为其能源战略的重要目标和措施。在这一过程中，信息通信技术始终作为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被应用于节能的方方面面。为了避免污染，同时为了避免未来的能源危机，人们开始寻找更清洁、可再生的能源。国家在“十一五”期间将把新能源作为重点产业加以发展，中共中央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80年代起步阶段新能源的发展从国家的支持来讲，是从我国的“六五”计划期间，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新型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始列入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由中央政府拨给资金。这是在国家科委组织的能源战略研究中第一次把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作为未来国家发展的一个战略组成部分。虽然中国也把新能源作为我国的一个能源发展战略，但是由于中国当时的煤炭等整个的资源和能源相对来讲还比较丰富，再加上当时新能源的开发还处在研究开发的起步阶段，技术还不成熟，成本也比较高，无法实现大规模应用。在当时还很难对经济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主要处在研究开发和应用示范的阶段。当时我们提出要“近有实效、远有前景”，所谓“近有实效”主要是指发展农村的小沼气、小水电，特别是生物质能。这对解决当时我国农村的好多地区，特别是缺少商品能源供应的地区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新能源的发展规模，由于财力有限而没有发展大型项目。国家“六五”计划的第一个攻关项目，仅拨给新能源部300万人民币。由于经费有限，技术力量薄弱，所以风电主要是发展小型风力发电机，目标是解决内蒙流动的蒙古包的用电问题，围绕这个组织攻关。而当时国际上已经开发了相当大的风电设备。生物质能方面主要是开发沼气，进一步提高它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产气率。当时也开发了一些像沼气发电这样的技术，以及后来的沼气汽化技术。当时太阳能电池厂全国只有两家，分别位于开封和宁波，这两家的生产能力加在一起还不到一个兆。这是很低的生产水平，而且当时也没有什么应用，其原料就是用半导体厂的废旧单晶硅来做。热用当时与德国政府开展了国际合作，在北京大兴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能源村，在这项中德科技合作计划里，第一个合作的项目就是建立新能源示范村，就是把德国的技术综合地拿到这个村，做了新能源的示范点，通过这个村让人们了解新能源具体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怎么来应用。可持续发展阶段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进入九十年代，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力度也越来越大。这个阶段的显著标志是在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提出了环境与发展二者的关系问题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而要解决可持续发展就要改变能源的结构，并再次提出发展清洁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由于第一次提出后国际上石油危机得到缓解，油价很低，所以人们就不可能再去搞高成本的可再生能源，而只停留在研究阶段。到了1992年第二次提出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不仅是解决当前的能源问题，还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解决由能源和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可再生能源是清洁的、没有污染的能源，因此各个国家都在加大发展力度。特别在1997年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通过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承担了减排的义务，因此，他们必须把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常规能源的替代品，这样除了在减排上就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同时这样做也在客观上推动了西方国家的再生能源技术发展。在此期间，我国通过国内研发、组织国际合作等方式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与美国、欧洲等很多国家合作，在中国建立了再生能源试验项目，如内蒙的风能、太阳能等做了很多研究，也引进了一些国外先进技术，包括我国在与欧盟委员在浙江大陈岛成功建成的风能、太阳能、潮汐能和生物质能的综合性可再生能源示范基地。21世纪发展现状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面临的能源问题更加凸显，也就是能源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更加把再生能源放在一个战略地位。2006年中国通过并实施了《可再生能源法》，通过立法形式确立了可再生能源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能源发展的战略地位，也确定了它发展的重点和配套的相应的政策法规。在此之后，发改委和相关政府部门也陆续制定了一些配套政策，来完善和实施这项法律。另外，在2007年国家也制定了相应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规定了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目标，即力争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2020年提高到15%。具体目标包括到2020年建成水电3亿千瓦、风电3000万千瓦、生物质发电3000万千瓦、太阳能发电180万千瓦。在节能减排及应对全球环境变化方面，我国也把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一项重点任务，比如我们的节能工程，其实质就是通过节能来实现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其中一条就是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一个具体内容就是显著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进一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节能减排方面也明确了要积极利用可再生能源，所以十七大报告也在事实上再次确立了可再生能源的地位。在这些政策前提下，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发改委、财政部和地方各部门都相应制定了很多政策，包括财政部建立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确定一些基金的管理使用办法，来鼓励企业、地方政府和各方面更多地利用可再生能源。发改委也在大的产业项目上减免税收等。因此这几年我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很快，我们现在风能的发电装机到目前已超过600万千瓦，到今年年底有可能达到一千万千瓦，提前实现“十一五”计划的目标。在太阳能方面，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生产真空管太阳能热水器最多的国家，我们一年大概生产能力超过一千八百万平方米。在太阳能发电方面，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生产光伏电池的国家。生物质能方面，我国提出“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的方针。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开发生物燃料。通过发展非粮作物和植物发展生物燃料，做到不占用粮田，不影响粮食安全。以上大体是我国目前可再生能源的现状：我们确定了中长期发展计划和相应的正在完善中的政策，并形成了一些科技成果，但总体来讲，创新能力还不足，许多核心技术仍没有掌握，还走在发达国家后头。另外各项具体新能源的政策体系还不健全、很多大型设备还需要进口、人才缺乏，教育还没有为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综上，我们在政策、培养人才、国际合作和组织好示范这些方面应该加强。新能源产业化离不开信息技术在信息技术的应用方面，虽然信息化技术已经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应用，但目前整体上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应用还相对滞后于其他成熟的产业。从长远来讲，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离不开信息技术，如风力发电。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风力发电都是无人值守自动运行的，它怎么并网与电网更好地匹配，就需要采用控制技术和网络管理技术。在太阳能光电方面，特别是进入电缆的数据采集、整理、分析都需要采用IT手段。另外，太阳能电池制造过程中也需要设计开发的系统软件。新能源产业化，离不开IT技术，离不开信息化手段。“智能电网”是目前电力企业说得比较多的词。它的意义并不限于优化电力公司的管理那么简单。事实上，它还对“清洁科技”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各国政府对于环境的日益重视，以及能源紧缺的压力，通过“清洁科技”生产的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如风能、太阳能、燃料电池等等。而有了各种各样的清洁能源，原来的电网要和这些能源有机地结合，就需要电网网络更加智能化，使得能源从生产、传送到最后使用的过程受到集中监控和管理。如果能通过成本核算进行更好的定价，清洁能源就能从中获益，从而更快地发展。而要进行更好的定价，就得依赖于更多的数据收集和更好的数据分析处理，这里智能技术就有了用武之地。
贵阳市以能源结构调整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思路论文
摘要：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梳理贵阳市能源消费及结构的基础上，分析研究现阶段贵阳市能源消费及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适合贵阳市未来能源结构调整发展路径及促进碳减排的对策，从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关键词： 能源 结构调整 低碳经济 对策
1 贵阳市能源消费现状
能源消费情况
贵阳市是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中心城市，石油、天然气自给率几乎为零，煤炭资源储量相对丰富，但煤炭资源赋存条件差，自给率较低。贵阳水能资源可开发潜力有限，可开发的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相对贫乏，同时又缺少稳定的天然气供给来源，因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很难改变。而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禀赋在日益趋紧的全球和国家碳约束下将成为新的劣势。
“十二五”期间，贵阳市能源消费总量从1639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107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能源消费以第二产业为主，占全市能源消费总量的。2010-2012年的能源消费增长率呈上升态势，2011年达到，为近几年来增速最快的一年；之后国家开始对高耗能产业进行宏观调控，能源消费增速开始下降，2015年能源消费增速为。
能源结构情况
2010年到2015年贵阳市能源消费总量逐步增加，2015年能源消费总量相比2010年增加了。其中2015年煤炭消费总量相比2010年增加了；2015年石油消费总量相比2010年增加了；2015年天然气消费总量相比2010年增加了；2015年电力消费总量相比2010年增加了。
在近年来贵阳市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仍是最主要的能源消费品种，2010年以后比重始终维持在30%以上。
2010年及2015年贵阳市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的比重分别为、、、和、、、。
2 贵阳市能源消费及结构方面面临的问题
贵阳是一个典型的能源受端城市，主要能源更多依赖外部调入，原煤、本地电力产量有限，油品、天然气则完全依赖外部调入。
贵阳市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总量相对较小，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仍然是首要任务，能源消费还将持续增长。贵阳市煤炭资源仅能满足40%左右的需求；成品油供应主要由中石油、中石化统一调拨，天然气依靠“中缅”及“中卫”长输管道输送；“十二五”期间一次能源自给率为18%左右。新能源资源禀赋较差，难以在短期内大幅提升。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短期难以改变，二氧化碳减排面临巨大挑战。
贵阳市2015年能源消费总量为万吨标准煤，其中煤炭、石油、电力及天然气消费量占比分别为：34%、31%、30%及5%。
能源消费结构高碳特征明显
煤炭消费占比较大
贵阳市2015年煤炭消费总量为万吨标准煤，在贵阳市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最高，达到34%。
由于煤炭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在化石能源中最大，因此应有效降低其消费占比，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寻求天然气等替代燃煤的途径。但贵州省是我国长江以南的主要产煤区，煤炭使用优势明显，而且火电、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的煤炭用量短期内不会减少甚至会出现一定量的增长，对贵阳市减少碳排放造成较大压力。
石油消费量持续增加
贵阳所有石油都靠省外调入，主要通过管道、铁路、公路运输。贵阳市2015年石油（包含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和石油制品）消费量为万吨标准煤，占贵阳市能源消费总量的。作为国家绿色循环低碳交通城市区域性试点城市，贵阳市目前公共交通营运车辆推广使用LNG、甲醇、气电（油气）混合动力的改造已完成，私家车辆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的相关配套设施尚不完善，暂不具备大规模推广使用条件。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社会对石油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增强，石油消费量持续增加，比重可能会提高。而石油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因子较高的能源，其用量的持续增加，是贵阳市实现低碳发展面临的又一难题。
可再生能源开发潜力有限
根据《贵州风能资源详查和评估报告》成果，贵阳市有一定的风能资源，主要集中在花溪、修文、息烽、乌当、清镇等地，能进行少量开发利用。贵阳市水能资源较为丰富，但开发利用程度较高，进一步开发的空间十分有限。由于贵阳市自身资源禀赋原因，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匮乏，开发难度大，开发空间十分有限。
天然气消费比重较低
“十二五”期间，贵阳市已基本完成焦炉煤气的置换工作。随着各地LNG供气站的建设以及长输管道天然气入黔，贵阳市城市燃气气源结构调整成以天然气为主、其他气源为辅的格局。
贵阳市2015年天然气消费量为万吨标准煤，仅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作为清洁能源的天然气占比较低，目前贵阳市的天然气消费以民用建筑物为主，工业的天然气使用比例不高，天然气消费与全国、世界的平均水平差距较大。同时，贵阳市天然气价格调控机制不完善，价格调节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目前的天然气价格机制并没有充分体现其对天然气消费结构的调节作用，用气结构不合理，市场发展不能统筹兼顾。
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
煤炭是能源活动中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在常规能源品种中其排放因子最高，因此，对煤炭消费量的有效控制是实现减少碳排放控制的有效途径。
在煤炭使用方面，“十二五”时期，贵阳市提出要优化能源结构、合理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因为煤炭的价格优势以及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煤炭消费总量2010-2015年均增速，虽低于同期能源消费总量增速个百分点，但实际控煤措施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
我国目前的能源比价关系特征为煤炭较油气价格偏低。因此在煤炭的主要替代能源方面，由于天然气价格调控机制不完善，价格调节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导致天然气价格偏高，除部分经济效益好的企业自觉进行燃煤改燃气外，多数企业出于自身成本考虑，都不会主动寻求改变，更多只能依靠政策推动企业实施煤改气工程。
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导致的煤炭价格相对较低，天然气价格高，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成本高，都是阻碍贵阳市能源结构优化的主要障碍。
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生活能源消费量增速过快
人口城镇化加快，经济增长比预期的快，对资源的需求超过预期，环境压力增大。人口增长是影响能源消费的长期因素，随着城镇化率、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能源的需求亦在快速增长，2010年到2015年，贵阳市平均人均生活消费能源能耗从人增加到人，生活能源消费总量从万吨标准煤增加到万吨标准煤，而且生活能源消费对经济总量贡献率几乎为零，加大了贵阳市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控制难度。
技术节能潜力有限
“十二五”期间，贵阳市节能目标任务全面完成，淘汰落后产能力度逐年增强。2011年—2015年，全市淘汰落后产能万吨。由于“十二五”时期贵阳市落后产能淘汰已基本结束，继续挖潜的潜力不足，工业部门的节能潜力已非常有限。
3 实施能源结构调整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对策
加大对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鼓励力度
贵阳可再生能源政策应加大对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的鼓励力度。扩大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投入项目数量，加大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力度，更多地将政策的关注点转向太阳能等其他的可再生能源，降低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度电成本，使可再生能源产业实现均衡发展。
合理开发可再生能源
虽然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投入能够有效地减少煤耗，带来环境效果，但由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技术不够成熟，其成本较高，过分地扩大可再生能源比例也会带来成本的过度增长，因此应该在环境效果和成本增长之间找到平衡点，确定较为合适的可再生能源比例。
限制煤炭等化石能源使用量
优化电源结构，严禁新增燃煤发电机组，严控新增煤炭消耗项目。加大扶持力度，对工业企业进行“煤转气”改造，完善工业企业“煤转气”价格补偿机制。制定民用燃煤使用政策，严格限制民用燃煤的使用量，并在城镇逐步取缔民用燃煤的使用。
提高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使用率
随着“中缅油气输送管道”及“中贵联络线”分别建成通气，贵阳天然气使用量逐年提升。加快贵阳燃气管网等基层设施建设，扩大天然气使用范围，由中心城和新城向乡镇及农村地区拓展。利用天然气助推贵阳市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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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能源形势与和平发展战略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当今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话题。在我们对所取得的成绩进行肯定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存在的各种问题，如能源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状况恶化、资源耗费巨大而回收率低等。目前，这些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全局，关系到我国和平发展战略能否顺利实施。 一、国际国内能源形势严峻 现在人们可利用的能源主要为化石燃料、水能、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及其他天然能源。其中，又以化石燃料为主，主要有煤、石油、天然气等。然而，地球上的化石燃料毕竟是有限的。 (一)世界能源形势 从世界范围看，全球开采成本较低的化石燃料储量将在21世纪中期到末期耗尽。据2006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披露，探明的石油储量2006年比2005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微降亿桶，为亿桶。但全球每天消费石油增为8370万桶，每年则为305多亿桶。以目前的开采速度计算，全球石油总储量只可供应40年，天然气总储量只可供应63年。煤炭储量略为丰富，也不过供应147年左右。 与此对应的则是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从2006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还可以看出，除北美地区外，其它地区仍维持较快增长，如亚太地区一次能源消费增长％，中东地区％。另外，多个主要石油出口国经济蓬勃发展，导致其自身能源消费增长迅速。据《纽约时报》报道，多个石油出口国将改变身份，成为进口国，这种现象已在印尼出现，墨西哥5年内也可能开始进口石油，接下来将轮到世界第四大产油国伊朗。美国莱斯大学的石油分析家贾菲说：“今天我们靠主要石油出口国。为全球供应石油，可是再过5年、10年，它们大多不是净出口国，这样的威胁非同小可。” 石油是关系到国际民生的战略性商品，也是非再生资源。IEA估计，低成本的大油田现在基本上都已被发现，世界石油产量将在2015年以前达到顶峰，在石油产量递减之后，石油供不应求即会出现，此时，石油生产又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少数公司的手里，石油有可能成为较昂贵的能源。 (二)我国的能源结构和形势 多年以来，都说我国地大物博。现在，“博”已变成了稀薄的“薄”，而不再是广博的“博”。按人均资源拥有量计算，我国的资源状况确实令人心忧。在储量方面，我国石油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天然气占％，煤炭占％。而我国拥有世界1/5还多的人口，人均可采储量就更低了，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和％。除煤炭情况稍好点，石油和天然气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再从绝对数量上看，国土资源部对全国油气田的储量进行了初步统计，统计结果表明：截N2006年年底，全国石油剩余经济可采储量亿吨，天然气剩余经济可采储量万亿立方米，煤炭1145亿吨。2006年我国能源产量中，石油亿吨，天然气586亿立方米，煤炭生产量突破24亿吨。如维持现在的产量，石油仅11年、天然气42年、煤炭48年供生产之用。 上面的数据令人担忧。因此，探讨新形势下如何解决我国的能源问题，以及处理好和平发展与能源需求极速增长的关系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能源形势严峻下的中国和平发展 (一)和平发展必伴随着能源需求的增长 过去100多年里，发达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化，消耗了地球上大量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资源。当前，我国也正在步入工业化阶段，能源消费增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能源消耗也在高速增长。我国2002年和2003年的能源消费分别增长％和％，2005年和2006年，这些数字分别为％和％。近几年，我国能源消费增幅虽然出现放缓的迹象，但依然占到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一半以上。 另外，中国电力联合会最新发布的一项预测显示，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继续持续较快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都使能源需求在未来几年保持增长的态势，未来三年，我国社会用能量消费将持续保持10％左右的增速。 (二)能源形势增加了和平发展的紧迫性 国际与国内能源形势的严峻性，成为我国和平发展的制约因素的同时，也增强了我国和平发展的紧迫性。从历史角度看，每一个国家的发展，特别是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国，都会伴随着能源消耗的急剧增长。现在的发达国家，能源消耗都排在前列，特别是美国，一个国家独占世界％的能源消耗。而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也不例外，2006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占世界总消费的％。等到我国工业化基本完成的时候，鉴于我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多，那时我国能源消费肯定会占世界总消费的30％以上。可以预见的是，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能源消费不断快速增长的过程。而我国能源储量少，不可避免地会对国际能源资源有非常大的依赖，2006年，我国石油的依存度已达到47％，并且肯定还会不断地增长。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早就已指出，21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从能源的角度看，几十年后，能源将成为稀缺资源，将使得能源价格奇高，而对国外资源的高依存度，将使得能源问题成为阻拦我国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 另外，假设我国不能有效抓住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一战略机遇期，而让其他国家，特别是让某些人口大国抓住，那等他们崛起后，其能源消费将占世界总消耗的30％以上。而世界能源的有限性(除非有革命性的能源出现，如聚合反应的实际应用，但现在看来还非常遥远)，就潜在地排挤了我国发展的可能性。 三、和平发展下的能源解决方案 (一)摒弃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国家崛起”道路 近现代世界大国的发展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一部战争史和自然资源的掠 夺史。从近现代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国的兴衰，都与战争和扩张有关。一个后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会选择通过战争的方式来改变原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但是自二战以后，整个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国的崛起不一定要通过战争扩张的方式。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和潮流，一个后兴大国的崛起，最终还是要靠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力量去赢得世界的尊重。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选择，就是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 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决定了我国必须摒弃历史上列强靠武力掠夺其他国家资源的能源解决方案，而应该立足国内资源，优化能源结构，合理利用国外资源，走科学能源解决之路。 (二)优化能源结构 在我国能源探明储量中，煤炭占94％，石油占％，天然气占％，这种“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特点，决定了我国能源生产与消费以煤为主的格局将长期难以改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2006中国煤炭消费量比2005年有所减缓，但增幅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为％，占世界煤炭消费增长的70％多，从绝对数量来看，占世界煤炭总消费量的％。 2007年我国煤炭生产超过24亿吨，接近我国煤炭生产的极限。前几年不断迭出的矿难，就与我国煤炭企业的超负荷生产有关。煤炭的大量使用，还直接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时，这种不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也给交通运输系统带来压力，造成全国性的煤电油运紧张。因此，从长远看，必须对我国的能源结构进行优化。 1 适当降低煤炭消费，提高天然气的消费比例。2006年我国进口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折合标准煤)亿吨，我国石油进口量占能源进口总量的％，煤炭占％，天然气占％。2005年我国天然气进口量仅占世界天然气贸易量的％。我国没有充分利用国外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天然气进口在我国能源进口中所占比重过小，这与我国能源贸易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天然气是一种清洁能源，燃烧后所产生的污染很少。适度增加天然气的消费比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煤炭和石油的消费压力，对减轻环境污染和提高石油消费的安全性有重要意义。俄罗斯和中亚地区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这对增加天然气的进口有一定的条件和保障。 2 大力发展水电。水电资源是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我国虽然储量丰富，但开发不够。最新统计资料表明，我国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为亿千瓦，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为亿千瓦，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为亿千瓦。而我国目前的已开发容量仅为经济可开发量的25％，开发程度很低，与美国(82％)、法国(80％)、加拿大(65％)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我国再开发出2亿千瓦水电，是完全有可能的。另外，我国在水电方面技术成熟，在坝工与水电站建设方面居世界领先水平。水电虽然存在着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等缺点，但与火电相比，对环境的破坏小、运行成本低，并且还附带有防洪、航运等效益，应优先发展。 3 加强发展核电。目前，全世界已经有400多座核电站，正在给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和火电价格不相上下的核电，总装机容量为亿千瓦，年发电量占全世界总发电量的17％。其中，法国核电装机占其国内发电总装机容量的78％，日本核电装机占其总装机的36％，美国核电装机占其总装机的20％，韩国核电装机占其总装机的42％，而在中国大陆仅占％。再从绝对数量看，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只有美国的1/15，法国的1/8，日本的1/6，韩国的1/3。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核电比例及核电容量都还相当小，应该加强发展核电，特别是我国煤炭产量接近极限、水电储量一定的情况下，我国未来能源很大比例还需要核电来填充。国务院通过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中明确指出，核电将成为我国解决能源短缺和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规划到2020年我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在建核电容量将达到1800万千瓦。 4 其它可再生能源。其它可再生能源还包括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这些资源潜力大、环境污染低、可永续利用，是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能源。我国2/3的国土面积年日照小时数在2200小时以上，年太阳辐射总量大于每平方米5000兆焦，属于太阳能利用条件较好的地区。据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估算，我国陆地10米高度层实际可开发的风能储量为2，53亿千瓦，近海地区可开发风能储量为7，5亿千瓦，共计10亿千瓦以上。风能资源丰富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及附近岛屿和我国的三北地区。但我国的风电产业发展相对落后，2006年，德国、西班牙、美国、印度、丹麦发电装机容量继续保持前五的位置，分别占全球份额的％、％、％、％、％；中国超越了意大利和英国，以2604MW的装机容量和％的份额名列第六，但仅有印度的1/。 可再生能源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在满足能源需求、改善能源结构、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已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还很低，技术进步缓慢，产业基础薄弱，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行优惠的财税、投资政策和强制性市场份额政策，鼓励生产与消费可再生能源，提高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我国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应用，近年来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取得长足发展，以年均超过25％的增速成为能源领域增长最快的亮点。随着技术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可再生能源在保障能源供应、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合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 (一)立足国内解决能源需求 首先，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在能源方面能基本维持独立，如果大量依赖国外，则很容易受制于人，这点在铁矿石进口谈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国内铁矿石需求过大，国内难以满足，大部分依靠国际市场。虽然我国是铁矿石的绝对进口大国，但却没有定价话语权，价格只能任由国外垄断集团随意涨价而苦无对策。作为能源大国的俄罗斯，则以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为武器，对其邻国乃奎欧洲施加影响，扩大其战略影响力。可见，石油、天然气等战略性资源，事关国家经济、军事安全，如此大量依靠国外，则国家外交，甚至国家独立都难以保障。特别是对我国来说，从中东、非洲的能源进口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能源安全性也要求立足国内解决能源问题。 其次，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对来说还没有足够的国力来大量进口能源。从未来发展看，我国国内能源供应潜力仍很大，我国未来能源需求还是主要依靠国内供给来满足。煤炭资源相对丰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是我国能源的基础。应通过大力发展煤炭清洁利用和煤炭液化，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和对石油的依赖。虽然这样仍难以完全满足国内的能源需求，但只要保证了能源的供应主体，就极大地提高了我国能源的安全性。 (二)合理利用国外资源 解决我国的能源问题要立足于国内，但也要扩大与世界其它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合理、适时、适度地进口相应的能源，以保障国内的能源需求。 国际煤炭供应充足，价格稳中有降，可适度增大煤炭的进口。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采用水陆从国外进口煤炭，可以降低从内地陆路运输的费用，也可以就此减轻运输系统的压力。 我国石油供应相对不足，较大部分缺口还需要国际市场来满足。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很容易影响中国油品以及相关生产资料的价格，甚至影响整个价格的波动趋势。因此，我国应尽快建立相关的石油战略储备，以提高石油供应的安全性。 我国政府已决定建立石油储备来应对突发事件，规划到2010年建成相当于30天进口量的战略储备规模，也有专家建议应增加到90天进口量的战略储备规模。具体需要多大的规模，其实，这里面有个储备成本和费用的问题，即石油储备的运营是有成本的，如储备的建造、运行管理、安全维护等。美国的储备主要集中在沿墨西哥湾的天热洞穴里面，维护成本比较低，而我国为储油罐方式储油，运营成本相对较高。对此，我国可以加强石油领域内的勘测，对于一些勘测成熟并易于开采的油田，可不急于开采，而作为天热储备，这样既可起到储备的目的，又几乎无需承担储备费用。 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能源供应的增长是有限的，并且代价高昂，单纯依靠增加能源供应很难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因此，节约使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我国缓解资源约束的现实选择 在能源利用效率方面，我国的能源消耗仍与世界先进水平甚至世界平均水平有着较大差距，总体上还没有走出以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粗放型扩张和外延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目前仅为33％，比发达国家落后20年，相差10个百分点。我国的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上较高的国家之一，每千克标准煤产出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元，而日本为美元，世界平均值为美元。 在非工业能源利用方面，我国也有很大的节能潜力。在建筑能耗方面，高耗能建筑还占相对大的比重，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节能家用电器、高效灯具的普及率也不高；在生活中有些人的节约意识淡漠等。 从能源需求侧管理的角度上讲，节约能源要比增加能源生产更有效益。国外的实践表明，每节约l千瓦时电量的投资，约占1千瓦时发电成本的40％；每节约1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的投资，只有不到新增1千瓦容量造价的20％。同时，还可以减少资源消耗，减轻交通运输压力，减小环境污染，具有多方面的综合效益。 只有坚持能源开发与节约并举、节约优先，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鼓励节能技术研发，普及节能产品，提高能源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能源效率，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能源问题。同时，稳定了我国的能源形势与安全，对降低世界对我国能源需求的恐惧心理，驳斥海外部分媒体别有用心炮制的所谓“中国能源威胁论”，减轻我国和平发展的阻力，具有极其重要战略意义。 六、结论 1 依现有储量和开采速度，常规能源将在几十年后耗费殆尽。世界能源形势严峻，而我国的能源形势则更不容乐观。 2 严峻的国际国内能源形势，更增加了我国抓住机遇，加速发展的紧迫性。从能源的角度看，丧失目前的机遇，有可能永远失掉了发展的条件和机会。 3 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不允许我国采用武力，靠国外强夺来解决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能源问题；只有通过优化我国的能源结构，合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才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现实办法。 4 我国能量利用效率低，有较大的节能潜力。并且，从根本上讲，节能降耗，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既是我国缓解资源约束的现实选择，也是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解决能源困境、实现和平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查道炯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中国的能源安全[J]国际经济评论,2005,(6)：28-32 [2]李世泽比较法视域下的能源战略与能源税改革[J]，改革与战略,2007,(2)：56-59 [3]吕庆广大国崛起的类型学分析——兼论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可行性[J]江南大学学报,2006,6(1)：11-17 [4]史丹，我国能源经济的总体特征、问题及展望[J]，中国能源2007,29(1)：5-12， [5]张磊，郑丕谔，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6,(1)：17-19。
在世界金融危机肆虐，国际格局大变动，国际秩序大调整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和能源企业利用时代发展的新机遇，化解国际社会出现的新挑战，能源外交有声有色，能源国际合作取得重大进展。总结今年中国能源外交面临的新机遇新形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金融危机对部分能源资源国造成严重冲击，资源国的强势地位相对下降。发端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经济体生产大幅下滑，东欧、独联体等国家经济增长也急剧减速，就连新兴发展中大国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世界经济的大面积滑坡导致国际市场石油需求明显下降，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供大于求的情况。与此同时，多个资源国的金融系统陷入困境，投机大宗商品的风险增大，利润减少，致使金融资本大规模抽离石油市场，国际油价波动幅度明显加大。能源金融因素的重大变化导致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能源资源国出口收入锐减，同时，由于能源资源国一些大型国有公司，近年来盲目借贷扩张，特别像俄罗斯这样独立的石油输出国，巨额债务缠身，在石油出口收入锐减的情况下，资金链发生断裂，因而陷入严重的资金短缺危机，导致开发投资萎缩，剩余产能减少，股值大幅贬值，有些公司为了还债不得不压价出售资产。虽然最近两个月国际油价大幅反弹，但能源界普遍认为，这种反弹并非供需失衡所致，事实上，石油供应和需求库存等仍然温和看跌，本轮反弹实际上是投机资本在对世界经济危机即将触底反弹的过分乐观预期趋势下，看涨石油期权重返国际石油市场，以及美元贬值等因素所导致的。专家预测，今后一段时间，国际油价仍有可能继续走高，但持续高涨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世界经济是否已经见底，能否避免长时间的谷底徘徊，现在很难预料，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加强对金融投机监管的呼声高涨，投机资本兴风作浪的空间明显缩小，国际石油市场再次出现剧烈震荡的危险性有可能降低。上述情况导致能源资源国在近年高油价条件下不断强化的强势地位明显下降。尽管我们不能说现在的国际石油市场不再是卖方市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后一段时间，资源国要回复上年咄咄逼人的气势十分困难。这种情况显然有利于能源消费国的能源安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充分利用充足的外汇储备，以及深化国际能源合作，一方面大幅提升了国家的能源安全水平，另一方面给资源国能源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也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中国的举措，具有双赢和多赢的性质，这是新的形式第一点。第二，气候变化问题凸显，成为国际合作的新焦点。与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几乎同时，国际社会对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视大幅增高。气候变化成为大国关系、南北关系的重大课题，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新焦点。世界各国节能减排的呼声强烈，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寄予厚望。因为温室气体的排放，80%都跟人类能源活动密切有关。所以，世界各国都把应对气候变化的关注重点放在了采用节能技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上，放在了开发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能源问题上。于是，一场新的能源革命，一场低碳经济革命，一场绿色产业革命蓬勃兴起。在这场革命中，美国奥巴马政府率先推出了能源新政，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主要经济体刺激经济计划也都高度重视能源产业结构的调整。无论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能否就减排量化指标问题达成妥协，它对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发展都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不久的将来，新能源完全可能以人类意想不到的速度取代世界经济对一次能源的部分需求，我们可以设想对石油等化石能源的需求即使减少百分之十几，也不会对国际石油市场产生极大的冲击、极大的震撼，从而可能大大缓解石油供需的矛盾，引起国际能源格局的重大变化。这种情况有利于世界能源的安全，对能源需求大国中国来说，更是一种福音。中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能源成本因此有望大幅降低，如果中国能在新能源革命中争取到主动，国家的能源安全受制于他人的状况会得到实质性的改变。第三，中国的崛起势头强劲，应对危机表现突出，在国际能源关系中地位有所增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能源需求持续旺盛，中国在国际能源领域必将继续占据战略买家的地位，任何国际能源主体都不能不重视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从而渴望大幅度扩展中国的能源外交空间。中国的外汇储备充足，世界主要能源国普遍看重中国的投资能力，这种情况有望为中国增强在国际能源市场地位，加强以资源国在能源金融领域的合作创造新的条件。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措施坚决，化危为机，成效显著，表现突出。有望率先走出危机，而率先走出危机赢得的主动地位，有望为中国对国际能源关系的运筹提供有利的支撑。中国的国际地位快速上升，世界普遍看好中国，重视发展对中国的关系，有望大幅增强中国在现行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为中国开展更具活力的能源外交提供新的依托。上述这三个方面的有利因素对中国能源外交的运筹已经并将继续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建立，商业石油储备的充盈，能源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海外资产并购力度的加大，陆上油气管道建设的突破，长期石油供应合同的签订，能源领域全面合作的战略都是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发生的。然而，我们在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必须重视不利因素的存在。例如：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境外能源资源的依赖度还在增大，至少在2030年对化石能源的需求难以减少，势必影响到国家能源安全的维护。再如，中国在能源金融领域的运筹能力有限，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投机资本操纵能源市场方面缺少经验。势必增大中国维护能源安全的代价和成本。还有，中国在现行国际能源秩序中可能长时间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中国维护能源安全可能面临着重重困难。基于以上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分析，我认为中国能源外交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新的努力。首先，要加紧后金融危机时期能源战略的谋划。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受到的冲击相对较轻，应对危机的思路对头，措施得力，因而完全有希望率先赢得走出危机的先机。充分利用这一先机的前提是，切实做好具有前瞻性的后金融危机时期的能源战略谋划。要分析金融危机对世界能源形势的影响以及危机过后我国在世界能源格局地位中可能的变化，既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又要立足于现实国情，既要确立明确的战略目标战略战略布局和战略重点，又要制定各领域各阶段实施方略和具体举措，从而指引各个能源合作主体开展纵横捭阖的能源外交，深化多方位的国际能源合作，特别下大力推动我国周边区域和次区域能源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其次，要大力推动新的国际能源金融秩序的形成。在推动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能源秩序形成方面，特别要关注国际能源金融秩序，要充分认识金融因素对国际能源关系的重大影响，研究这种影响，寻求利用其积极方面规避其消极方面的有效途径，建议从扩大本地结算比例入手，逐步形成新的一揽子货币结算体系，充分利用外汇储备充足的优势，加大对境外资源开发、周边油气管道建设的投资力度，贷款换石油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第三，要力争在绿色产业革命中走在世界前列。新能源技术是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技术，是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经济繁荣的重要引擎，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钥匙。谁率先掌握了新能源技术谁就有希望占据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成为世界经济革命的领头羊。我们应当从本国国情和长远利益出发，采取积极而又稳妥的措施，争取在这项革命中走到世界的前列。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继续重视传统能源安全问题。在新能源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在中短期内难以规模化利用的情况下，我们对一次能源的利用难以有实质性减少。因此，必须抓住后金融危机的有利时机，强化国家的传统能源安全，与世界主要油气资源国建立更加广泛的战略合作关系，尽可能多的并购油气资产，以确保我国长期而又稳定的油气供应，同时，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能源资源的战略属性日益突出，国际能源合作越来越离不开外交运筹，离不开对对象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安全环境等宏观环境的研究，以及机动灵活的外交运筹。
10篇太多了，再说你也没留联系方法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一、引言
30多年来，我国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总方针的指导下，依托“宣传 教育 为主，节育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的工作 方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总体而言，婚育新风已牢固扎根于人民心中，少生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发展的必然，优生成为广大人民特别是已婚育龄人群的共同期盼和追求。这些具有转折意义的思想客观共同组成了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固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它潜发性地要求我国现行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必须与时俱进，由兼顾全面，重点解决人口数量问题向优化出生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迈进。
二、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所历所思
符合政策生育率是衡量地区性计划生育水平的重要目标。过去，在人民生育观念十分落后的背景下，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政府不得不采取多种形式的行政手段，即所谓的“土办法”。这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土办法”曾为推进计划生育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现在，随着和谐社会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面对违规违法生育行为，基层工作人员能够做到的主要是生育前的宣传教育和生育后的依法行政(即征收社会抚养费)，而后者在具体执行中绝非易事。随着人口流动的日益社会化，从取证到立案到依法征收，这一过程必须事实清楚，程序到位。其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以达到遏制政策外生育的效果。同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避免恶性案件的发生，在征收过程中，面对特困人群，又不得不缓征，少征，甚至是事实上的免征。
为了鼓励按政策生育行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奖励 措施 。如：针对计划生育户的奖励抚助金，中考、高考加分，农村合作医疗减免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及实施确实对广大育龄人群起到了较好的引领作用，但同时，必须看到在实施这一系列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从制度的设计上，为了保证计生奖励抚助金发放的准确性，要求对每一位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60岁左右的对象进行深入调查，其取证材料涵盖与对象面对面的询问笔录，背靠背的旁证记录，村民代表大会记录，村级、街(乡)镇级、区(县)级证明或案查，表格材料达十份之多。
笔者曾在参与此事时，目睹农村老人为了享受到每年近1000元的抚助金，不得不陈述自己年轻时在婚姻，生育方面的种种无奈和尴尬，每每想起，仍然觉得心中隐隐作痛。笔者不断 反思 ，政府设置奖励抚助金利于民情，示范他人，为何非要强调婚后未生育者或婚后不能生育者就不能享受呢?要知道，这本身就是对象户心中的伤疤。为了证明事实的真实性，为什么要制定出那么多的表格材料?这其中很多材料除了增加基层劳动量和行政成本外，并无太多益处。笔者认为，为了达到奖励抚助所带来的示范效应，确需调查对象户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但无需过多地究其原因。即便需要追求其准确性，也无需自我设置层层障碍，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完全可以简化程序，分级负责，事后追责，并依据事实取消不合理的享受资格。
为了控制政策外生育行为，我国长期推行行之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上环和结扎曾经是控制违法生育的重要手段。现在节育意识已深入人心，选择不同的节育方式更是家喻户晓。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将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作为一个指标下达给基层。卫生计生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宣传引导来实施。节育既是工作需要同时也是育龄人群生活的需求。本来可以顺流而下的事情何苦要逆流而上!
为了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已明文规定：户籍地与现居住地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要求户籍地与跨地区流动的现居住地同为主管，同时上报出生人口。户籍地必须掌握外流人群的婚姻状况，怀孕状况，生育情况，节育情况并实行跟踪管理。这其中的硬指标，一是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二是孕情上报及时率，三是符合政策生育率。人口的自然流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问题是，户籍地特别是位于山区的户籍地政府，要及时掌控流出人口特别是长期流出且流入地较远及随意性较强的流出人口的计划生育信息何其难!要实行跟踪管理何其难!户籍地村(居)委会为了掌握信息，达到跟踪管理的要求不得不随时捕捉流出人口的返乡时机，有时踏着红线利用村规民约在为流出人员出具证明，落实农村优惠政策时设置关卡，虽能起到一定效果，却使干群关系紧张，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再者，户籍地为了落实跟踪管理责任，不得不经常组织专班跨区、跨市、跨省外出，在付出较大的差旅成本消耗后，往往效果欠佳。目前，国家正在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居住证将代替户口本。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将成为平等国民待遇，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引擎，而卫生计生部门理当顺势而为，不断优化管理方法，为推动计划生育管理方式注入切实可行的新动力。
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计划生育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功不可没。1979年以前，我国由于未能推行计划生育国策造成了重大的人口失误，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负担沉重，举步维艰。目前，人口计划生育的内在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位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将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到大人口的范畴内去权衡。
三、对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建议
1、权衡人口总量
笔者生于20世纪60年代，有兄弟姐妹4人，那时正是我国人口生育高峰期。笔者本人育有一女，现年21岁，正处于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阶段。这种生育现状是同龄城镇人口生育状况的缩影。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后代绝大部分都将自觉地晚婚晚育，主要原因不是生存的压力，而是教育、就业、创业所需要的时间量及对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所需要的时间量共同决定的，这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并大有延续趋势的事实。这一现实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忧虑：一是将来在我们后代的人群结构中，含农村青年，能够为我们整个社会提供多大比例的一线劳动者?二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青年一代组成家庭后将同时赡养几位老人?这也许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负担，但可以肯定地说是年轻一代精力上和精神上的压力。而这些问题依靠正在完善的养老体系恐难以解决。我们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人民将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物质世界和感情世界中?这些问题即便要解决，依据人口出生及成长的周期性，仍需将近20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缓解。三是年轻的独生子女们，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唯我独大，尽管接受了丰富的 文化 和现代科学技术教育，面对国防需要和社会前进的种种艰难险阻，他(她)们所具备的应对心理、能力和素质实在堪忧。
在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第二胎;生育一个女孩后，可再生育一孩。这样的生育政策初衷是充分考虑到了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需求，解读时不应该带着片面的观点和歧视的眼光。但相对城镇人口而言，农业人口中尽管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政策外生育行为，当今的农业人口依然处于低生育水平。究其原因，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坚持：适龄人群得到了较为便利的节育手段;政策外生育给适龄人群带来的生存压力;征收社会抚养费所产生的社会辐射力。二是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广大农村青年更大范围地接受了现代文明所传播的新的生活观、工作观和生育观。新一代广大的农村青年，也许仍怀着生育二胎的意愿，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极少比例的夫妻想生育3个或3个以上的孩子。
值得关注的是，生活在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从心理素质，吃苦精神，奉献担当上都普遍强于独生子女。在几年的征兵工作中，笔者也注意到，愿意入伍并且能安于部队的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多子女家庭，他们正承担着高难度高风险的国防重任。
为了督促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共同管理流动人口，对于新出生人口，计划生育部门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两地共同管理，均需上报。但这不仅在客观上增加了户籍地掌握孕情，跟踪服务，控制政策外生育的难度，而且，由于现居住地在迎检时可以采取一赶了之的手段，躲而避之的办法，实际上弱化了现居住地的管理服务责任。再者，双边统计上报给新生人口造成的数据上的增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2、权衡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的权衡不仅要从目前的老、中、青、幼人口构成及其走向来考虑，还要考虑到目前的青年人口性别比例及新生儿性别比例。我国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是比例已经过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已经失调并将更加失衡的青壮年人口。这必然导致一线的财富创造者、社会高难责任承担者日益不足，人民生活压力、情感压力日益严重以及婚姻需求严重失衡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问题的双重压力下，该如何应对呢?从双独生育二胎到单独生育二胎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较大调整，这确实考虑了国情，顺应了民意。
值得注意的是，单独家庭生育二胎政策的放开，并没有迎来新的生育高峰，相当比例的家庭放缓了生育二胎的步伐或者说准备放弃生育二胎的权利。这一现象说明了人民生育观的巨大改变，多子多福，传宗接代不再是社会生育观的主流思想。人民群众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地成长，受到较好的教育，有较好的工作，较好的生活。也许，许多家庭仍然期望能够生育两个孩子，但同时，男女平等、女儿也是传后人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当然，这还得依据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真实调查和科学论证。而若此判断正确，则应该果断加快二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进程。权衡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的利弊，既要从理论上考虑它对人口总量的影响，也要从现实的单独二胎生育政策放开后所掌握的数据中作出分析和评估。
同时，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也是有效调整新生儿性别比例的需要。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一胎生育基本是自然生育状态，二胎生育时，大都考虑到了性别问题，这就导致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终止妊娠行为。目前控制新生儿性别比的主要做法是从药品销售到B超鉴定的严格管控，旨在通过严厉打击“两非”行为，消除选择性生育，达到自然生育的效果，这一观点是建立在自然生育就能使得性别比相对平衡的认识前提上的。
然而，它却忽视了这一认识的基点：大自然之所以能调节性别比，内在地要求一对夫妻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从人群总数而论，在生育第二胎时，大多会生相反性别的孩子。因此，可以认为正是目前的生育政策给新生儿性别比带来了巨大的负效应。在广阔的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这就自然地相对消减了女性基数而又增加了男性基数，而在生育一个女孩后，又会渴望生育一个男孩，姑且不论违法的选择性生育，就是自然的力量也会致使生育二胎时男性比例居多，这又在一个层面上增加了男性的基数。
客观的讲，生活在城镇的夫妻，在新生儿性别的问题上，大都心态平和，顺其自然。综合农村、城镇及“超生”因素，目前一对夫妻平均约生育了个孩子。从科学角度出发，一对夫妻平均生育个孩子，才能有益于性别比的基本平衡。根据专家预测，即使我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平均一对夫妻也只会生育个孩子，这无疑只能有限地对我国新生儿性别比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问题上，严厉打击“两非”只是一种战术行为，然而，再完美的战术也不能从根本上弥补战略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漏洞。
过去，我们没有遵循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致使人口盲目过快增长，犯下了难以挽回的错误。今天，在看到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给我国带来少生4亿人口辉煌成就的同时，如果看不到人民生育观念的巨大改变所蕴藏的稳固低生育水平的内在保障力，看不到人口政策的适度变化对于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化解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调，劳动力不足的现实性和潜在性的矛盾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许我们同样会犯下历史性的重大错误。人口问题是战略问题，必须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战略范畴内去思考，去设计。
3、权衡人口素质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不仅能大范围地化解计划生育的节育目标，还能大范围地化解孕情跟踪管理、社会抚养费征收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切实将从事人口计生工作人员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宣传教育，优质服务上。人口素质事关民族前途命运，优生工程是人口素质保障的第一步，孕前优生检测又是优生保障的前提条件。
现在，上级部门将孕前优生检测指标当任务下达给下级，然而，在操作过程中至少存在着如下弊端：第一，指标本身仅要求孕前检测，忽略了孕中检测;第二，检测必须到户籍地的区级计生服务站完成。由于大量的育龄人群外流，致使户籍地街、乡级计生部门组织困难，成本投入较大。由此可见，我们所追求的优生在实施过程中并不完善。卫生计生资源的整合从客观上为优生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更强大的组织保障和技术支持，国家免费的优生检测利国利民，本应得到广大育龄人群的积极响应，但实际效果欠佳。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笔者认为主要矛盾存在于目的与手段的脱节，没有解决好群众“一步之遥”的问题。上级部门开展工作已经习惯于下任务、下指标，让基层不计成本东奔西走，让群众不辞辛劳来回奔波。
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卫生计生部门必须探索打破户籍障碍，以流畅便捷的工作方式，让育龄人群满怀喜悦，满怀期盼地走最短的路程，既能获取他们想要的孕育结论，又能获得新生儿成长所需要的卫生计生关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法宝。人民群众期盼后代一生下来就聪明健康，而孕前优生检测和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正回应了这一期盼。如何到群众中去，将这一事关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好事做好，除了必备的技术到位，手段到位外，其操作过程的科学化，规范化，简易化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只是简单地下任务给基层，让常住人口走较远的路程到达指定的监测点，让流出人口来回奔波回到户籍所在地的指定点接受检查，则组织者的难度，群众的辛苦度可想而知。
类似于这样的做法，还体现在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党的温暖阳光普照，上级主管部门如果只是采取任务下派的方式来安排工作，解决问题，基层政府不堪重负不说，“小政府，大作为”又将如何体现?更主要的是一系列的利国惠民政策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程才能到达群众的面前。信息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让人民群众知道惠民政策不应该是一件难事，难就难在相关主管部门是以怎样的责任担当，以怎样的行事方式拉近政策的执行与群众的距离。社会管理是一个大课题，社会管理进步又将从更深层面上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抱怨群众不领情，而要自我查找原因，不仅要从目标正确性的角度，还要从目标运行方法的角度去认真审视。运行方法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是战术手段，战术手段的好坏以及运用战术手段的人的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影响着战略目标的实现。
多年以来，就提倡计生工作必须由行政型向服务型转变。我们要向广大育龄群众提供避孕节育服务，生殖健康服务，优生检测服务，出生缺陷干预服务以及抓好诸如计生奖励抚助金等各类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的落实。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必须时刻反问自己，人民群众觉得满意吗?笔者认为，优质的服务至少应具备如下特性：
其一，掌握了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要求，不是大且泛，而是精且准。既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避免意义不大的资源消耗;
其二，优良的切实可行的落实方案。优良要体现目标的明确性，安排的系统性和服务人员对所提供服务责任的担当性。可行性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得到服务的路径是坦途而不是征途。要做好一件事情，必先事前调查其要素，把握其规律。有的事情确需责任分解，分级负责;有的事情也需责任分解但上下主次不同;有的事情无需责任分解，完全可以利用事物本身具有的正能量所产生的向心力由高至低，由低到高形成互动，直达目标。
在目标决策的过程中，需要信息互动，上下互通以达成决策效果，而决策形成后，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执行力。在很多时候，我们为人民群众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时，不是人民群众不积极响应，而是人民群众在响应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太多的无奈和艰辛。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不仅需要从群众中来，真切地了解群众的心声，更要知道怎样到群众中去，让群众所享受的服务更轻松、更舒适。
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三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矛盾，又共为一体。它就像三个支柱共同支撑着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因此，人口的战略决策既要保证三个支柱个体坚挺，又要保证三个支柱在正确的方向，恰当的位置;既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又保证人的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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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给你参考的网站 其中一篇，你要那10篇自己去下载去。就上面的网站，在侧面是另外9篇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 一、引言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亿老年人口和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甚至于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到2000年的，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岁上升到2050年的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1987年又回升到；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左右，高的高到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